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的儿童地位

　　直到中世纪的德国法律(斯瓦本明镜，1270)，如果家庭困难，父亲有合法权利卖掉孩子。后来教会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怎么能当商品买卖?于是通过立法阻止才杜绝了买卖小孩现象。有些人以为小孩哭泣是有鬼缠身，将哭孩子关到地洞里去，也被教会禁止，违者将判五天监狱。尽管如此，外界依旧无权干涉和监督父亲对孩子的抚养和惩罚，对子女的生活前途包括婚姻等只有父亲说了算。

　　小孩在家庭接受抚养和教育，弃婴或孤儿也免费生活在孤儿院里。到满七周岁，男孩通常进入小学，女孩留在家里学做家务，穷人家庭的孩子或孤儿七岁就要外出工作以养活自己。儿童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即要诚实、慈善和敬畏上帝，通常是父亲教育儿子，母亲教育女儿。如果小孩做了错事、说了脏话，要受到体罚，最轻的也要站墙脚。当时民间甚至有这样的观念：对小孩不能太爱，爱得太多就等于纵容孩子去犯罪。如果孩子管教不好，就要用鞭子;再管教不好，应把孩子送进监狱。所以中世纪会有一句成语：监狱是新生的摇篮。

　　家庭是爱的组合，中世纪的家庭亲情(1645画)

　　到了近代出现了法国路易十四世式的专制国家。专制政权看到，要人们成年后驯服于专制政权，就必须从儿童时期训练起(“学前教育”nursery school/Vorschule的原意)，即小时候要驯服于父亲——这正是“五·四”时期李大钊提到孝是忠的基础，孝父的目的是要培养忠君——于是，政府严格监督小孩在家中的生活和教育情况。如果哪位父亲失职，就要受到警察的惩治。但这无意也成了孩子的一种解放，他们不再唯一地受制于父亲一人。必要情况下(如被父亲无理拒绝婚姻)，他们可以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

　　在欧洲启蒙时代(十八世纪)，人权思想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开篇就写到：人一出生就享有自由、平等，即定义的“人一出生”已经明确包含婴儿和儿童。根据这一精神，就要关注小孩的生长与需求，父母对孩子的权利仅仅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与发展。于是父母权(parental right/Elternrecht)经常与儿童权(children right/Kinderrecht)发生冲突，而国家成了监督和仲裁机构。

　　1794年德国的普鲁士议会通过相应法律，指定孩子25岁时(成年)自动脱离父母权力。法国在1804年通过21岁为成年，1914年的德国民法也定为21岁，直到1975年才定18岁。这之前尽管也有“成年”一说，但要脱离父母的权力必须得到父亲同意，而这之后是“自动”脱离。考虑到青少年的不成熟特点，刑法中将青少年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来，刑量偏轻，对青少年以教育为主，这一精神沿用迄今。

　　到十九世纪又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认为父母与孩子属于家庭私事，国家不应当“干涉内政”。于是，有关儿童的法律条文又从法律中取消，家庭中的父权又有所抬头。只是这股思潮同时倡导，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亲情关系，而不是谁“统治”谁的关系。这也改变了家庭气氛，如以前小孩对父母都称“您”，这之后就称“你”了，现在甚至都直呼父母的小名。

　　在中国，孩子是父母的宝贝;在欧洲，孩子是社会的宝贝。今日中国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祖父母把孩子养得娇生惯养。但孩子到了社会上却没人关心。而在欧洲，父母没像中国父母那样惯爱孩子，两个星期的婴儿就放到单独房间去睡觉了，有社会问题(吸毒、醺酒等)的家庭更不管孩子，德国新闻界频频报道父母虐待亲身孩子而致孩子病亡的事件。但德国社会却非常关怀孩子，政界、新闻界一提到孩子全都开绿灯。所有政府或法庭决定只要涉及到孩子(如离婚、寄养、医疗)，一切以孩子的幸福为最高准则，民法、刑法、甚至宪法，在孩子问题上全都作废。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欧洲的儿童生活

　　自形成人类社会以来，任何文化中孩子都曾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在未成年之前，孩子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孩子的法律地位几与动物相同。正因为是私有财产，可以非常溺爱，也可以随意抛弃。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抛弃孩子成了普遍现象，罗马城里有专门弃婴的地方。但同样在罗马，也有专门祭奠孩子的神殿，失去孩子的父母到那里去悼念，祈祷能再有一个孩子。

　　在古希腊时代，不同城邦对孩子的抚养情况各异。最突出的是斯巴达城邦，全民皆兵。孩子属于国家，无论男孩或女孩，从小就接受强化军事训练，不准看到哪个孩子在哭。

　　七岁时，男孩离开父母进入兵营，由国家承担孩子的培养，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例如晚上只能在野外睡觉，不准盖被子，也没有床垫。白天训练时必须突出团队精神，禁止个人风头主义，稍有训练不慎便受体罚。甚至训练孩子去偷东西，如果笨手笨脚被人发现同样要受体罚。直到年满18周岁时，才被记为公民，正式参军。女孩也要经受军事训练，参加各类体育比赛，练就一身良好的体质，以便以后生出的孩子也非常健壮。

　　按照柏拉图《理想国》观点，所有国民都属于国家，孩子不应当知道谁是父亲，父亲也不应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优秀的男孩必须得到优秀的妇女培养，质量差的孩子应当销毁——德国纳粹时代杀害七千多残疾人或许由此而来。

　　古希腊斯巴达城邦从小就军事训练孩子，而雅典城邦则是文化教育孩子

　　在雅典就文明许多，孩子由母亲及佣人照料，从小给孩子讲童话、神话故事。满七岁后，经济富裕的家庭送孩子上学，以便以后能出人头地。学校中学习认字、文学、音乐和体育等。孩子法律上属于父亲，父亲对家庭与孩子有绝对权力。但父亲并不亲自照料孩子，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很薄、关系紧张。有一出古希腊喜剧，描述一位严父想教训贪玩的儿子，没想到孩子指着父亲的鼻子说：“别这么装腔作势，你这老家伙!半只脚都已经进了坟墓，你走之后一切都是我的!”——这几乎与今日的现代青年没有两样。

　　古罗马时代的家庭及孩子情况大致如古雅典时代，而今日父母对孩子的法律权利是在古罗马时代定型的。在古罗马最早的“十二块碑法”(包括日尔曼法)中，整个家庭(妻子、孩子、奴隶)的生死权力都掌握在父亲手上。如果孩子不好，父亲甚至有权处死孩子。当接生婆为妻子生出孩子后，如果父亲亲手接过孩子，就表示他认了这个孩子;如果拒绝接手，就表示他不认，原因如孩子弱、残缺或家庭困难等，这个孩子就必须被抛弃。传说中的罗马城创建人双胞胎兄弟，出生后被抛弃野外，幸而被一只母狼喂养，所以母狼与两个小男孩就成为罗马城的标记，可见古罗马时代弃婴现象之普遍。但同样在古罗马，Aemilius·保罗是罗马帝国任命征服波斯帝国的将军，战场上冲锋陷阵。当他回到家时，小女儿哭着抱住他，说一只名为“波斯”的小狗死了。保罗紧紧抱住女儿，一个劲地安慰，家庭中的亲情关系可见一班——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特地引注了本例。

　　自古以来孩子的法律地位几与动物相同，传说罗马城就是由两个被狼喂养的弃婴创建

　　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的儿童地位

　　直到中世纪的德国法律(斯瓦本明镜，1270)，如果家庭困难，父亲有合法权利卖掉孩子。后来教会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怎么能当商品买卖?于是通过立法阻止才杜绝了买卖小孩现象。有些人以为小孩哭泣是有鬼缠身，将哭孩子关到地洞里去，也被教会禁止，违者将判五天监狱。尽管如此，外界依旧无权干涉和监督父亲对孩子的抚养和惩罚，对子女的生活前途包括婚姻等只有父亲说了算。

　　小孩在家庭接受抚养和教育，弃婴或孤儿也免费生活在孤儿院里。到满七周岁，男孩通常进入小学，女孩留在家里学做家务，穷人家庭的孩子或孤儿七岁就要外出工作以养活自己。儿童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即要诚实、慈善和敬畏上帝，通常是父亲教育儿子，母亲教育女儿。如果小孩做了错事、说了脏话，要受到体罚，最轻的也要站墙脚。当时民间甚至有这样的观念：对小孩不能太爱，爱得太多就等于纵容孩子去犯罪。如果孩子管教不好，就要用鞭子;再管教不好，应把孩子送进监狱。所以中世纪会有一句成语：监狱是新生的摇篮。

　　家庭是爱的组合，中世纪的家庭亲情(1645画)

　　到了近代出现了法国路易十四世式的专制国家。专制政权看到，要人们成年后驯服于专制政权，就必须从儿童时期训练起(“学前教育”nursery school/Vorschule的原意)，即小时候要驯服于父亲——这正是“五·四”时期李大钊提到孝是忠的基础，孝父的目的是要培养忠君——于是，政府严格监督小孩在家中的生活和教育情况。如果哪位父亲失职，就要受到警察的惩治。但这无意也成了孩子的一种解放，他们不再唯一地受制于父亲一人。必要情况下(如被父亲无理拒绝婚姻)，他们可以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

　　在欧洲启蒙时代(十八世纪)，人权思想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开篇就写到：人一出生就享有自由、平等，即定义的“人一出生”已经明确包含婴儿和儿童。根据这一精神，就要关注小孩的生长与需求，父母对孩子的权利仅仅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与发展。于是父母权(parental right/Elternrecht)经常与儿童权(children right/Kinderrecht)发生冲突，而国家成了监督和仲裁机构。

　　1794年德国的普鲁士议会通过相应法律，指定孩子25岁时(成年)自动脱离父母权力。法国在1804年通过21岁为成年，1914年的德国民法也定为21岁，直到1975年才定18岁。这之前尽管也有“成年”一说，但要脱离父母的权力必须得到父亲同意，而这之后是“自动”脱离。考虑到青少年的不成熟特点，刑法中将青少年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来，刑量偏轻，对青少年以教育为主，这一精神沿用迄今。

　　到十九世纪又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认为父母与孩子属于家庭私事，国家不应当“干涉内政”。于是，有关儿童的法律条文又从法律中取消，家庭中的父权又有所抬头。只是这股思潮同时倡导，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亲情关系，而不是谁“统治”谁的关系。这也改变了家庭气氛，如以前小孩对父母都称“您”，这之后就称“你”了，现在甚至都直呼父母的小名。

　　十九世纪是儿童的地狱

　　随着工业与城市生活的兴起，传统几代同堂式的大家庭解体了，小家庭只剩下夫妻与未成年的小孩。而在底层的家庭，夫妻早出晚归去工厂打工十几小时，谁来照管孩子?当时也有幼儿园，都是供给有钱的城市居民，工人子女无法问津，对孩子的照料成为工人阶层的社会问题。

　　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就开始剥削童工(1790年木刻画)

　　工人家庭的妇女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生出的孩子先天不足。孩子出生后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大都住在地下室或阁楼里，整天见不到阳光，身体虚弱，儿童死亡成了普遍现象。恩格斯对英国工人的调查中就写到(1840)，利物浦工人家庭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因为儿童死亡率太高了。在曼切斯特的富裕家庭中，五岁之前的儿童死亡率20%，而工人家庭的儿童达到57%，死亡原因大都是生病没得到及时医治，没有大人照料而发生意外事故。

　　挪威表现主义艺术家蒙克的油画“生病的孩子(1885/1886)

　　才六、七岁的孩子就开始做童工，每周工作90小时，以微薄的工资来补充家庭收入。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2/3工人家庭的孩子进纺织厂做童工(1788)。1802年英国的法律中，童工每天工作15小时属于正常情况，直到1833年才颁布法律限定童工的工作时间。在19世纪初的美国，年龄在7-12岁的童工占了工人总数的1/3。尽管1839年3月9日普鲁士颁布的法律中禁止9岁以下童工，但到1858年普鲁士还有12500名8-14岁的童工。后来普鲁士立法禁止12岁以下童工，但还是容许12-14岁的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

　　19世纪时的童工成为欧美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牺牲品(1908)

　　因为工人家庭的孩子要参加繁重的工厂劳动，根本无法接受小学教育。而且与农耕社会孩子只在自己家庭中参加劳动、从而多少受到父母保护不同，工业时代的孩子是到别人的企业去工作，企业主为了赚取极其廉价劳动力，而不可能来关心孩子的健康与发展。

　　二十世纪是儿童的天堂

　　儿童权利的根本改变是在二十世纪，实现这场变革要归功于十九世纪后叶的社会主义运动。1900年瑞典教育改革家Ellen Key(1849-1926)首先呼吁：二十世纪应当是儿童的世纪!她出版的书名：《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争取儿童权利的先驱Ellen Key，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和格拉茨等都有以她名字命名的学校

　　许多教育学家本来是研究儿童教育的，但在儿童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中还谈得上什么儿童教育?于是纷纷投身于保护儿童。英国教师Eglantyne Jebb(1876-1928)于1923年在自己创办的《世界儿童》杂志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在这基础上，1924年国际同盟(联合国前身)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保护儿童权利的《日内瓦宣言》(Geneva Declaration)，共5款，呼吁保障儿童的基本生活，例如社会发生灾难时首先要救助儿童。《日内瓦宣言》刚刚通过四年，正在日内瓦为儿童权利奔走、年仅52岁的Jebb女士不幸在日内瓦去世。

　　座落在日内瓦的E.Jebb女士纪念碑，表彰这位人类伟大的母亲

　　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了科教文组织UNESCO，致力于保障儿童教育。1946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保护儿童的机构UNICEF，初衷是救援二次大战遗留下的许多孤儿，1953年转为联合国专门关注儿童权利的常设机构。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中还只是提到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而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10款，已经考虑到儿童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经济保障和自由发展等，正式将保护儿童写入了国际法。

　　从整个社会来说，促使20世纪儿童翻身的三个方面为：

　　一、妇女解放使母亲在家庭中与父亲有同等的权利，从而形成新的家庭关系。

　　家庭的民主化改善了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至少摆脱了自古以来家庭生活中的父亲“独裁”统治。以前将照料孩子天经地义看作是母亲的义务，父亲只管外出赚钱。二次大战后社会观念开始变了，父亲也多少承担抚养与培养孩子的义务。1956年“五·一”劳动节时，德国工会发起争取工人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其口号就是以孩子的口吻：“星期六爸爸属于我!”

　　1920年代，工人孩子们自己走上街头争取自己的权利(1920)

　　二、在现代社会，孩子受的大量教育基本都在学校，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形成竞争。

　　孩子至少白天上学期间不属于家庭，而属于社会，孩子完全受制于家庭的格局解体了。与儿童教育有关的法律频频诞生，如青年保护法、青年资助法和学校法等，对儿童保护成了公法的一部分。例如孩子一满六周岁，市政府就要写信给家长通知小孩应当进小学。

　　所谓“义务教育”有两层含义：(一)小孩上学全免费(连书费都免)，(二)小孩必须上学。如果孩子缺课几天，老师就要上门拜访;再不上学，城市青少年局就要插手，视问题严重程度，必要时通过法庭剥夺父母的抚养权。

　　三、进一步深化和实现启蒙时代、从人权角度对儿童保护的思想。

　　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自发的保护青少年的民间组织，从而儿童保护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二次世界大战后，儿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对儿童权利的维护，除了自发成立的民间团体外，政府专门设立关注儿童、处理儿童问题的城市青少年局、青少年法庭等。于是，传统父母对孩子的权利仅仅局限在抚养和教育儿童。

　　现代儿童法凌驾于所有民法之上

　　在1979年德国民法的改动中，抛弃了使用上千年的法律术语“父母的权力”，而改用“父母的照管”;并在1997年的民法改动中，将以前传统的、已写入宪法的对孩子抚养和教育是“父母的权利与义务”，颠倒成是“父母的义务与权利”——尽到父母的义务，是父母拥有权利的前提;没有尽到义务，也就剥夺权利。此后，德国民法和社会法中作了一系列修改和补充，将儿童权利成为法学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即从各个方面(如儿童救济、儿童金、非婚生儿童等)来保护儿童。

　　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国与德国分别于1992年4月1日与5日签署。该公约共54条，全面定义了儿童的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第三条：“无论是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的社会机构，无论是法庭还是政府机构或立法机构，只要涉及到儿童问题，都要以儿童的幸福作为优先考虑。”这一个条款改变了许多传统观念。兹举德国司法实践的一例：

　　有人告发某家庭的父母在虐待孩子，城市青少年局闻讯后立即告到法庭，要求立即取消父母的抚养权利。在还没有确认事实真相时，经法庭同意，先将孩子委托他人领养。一场官司打了一年多后，法庭确认该父母并没有虐待孩子。于是父母要求孩子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结果被法庭拒绝。理由很简单：一年前指称父母虐待孩子、从而将孩子委托他人抚养，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现在将孩子重新判回给原父母也同样不行，因为孩子在别人家庭中生活得也很幸福，再去打乱孩子现有的幸福生活，唯一就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那就是“错上加错”。法律依据：所有政府与法院的决策，仅仅(!)以儿童的幸福为准则——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会的财富。孩子不是“物”，所以不存在要“物归原主”。

　　儿童法领域的学者称：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在这百年中，儿童在政治上、法律上和社会上获得了全面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