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中美贸易战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指出，一要打好持久战，因为攸关国运;二要打好精准战，因为攸关民生;三要打好攻坚战，因为攸关产业;四要打好突围战，因为攸关科技;五要打好超限战，因为攸关金融;六要打好舆论战，因为攸关道义。美国能够祭出科技战这样的大杀器，正是因为美国技术垄断和先进性，能够主宰整个产业发展。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特别是控制国产大飞机和歼击机关键核心零部件;美国用互联网主机、服务器、IP地址空间分配等权限就能控制全世界的网上数据，只要美国关掉针对中国的主机，中国的运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将可能瞬间瘫痪;美国用一块芯片就能遏制中国智造，从华为手机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这些半导体多半来自美国，而且美国通过《瓦森那协定》联合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并且严禁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对于美国挟持技术垄断进行的新战术，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中美关于技术领域摩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更好地做好预判和应对。

　　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是长期策略。美国或者美国人骨子里就害怕其他国家崛起，害怕其他国家技术超越。二战时期，美国就千方百计破坏希特勒的原子弹研发，最终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冷战期间，1955年就千方百计阻止钱学森等科学家离境，最后为了联合中国遏制苏联，1979年与中国建交，渡过了近40年的蜜月期。但是2007年6月就曾经公布管制清单规定，激光器、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光学纤维、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器材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2012年还从舆论上打压中国技术创新，妖魔化中国为“创新重商主义”(见笔者文章《美国妖魔化中国创新重商主义的实质》)。2015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呈现向新兴技术领域扩大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我国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安全审查。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一是夺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先是施压我国修改《网络安全法》，再是上诉WTO，后是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力主数据自由流动;二是严格审查我国-对美技术并购。2017年以来，在半导体和信息通信领域封杀我国企业拟收购的9个项目，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TCL收购美国移动热点业务以及华芯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公司等，都遭到审查延期、多次递交申请未通过等问题。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并购进行特别风险审查，包括核心技术转移、强化军事力量等风险。美国国防部委托制作的新白皮书声称，要授予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的权限，对我国企业在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尖端技术领域投资美国初创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美国此举不仅对我国正常的对美投资构成障碍，而且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在美国带动下，2017年德、英等国也纷纷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海外技术并购收紧审查;三是发动多起“301调查”。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决定对我国发起“301调查”，重点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USTR认为，我国可能存在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行为，声称中国鼓励美国企业将研发活动本土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削弱了在华美企对自身技术的控制力。如果USTR认定我国有“不正当”做法，美国可能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报复性制裁措施，这样引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就极大;四是继续实施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从2007年开始，进一步扩大对华军事用途出口许可证商品范围，涵盖到航空发动机、水底照相机、激光器、贫铀、机床、高性能计算机等20种产品;五是建立出口管制实体企业名单。2018年开启中美大规模关税战的同时，制造了“中兴事件”“福建晋华事件”“华为孟晚舟事件”，并将中国44个企业加入了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主要涉及航天科工及中国电科旗下部分企业;六是出台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体系。2018年11月19日，根据2018年国会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要求，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框架，并对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等14类代表性的新兴技术征求公众意见。其中，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包括11种具体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产业是美国在2008年以来寻找到的破解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兴技术，而且是中国目前有可能异军突起的产业，为了独享这一技术红利，美国出台管制措施围剿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有固定制度。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其所指向的是美国认为对其安全有危险的国家，美国出台的技术出口管制举措，都有国内法律支撑。美国出口管制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军事和防务目的的产品和技术;另一类是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前者有国务院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武器国际运输条例》、《原子能法》等一系列与武器及其技术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直接负责，所有从事军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出口、中介等行为的个人或企业都必须经美国政府注册。美国政府还会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制订新的法律作为出口管制的依据。如1976年，美国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需要和保障国家安全，国会制订了《国际危机经济权力法》，该项法律授权总统在美国面临危急情况下或受到非常威胁时，实施出口管制或贸易禁运等措施的权力。后者的法律依据主要以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和1988年《出口管理条例》(EAR)为代表，另外还有一部分行政令和总统文件以及与其他出口管理法规有关的法律规定作为补充。美国商务部下设“产业和安全局”(B Industry and Security)，负责根据《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条例》对两用物项的出口实施管制，包括受理出口许可申请，审查出口物项、许可例外、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参与交易的各方情况，签发出口许可证，执法和受理申诉等。对最终用途(End-Use)和最终用户(End-User)的管制，由商务部牵头会同国务院和国防部(必要时加上财政部)等部门的代表组成“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确定是否将有关实体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中移除。如拟将有关实体列入名单，大多数委员同意即可，如拟将其从名单中移除，则需要所有委员的一致同意。另外，还有全流程贸易环节管制。美国出口管制的环节以从美国境内向境外的出口为主，同时还包括视同出口、过境出口、转运出口、再出口和相关中介活动。“视同出口”是指美国人在美国境内向外国人泄露受管制技术或软件的行为，视为向该外国人所属的国籍国出口。例如，外国人在美国境内对美国原产设备和设施进行现场参观和考察，美国人在美国境内与外国人口头交流受管制的技术等情形。“再出口”是指从美国出口至进口国的管控物项，从进口国再次出口至第三国。中兴通讯公司被美国政府处罚的原因就是违反了美国再出口管制的规定。此外，财政部还有一个《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其中也列出很多被禁个人和实体名字，例如朝鲜、伊朗、俄罗斯。由于国际贸易中流通货币是美元，某银行若与SDN名单上国家或机构有业务往来并协助它们进行技术出口走私，将注定会受到美国制裁。必须强调的是，美国有清晰明确的管制清单。美国出口管制的重点物项是军品、军民两用品和技术，并分别制订了详细的军品和军民两用品清单。军民两用品清单主要包括10个大类，分别为：核材料、设施与设备;材料、化学、微生物、生化毒素;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与信息安全技术;传感与激光技术;导航或航天技术、海洋探测技术;推进系统、空间探测技术及相关设备。两用品管制清单基本上与“瓦森纳安排”的9类平衡，但增加了核材料、设施及设备;包括了“澳大利亚集团”清单中的材料、化学、微生物、生化毒素。“商品管制清单”共有472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约2400个物项，其中，有158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与“瓦森纳安排”的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97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与“核供应国集团”的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108个分类编号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16个分类编号与“澳大利亚集团”的管制清单的物项相同。美国单边控制是139个物项。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出口管制清单内的产品或技术都会涉及出口许可证问题。管制清单中的物项依性质分组归类。在每一组中，每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都有相应的管制理由。《出口管理条例》有11个管制理由，分别是反恐、生化武器、控制犯罪、加密物项、导弹技术、国家安全、核不扩散、地区稳定、供应短缺、计算机和重要物项。多数物项有多个管制理由。例如，几乎所有受不扩散或国家安全原因管制的两用物项，也都受反恐原因管制。管制清单还列出了与出口管制分类编号管制理由相对应的包括196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国家图表”。美按照扩散风险的大小及其安全关切的程度将出口目的国分为A、B、C、D、E五个组别，A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B组包括智利、希腊、南非等国家，C组为空白，D组有中国、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E组包括古巴、伊朗、朝鲜、苏丹等国家。此外，出口许可证也有宽严不等的类型。简而言之，美国是按照其控制清单，根据受控原因和国家图表判定某项出口是否需要许可证，及应申请何种许可证。

　　(三)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是统一行动。第一，美国出口管制有鲜明的三大原则：(一)国家安全原则。即限制会加强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潜力的货物或技术出口，并且这种出口证明对美国安全有不利影响。(二)外交政策原则。即为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外政策或履行所宣布的国际义务而必须限制的货物与技术出口。如对伊朗、古巴、朝鲜、缅甸等国的出口禁运，对利比亚实行特别出口管制。禁止出口和再出口那些因国家安全、防止核扩散及犯罪管制原因而被管制的来源于美国的商品及军事或治安用途相关的资料等。(三)短缺供应与抑制通货膨胀原则。主要是对部分货物的管制。第二，美国的出口管制有强力的执行机构。美国的民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主要由商务部负责管制，军用技术则主要由国务院会同国防部进行管制。核技术管制主要由“核管制委员会”与能源部负责。在出口许可证审批方面，一般由“窗口部门”如国务院、商务部负责接受申请，实行跨部门审查制度。在出口管制的执行方面，美国的各部门、海外代表处、甚至国内情报部门(如CIA、FBI)也会参与进来，形成一个以商务部为主导的严密网络共同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商务部是《出口管理法》指定的出口管制部门，有权对民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进行终裁。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专职处理一切出口管制业务。BIS业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拟定出口管制政策，二是负责出口管制执法工作。BIS编制约为400人。在具体执法过程中，BIS会与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等部门保持沟通与合作，特别是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审查方面，国防部有权对“由于国家安全目的而对向其出口进行管制的国家”的任何许可进行审查。军用技术的出口直接由国务院颁发出口许可证，但国防部在军用技术的出口审查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直接参与军用、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审查，并负责或参与制订有关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政策方针、管制清单和审议机制。

　　(四)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伴随人才封锁。长期以来，钱学森事件一直在上演。2014年美国气象局专家陈霞芬无端被捕，最终被无条件释放;2015年美国天普大学原物理系主任郗小星教授被以涉嫌向中国泄露由美国公司研发的超导技术为由逮捕，三个月撤销指控;2015年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应邀赴美开会被美国警方“钓鱼执法”以经济间谍罪收押，最终无罪释放;美国还禁止中组部联系的各种人才、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评定的人才到美国访学;近年来还禁止生物、化学、医学等基础研究和机器人制造应用、航天航空等属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核心领域招收中国留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无端迫害华人华裔科学家来制造恐怖，防止科学家同中国合作。

 　笔者在《中美贸易战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指出，一要打好持久战，因为攸关国运;二要打好精准战，因为攸关民生;三要打好攻坚战，因为攸关产业;四要打好突围战，因为攸关科技;五要打好超限战，因为攸关金融;六要打好舆论战，因为攸关道义。美国能够祭出科技战这样的大杀器，正是因为美国技术垄断和先进性，能够主宰整个产业发展。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特别是控制国产大飞机和歼击机关键核心零部件;美国用互联网主机、服务器、IP地址空间分配等权限就能控制全世界的网上数据，只要美国关掉针对中国的主机，中国的运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将可能瞬间瘫痪;美国用一块芯片就能遏制中国智造，从华为手机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这些半导体多半来自美国，而且美国通过《瓦森那协定》联合其他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并且严禁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对于美国挟持技术垄断进行的新战术，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中美关于技术领域摩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更好地做好预判和应对。

　　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是长期策略。美国或者美国人骨子里就害怕其他国家崛起，害怕其他国家技术超越。二战时期，美国就千方百计破坏希特勒的原子弹研发，最终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冷战期间，1955年就千方百计阻止钱学森等科学家离境，最后为了联合中国遏制苏联，1979年与中国建交，渡过了近40年的蜜月期。但是2007年6月就曾经公布管制清单规定，激光器、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光学纤维、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器材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2012年还从舆论上打压中国技术创新，妖魔化中国为“创新重商主义”(见笔者文章《美国妖魔化中国创新重商主义的实质》)。2015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呈现向新兴技术领域扩大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我国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安全审查。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一是夺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先是施压我国修改《网络安全法》，再是上诉WTO，后是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力主数据自由流动;二是严格审查我国-对美技术并购。2017年以来，在半导体和信息通信领域封杀我国企业拟收购的9个项目，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TCL收购美国移动热点业务以及华芯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公司等，都遭到审查延期、多次递交申请未通过等问题。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并购进行特别风险审查，包括核心技术转移、强化军事力量等风险。美国国防部委托制作的新白皮书声称，要授予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的权限，对我国企业在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尖端技术领域投资美国初创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美国此举不仅对我国正常的对美投资构成障碍，而且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在美国带动下，2017年德、英等国也纷纷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海外技术并购收紧审查;三是发动多起“301调查”。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决定对我国发起“301调查”，重点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USTR认为，我国可能存在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行为，声称中国鼓励美国企业将研发活动本土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削弱了在华美企对自身技术的控制力。如果USTR认定我国有“不正当”做法，美国可能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报复性制裁措施，这样引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就极大;四是继续实施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从2007年开始，进一步扩大对华军事用途出口许可证商品范围，涵盖到航空发动机、水底照相机、激光器、贫铀、机床、高性能计算机等20种产品;五是建立出口管制实体企业名单。2018年开启中美大规模关税战的同时，制造了“中兴事件”“福建晋华事件”“华为孟晚舟事件”，并将中国44个企业加入了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主要涉及航天科工及中国电科旗下部分企业;六是出台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体系。2018年11月19日，根据2018年国会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要求，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框架，并对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等14类代表性的新兴技术征求公众意见。其中，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技术包括11种具体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产业是美国在2008年以来寻找到的破解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兴技术，而且是中国目前有可能异军突起的产业，为了独享这一技术红利，美国出台管制措施围剿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有固定制度。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其所指向的是美国认为对其安全有危险的国家，美国出台的技术出口管制举措，都有国内法律支撑。美国出口管制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军事和防务目的的产品和技术;另一类是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前者有国务院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武器国际运输条例》、《原子能法》等一系列与武器及其技术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直接负责，所有从事军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出口、中介等行为的个人或企业都必须经美国政府注册。美国政府还会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制订新的法律作为出口管制的依据。如1976年，美国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需要和保障国家安全，国会制订了《国际危机经济权力法》，该项法律授权总统在美国面临危急情况下或受到非常威胁时，实施出口管制或贸易禁运等措施的权力。后者的法律依据主要以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和1988年《出口管理条例》(EAR)为代表，另外还有一部分行政令和总统文件以及与其他出口管理法规有关的法律规定作为补充。美国商务部下设“产业和安全局”(B Industry and Security)，负责根据《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理条例》对两用物项的出口实施管制，包括受理出口许可申请，审查出口物项、许可例外、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参与交易的各方情况，签发出口许可证，执法和受理申诉等。对最终用途(End-Use)和最终用户(End-User)的管制，由商务部牵头会同国务院和国防部(必要时加上财政部)等部门的代表组成“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确定是否将有关实体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中移除。如拟将有关实体列入名单，大多数委员同意即可，如拟将其从名单中移除，则需要所有委员的一致同意。另外，还有全流程贸易环节管制。美国出口管制的环节以从美国境内向境外的出口为主，同时还包括视同出口、过境出口、转运出口、再出口和相关中介活动。“视同出口”是指美国人在美国境内向外国人泄露受管制技术或软件的行为，视为向该外国人所属的国籍国出口。例如，外国人在美国境内对美国原产设备和设施进行现场参观和考察，美国人在美国境内与外国人口头交流受管制的技术等情形。“再出口”是指从美国出口至进口国的管控物项，从进口国再次出口至第三国。中兴通讯公司被美国政府处罚的原因就是违反了美国再出口管制的规定。此外，财政部还有一个《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其中也列出很多被禁个人和实体名字，例如朝鲜、伊朗、俄罗斯。由于国际贸易中流通货币是美元，某银行若与SDN名单上国家或机构有业务往来并协助它们进行技术出口走私，将注定会受到美国制裁。必须强调的是，美国有清晰明确的管制清单。美国出口管制的重点物项是军品、军民两用品和技术，并分别制订了详细的军品和军民两用品清单。军民两用品清单主要包括10个大类，分别为：核材料、设施与设备;材料、化学、微生物、生化毒素;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与信息安全技术;传感与激光技术;导航或航天技术、海洋探测技术;推进系统、空间探测技术及相关设备。两用品管制清单基本上与“瓦森纳安排”的9类平衡，但增加了核材料、设施及设备;包括了“澳大利亚集团”清单中的材料、化学、微生物、生化毒素。“商品管制清单”共有472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约2400个物项，其中，有158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与“瓦森纳安排”的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97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与“核供应国集团”的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108个分类编号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管制清单中的物项相同;有16个分类编号与“澳大利亚集团”的管制清单的物项相同。美国单边控制是139个物项。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出口管制清单内的产品或技术都会涉及出口许可证问题。管制清单中的物项依性质分组归类。在每一组中，每个出口管制分类编号都有相应的管制理由。《出口管理条例》有11个管制理由，分别是反恐、生化武器、控制犯罪、加密物项、导弹技术、国家安全、核不扩散、地区稳定、供应短缺、计算机和重要物项。多数物项有多个管制理由。例如，几乎所有受不扩散或国家安全原因管制的两用物项，也都受反恐原因管制。管制清单还列出了与出口管制分类编号管制理由相对应的包括196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国家图表”。美按照扩散风险的大小及其安全关切的程度将出口目的国分为A、B、C、D、E五个组别，A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B组包括智利、希腊、南非等国家，C组为空白，D组有中国、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E组包括古巴、伊朗、朝鲜、苏丹等国家。此外，出口许可证也有宽严不等的类型。简而言之，美国是按照其控制清单，根据受控原因和国家图表判定某项出口是否需要许可证，及应申请何种许可证。

　　(三)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是统一行动。第一，美国出口管制有鲜明的三大原则：(一)国家安全原则。即限制会加强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潜力的货物或技术出口，并且这种出口证明对美国安全有不利影响。(二)外交政策原则。即为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外政策或履行所宣布的国际义务而必须限制的货物与技术出口。如对伊朗、古巴、朝鲜、缅甸等国的出口禁运，对利比亚实行特别出口管制。禁止出口和再出口那些因国家安全、防止核扩散及犯罪管制原因而被管制的来源于美国的商品及军事或治安用途相关的资料等。(三)短缺供应与抑制通货膨胀原则。主要是对部分货物的管制。第二，美国的出口管制有强力的执行机构。美国的民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主要由商务部负责管制，军用技术则主要由国务院会同国防部进行管制。核技术管制主要由“核管制委员会”与能源部负责。在出口许可证审批方面，一般由“窗口部门”如国务院、商务部负责接受申请，实行跨部门审查制度。在出口管制的执行方面，美国的各部门、海外代表处、甚至国内情报部门(如CIA、FBI)也会参与进来，形成一个以商务部为主导的严密网络共同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商务部是《出口管理法》指定的出口管制部门，有权对民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进行终裁。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专职处理一切出口管制业务。BIS业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拟定出口管制政策，二是负责出口管制执法工作。BIS编制约为400人。在具体执法过程中，BIS会与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等部门保持沟通与合作，特别是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审查方面，国防部有权对“由于国家安全目的而对向其出口进行管制的国家”的任何许可进行审查。军用技术的出口直接由国务院颁发出口许可证，但国防部在军用技术的出口审查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直接参与军用、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审查，并负责或参与制订有关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的政策方针、管制清单和审议机制。

　　(四)美国对华技术封锁伴随人才封锁。长期以来，钱学森事件一直在上演。2014年美国气象局专家陈霞芬无端被捕，最终被无条件释放;2015年美国天普大学原物理系主任郗小星教授被以涉嫌向中国泄露由美国公司研发的超导技术为由逮捕，三个月撤销指控;2015年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应邀赴美开会被美国警方“钓鱼执法”以经济间谍罪收押，最终无罪释放;美国还禁止中组部联系的各种人才、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评定的人才到美国访学;近年来还禁止生物、化学、医学等基础研究和机器人制造应用、航天航空等属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核心领域招收中国留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无端迫害华人华裔科学家来制造恐怖，防止科学家同中国合作。

　　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背后意图

　　美国的霸道行为背后都有自己的战略，自己的意图，自己的目标，而最实在的就是所谓美国利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一)遏制世界老二。美国好不容易通过100多年的闷声发展，在一战前实现了世界第一。为了永远保持世界第一，美国战略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打垮世界老二。二战时，让苏联、德国、英国、日本、中国等潜在对手互相争战，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大发军火财、战难财，最后宣布参战实施马歇尔计划，控制欧洲大部分地区;苏联成为老二时，通过军备竞赛与和平演变，最终瓦解苏联这个竞争对手;日本成为老二时，通过广场协议精准打击日本金融，从而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现在中国成为世界老二，于是开始出台针对中国的打压政策。

　　(二)保持绝对领先。技术出口管制是保护美国敏感技术的重要方式。任何能让美国在军事上、情报上保持领先地位的技术，都不能放过。因此，美国充分利用强大的世界第一市场、高效的激励约束制度、顶尖的科研院所吸引全世界资本、人才、技术，造就了华尔街的金融集群，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文化殖民高地，硅谷的创业天堂，哈佛、麻省理工、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和研发中心，从而控制了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最高端，从而主导了国际分工与合作，进而保障了美国的绝对第一和高额利润。一是拥有超级跨国巨擘和国际品牌。美国占据多数的世界五百强、世界品牌五百强。2015年世界五百强美国有128家，中国106家;世界品牌五百强美国有228个，中国仅31个。《福布斯》杂志发布了“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百强榜单”。其中，美国公司有51家上榜，占榜单的一半，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有7家上榜。中国与美国创新差距可见一斑，我们应该扶持更多类似熊猫那样中国独有的企业、产品、技术，从而确实提高我们的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二是拥有最强大影响力控制力的舆论体系。美国拥有最多的理论创新、技术原创，从而能够为世界最早提供新理论新话题，吸引全球眼球聚焦，从而操纵国际舆论，打败竞争对手。三是拥有最终最强的制度性话语权。迄今为止，历史上只有美国是贸易强国，其他曾经辉煌的国家只是贸易大国，如，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以及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因为只有美国能够自由自主自觉地通过操控国际组织、世界货币汇率来主宰全球经济贸易，这才是真正的贸易强国。例如，操控主要国际组织，主导贸易谈判，能够定规则，定标准，定议题，定价格，定官司;拥有国际硬通货，能够通过操纵汇率影响全球贸易;通过交易所交易中心来确定贸易价格;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智库体系和教育系统来提供国际贸易理论，引领贸易发展模式;拥有华尔街和百老汇等创新中心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周期性推动经贸转型升级;控制全球贸易主要通道，随时可以影响马六甲海峡等运输通道。美国管理体系，对内能够合法合规支持国内产品甚至进行各种财政补贴，能够制裁海外贿赂;对外能够利用国际规则进行贸易保护，制造贸易摩擦和设置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域外长臂管辖原则制裁相关国家、企业和个人。其实，以上这些背后都攸关制度建设，因为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也就是制度反过来对生产力也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应该在国防、货币、舆论、企业和制度等方面，努力建立起与美军美元美媒美企美制相匹敌的战略体系。

　　(三)确保军事第一。保障美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军用技术封锁，无非就是要确保美国军事第一，保障美国能够随时监视全球，随时可以打败潜在敌人，随时干预世界事务。美国的海陆空传统军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在网络部队、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等新型军事力量更是遥遥领先，还有能够时时监控世界的五角大楼。美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武器装备相对最先进、后勤保障相对最完善、训练相对最有素、经费相对最充足、信息通讯水平相对最发达、综合作战能力相对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保障美元有强大的军事背书。强大的军事后盾，使美元最具有硬通货性质，使美国贸易最具有发展韧性，使美国具有最稳定预期。美元曾经等价于黄金，然后又与黄金脱钩，但是又与大宗商品挂钩，成为石油美元。美元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甚至是利益分配货币，成为人人认可、每个国家接受的全球硬通货。保障最有效的军事经济发展互动机制。保证美国能够怒则必战，战则必胜。美国军工产业可以时常找借口通过战争实现更新换代，例如美国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军事行动，实现了军工产品的消费和去库存，同时有效推进军民融合实现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战争成为美国高效解决库存、科技转型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维持经济增长的最大法宝。我们在此次五大战区改革基础上，推动军民双方互动融合，不仅仅军用技术民用化，还要推动部队吸纳独立自主的民族技术，当然也包括跟踪吸纳国际先进技术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为我国外贸发展保驾护航。保障美国有坚固稳定的双多边联盟。美国正是拥有众多支持者和追随者，才在国际事务上所向披靡。双边关系上，建立美英、美日等联盟。多边上，倡议建立、主导控制全球性国际经贸组织。例如，控制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倡议建立、主导控制区域性国际经贸组织。例如，控制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美共同市场、亚洲开发银行、OECD、TPP、TTIP、TISA、BIT2012等。同时，对新兴国际组织如G20和APEC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三.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客观影响

　　如果说2018年8月份美国对中国44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涉及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信息安全建设等核心领域，影响还不够深刻。因为，虽然我国部分高端元器件仍需进口，但涉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均有严格的国产化率要求，相关企业应有一定预期及准备应对此类事件;更重要的近年我国核心产品、技术进展明显，核心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我们认为此次事件对企业影响有限。而且2018年8月份美国制定的针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详细实体名单长达114页，包括了世界多个国家众多企业。但是2018年11月19日美国针对人工智能等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将对中国产生深刻危害。

　　(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更加专业化。2018年11月份美国公布的出口管制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这是一种典型的“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意味着在这14个领域，其他国家都将中断发展，或者另起炉灶，或者技术路线实现突破，否则永远受制于美国。因为，美国对军民两用和较为不敏感的军品出口进行监管，主要甄别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范畴的出口，旨在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

　　(二)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更加高端化。美国可以依靠技术优势占据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最顶端，实现源源不断的垄断利润。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将中国44家企业加入《出口管理条例》的实体名单。2018年10月29日，美国又将中国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现在，美国又计划将最新14类技术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中国将受较大影响。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排名差距40名将继续扩大;在AI基础研究和人才领域，美国基础层人才数量是中国的13.8倍;量子技术领域，虽然中国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有所突破，但是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脑机接口领域，美国早就在1989年提出全国性的脑科学计划，旨在探索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绘制脑活动全图、推动神经科学研究、针对目前无法治愈的大脑疾病开发新疗法。美国政府自2013年公布“脑计划(US BRAIN Initiative)”启动资金逾1亿美元，12年间将投入45亿美元。中国在此领域起步晚，投入少，再加上美国管制，将受到极大制约。

　　(三)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更加损己不利人。一是美国技术市场份额将急剧减少。美国禁止出口人工智能技术，其他国家会反制，这意味着美国公司无法进入某些市场，反倒会让其他国家的公司畅通无阻，从而出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现象，美国退出的市场恰好被其他国家填补。从以往的事实也可以说明，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最终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2001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当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总额的18.3%，2006年降到9.1%，说明6年间美国总共因出口限制损失了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相反，美国的对手欧洲和日本对华高科技出口将呈增长态势。二是美国高科技公司股票将出现暴跌。限制高科技清单发布后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苹果公司股票收跌4.78%，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票下跌约2%。资本市场信心不足，将形成不稳定预期，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三是美国将出现技术闭关主义和丧失科技领先地位。新的出口管制将给技术领域带来巨大改变，许多历史上从未受到类似管制的科技公司如生物技术公司等，以后将在融资、对外技术合作和产品出口等方面被束缚手脚。新措施旨在严格限制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获取美国新兴和关键的技术，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但实施该措施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将阻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研发所需的国际合作。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和遗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依赖开源研究，对此进行出口管制只会使美国放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总之，“人工智能民族主义”将严重损害美国本土研究人员的能力，对保护美国利益也没有作用。

　　2016年8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四.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的应对建议

　　(一)提高市场吸引力和经济反制力。通过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和发展吸引力成就世界市场。对于成本而言，可以通过税费减免、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住房、免费生育等社会主义福利，加快刺激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内循环，培育世界第一大市场。对于环保而言，政府可以集中建立绿色低碳产业园，实现所有企业集中处理废水废气废料，切实保障青山绿水蓝天。对于贸易投资而言，稳步推进三零三停工作。即逐步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强制技术转移，停止严禁外国人在华拥有公司。对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建立实体经济走出去和外资金融引进来的格局，补齐金融发展短板。对于社会成熟度而言，要坚决防微杜渐坚决杜绝文革式的集体狂欢与集体非理性。首先培养个人理性，然后再培养组织理性，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理性，最终实现决策的科学理性，建立守法、包容、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整体营商环境而言，营造公平竞争、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优化具有竞争优势的要素环境，打造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完善公正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创建“放活、管好、服务为主”的监管环境。通过丰富创新工具箱提升经济反制力。总结以往经验，特别是总结通过检验检疫措施限制菲律宾水果进口,中止与挪威自贸协定谈判,减少赴韩国旅游人数等成功反制经验，不断积累集聚反制能力。强化反制体系，建立外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防部等涉外部门联席机制，成立中央反制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经济反制协调和决策机制。完善我经济反制法律体系,使我国反制和管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为反制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丰富经济反制手段，打造贸易、投资、金融、援外反制工具箱,形成“组合拳”,实现精准打击;进一步构建贸易救助机制,科学评估贸易战影响,及时出台相关措施缓解企业受到的冲击。在增强国家反制力的同时，要提高企业应诉能力，提升贸易报复威慑力，也就是要确实能够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决策者的政治利益、美国企业的经济利益。另外，反制力可以属地化。我们应该科学分析总统代表的行政系统、佩洛西代表的民主党、华尔街代表的金融势力、还有各种利益分化的企业等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好与我具有利益一致性的政治势力，建立院外游说机构或通过外部进行适当游说公关，通过议员向政府施加压力。

　　(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双轮驱动。通过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科研独立自主性。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经济而是发展的原创驱动力，就是开创全新科技、全新产业、全新商业模式，开辟全新生存空间的能力。中国手机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袭google、阿里抄袭亚马逊、腾讯抄袭脸书、华为抄袭思科和高通，这些事实才是中国依赖美国的具体体现。美国能够享受高水准生活，靠的不是什么石油美元，也不是什么美军，而是美国源源不断的从无到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学习美国真正重视人才，重视无形资产保护，真正重视制度建设，真正加大基础科学教育和科技研发，从而增强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性，从而实现产业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通过里程碑式制度创新提升对外开放性。出台取消外资法、出台自由港法、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等外资新政，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最短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着力建设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放开制造业,扎实推动服务业开放;出台高新技术及产品进口零关税等外贸新政，全力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广交会，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建立坚强稳固的双多边联盟。一是加强与欧盟合作。欧盟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体，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欧盟有很多技术，可以同中国市场进行有机结合。但要吸取导航系统合作失败教训，建立中国与欧盟科技联合攻关联盟。二是与科技先进国家进行技术合作。中国可以吸引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科技交流合作，还可以考虑到独联体及以上国家引进退休人员，实现科技突破。三是加强高校等民间交流。一百多年前中国进行了民主与救亡的启蒙，但是科学和文化的启蒙还需重新开始。因此，需要走出去提升思想启蒙，培育科学精神。思想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将使得中国重新回到科技落后的状态。四是分化美国三大势力。中美贸易谈判为何多次胎死腹中，正是因为美国其实有三股势力在背后角逐。华尔街代表的金融势力，中国企业客户代表的产业界，以及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政治势力，而美国政治势力又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党派之内又有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因此，我们可以针对这种格局做一些努力，打入美国建立合作共赢联盟，进而建立对我有利的局面。

　　(四)抢夺国际技术话语权。中美贸易战已经从简单的关税战升级为科技封锁战，也就是围绕未来经济增长主导权和经济利益分配权的争夺战。因此，我们应该关注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科技创新因素，由重视商品贸易领域的争端转为更加重视对数据、新兴技术以及新兴产业的争夺，争夺5G等高新科技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同时关注经贸规则调整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加强国内政策的协调，建立经济、科技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应对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中的国际化问题。继续引领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基因编辑、干细胞、纳米材料和超材料、3D打印、风力、太阳能发电等若干前沿技术领域，继续打造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线娱乐、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继续创新数字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商务模式，从而引领一些国际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注重发挥民间资本和民间龙头企业在推动全球创新创业、整合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中的排头兵和先锋队作用，调动民间联盟、协会以及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在国内政策制定、国际贸易谈判中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外资研发机构在创新体系国际化中的纽带作用，规避发达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和政府有关投资的壁垒。适应我国科技创新国际地位的变化，谋划面向未来的全球经济和创新治理格局，发挥好庞大的内部市场作用，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加快制定以我为主的国际规则，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国际创新创业和研发投资的便利化，摆脱被动应对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