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既反强权政治又谋平等合作是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一贯立场和原则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兴大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设计、价值观体系与对外战略取向方面确实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把既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谋求和平相处和平等合作，作为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目标。

　　众所周知，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接触过中国共产党及相关人士，表达了愿意有条件地承认即将建立的中国新政权的意向。对此，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开放的建设性立场，传递出只要美方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与美国展开建交谈判的明确立场。遗憾的是，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优柔寡断，对于如何处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首鼠两端，丧失了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历史机遇。

　　1950年，美国仍有机会与新中国解决两国建交问题。但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中美两国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派兵驻守台湾，并且在朝鲜战争停火后，与台湾当局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长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两国陷入30年的敌对与隔绝状态。

　　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新中国并没有割断与美国的联系。双方在日内瓦建立的秘密接触渠道，很快升级为华沙大使级会谈。在当时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美国坚持孤立封锁中国、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在国际上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努力寻找机会，争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曾经向外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同美国缔结和平条约，五十年不行就签一百年的。1964年6月，他对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说过，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总共三十年，中美关系总要正常化吧。

　　1972年，中美两国开启了相互交往之门。当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全面挑战，中国也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尼克松为改变美国战略上的不利地位，通过多种方式向中方传达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从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际处境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得失，在继续高举反帝反霸斗争大旗、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前提下。做出了愿在北京接待尼克松来访的重大决断。

　　尼克松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双方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份政治文件《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方在公报中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等。美方对此不予认可，而是含糊其辞地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显然，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两面手法，实行两种策略。

　　1978年中美开展建交谈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霸权地位的战图谋又一次暴露无遗。只是由于邓小平的坚持，美方才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即美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撤出在台军事人员，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但美方坚持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而后还要继续对台“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针对卡特政府在两国建交时发表的关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义正言辞地发表声明，一方面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另一方面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强调这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也时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不仅宣示在美国要继续保持同台湾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刻意回避了“非官方”一词，同时还公然表示，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并且还规定，美台之间此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 实际上是要变换保留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坚持将台湾打造为对付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虽然两国建交后，美国在一定范围内从经济技术层面与中国开展合作，但目的是“以援促变”。这种两面政策，归根结底，都是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都是服务其霸权战略的。中国领导人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但处理时非常理性。邓小平对美国人表示：中方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朋友都来中国看看，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在评价和比较中美建交与美苏签署战略核武器协定的意义时，邓小平表示，谋求世界和平，中美关系正常化意义更大，“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判断，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了后来被称作“旋风九日”的友好访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同时又充满理性的演说。他指出，“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中方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预见完全正确。中美建交后，美国很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且不顾中方反对，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试图把台湾打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舰”，用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方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建交成果，一方面坚持对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甚至做出不惜两国关系倒退的最坏打算。另一方面不断在策略上展示善意与灵活，坚持用交流对话与协商谈判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促使后来的里根政府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对台售武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1989年6月，由于国内外某些因素相互叠加和影响，中国国内一度出现异常复杂的局面。自称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布什总统，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动员所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为中国制造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国际困境。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告诉美国，中国不怕制裁，也不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的苦果，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他请当时秘密访华的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先生转告布什：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绝不含糊!

　　中国秉持这样的立场，坚持与美国周旋，最后不但打破制裁，冲破了孤立和封锁，而且以更加积极的进取态势，全方位地投入国际事务，成长为现存国际秩序最有力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第四，坚守全面复兴伟大目标从容应对美国霸权新挑战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

　　目前，综合比较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诸多因素，任何国家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美国是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仍无可争议。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量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但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还很靠后，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科技现代化与军事现代化与美国差距更大。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经过中方不懈努力，两国间形成了发展利益广泛交融，安全关切深度契合，共同治理责任攸关的特殊形态。中美关系成了牵动整个国际关系的最大引擎之一。综观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权衡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可以说，无论国际形势未来如何变幻，无论美国霸权多么猖獗，争取和保证中华民族在预定时间内实现全面复兴，这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最大利益。我们的全部对外工作，包括处理中美关系，都要服从于这个最大利益，服务于这个崇高目标。

　　未来若干年间，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态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与相互关系紧张的态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更趋复杂和紧张，与俄罗斯相互敌视彼此擎肘的关系，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战略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权力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作为独具特色的发展中的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定位，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合作将更加广泛和深刻。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全面重组的最重要动因。中美关系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既是美国试图重塑世界格局、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大举动，也是对中国全面崛起严重不适，提前与中国展开全局较量的前哨战。对中美博弈的复杂性、艰巨性及深远影响，我们要有清楚认识和多方面准备。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神圣意愿和国际责任，不应因中美关系变数增多而有任何动摇。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解决中美间已经出现并且还会不断出现的矛盾与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即竞争又合作的框架下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待中美关系可能现出的危机，提前对决的冲动，鱼死网破的思维，两败俱伤的结局，均不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崇高目标。尽最大努力挫败美国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冒险主义图谋，将特朗普政府制造的经贸争端控制在有限规模，防止经济冲突蔓延到其他领域，进而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应是我们严防死守、永不变异的战略底线。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潜能已今非昔比，运筹帷幄的外交资源和手段也已今非昔比。中国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也有足够的外交策略和手段，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周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从策略层面讲，我们要坚持推动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与不同发展水平的的国家互通互学与互鉴，倡导并践行新型文明观、发展观、合作观和安全观。

　　具体而言，对于美国，就是要促使白宫当局正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推动美方在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我相向而行，努力将两国关系控制在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的“竞合关系”轨道，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理想局面。对于欧盟，就是要拓展中欧双方同为当今世界两大文明、两大市场、两大力量的政治共识，继续推进“四大伙伴”关系，即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改革伙伴、文明伙伴关系建设，遏制欧盟内部疑华恐华反华势力的消极倾向，防止欧美在经贸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共同对付中国的“神圣同盟”。对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就是要通过扩大和深化务实合作，继续丰富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构筑共同反对新冷战新霸权的无形而有为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于周边地区，则要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抓手，继续推进睦邻友好环境建设，夯实我繁荣发展之基。对于整个世界，就是要以全面准确地认知外部世界为基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使中国深刻改变自身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的新型中外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世界格局不成型、力量对比不均衡、大国关系不稳定、偶发事件不可测的时代特点今后会更加突出。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良好，我们的付出多么巨大，许多事情的发生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美关系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发展势所难免。美国不遗余力阻挠中国和平崛起，将是历史必然。在全力迎接时代变革新潮流、应对未来百年新变局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准备承受中美关系剧烈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准备开展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外交斗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2019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也是当代国际关系承前启后的特殊关节点。值此重要时刻，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特别是美国霸权的演进路径以及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未来趋势，有助于我们在世界秩序深刻变革、大国关系愈加复杂、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形势下，更精准地界定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更稳妥地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压力和挑战，更广泛更深入融入全球事务和国际社会，在实现民族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伟大征程中，取得更大成就。

　　第一，美国谋得世界霸权并成功维系霸主地位是一战结束后世界百年巨变的最大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代世界上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一战前即已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卧薪尝胆，蓄势待发，最后选择同盟国与协约国两败俱伤之际介入战事，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战争红利，获得了成长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国际政治资本。一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参加巴黎和会、主导华盛顿会议等一系列多边活动，参与构建了反映西方国际政治思维、彰显其特殊作用的凡尔赛体系，推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合作组织国际联盟。

　　但是，毕竟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当时尚不够强大，主导欧洲和全球事务的图谋未能充分实现，美国最后没有参加由它倡导建立的国联。“不能主宰世界就孤立于世界”，从此成为美国外交的突出特点。美国霸权的野蛮性、政策的多变性和手段的荒诞性，当时就已经昭然若揭。上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世界战略格局极不稳定、国际力量对比极速变化的背景下，欧亚大陆形成德国日本两大战争策源地。包藏祸心的英法等国企图祸水东移，对德日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终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爆发，导致国联和凡尔赛体系完全瓦解。尚未成型的美国霸业也受到了严重冲击。

　　二战爆发后，美国坚持的是窥测时局，伺机而动的历史传统。它先是出售军火，大发战争之财，尔后直接介入战事，推动建立战时同盟体系，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最后时刻，对困兽犹斗的日本发动核打击，赢得了最大的战争红利，同时也震慑整个世界。它通过美苏英三国合作，共同构建了雅尔塔体系，战后又推动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关税联盟、营造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多边机制，全面主导战后秩序重建，引领国际事务，收到国势大增，国威大振的双重功效。

　　此时，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已不同于一战结束之际。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图谋，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抵制，同时也受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猛烈冲击。在此形势下，美国一方面领衔西方世界对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主导西欧的经济复兴与政治重建，推行杜鲁门主义，遏制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随后又打造出北约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战争工具。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实施所谓富布赖特计划，向世界各地输出美国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体系。到40年代末期，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基本形成。

　　此后，美国在亚洲先后参与和制造了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挑起无数次局部冲突，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与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了全球范围的较量和争夺。它在50-60年代所拼凑的旨在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给相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给新中国的成长进步造成了重大损害。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开启中美对话之门，前来北京进行“破冰”之旅，完全是出于对抗苏联、争夺霸权的需要。对此，尼克松本人当时说得十分清楚，即二战后“美国遇到甚至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但美国不是要“放弃美国的领导权”，而是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来“相互制衡”，从而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当时，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日本经济上异军突起，有人大呼“买下美国”。美国调动各种资源和力量，综合运用经贸金融各种手段，将日本经济彻底压垮，图谋控制亚洲和整个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

　　80年代中期，美国抓住了苏联军事上异常强大，经济上跛足而行的软肋。里要政府发动了所谓的星球大战，将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的苏联拖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在无硝烟的战争中“不战而胜”，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横行世界，不但以“禁毒”为名到巴拿马抓捕该国总统诺列加总统，同时还广泛调动国际力量，打着联合国旗号，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海湾战争。后来，美国人自己毫不掩饰地表白说，从海湾危机发生时起，他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将美国的行动“评论为向冷战后的世界开路。”在讨论“世界新秩序”时，美国“试图以一种能够有助于为未来建立一个模式的方式行动”,其行为基础是“在一个尚无法预见的范围内，”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共同体”。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东集团共同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随之瓦解的形势下，美国动员整个西方世界对改革开放势头强劲的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在名为“沙漠风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对中东强国伊拉克大打出手，在国际关系中制造了一系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暴贫、以众制寡的恶性事件。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世界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因力量对比失衡而进入美国一超独强、一霸独大的历史过渡期。

　　第二，美国霸权野蛮发展将是新百年到来之际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进入新世纪前后，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人文合作、安全对话与科技交流，比以往任何都更加活跃。但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又有新发展。民主党人克林顿主政期间，美国竭尽全力推动原苏东国家制度“转型”，保留作为冷战工具的北约并大力推动其东扩，同时以“人道主义干预”为旗帜，对敢于反抗强权政治的新南斯拉夫狂轰滥炸，对中国实行“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共和党人小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一方面以强化局部战争的方式到处“武装反恐”，另一方面以赤裸裸干涉内政的方式持续推进非洲的所谓“民主化进程”，在后苏联地区制造“颜色革命”。正是美国联手西方盟国推动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彻底捅开了中东地区的马蜂窝，使中东动荡与战乱的祸水及恐怖主义瘟疫外溢到全世界。奥巴马政府利用乌克兰危机，在欧洲地区联手欧盟制裁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实行所谓再平衡战略，意在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复兴与崛起。纵观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说，美国所作所为归根到底，就是要巩固和扩大其全球霸业。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此生彼长不断加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蔚成风潮。美式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霸业的掌门人。他秉承“美国第一”、“美国至上”的理念，不惜采用“退群”“毁约”“骂阵”“制裁”“威胁”等极端手段，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将美国霸权推进到更加野蛮和荒诞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对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充满疑惑和忧虑，对美国未来向何处去众说纷纭。美国人自己对其全球“领袖地位”，信心也开始动摇，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躁状态。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至今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其奸商习性。他唯利是图、锱铢必较、刚愎自用、言而无信、口蜜腹剑等特点极为突出，政治思维和执政风格诡异无常，致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左冲右突、四面出击、翻云覆雨、积怨甚深。另一方面，美国以两党政治为核心的三权分立制度和权力制衡机制严重失灵。两百多年前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此为根基的政治模式及其运行规则，已落后于美国社会实际和时代潮流。两党恶斗有增无已，政府关门创历史纪录，总统家族绑架整个国家，阶层分化与族群对立相互交织，社会自上而下全面撕裂，导致美国在全球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美国履行国际责任并承担相关义务的能力将持续走低，维系全球霸权地位的难度将日甚一日。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历史规律。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看，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实力和能力终有穷弩之末那一天，其世界霸主地位不可能永续不移，但美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和科技潜力，介入全球事务的军事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与动员力，至少还可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较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所使然，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仍将是美国无法更改的国家意志。遏制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打断俄罗斯复兴进程，干扰欧洲一体化发展方向，控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将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其中，将中俄两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施行全面打压，将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单边主义与同盟主义交替使用，保守主义与冒险主义互为表里，败坏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铤而走险，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将是美国霸权野蛮发展扭曲变形的主要特点。不仅中国，整个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适感将进一步上升。2019年1月17日，特朗普政府了公布了升级版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将全面更新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要“确保能发现并摧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射的针对美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导弹”。在这份被美国舆论称为“展示冷战姿态”的新版“星球大战”计划中，特朗普竟然毫不掩饰地威胁说：“如果有必要，那我们坏起来比谁都坏!”在这样极端可怕和思维方式支配下，美国正大力强化与日本在太空、网络空间、电磁空间等“新战场”的防务合作，甚至公开扬言要派遣航空母舰穿行台湾海峡。总而言之，不管特朗普之后谁人接手白宫，也不管共和民主两党争斗孰高孰低，作为一个曾经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美国霸权穷途末路之际，困兽犹斗的可能与风险很可能难于避免!对我国和平崛起的最大挑战，对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至少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显而易见仍将来源于美国。 放眼未来，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将继续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过渡期。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前导区和大国战略博弈的中心区，将进一步转向我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永远不称霸的前提下，我国要为人类进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不但要深入研究德国谋求千年霸业遭到失败、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可耻告终、苏联与美国争霸世界最终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同时还在全面研究美国并维系世界霸权的进退功略与成败得失。对于不忘初心，胸怀世界，既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要为人类社会谋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来说，充分认识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及其演进路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既反强权政治又谋平等合作是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一贯立场和原则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兴大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设计、价值观体系与对外战略取向方面确实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把既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谋求和平相处和平等合作，作为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目标。

　　众所周知，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接触过中国共产党及相关人士，表达了愿意有条件地承认即将建立的中国新政权的意向。对此，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开放的建设性立场，传递出只要美方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与美国展开建交谈判的明确立场。遗憾的是，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优柔寡断，对于如何处理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首鼠两端，丧失了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历史机遇。

　　1950年，美国仍有机会与新中国解决两国建交问题。但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中美两国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派兵驻守台湾，并且在朝鲜战争停火后，与台湾当局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长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两国陷入30年的敌对与隔绝状态。

　　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新中国并没有割断与美国的联系。双方在日内瓦建立的秘密接触渠道，很快升级为华沙大使级会谈。在当时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美国坚持孤立封锁中国、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在国际上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努力寻找机会，争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曾经向外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甚至可以同美国缔结和平条约，五十年不行就签一百年的。1964年6月，他对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说过，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总共三十年，中美关系总要正常化吧。

　　1972年，中美两国开启了相互交往之门。当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全面挑战，中国也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尼克松为改变美国战略上的不利地位，通过多种方式向中方传达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毛泽东从改变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际处境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得失，在继续高举反帝反霸斗争大旗、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前提下。做出了愿在北京接待尼克松来访的重大决断。

　　尼克松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是双方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份政治文件《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方在公报中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等。美方对此不予认可，而是含糊其辞地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显然，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两面手法，实行两种策略。

　　1978年中美开展建交谈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霸权地位的战图谋又一次暴露无遗。只是由于邓小平的坚持，美方才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即美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撤出在台军事人员，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但美方坚持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而后还要继续对台“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针对卡特政府在两国建交时发表的关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义正言辞地发表声明，一方面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另一方面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强调这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也时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不仅宣示在美国要继续保持同台湾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刻意回避了“非官方”一词，同时还公然表示，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并且还规定，美台之间此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 实际上是要变换保留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坚持将台湾打造为对付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虽然两国建交后，美国在一定范围内从经济技术层面与中国开展合作，但目的是“以援促变”。这种两面政策，归根结底，都是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都是服务其霸权战略的。中国领导人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但处理时非常理性。邓小平对美国人表示：中方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朋友都来中国看看，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在评价和比较中美建交与美苏签署战略核武器协定的意义时，邓小平表示，谋求世界和平，中美关系正常化意义更大，“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判断，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了后来被称作“旋风九日”的友好访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同时又充满理性的演说。他指出，“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中方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预见完全正确。中美建交后，美国很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且不顾中方反对，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试图把台湾打造成“不沉的航空母舰”，用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方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建交成果，一方面坚持对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甚至做出不惜两国关系倒退的最坏打算。另一方面不断在策略上展示善意与灵活，坚持用交流对话与协商谈判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促使后来的里根政府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对台售武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1989年6月，由于国内外某些因素相互叠加和影响，中国国内一度出现异常复杂的局面。自称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布什总统，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动员所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为中国制造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国际困境。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告诉美国，中国不怕制裁，也不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的苦果，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他请当时秘密访华的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先生转告布什：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绝不含糊!

　　中国秉持这样的立场，坚持与美国周旋，最后不但打破制裁，冲破了孤立和封锁，而且以更加积极的进取态势，全方位地投入国际事务，成长为现存国际秩序最有力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第四，坚守全面复兴伟大目标从容应对美国霸权新挑战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

　　目前，综合比较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诸多因素，任何国家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美国是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仍无可争议。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量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但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还很靠后，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科技现代化与军事现代化与美国差距更大。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经过中方不懈努力，两国间形成了发展利益广泛交融，安全关切深度契合，共同治理责任攸关的特殊形态。中美关系成了牵动整个国际关系的最大引擎之一。综观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权衡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可以说，无论国际形势未来如何变幻，无论美国霸权多么猖獗，争取和保证中华民族在预定时间内实现全面复兴，这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最大利益。我们的全部对外工作，包括处理中美关系，都要服从于这个最大利益，服务于这个崇高目标。

　　未来若干年间，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态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与相互关系紧张的态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更趋复杂和紧张，与俄罗斯相互敌视彼此擎肘的关系，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战略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权力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作为独具特色的发展中的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定位，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合作将更加广泛和深刻。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全面重组的最重要动因。中美关系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既是美国试图重塑世界格局、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大举动，也是对中国全面崛起严重不适，提前与中国展开全局较量的前哨战。对中美博弈的复杂性、艰巨性及深远影响，我们要有清楚认识和多方面准备。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神圣意愿和国际责任，不应因中美关系变数增多而有任何动摇。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解决中美间已经出现并且还会不断出现的矛盾与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即竞争又合作的框架下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待中美关系可能现出的危机，提前对决的冲动，鱼死网破的思维，两败俱伤的结局，均不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崇高目标。尽最大努力挫败美国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冒险主义图谋，将特朗普政府制造的经贸争端控制在有限规模，防止经济冲突蔓延到其他领域，进而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应是我们严防死守、永不变异的战略底线。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潜能已今非昔比，运筹帷幄的外交资源和手段也已今非昔比。中国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也有足够的外交策略和手段，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周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从策略层面讲，我们要坚持推动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与不同发展水平的的国家互通互学与互鉴，倡导并践行新型文明观、发展观、合作观和安全观。

　　具体而言，对于美国，就是要促使白宫当局正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推动美方在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我相向而行，努力将两国关系控制在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的“竞合关系”轨道，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理想局面。对于欧盟，就是要拓展中欧双方同为当今世界两大文明、两大市场、两大力量的政治共识，继续推进“四大伙伴”关系，即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改革伙伴、文明伙伴关系建设，遏制欧盟内部疑华恐华反华势力的消极倾向，防止欧美在经贸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共同对付中国的“神圣同盟”。对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就是要通过扩大和深化务实合作，继续丰富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构筑共同反对新冷战新霸权的无形而有为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于周边地区，则要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抓手，继续推进睦邻友好环境建设，夯实我繁荣发展之基。对于整个世界，就是要以全面准确地认知外部世界为基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使中国深刻改变自身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的新型中外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世界格局不成型、力量对比不均衡、大国关系不稳定、偶发事件不可测的时代特点今后会更加突出。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良好，我们的付出多么巨大，许多事情的发生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美关系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发展势所难免。美国不遗余力阻挠中国和平崛起，将是历史必然。在全力迎接时代变革新潮流、应对未来百年新变局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准备承受中美关系剧烈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准备开展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外交斗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