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数据比较吓人：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已经达到28%，而中国也达到了16%。5年前，我们还在嘲笑日本人是“三人行，必有老人”，如今，这一幕逐渐传染到中国，中国也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如何让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康养事业的发展。这几年，我也接待了不少中国的访日团，陪同他们考察日本的养老设施，与厚生劳动省对接。虽然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康养事业已经发展了起来。但是日本的康养专家认为，从国家与社会的康养制度与护理机制、护理保险与医养结合、经营意识与护理人员的素质培养等方面来看，中国的康养水平，还只是小学生程度。

　　贵州省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瓮安县举行康养国际交流会，邀野村有信等日本专家一起做讲演，介绍日本的康养经验。第一次到瓮安县这一个红军革命的老区，发现这里环境秀美，有山有水，空气清新，而且还有很好的温泉。当年，中央红军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叫“猴场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所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意义非凡。

　　为什么这一次国际交流会会安排在距离贵阳市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瓮安县举行呢?因为在这里要建设一处中日合作的“和泓葵会医养中心”，日方的合作机构是医疗法人葵会，旗下有多家医院和养老设施，还有护士、护理学校。

　　与会的专家都是中日两国康养事业的领军人物，在交流中，他们发现中日两国在康养理念、做法和目的上，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中国需要完善和追赶。

　　首先，是一个理念的不同。中国把医养健康看作为一种“产业”，叫“医养产业”或者叫“康养产业”。也就是说，无论是投资方也好，还是各级政府也好，在积极推进这一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的，除了政治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之外，还是希望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来发展和打造。但是，日本社会把康养看作是一种关爱生命与健康的公益性很强的福利事业，理论上是不应该赚钱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日本从事医养事业的机构，也没有听说哪一家是发大财的。

　　第二，投资经营机构的不同。中国从事康养产业的机构，大多数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通常做法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向政府圈一片土地，建一些医养健康设施，顺便开发一些房地产。至于如何具体经营管理医养健康设施，大多数是没有经验。所以，中国的医养健康设施，硬件很好，软件跟不上。日本可以说，没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去经营康养事业的，因为隔行如隔山，造房子的人很难做到去科学地关爱老人的。那么，日本从事康养事业的机构，大多数是什么机构呢?大多数是医疗机构，或者是与健康相关的机构。譬如目前在日本上市的康养机构总共有两家，一家是做药品销售的，老人都要吃药，所以，做药品销售的公司经营养老设施，也是得心应手。另外一家，是大家都想不到的，是一家做快餐的公司。为什么做快餐的公司能够经营好康养设施?因为每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人血糖高，那个人血压高，如果所有的人都吃同样的饭菜，有的人血糖是越吃越高，有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差。所以，快餐公司可以根据每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配制出适合每一位老人吃的不同的健康饭菜。

　　第三，服务对象与范围不同。中国是把康养产业，是做成一个大健康的概念，从健康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从退休老人游山玩水，到为有钱人提供高端养生服务，内容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只要与健康有关，都被划入“康养”范畴。但是，日本的康养事业，只是关注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患者，也就是说，日本人一说到康养设施，第一反应是养老院和康复中心，不会想到海边别墅。所以，相比较日本人，我们中国人是善于找概念，找市场，把蛋糕做大，把它做成一种新产业。事实上也是如此，不做成产业，投资者没有积极性。

　　所以，我在贵州讲演时，我说我是很担心，中国现在一哄而上搞康养产业，看上去规模很大，积极性很高，但是真正能够惠及老年人的设施与机构，恐怕不多。大家的眼睛还是盯着有钱人的钱包。

　　我在会上提了一个期望，我说，日本的康养事业最初是向瑞士、瑞典等北欧国家学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北欧国家是属于高福利国家，政府为了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已经把消费税提高到了30%左右，而日本的消费税当初只有5%，要做到像北欧那样的养老福利，国家财政非崩溃不可。所以，日本把北欧的模式进行了改良，增加了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内容，让每一位进入养老设施的老年人过得安心舒心。于是创造出了日本养老模式。现在我们中国学日本，硬件设施远远超过日本的一些养老院，但是，如果也能够学习和引进日本的那一种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方式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养老模式”，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不要把康养产业当作摇钱树，而是要把它当作爱心事业来做。

　　和我一起参加这一次交流会的日本专家中，有一位老先生，是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名叫“竹内孝仁”。他是日本研究医养健康领域的泰斗级专家，是安倍首相的养老事业专家委员会顾问。竹内教授看来是从不关心养老事业如何赚钱的事，他只关心如何让长期卧床的老人如何能够站起来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如何让痴呆老人恢复记忆。

　　他在讲演中指出，中国的康养事业目前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护理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科班出身的护理员很少。第二，投资经营者大多追求短期的利益，而没有静下心来做长期事业的心理准备。因此，中国发展康养事业，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认为，让老年人吃饱睡好，这只是老人康养的最低档次的服务。更高档次的康养，应该是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

　　竹内教授介绍了他在日本研究和倡导的一项康养项目，就是让卧病在床或坐轮椅生活的老人，能够重新站起来。

　　他说，一个人一旦躺在床上或者靠坐轮椅生活，他的健康寿命其实是画上了句号。如何延长他们的健康寿命?竹内教授的做法很有创新和前瞻性。

　　譬如，对于依靠鼻子进食的卧病在床的老年人，竹内教授的做法是，把鼻子进食改为从胃管进食，解放和恢复他的呼吸系统。同时不给他使用尿不湿。因为竹内教授认为，对于卧病在床的老年人来说，最刺激他大脑的，就是尿意，这是唯一能够迫使他起床的原始动力。

　　那么，竹内教授是如何训练卧病在床的老人重新站起来呢?他在交流会上介绍了一个案例。

　　有一位93岁的老太太，已经卧床5年，家里人都已经对她失去信心。但是竹内教授把她接到康复养老院，刚开始时，把这位老人从床上扶下来，使用站立辅助器具，训练她站立。当初由两名护理人员辅助她站立，逐渐减为1人。训练2个月之后，这位老人开始能够站立。接着给她换上训练行走的辅助器具，让她张开双腿学习行走。这个训练过程也是1个月。接下来，训练她抓住墙壁上的扶手自己挪步，练习1个月。也就是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太太，可以借用手杖和扶手，自己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闲逛，而且也可以自己上洗手间，不需要别人帮忙。当然吃饭是十分的利索。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开始走出养老院，去超市买东西。到了第8个月，这位老太太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了。

　　恢复到这一个健康状态，老太太就离开康复养老院回了家，除了泡浴缸需要家人帮助她一下，其他的生活全部可以自理。这位老太太又健康地活了5年，活到98岁。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她永远地睡了过去，没有一丝的痛苦，而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聊她过去的事情。

　　竹内教授指出，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年人，他只要能够抓住扶手自己站立5秒钟，他就有100%的回复行走的可能。

　　竹内教授把这一种康复性护理，称作为“自立型护理支援”。如今，竹内教授倡导的自立型护理支援方式，已经被日本政府采用，开始在全国推广。按照竹内教授的计算，那位老太太因为恢复了健康，愉快地多活了5年，同时也每年为日本政府节约了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的重度患者护理保险费。日本全国有605万名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如果都实施自立性护理支援的话，那么，一年就可以节约8692亿日元(约53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

　　他强调指出，2000年时，日本的医保预算才3万亿日元，但是到了2018年，已经达到了20万亿日元。他表示担心，如果中国的老龄化也是跟日本一样快速提升的话，国家财政将无法承受。所以，他表示，愿意将自立性护理方式引入中国，培训护理专家，让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重新站立起来，重新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竹内教授说，搞康养事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生命，它的服务对象就是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群。无限地扩大康养的概念，只会让老年人的利益受损，得不到公平护理的机会。所以，康养是一个需要用心去做的事业，而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高利润的产业。中国不缺硬件，但是缺的是软件!

 　　有一个数据比较吓人：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已经达到28%，而中国也达到了16%。5年前，我们还在嘲笑日本人是“三人行，必有老人”，如今，这一幕逐渐传染到中国，中国也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如何让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康养事业的发展。这几年，我也接待了不少中国的访日团，陪同他们考察日本的养老设施，与厚生劳动省对接。虽然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康养事业已经发展了起来。但是日本的康养专家认为，从国家与社会的康养制度与护理机制、护理保险与医养结合、经营意识与护理人员的素质培养等方面来看，中国的康养水平，还只是小学生程度。

　　贵州省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瓮安县举行康养国际交流会，邀野村有信等日本专家一起做讲演，介绍日本的康养经验。第一次到瓮安县这一个红军革命的老区，发现这里环境秀美，有山有水，空气清新，而且还有很好的温泉。当年，中央红军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叫“猴场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所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意义非凡。

　　为什么这一次国际交流会会安排在距离贵阳市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瓮安县举行呢?因为在这里要建设一处中日合作的“和泓葵会医养中心”，日方的合作机构是医疗法人葵会，旗下有多家医院和养老设施，还有护士、护理学校。

　　与会的专家都是中日两国康养事业的领军人物，在交流中，他们发现中日两国在康养理念、做法和目的上，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中国需要完善和追赶。

　　首先，是一个理念的不同。中国把医养健康看作为一种“产业”，叫“医养产业”或者叫“康养产业”。也就是说，无论是投资方也好，还是各级政府也好，在积极推进这一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的，除了政治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之外，还是希望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来发展和打造。但是，日本社会把康养看作是一种关爱生命与健康的公益性很强的福利事业，理论上是不应该赚钱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日本从事医养事业的机构，也没有听说哪一家是发大财的。

　　第二，投资经营机构的不同。中国从事康养产业的机构，大多数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通常做法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向政府圈一片土地，建一些医养健康设施，顺便开发一些房地产。至于如何具体经营管理医养健康设施，大多数是没有经验。所以，中国的医养健康设施，硬件很好，软件跟不上。日本可以说，没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去经营康养事业的，因为隔行如隔山，造房子的人很难做到去科学地关爱老人的。那么，日本从事康养事业的机构，大多数是什么机构呢?大多数是医疗机构，或者是与健康相关的机构。譬如目前在日本上市的康养机构总共有两家，一家是做药品销售的，老人都要吃药，所以，做药品销售的公司经营养老设施，也是得心应手。另外一家，是大家都想不到的，是一家做快餐的公司。为什么做快餐的公司能够经营好康养设施?因为每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人血糖高，那个人血压高，如果所有的人都吃同样的饭菜，有的人血糖是越吃越高，有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差。所以，快餐公司可以根据每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配制出适合每一位老人吃的不同的健康饭菜。

　　第三，服务对象与范围不同。中国是把康养产业，是做成一个大健康的概念，从健康体检、到疾病诊断治疗，从退休老人游山玩水，到为有钱人提供高端养生服务，内容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只要与健康有关，都被划入“康养”范畴。但是，日本的康养事业，只是关注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患者，也就是说，日本人一说到康养设施，第一反应是养老院和康复中心，不会想到海边别墅。所以，相比较日本人，我们中国人是善于找概念，找市场，把蛋糕做大，把它做成一种新产业。事实上也是如此，不做成产业，投资者没有积极性。

　　所以，我在贵州讲演时，我说我是很担心，中国现在一哄而上搞康养产业，看上去规模很大，积极性很高，但是真正能够惠及老年人的设施与机构，恐怕不多。大家的眼睛还是盯着有钱人的钱包。

　　我在会上提了一个期望，我说，日本的康养事业最初是向瑞士、瑞典等北欧国家学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北欧国家是属于高福利国家，政府为了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已经把消费税提高到了30%左右，而日本的消费税当初只有5%，要做到像北欧那样的养老福利，国家财政非崩溃不可。所以，日本把北欧的模式进行了改良，增加了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内容，让每一位进入养老设施的老年人过得安心舒心。于是创造出了日本养老模式。现在我们中国学日本，硬件设施远远超过日本的一些养老院，但是，如果也能够学习和引进日本的那一种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方式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养老模式”，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不要把康养产业当作摇钱树，而是要把它当作爱心事业来做。

　　和我一起参加这一次交流会的日本专家中，有一位老先生，是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名叫“竹内孝仁”。他是日本研究医养健康领域的泰斗级专家，是安倍首相的养老事业专家委员会顾问。竹内教授看来是从不关心养老事业如何赚钱的事，他只关心如何让长期卧床的老人如何能够站起来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如何让痴呆老人恢复记忆。

　　他在讲演中指出，中国的康养事业目前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护理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科班出身的护理员很少。第二，投资经营者大多追求短期的利益，而没有静下心来做长期事业的心理准备。因此，中国发展康养事业，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认为，让老年人吃饱睡好，这只是老人康养的最低档次的服务。更高档次的康养，应该是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

　　竹内教授介绍了他在日本研究和倡导的一项康养项目，就是让卧病在床或坐轮椅生活的老人，能够重新站起来。

　　他说，一个人一旦躺在床上或者靠坐轮椅生活，他的健康寿命其实是画上了句号。如何延长他们的健康寿命?竹内教授的做法很有创新和前瞻性。

　　譬如，对于依靠鼻子进食的卧病在床的老年人，竹内教授的做法是，把鼻子进食改为从胃管进食，解放和恢复他的呼吸系统。同时不给他使用尿不湿。因为竹内教授认为，对于卧病在床的老年人来说，最刺激他大脑的，就是尿意，这是唯一能够迫使他起床的原始动力。

　　那么，竹内教授是如何训练卧病在床的老人重新站起来呢?他在交流会上介绍了一个案例。

　　有一位93岁的老太太，已经卧床5年，家里人都已经对她失去信心。但是竹内教授把她接到康复养老院，刚开始时，把这位老人从床上扶下来，使用站立辅助器具，训练她站立。当初由两名护理人员辅助她站立，逐渐减为1人。训练2个月之后，这位老人开始能够站立。接着给她换上训练行走的辅助器具，让她张开双腿学习行走。这个训练过程也是1个月。接下来，训练她抓住墙壁上的扶手自己挪步，练习1个月。也就是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太太，可以借用手杖和扶手，自己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闲逛，而且也可以自己上洗手间，不需要别人帮忙。当然吃饭是十分的利索。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开始走出养老院，去超市买东西。到了第8个月，这位老太太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了。

　　恢复到这一个健康状态，老太太就离开康复养老院回了家，除了泡浴缸需要家人帮助她一下，其他的生活全部可以自理。这位老太太又健康地活了5年，活到98岁。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她永远地睡了过去，没有一丝的痛苦，而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聊她过去的事情。

　　竹内教授指出，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年人，他只要能够抓住扶手自己站立5秒钟，他就有100%的回复行走的可能。

　　竹内教授把这一种康复性护理，称作为“自立型护理支援”。如今，竹内教授倡导的自立型护理支援方式，已经被日本政府采用，开始在全国推广。按照竹内教授的计算，那位老太太因为恢复了健康，愉快地多活了5年，同时也每年为日本政府节约了50万日元(约3万元人民币)的重度患者护理保险费。日本全国有605万名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如果都实施自立性护理支援的话，那么，一年就可以节约8692亿日元(约53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

　　他强调指出，2000年时，日本的医保预算才3万亿日元，但是到了2018年，已经达到了20万亿日元。他表示担心，如果中国的老龄化也是跟日本一样快速提升的话，国家财政将无法承受。所以，他表示，愿意将自立性护理方式引入中国，培训护理专家，让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重新站立起来，重新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竹内教授说，搞康养事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生命，它的服务对象就是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群。无限地扩大康养的概念，只会让老年人的利益受损，得不到公平护理的机会。所以，康养是一个需要用心去做的事业，而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高利润的产业。中国不缺硬件，但是缺的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