从长远来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特权及国际体系的操纵，将愈发增强其他国家摆脱美国权力与相互依赖网络机制的动机。与此同时，遏制冲突和创造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把经济全球化作为谈判武器使用的做法，使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度广受诟病。经济制裁、增加关税和限制对美元所得，一直以来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这些手段时不受任何盟友、机构及规则的约束。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军队和航空母舰，还来自于它作为支撑全球化网络的中心节点地位。"这种企业化的理念和标准化的融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增强了美国的实力。" 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并且正在侵蚀美国最宝贵的国际政治资产——国际地位的合法性。"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操纵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美国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曾利用石油禁运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罗伯特·基欧汉和我共同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了，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权力来源，可以被加以操纵的诸多方式。但同时，我们也警醒世人，短期的收益有时会转变为长期的损失。例如，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限制美国大豆出口，希望暂时借此抑制通货膨胀。但从长远来看，巴西的大豆市场因此迅速扩张，并与美国生产商开始分庭抗礼。

　　不得不承认，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但造成商业供应链大规模中断，乃至形成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影响将会持续多久，以及最终将付上什么样的长期代价。

　　即使其它国家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美国所构建的相互依赖网络，但从长远来看，毋庸置疑，它们这样做的动机将会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缓解冲突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秩序不仅仅取决于权力的平衡与稳定，同样也取决于各机构所共同构建的合法性意识的强弱。特朗普对相关的经济行为体作出回应，或许是正当的，但他不顾忌美国的同盟及国际机构所需付出的代价，而一意孤行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独断’的执政手段，同样削弱了他在伊朗和欧洲地区问题的政策效应。

　　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满足了人们对地区稳定的期盼，而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存在，则使得国际安全度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们同时也创造了财富(尽管利益往往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稳定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可能要直到金融稳定、危机消失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无论是本土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如何抵制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共同议题。(就像温室气体和流行病是全球共同议题一样);不以政治边界为界——民粹主义者的政见与偏好、特朗普对科学和常识的轻视，以及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做法是一致的，但与万有引力的物理定律并不相容。

　　各国行为体将愈发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框架，以加强在利用海陆空领域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方面的合作。将这种框架称为"自由国际秩序"无疑会产生误解，极易把促进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构建全球公共产品及框架混为一谈。中美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个开放的、有序的体系来管理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的非传统执政风格和打破规则、摒弃旧制的意愿，将在半岛核武、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问题上为美国赢得重大的收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权地位，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从长远上来看，使用这种“粉碎”法所导致的制度建构成本，可能会削弱美国原有的实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终将证明，特朗普的做法日后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繁荣程度及生活方式上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从长远来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特权及国际体系的操纵，将愈发增强其他国家摆脱美国权力与相互依赖网络机制的动机。与此同时，遏制冲突和创造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把经济全球化作为谈判武器使用的做法，使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度广受诟病。经济制裁、增加关税和限制对美元所得，一直以来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这些手段时不受任何盟友、机构及规则的约束。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军队和航空母舰，还来自于它作为支撑全球化网络的中心节点地位。"这种企业化的理念和标准化的融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增强了美国的实力。" 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并且正在侵蚀美国最宝贵的国际政治资产——国际地位的合法性。"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操纵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美国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曾利用石油禁运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罗伯特·基欧汉和我共同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了，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权力来源，可以被加以操纵的诸多方式。但同时，我们也警醒世人，短期的收益有时会转变为长期的损失。例如，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限制美国大豆出口，希望暂时借此抑制通货膨胀。但从长远来看，巴西的大豆市场因此迅速扩张，并与美国生产商开始分庭抗礼。

　　不得不承认，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但造成商业供应链大规模中断，乃至形成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影响将会持续多久，以及最终将付上什么样的长期代价。

　　即使其它国家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美国所构建的相互依赖网络，但从长远来看，毋庸置疑，它们这样做的动机将会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缓解冲突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秩序不仅仅取决于权力的平衡与稳定，同样也取决于各机构所共同构建的合法性意识的强弱。特朗普对相关的经济行为体作出回应，或许是正当的，但他不顾忌美国的同盟及国际机构所需付出的代价，而一意孤行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独断’的执政手段，同样削弱了他在伊朗和欧洲地区问题的政策效应。

　　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满足了人们对地区稳定的期盼，而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存在，则使得国际安全度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们同时也创造了财富(尽管利益往往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稳定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可能要直到金融稳定、危机消失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无论是本土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如何抵制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共同议题。(就像温室气体和流行病是全球共同议题一样);不以政治边界为界——民粹主义者的政见与偏好、特朗普对科学和常识的轻视，以及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做法是一致的，但与万有引力的物理定律并不相容。

　　各国行为体将愈发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框架，以加强在利用海陆空领域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方面的合作。将这种框架称为"自由国际秩序"无疑会产生误解，极易把促进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构建全球公共产品及框架混为一谈。中美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个开放的、有序的体系来管理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的非传统执政风格和打破规则、摒弃旧制的意愿，将在半岛核武、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问题上为美国赢得重大的收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权地位，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从长远上来看，使用这种“粉碎”法所导致的制度建构成本，可能会削弱美国原有的实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终将证明，特朗普的做法日后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繁荣程度及生活方式上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