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专家将中美贸易冲突视为一个特殊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所以可能也有特定的解决方案。我对此愈发感到怀疑。它所体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自身内部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出来的自由世界秩序逐步并且成功地得到实施，1995年WTO的创立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如今，这一秩序已经无法适应21世纪的新挑战。

　　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失败而消亡，而是因为它成功得太彻底，以至于旧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而重大的新问题开始占主导地位，其程度是现有制度机制、甚至现有的知识观念都无法应付的。尽管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造成这一挑战的原因，但它更像是催化剂，而不是根本原因。自由主义持续消亡的真正原因，是少数私人垄断组织拥有全球主导地位，以及垄断权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人们委婉地称之为“知识产权”。

　　战后自由秩序被设计用来将世界商业体系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的政府侵入性权力中解放出来，这种权力包括高关税、外汇管制和广泛的贸易金融监管。贸易渠道变成既由政府规定，也由私人竞争能力所决定。机制和规则的不断演化，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人员、资本和货物的全球自由流动。与1945年相比，剩余的障碍几乎不值一提，尽管资本和货物跨境比人员流动更加容易。

　　全球自由秩序只要持续带来利益，就能保持政治上的繁荣。增长、效率、创造就业和自由流动的改善，确保了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支持者——无论他的标签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社会民主党——都能在兴盛的主流政党中获得公众支持。而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维持自由世界秩序的传统政党都已丧失威信并基本上被忽视，有的甚至在因为当代全球问题产生挫折感而掀起的所谓“民粹主义”浪潮中彻底崩溃。

　　如今，许多关于全球贸易的评论仍然认为问题一如既往，只不过自由规则的新破坏者主要是中国。这种态度体现了对中国发展脉络的无知。中国对全球品牌、产品和技术的开放程度远比我1981年刚到那里时高得多。中国消费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全球化”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彻底。它的私营部门的规模是世界第二，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各种角度来衡量，它都是一个全球化成功的故事，而不是失败。它真的是太成功了。

　　批评中国的人士认为，中国表面上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无数挑战，必须予以抵制和削弱。而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具全球性和结构性，所有主要贸易大国都有这个共同点。不过，由于大多数人仍然沉溺于战后过时的语言，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常说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或承认的全球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人垄断权力激增，以至于自由竞争最大的全球障碍变成私人垄断权，而不是关税或金融法规等政府障碍。传统上，竞争力来自高效的低成本生产。与1945年相比，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全球更多地方实现低成本的自动化生产。然而，相对生产成本不再像传统经济贸易理论描述的那样左右着竞争的条件，商业渠道的流动愈发取决于知识产权和网络经济所赋予的垄断权和特许权。这些前所未有的垄断权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公众所知，更不用说受监管了。

　　而中国的许多领导人是工程师，他们把握到了技术变革的革命性政治经济意义。西方国家更多是由律师管理，这些人是从法律权利而不是实际权力角度看待世界。所以，美国政界人士在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上将领导权交给了给他们捐款的公司。相比中国技术更精致的一党制，美国由金钱驱动的政治往往更窒息的公众利益。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对琐事和标签进行误导性辩论，而忽视真正的权力。他们是很好的剥削对象，剥削者主要不是中国人（至少中国人低价出售商品），而是我们本土的垄断者及其帮凶。

　　想想最近引发华为之争的敏感的间谍问题吧。中国公司搞间谍活动吗？是的，正如中国媒体所记载的。但就像美国公司一样，它们搞间谍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取商业优势。美国人最担心政府的情报活动，但企业对私人数据的兴趣更普遍，潜在的破坏性也更大。那些对政府入侵有合理恐惧的人通常精熟于加密，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仅仅使用手机及应用程序，自己就白白放弃了多少权力。私人利益集团收集并出售我们的数据，我们每天丧失给它们的政治经济权力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有可能导致对自己不利的歧视。我对苹果、谷歌和微软间谍活动的恐惧，比我对政府情报活动的恐惧要大得多，因为政府较少有能力和动机来损害我在就业、信贷和言论自由方面的直接利益。就连极右翼保守派也意识到了不受管制的私人权力的危险性。

　　对于中国企业通过政府补贴或税收减免获得优势，美国的指责也存在类似的片面问题。当然，这类补贴是华为等公司的要素之一，但来自外国跨国公司和小型私营企业的绝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不是依靠此类补贴。美国公司经常从联邦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贴和税收减免。美国税法就像一块多孔的瑞士奶酪，特殊利益补贴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像亚马逊这样利润丰厚的巨头可以合法地不纳税。还有的美国企业欺骗税务人员而不受惩罚，因为国会削减预算，导致国税局执法不力。这些也算是不公平的补贴吗？这个问题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棘手得多。中国不是间谍活动的唯一源头，也不是拥有受宠的商业巨头的唯一国家。

　　我们从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继承来的概念，其真正的问题是只有政府才限制自由竞争，这如今看来是非常错误的假设。自由竞争，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靠削减政府的权力来保证。集中的私人权力仍然存在。例如，谷歌和脸书这两家公司如今就控制了全球的线上广告。中国是少数几个这两家公司不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之一。这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而是一个利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集中积累和传播信息，以此来创造特权竞技场的体系。少数几家企业巨头巩固自身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并不符合大多数美国民众和企业的公共利益。毕竟，这是它们的权力，而不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应当遏制不受约束的垄断权力，更好地为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与垄断者合作，剥夺其他国家的最后一点监管权。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大多数专家将中美贸易冲突视为一个特殊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所以可能也有特定的解决方案。我对此愈发感到怀疑。它所体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自身内部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出来的自由世界秩序逐步并且成功地得到实施，1995年WTO的创立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如今，这一秩序已经无法适应21世纪的新挑战。

　　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失败而消亡，而是因为它成功得太彻底，以至于旧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而重大的新问题开始占主导地位，其程度是现有制度机制、甚至现有的知识观念都无法应付的。尽管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造成这一挑战的原因，但它更像是催化剂，而不是根本原因。自由主义持续消亡的真正原因，是少数私人垄断组织拥有全球主导地位，以及垄断权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人们委婉地称之为“知识产权”。

　　战后自由秩序被设计用来将世界商业体系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的政府侵入性权力中解放出来，这种权力包括高关税、外汇管制和广泛的贸易金融监管。贸易渠道变成既由政府规定，也由私人竞争能力所决定。机制和规则的不断演化，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人员、资本和货物的全球自由流动。与1945年相比，剩余的障碍几乎不值一提，尽管资本和货物跨境比人员流动更加容易。

　　全球自由秩序只要持续带来利益，就能保持政治上的繁荣。增长、效率、创造就业和自由流动的改善，确保了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支持者——无论他的标签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社会民主党——都能在兴盛的主流政党中获得公众支持。而现在，在许多西方国家，维持自由世界秩序的传统政党都已丧失威信并基本上被忽视，有的甚至在因为当代全球问题产生挫折感而掀起的所谓“民粹主义”浪潮中彻底崩溃。

　　如今，许多关于全球贸易的评论仍然认为问题一如既往，只不过自由规则的新破坏者主要是中国。这种态度体现了对中国发展脉络的无知。中国对全球品牌、产品和技术的开放程度远比我1981年刚到那里时高得多。中国消费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全球化”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彻底。它的私营部门的规模是世界第二，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各种角度来衡量，它都是一个全球化成功的故事，而不是失败。它真的是太成功了。

　　批评中国的人士认为，中国表面上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无数挑战，必须予以抵制和削弱。而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具全球性和结构性，所有主要贸易大国都有这个共同点。不过，由于大多数人仍然沉溺于战后过时的语言，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常说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或承认的全球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人垄断权力激增，以至于自由竞争最大的全球障碍变成私人垄断权，而不是关税或金融法规等政府障碍。传统上，竞争力来自高效的低成本生产。与1945年相比，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全球更多地方实现低成本的自动化生产。然而，相对生产成本不再像传统经济贸易理论描述的那样左右着竞争的条件，商业渠道的流动愈发取决于知识产权和网络经济所赋予的垄断权和特许权。这些前所未有的垄断权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公众所知，更不用说受监管了。

　　而中国的许多领导人是工程师，他们把握到了技术变革的革命性政治经济意义。西方国家更多是由律师管理，这些人是从法律权利而不是实际权力角度看待世界。所以，美国政界人士在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上将领导权交给了给他们捐款的公司。相比中国技术更精致的一党制，美国由金钱驱动的政治往往更窒息的公众利益。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对琐事和标签进行误导性辩论，而忽视真正的权力。他们是很好的剥削对象，剥削者主要不是中国人（至少中国人低价出售商品），而是我们本土的垄断者及其帮凶。

　　想想最近引发华为之争的敏感的间谍问题吧。中国公司搞间谍活动吗？是的，正如中国媒体所记载的。但就像美国公司一样，它们搞间谍活动主要是为了获取商业优势。美国人最担心政府的情报活动，但企业对私人数据的兴趣更普遍，潜在的破坏性也更大。那些对政府入侵有合理恐惧的人通常精熟于加密，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仅仅使用手机及应用程序，自己就白白放弃了多少权力。私人利益集团收集并出售我们的数据，我们每天丧失给它们的政治经济权力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有可能导致对自己不利的歧视。我对苹果、谷歌和微软间谍活动的恐惧，比我对政府情报活动的恐惧要大得多，因为政府较少有能力和动机来损害我在就业、信贷和言论自由方面的直接利益。就连极右翼保守派也意识到了不受管制的私人权力的危险性。

　　对于中国企业通过政府补贴或税收减免获得优势，美国的指责也存在类似的片面问题。当然，这类补贴是华为等公司的要素之一，但来自外国跨国公司和小型私营企业的绝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不是依靠此类补贴。美国公司经常从联邦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贴和税收减免。美国税法就像一块多孔的瑞士奶酪，特殊利益补贴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像亚马逊这样利润丰厚的巨头可以合法地不纳税。还有的美国企业欺骗税务人员而不受惩罚，因为国会削减预算，导致国税局执法不力。这些也算是不公平的补贴吗？这个问题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棘手得多。中国不是间谍活动的唯一源头，也不是拥有受宠的商业巨头的唯一国家。

　　我们从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继承来的概念，其真正的问题是只有政府才限制自由竞争，这如今看来是非常错误的假设。自由竞争，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靠削减政府的权力来保证。集中的私人权力仍然存在。例如，谷歌和脸书这两家公司如今就控制了全球的线上广告。中国是少数几个这两家公司不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之一。这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而是一个利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集中积累和传播信息，以此来创造特权竞技场的体系。少数几家企业巨头巩固自身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并不符合大多数美国民众和企业的公共利益。毕竟，这是它们的权力，而不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应当遏制不受约束的垄断权力，更好地为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与垄断者合作，剥夺其他国家的最后一点监管权。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纽约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