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在以一场关税战来纪念两国建交40周年，这件事多么讽刺!有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但不管2016年谁当选总统，这种紧张局势都会出现。许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没有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公平参与开放式贸易;也有不少人对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大失所望。潜伏于这些观念背后的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恐惧——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导致美国时代的终结。

　　历史上，对均势格局变动失察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想制衡在他看来越来越强横的苏联。而他也把苏联实力的增长理解为美国实力的衰弱，而非将其视作美国“回归常态”——事实是，二战后由于人为原因，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占比高得不正常。尼克松宣称世界将呈现多极化格局，但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却促成了美国在20世纪末迎来其单极时刻。

　　今天，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都同样危险，而美国政界的各种派系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都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中国实力的动机。以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约等于三分之二个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这一刻到来的具体时间从2030年到2050年皆有可能，一切取决于他们对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假设。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美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到2050年时，美国经济规模只有世界头号经济体的一半，而这样的全球经济系统仍然是可行的。美国能否想象这样的未来?美国政治领导人能否面对这样的现实，使关于世界未来面貌的磋商变得可能?”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结于两个原因：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它所引起的守成大国的恐惧。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这段话的前半句，但后半句也同样重要。过度恐惧中国崛起可能会引发新的冷战或热战，而这种恐惧是美国能够避免的。即使有一天，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经济规模也并不是衡量地缘政治实力的唯一指标。在软实力指标上，中国远排在美国之后，并且美国的军事支出是中国的四倍。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事能力在不断提升，但仔细研究中美军事制衡就会得出结论，中国仍不具备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地区的能力。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以及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但今天，中国是近100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7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在未来十年里，中国计划借出1万亿美元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项目，而美国却在削减对外援助。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将不仅来源于其市场规模，也来源于其在海外的投资以及发展援助。总而言之，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实力有较大可能进一步提升。

　　无论中国或特朗普政府当下采取何等行动，美国的长期实力优势都有较大可能维持下去。这些优势一是地理因素：美国周围是海洋以及可能长期保持友好的邻国;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与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议，这限制了其软实力。美国的另一个优势是能源：十年前，美国极度依赖进口能源，而今页岩革命已经使北美从能源净进口转向净出口，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依赖通过印度洋运输的中东进口能源。

　　在人口结构上美国也具有优势。根据预期，美国是唯一能保住全球人口数量排行(第三)的主要发达国家。虽然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长率已经减缓，但不会像俄罗斯、欧洲和日本那样出现人口萎缩。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很快将让给印度，适龄工作人口将在未来十年内减少。在21世纪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领域，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并且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在某些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那些宣称“中国治下的和平”即将到来或美国时代即将终结的人，其实对国家实力的多种来源缺乏全面考虑。

　　对美国来说，骄傲自满固然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会导致过度反应，这也同样危险。在恐慌情绪的作用下，美国可能硬生生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美国背弃盟国和国际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称赞特朗普政府敢于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勇气，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对盟国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称作“修正主义”国家，但中国不同于二战时的德国或冷战时的苏联，它不会对美国的存续构成威胁。中国并不想横扫世界，也不想踢翻牌桌，它只想在当前的牌局里获得更多利益。今天中美并没有陷入一场新冷战，至少不是像四十年前那样的冷战。随着我们展望下个四十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适应新形势。在中美未来的“合作性竞争”中，我们既不应忽视“合作”，也不应忽视“竞争”。

 　 中美正在以一场关税战来纪念两国建交40周年，这件事多么讽刺!有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但不管2016年谁当选总统，这种紧张局势都会出现。许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没有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公平参与开放式贸易;也有不少人对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大失所望。潜伏于这些观念背后的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恐惧——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导致美国时代的终结。

　　历史上，对均势格局变动失察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想制衡在他看来越来越强横的苏联。而他也把苏联实力的增长理解为美国实力的衰弱，而非将其视作美国“回归常态”——事实是，二战后由于人为原因，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占比高得不正常。尼克松宣称世界将呈现多极化格局，但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却促成了美国在20世纪末迎来其单极时刻。

　　今天，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都同样危险，而美国政界的各种派系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都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中国实力的动机。以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约等于三分之二个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这一刻到来的具体时间从2030年到2050年皆有可能，一切取决于他们对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假设。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美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到2050年时，美国经济规模只有世界头号经济体的一半，而这样的全球经济系统仍然是可行的。美国能否想象这样的未来?美国政治领导人能否面对这样的现实，使关于世界未来面貌的磋商变得可能?”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结于两个原因：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它所引起的守成大国的恐惧。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这段话的前半句，但后半句也同样重要。过度恐惧中国崛起可能会引发新的冷战或热战，而这种恐惧是美国能够避免的。即使有一天，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经济规模也并不是衡量地缘政治实力的唯一指标。在软实力指标上，中国远排在美国之后，并且美国的军事支出是中国的四倍。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事能力在不断提升，但仔细研究中美军事制衡就会得出结论，中国仍不具备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地区的能力。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以及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但今天，中国是近100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7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在未来十年里，中国计划借出1万亿美元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项目，而美国却在削减对外援助。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将不仅来源于其市场规模，也来源于其在海外的投资以及发展援助。总而言之，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实力有较大可能进一步提升。

　　无论中国或特朗普政府当下采取何等行动，美国的长期实力优势都有较大可能维持下去。这些优势一是地理因素：美国周围是海洋以及可能长期保持友好的邻国;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与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议，这限制了其软实力。美国的另一个优势是能源：十年前，美国极度依赖进口能源，而今页岩革命已经使北美从能源净进口转向净出口，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依赖通过印度洋运输的中东进口能源。

　　在人口结构上美国也具有优势。根据预期，美国是唯一能保住全球人口数量排行(第三)的主要发达国家。虽然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长率已经减缓，但不会像俄罗斯、欧洲和日本那样出现人口萎缩。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很快将让给印度，适龄工作人口将在未来十年内减少。在21世纪主导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领域，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并且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在某些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那些宣称“中国治下的和平”即将到来或美国时代即将终结的人，其实对国家实力的多种来源缺乏全面考虑。

　　对美国来说，骄傲自满固然危险，但缺乏自信和夸大恐惧会导致过度反应，这也同样危险。在恐慌情绪的作用下，美国可能硬生生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美国背弃盟国和国际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称赞特朗普政府敢于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勇气，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对盟国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称作“修正主义”国家，但中国不同于二战时的德国或冷战时的苏联，它不会对美国的存续构成威胁。中国并不想横扫世界，也不想踢翻牌桌，它只想在当前的牌局里获得更多利益。今天中美并没有陷入一场新冷战，至少不是像四十年前那样的冷战。随着我们展望下个四十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适应新形势。在中美未来的“合作性竞争”中，我们既不应忽视“合作”，也不应忽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