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魔》中，通过小说人物卡尔马津诺夫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船要沉时，老鼠先逃”。这说的是俄国有钱人纷纷移民国外的社会现象，卡尔马津诺夫说，这些人“一年比一年多”。

　　这虽是句英谚，但也是俄罗斯较早的对移民现象的道德态度。《群魔》写作于1869-1871年间，那是俄国第一波移民潮兴起之际。1861年的大改革历史上第一次为俄国民众带来了迁徙自由。

　　陀翁当然可以将移民群体比作老鼠，但回到现实中，他恐怕无法回答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迁徙政策闸门刚一开启就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呢?那可是规模达到450万人的一波大潮(1861-1915年)。难道可以对他们统统进行道德诘责么?

　　或许，小说中被刻画为虚无主义典型的卡尔马津诺夫是对的，“这只是一种本能”。

　　(一)

　　这450万人的第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少数民族人群，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及德意志人。犹太人自18世纪末便遭遇反犹政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顾问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采夫甚至提出“消灭1/3犹太人、驱逐1/3犹太人和同化1/3犹太人”的疯狂计划，且得到采纳。从1881年开始的4次大规模迫害事件造成大批犹太人丧生及丧失财产。一战期间，德意志人失去了俄政府的法律保护，遭到大规模驱逐，其财产、土地被抢夺。1915年5月在莫斯科发生针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迫害，参与其中的排德分子达到10-12万人。

　　他们选择离开，当然是本能。

　　其实，少数民族离俄而去的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通过民族主义的肆虐，俄罗斯在努力从一个多民族帝国变为一个信奉“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国家。1917年沙皇倒台时，这一理想在政治上取得成果，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而去。

　　移民出去的少数民族去了别国落脚。按照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茨维·基特尔曼的研究，从1881年到1912年，共有19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他们中的84%去了美国，构成了约七成美国犹太裔移民群体。其余人基本都去了正兴起“犹太复国运动”的以色列。

　　显然，这是一段“此消彼长”的历史，俄国之所失成为美国、以色列之所得。

　　相较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俄罗斯，18世纪及更早时期尚只有帝国子民这一种身份认同的那个俄国更加包容，有能力团结其他民族甚至从外部吸纳移民。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曾签署命令，邀请欧洲民众赴俄定居，开垦那些尚无人烟的大片土地，大批德意志移民便由此而出现于俄国。更早的历史中，彼得一世通过北方大战占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从那里吸收了大批德意志人才，补充到俄国官僚体系内，为他的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

　　大批德意志军事人才在俄军中担任要职，比如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制定波罗金诺战役作战计划，帮助俄国战胜拿破仑的卡尔·冯·托尔。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将军群体中21.6%为德意志人。一战期间，俄军169名大将中有48名德意志人，371名中将中有73人，1034名少将中有196人。

　　所以，排犹、排德及波、芬、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给俄罗斯造成的现实及潜在损失可想而知。只是，俄罗斯人非要追求民族主义，不愿再做多民族帝国，那就必须承受这些代价。

　　(二)

　　在少数民族移民的这波大潮中，高级人才逃离俄罗斯的现象是很显眼的。比如1900年随父母离开俄罗斯，后来成为美国广播和电视事业先驱的犹太人大卫·沙诺夫;1869年到德国求学的著名女数学家科瓦列夫斯卡娅;1887年到德国任教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斯瓦尔德;生于基辅，于1906年移居瑞典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赖赫施坦因;1910年移居美国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塞尔曼·瓦克斯曼;最著名的自然是1867年生于华沙的居里夫人。

　　这些人基本都是俄国的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俄国逐步放弃多民族帝国框架意味着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则说明打开国门的俄罗斯难以避免地将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留住人才，这是关乎国运的问题。

　　但移民潮还是一波一波地席卷而来。1918-1922年，150万-300万人离开了俄国。他们当中有大批俄国文化精英。择其要者列举，诗人与作家蒲宁、纳博科夫、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巴尔蒙特、吉比乌斯、苔菲、库普林、扎伊采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画家科洛文、尤里·安年科夫;歌唱家夏里亚宾、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

　　再加上俄国贵族群体的集体逃离，俄罗斯因此而受到的文化和精神损失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估量的。幸运的是，由于苏联政府的重视，俄国大致保留了科技和学术实力，并且让其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和地方独立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俄国仍可能或慢性或剧烈地“失血”。

　　二战期间，70-100万人离开了苏联，原因是战争及其导致的领土变化。1948-1990年间，约50万人又在“冷战”条件下离开了苏联。

　　而民族主义问题并没有终结。失去了波、芬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仍保有一个多民族帝国的规模。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一个帝国的俄罗斯已经渐行渐远。1990年8月，已经明确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叶利钦开始巡访整个俄罗斯，并全程宣扬那句著名的“主权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另外一句话是：“俄罗斯再也不用向其他加盟共和国输血了!”

　　这话翻译过来，仍是“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俄罗斯还是不愿意跟自己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一起生活。这解释了苏联解体缘何可以如此和平。被民族主义肢解的历史进程，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南斯拉夫都先后经历过，在俄国发生的事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成了一个被拉长的过程。

　　(三)

　　早在一战之后，“帝国”便已几乎不再是大国的衡量标准。冷战时代，人们更习惯于称呼美国、苏联为“超级大国”。这反映的是国际秩序运行规律的变化。俄罗斯虽在20世纪失去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战略打击武器及远程投送手段的发展使得俄罗斯仍可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地缘威势。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美国著名“鹰派”麦凯恩感叹，1960年代被美国人赶走的俄罗斯人又回到了中东。普京依靠的，便是俄军的远程作战能力。

　　技术的进步使得俄国在失去了大片土地之后仍可保持影响力，“帝国”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有效，两次国家解体之失似乎因此得到了弥补。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又发现，这一点弥补根本不足以帮助他们战胜新时代的挑战。

　　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主政的两个时代后，俄罗斯在发展问题上交出的答卷是极为惨淡的。如今，在150个国家的排名中，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在第43位，联合国社会发展指数排在第65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排在第90位，卫生保健水平排在第119位，教育水平排在第30位。在全部国家中，俄科技投入只排到第26位，美中两国投入分别为其200多和40多倍。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俄仅排第21位，占总申请量的0.55%。

　　跟苏联时代比起来，这是一种塌方式的萎缩。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教育水平排在世界第3位。1964-1965年，苏联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已与发达国家比肩。此后，该数字持续降低，直到2012年才重新回到70岁水平上，而此时主要的欧洲国家已经达到81-83岁。

　　俄财政对教育和卫生的投入在所有国家中仅排在80-90位，这在经济层面导致“知识经济”发展始终不足。按照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格扬的估计，它仅贡献13%的GDP，而欧洲为30%，美国为40%。苏联该比例曾达到20%，与同期的发达国家比肩。眼下“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支撑着60-70%的经济增长，而俄罗斯的增长依然主要依靠工业。这意味着，欧美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而俄罗斯却依然处于工业社会。这种结构性的落后因为科教投入极低而缺少改变的希望。

　　甚至，已经有很多学者用“去工业化”来概括当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俄工业如今贡献30%GDP，这个概括或许并不夸张。

　　跟过往比起来，这是令人悲伤的变化。

　　很不幸，这番困窘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移民层面。苏联时代，人们的迁徙自由再次被限制，而随着苏联解体则又一次出现了大门的突然打开，就像1861年一样，历史开了一个小玩笑。根据俄统计署数字，从1989年到2015年，离俄移民总数为450万，恰与1861-1915年间那第一波数量相等。俄前财长库德林领导的智囊机构“公民倡议委员会”研究认为，真实数字很可能要高出数倍，因为各国官方公布的接收俄移民的数字往往是俄官方数字的好几倍。

　　而在这一波移民潮中，科技从业者的流失是最刺眼的。苏联政府留下并发展的俄国科技基础在苏联解体以后迅速流失，其规模是惊人的。

　　根据俄教育与科学部数字，从1989年到2004年，约25000名科学家离开了俄罗斯，约30000人在国外做过临时工作。俄罗斯科学院在去年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称，从2000年到2014年，俄基础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减少了约10000人，技术科学领域从业人员减少了约20000人。这其中，移民离开或赴国外从事中短期研究合作者为大多数。这些还只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被认为要高出数倍。

　　俄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柳德维格·法捷耶夫2014年称，研究所本有70名博士，但其中40名都已先后移民国外。这是俄罗斯科研机构这些年的常态，眼下俄政府对各科研院所只提供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工资支出占到其中的70%-80%，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去购买实验设备及原料。

　　待遇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去年，俄《商业咨询报》专文探讨了该问题，援引时任俄科学院主席福尔托夫的话称，从2013年起，学者、科技工作者移民离开俄罗斯的潮流又开始抬头。文章还揭露了俄科研领域的“潜规则”，项目资金的5%用于学者的研究工作，5%用于发工资，剩下的90%则由项目主管部门官员拿走，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给项目设置障碍。

　　这篇文章刊发后立即被俄科学院转载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人才的外流只是问题最为突出的层面，资本、年轻人口等许多资源都在后苏联时代源源不断地向外流动。“石油盛宴”过后的俄罗斯经济如此困窘，与苏联解体后的这个慢性“失血”过程直接相关。

　　历史地看，当下俄罗斯与沙俄、苏联比起来，其萎缩程度是极为明显的。如果说在地缘和军事上它尚维持着大国地位，那么在知识、经济、文化、国际规则制定等领域它已是二流乃至三流国家。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家解体进程以及数波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诠释了俄罗斯是如何萎缩的，它们与俄发展层面的实际表现构成了因果关系。无论对俄制度、政策层面做何种分析，一个非常直接的规律都已显现出来：每当俄罗斯真正获得迁徙自由，总会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和资源流失，而沙俄及苏联时代国力增强时，往往都是执政者禁止民众自由迁徙的时代。

　　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但打开国门便意味着“失血”，这说明俄罗斯国内秩序变化始终不能与外部世界同步。不得不说，这提供了思考俄罗斯问题的某种启示。

 　　在《群魔》中，通过小说人物卡尔马津诺夫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船要沉时，老鼠先逃”。这说的是俄国有钱人纷纷移民国外的社会现象，卡尔马津诺夫说，这些人“一年比一年多”。

　　这虽是句英谚，但也是俄罗斯较早的对移民现象的道德态度。《群魔》写作于1869-1871年间，那是俄国第一波移民潮兴起之际。1861年的大改革历史上第一次为俄国民众带来了迁徙自由。

　　陀翁当然可以将移民群体比作老鼠，但回到现实中，他恐怕无法回答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迁徙政策闸门刚一开启就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呢?那可是规模达到450万人的一波大潮(1861-1915年)。难道可以对他们统统进行道德诘责么?

　　或许，小说中被刻画为虚无主义典型的卡尔马津诺夫是对的，“这只是一种本能”。

　　(一)

　　这450万人的第一波移民潮主要是少数民族人群，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及德意志人。犹太人自18世纪末便遭遇反犹政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顾问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采夫甚至提出“消灭1/3犹太人、驱逐1/3犹太人和同化1/3犹太人”的疯狂计划，且得到采纳。从1881年开始的4次大规模迫害事件造成大批犹太人丧生及丧失财产。一战期间，德意志人失去了俄政府的法律保护，遭到大规模驱逐，其财产、土地被抢夺。1915年5月在莫斯科发生针对德意志人的大规模迫害，参与其中的排德分子达到10-12万人。

　　他们选择离开，当然是本能。

　　其实，少数民族离俄而去的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通过民族主义的肆虐，俄罗斯在努力从一个多民族帝国变为一个信奉“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国家。1917年沙皇倒台时，这一理想在政治上取得成果，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而去。

　　移民出去的少数民族去了别国落脚。按照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茨维·基特尔曼的研究，从1881年到1912年，共有190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他们中的84%去了美国，构成了约七成美国犹太裔移民群体。其余人基本都去了正兴起“犹太复国运动”的以色列。

　　显然，这是一段“此消彼长”的历史，俄国之所失成为美国、以色列之所得。

　　相较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俄罗斯，18世纪及更早时期尚只有帝国子民这一种身份认同的那个俄国更加包容，有能力团结其他民族甚至从外部吸纳移民。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曾签署命令，邀请欧洲民众赴俄定居，开垦那些尚无人烟的大片土地，大批德意志移民便由此而出现于俄国。更早的历史中，彼得一世通过北方大战占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从那里吸收了大批德意志人才，补充到俄国官僚体系内，为他的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

　　大批德意志军事人才在俄军中担任要职，比如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制定波罗金诺战役作战计划，帮助俄国战胜拿破仑的卡尔·冯·托尔。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将军群体中21.6%为德意志人。一战期间，俄军169名大将中有48名德意志人，371名中将中有73人，1034名少将中有196人。

　　所以，排犹、排德及波、芬、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给俄罗斯造成的现实及潜在损失可想而知。只是，俄罗斯人非要追求民族主义，不愿再做多民族帝国，那就必须承受这些代价。

　　(二)

　　在少数民族移民的这波大潮中，高级人才逃离俄罗斯的现象是很显眼的。比如1900年随父母离开俄罗斯，后来成为美国广播和电视事业先驱的犹太人大卫·沙诺夫;1869年到德国求学的著名女数学家科瓦列夫斯卡娅;1887年到德国任教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斯瓦尔德;生于基辅，于1906年移居瑞典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赖赫施坦因;1910年移居美国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塞尔曼·瓦克斯曼;最著名的自然是1867年生于华沙的居里夫人。

　　这些人基本都是俄国的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俄国逐步放弃多民族帝国框架意味着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则说明打开国门的俄罗斯难以避免地将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留住人才，这是关乎国运的问题。

　　但移民潮还是一波一波地席卷而来。1918-1922年，150万-300万人离开了俄国。他们当中有大批俄国文化精英。择其要者列举，诗人与作家蒲宁、纳博科夫、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巴尔蒙特、吉比乌斯、苔菲、库普林、扎伊采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画家科洛文、尤里·安年科夫;歌唱家夏里亚宾、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

　　再加上俄国贵族群体的集体逃离，俄罗斯因此而受到的文化和精神损失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估量的。幸运的是，由于苏联政府的重视，俄国大致保留了科技和学术实力，并且让其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和地方独立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俄国仍可能或慢性或剧烈地“失血”。

　　二战期间，70-100万人离开了苏联，原因是战争及其导致的领土变化。1948-1990年间，约50万人又在“冷战”条件下离开了苏联。

　　而民族主义问题并没有终结。失去了波、芬和波罗的海三国，苏联仍保有一个多民族帝国的规模。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一个帝国的俄罗斯已经渐行渐远。1990年8月，已经明确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叶利钦开始巡访整个俄罗斯，并全程宣扬那句著名的“主权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另外一句话是：“俄罗斯再也不用向其他加盟共和国输血了!”

　　这话翻译过来，仍是“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俄罗斯还是不愿意跟自己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一起生活。这解释了苏联解体缘何可以如此和平。被民族主义肢解的历史进程，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南斯拉夫都先后经历过，在俄国发生的事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成了一个被拉长的过程。

　　(三)

　　早在一战之后，“帝国”便已几乎不再是大国的衡量标准。冷战时代，人们更习惯于称呼美国、苏联为“超级大国”。这反映的是国际秩序运行规律的变化。俄罗斯虽在20世纪失去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战略打击武器及远程投送手段的发展使得俄罗斯仍可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地缘威势。2015年，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美国著名“鹰派”麦凯恩感叹，1960年代被美国人赶走的俄罗斯人又回到了中东。普京依靠的，便是俄军的远程作战能力。

　　技术的进步使得俄国在失去了大片土地之后仍可保持影响力，“帝国”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有效，两次国家解体之失似乎因此得到了弥补。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又发现，这一点弥补根本不足以帮助他们战胜新时代的挑战。

　　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主政的两个时代后，俄罗斯在发展问题上交出的答卷是极为惨淡的。如今，在150个国家的排名中，俄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在第43位，联合国社会发展指数排在第65位，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排在第90位，卫生保健水平排在第119位，教育水平排在第30位。在全部国家中，俄科技投入只排到第26位，美中两国投入分别为其200多和40多倍。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俄仅排第21位，占总申请量的0.55%。

　　跟苏联时代比起来，这是一种塌方式的萎缩。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教育水平排在世界第3位。1964-1965年，苏联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已与发达国家比肩。此后，该数字持续降低，直到2012年才重新回到70岁水平上，而此时主要的欧洲国家已经达到81-83岁。

　　俄财政对教育和卫生的投入在所有国家中仅排在80-90位，这在经济层面导致“知识经济”发展始终不足。按照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格扬的估计，它仅贡献13%的GDP，而欧洲为30%，美国为40%。苏联该比例曾达到20%，与同期的发达国家比肩。眼下“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支撑着60-70%的经济增长，而俄罗斯的增长依然主要依靠工业。这意味着，欧美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而俄罗斯却依然处于工业社会。这种结构性的落后因为科教投入极低而缺少改变的希望。

　　甚至，已经有很多学者用“去工业化”来概括当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俄工业如今贡献30%GDP，这个概括或许并不夸张。

　　跟过往比起来，这是令人悲伤的变化。

　　很不幸，这番困窘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移民层面。苏联时代，人们的迁徙自由再次被限制，而随着苏联解体则又一次出现了大门的突然打开，就像1861年一样，历史开了一个小玩笑。根据俄统计署数字，从1989年到2015年，离俄移民总数为450万，恰与1861-1915年间那第一波数量相等。俄前财长库德林领导的智囊机构“公民倡议委员会”研究认为，真实数字很可能要高出数倍，因为各国官方公布的接收俄移民的数字往往是俄官方数字的好几倍。

　　而在这一波移民潮中，科技从业者的流失是最刺眼的。苏联政府留下并发展的俄国科技基础在苏联解体以后迅速流失，其规模是惊人的。

　　根据俄教育与科学部数字，从1989年到2004年，约25000名科学家离开了俄罗斯，约30000人在国外做过临时工作。俄罗斯科学院在去年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称，从2000年到2014年，俄基础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减少了约10000人，技术科学领域从业人员减少了约20000人。这其中，移民离开或赴国外从事中短期研究合作者为大多数。这些还只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被认为要高出数倍。

　　俄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柳德维格·法捷耶夫2014年称，研究所本有70名博士，但其中40名都已先后移民国外。这是俄罗斯科研机构这些年的常态，眼下俄政府对各科研院所只提供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工资支出占到其中的70%-80%，几乎没有任何资金去购买实验设备及原料。

　　待遇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去年，俄《商业咨询报》专文探讨了该问题，援引时任俄科学院主席福尔托夫的话称，从2013年起，学者、科技工作者移民离开俄罗斯的潮流又开始抬头。文章还揭露了俄科研领域的“潜规则”，项目资金的5%用于学者的研究工作，5%用于发工资，剩下的90%则由项目主管部门官员拿走，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给项目设置障碍。

　　这篇文章刊发后立即被俄科学院转载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人才的外流只是问题最为突出的层面，资本、年轻人口等许多资源都在后苏联时代源源不断地向外流动。“石油盛宴”过后的俄罗斯经济如此困窘，与苏联解体后的这个慢性“失血”过程直接相关。

　　历史地看，当下俄罗斯与沙俄、苏联比起来，其萎缩程度是极为明显的。如果说在地缘和军事上它尚维持着大国地位，那么在知识、经济、文化、国际规则制定等领域它已是二流乃至三流国家。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家解体进程以及数波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诠释了俄罗斯是如何萎缩的，它们与俄发展层面的实际表现构成了因果关系。无论对俄制度、政策层面做何种分析，一个非常直接的规律都已显现出来：每当俄罗斯真正获得迁徙自由，总会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和资源流失，而沙俄及苏联时代国力增强时，往往都是执政者禁止民众自由迁徙的时代。

　　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但打开国门便意味着“失血”，这说明俄罗斯国内秩序变化始终不能与外部世界同步。不得不说，这提供了思考俄罗斯问题的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