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安倍的中国认识

　　曾在首次执政时开启了中日关系 “破冰之旅”的安倍于第二次上任之后也经常强调中日双边关系非常重要，愿意做出努力使两国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在其著述中他亦指出对日本来说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在安保上都很重要，并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的增长带来积极作用。

　　不过，惯用软硬兼施手段的安倍主张在中日之间采取“政经分离”原则(这使人联想到当年岸信介执政时期也一直推行此原则)，希望不要以经济为手段而服务于政治目的，并比较委婉地借他人之口指出，中国推进大胆的政策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中尤其把“反日”爱国主义教育当做引领国民的精神支柱。其言外之意是，中国政府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在外交上采取经济打压手段，对内则利用教育误导来弘扬民族主义。之后不久安倍揭下面具露出真容，在《华盛顿邮报》对其采访时公然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就是反日教育，刻意在教育内容里渲染反日情绪。并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而制造同日本等国家的领土纠纷以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该报发表评论针对此论调及他提出的“遏制中国计划”指出，安倍在国防和外交上右倾化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日本20多年经济停滞中所失去的影响力及自信心。

　　针对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持续对立，安倍坚称不会退让并否认争端的存在。“重视压力派”的安倍表示没有军事实力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他认为必须同美国以及与中国之间存在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各国联手，共同对中国施压以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一带造成的安全威胁。这些均是“安倍的人生哲学‘对话与压力’在外交方面的具体体现，无非都是想通过施加压力的手段使自己在以后的对话中占据有利形势”。

　　基于此，与之前保守派聒噪“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不同，安倍更专注于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渲染，借此谋求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上任之后半年内便对东南亚出访三次，围堵牵制中国的意图和迫切心情昭然若揭。很显然，安倍将钓鱼岛视作制造中国威胁及安全危机的战略素材，是延缓乃至阻止中国崛起和维护日本影响力的重要棋子，更是借此扩充军备以实现其“正常国家”“军事大国”梦想的大好时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两国国力此长彼消，这令日本非常急躁和焦虑。日本防卫省曾于2013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报告中，共4项条款里就有3项涉及中国，足见我们这个近邻的紧张情绪和重视程度。据日本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会议员所言，最近的日本外交可称作“焦虑外交”，亦可称为“中国外交”。原因是安倍政权几乎所有的外交活动，其背后因素都与中国有关。“他十分焦虑，所以在外交活动方面也多有失意”。但是，重视归重视，其动机究竟是迫于形势的无奈还是别有所图则一直饱受诟病，河野洋平(原自民党总裁、原众议院议长)曾针对其派员赴中韩欲改善关系一事指出，这些姿态在两国看来仅是按美国的忠告而例行公事，感受不到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努力的诚意和真心。

　　六、安倍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观

　　安倍的各种言论均与历史认识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被安倍作为展现“安倍色彩”即历史修正主义的主打牌，同时又是有可能动摇其政权的不安要因之一。就连美国议会调查局于2013年做出的报告书中都将安倍定位成“强硬的国家主义者”，强调其关于历史认识的言行会破坏东亚的地区关系，存在有损美国利益的风险。从中可看出美国政界对安倍造成日本同中韩关系恶化的担心。

　　(一)关于“东京审判”

　　令美国尤为不满的是某些日本政客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具有代表性的是，安倍曾在国会上公然指责东京审判不具正当性，称审判并非日本人自己所做，是由战胜国强加于日本的断罪行为。此论调显然是在挑战二战最大胜利者美国所制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无法让美国乃至亚洲各受害国所接受。

　　秦郁彦(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史学者)指出“东京审判史观”一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言论界流通，词义有些不明不白，东京审判否定派将矛头主要指向其裁定的“日本的对外行动是侵略”这一 历 史 观 以 及 由 此引 出 的 所 谓 “自 虐 史观”，此论派的主力诸如西尾干二(德国文学)、渡部升一(英语学)、藤原正彦(数学)、小堀桂一郎·江藤淳(国文学)、田母神俊雄(自卫队干部)等人“均不属历史学领域，其中少有研究历史学的专家，有的甚至只是一个论客而非学者”。

　　针对他们的惯用手法，秦郁彦指出这些否定论者仅仅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来断章取义，例如，强调残酷虐待行为以及侵略是“相互的”;强调东京审判是“战胜方的审判”，仅将战败方的事例大书特书;认为《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中的译语不正确，强调日本接受的并非“审判”而应该译作“判决”;将“帕尔意见书”视作“日本无罪论”的代言而对其礼赞有加等等。

　　(二)关于靖国神社

　　与上述东京审判问题相关紧密的是靖国神社问题。安倍们认为日本国内法中并无战犯的概念，故主张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牌位以及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等均属正当行为。 2013年副首相麻生太郎等 3 名内阁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韩两国对此一致谴责，安倍却在国会上宣称“理应向为国牺牲的英灵表达敬意，我们的阁僚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守护基于传统与历史的国家荣耀”，并不顾国内外的反对，于12 月 26 日亲自前往参拜。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指出安倍一意孤行，违背了日本历届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承诺与表态，给处于严峻局面的中日关系重新制造了巨大的政治障碍。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指出，日本领导人如果把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视作“引以为豪”的“传统与历史”，妄想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将只会使日本永远留在历史的阴影中，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失去未来。

　　(三)关于战争观

　　针对“村山谈话”(村山富市首相于 1995 年发表的谈话，就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安倍曾含糊其辞地表达“应该继承”，却于2013年4月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改称“安倍内阁不会全盘继承村山谈话”，次日更进一步公开表明“关于侵略在国际上和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定义”，言外之意，关于日本是否侵略一事需要研讨，尚无定论。此番言论立即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就连日本的右翼纸媒《产经新闻》都认为安倍其实内心里对村山谈话根本不赞同，他始终考虑的是日本如何摆脱“谢罪外交”从而终结被动的历史。另外，关于“河野谈话”承认日军与随军慰安妇有关联的政府表态，安倍亦持否定态度，明确表达了需要由专家和学者重新开展研究的意见。但是显而易见，无论他想挑起关于“侵略”定义和“日军强征”慰安妇证据的争论之结果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日本在过去实施了侵略和殖民统治，安倍妄想在概念上玩文字游戏并企图以此为手段来歪曲改写历史是断然不会得逞的。

　　(四)关于修改和平宪法

　　不管是在初任还是第二任期间，安倍都对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步步为营的实际行动，于 2015 年 9 月使新安保法案在参众两院成功通过并经政府公布实施，自此“集体自卫权”得以部分解禁，允许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迈出了修宪之路的重要一步。其实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其祖孙三代政治家不变的夙愿———修宪，也是自民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的最大目标，只不过现在在一党独大的安倍手里迎来了将其实现的最好时机。他正在谋求顺利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中，然后进而将自卫队升格成国防军，直至令日本成为其梦寐以求的状态即“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

　　七、结束语

　　山崎拓曾经担心，战后出生的安倍“不能深刻理解战争的可怕与和平的真谛”。河野洋平也说过，虽是保守主义者但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政治家也大都对亚洲抱有真诚的反省之心，但是现在的年轻政治家却显然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另据2013年5月13日《解放军报》报道，侵华日军老兵神宫寺敬说，安倍等政客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应当向更多的国民讲述战争的悲惨，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正如他们所言，随着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逐渐占据社会主流，加上近现代史教育方面的缺失，日本社会中主张遗忘历史、回归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价值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具体体现为“网络右翼”这一新词及其所代表的现象、逾百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却在国民中获得高支持率、一些极右政客能够以歪曲历史言论来获取民意支持达到政治目的等等)，缺乏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战争责任的历史担当也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与其抱怨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其实更“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日本的历史教育似乎并未给国民创造一个详细了解本国近代史的机会和条件，反而在如何遮掩、美化日本的不光彩历史上颇费心机”。在这种历史教育的沃土培育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自然而然地构建起了当今日本占主流的历史认识。那么，在这种政坛大环境以及占有一定市场的民意背景之下，安倍作为执政者是否具备国家利益层面上的大局意识和历史责任担当，如何平衡好自己的政治信条和国家大局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对其执政能力和政治生命的一项巨大考验。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国的外交官员曾经指出，“可以说日本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使战后出生的日本领导人对历史持有如此缺乏良知的态度”。安倍身为日本政坛的新生代代表，其战争观与历史观颇具典型性，本文拟通过个案研究以期对当今日本社会及政界的历史认识进行微观透视与直观把握。

　　安倍从1982年进入政坛(28岁)，担任其父亲(时任外务大臣)的秘书官，1993年初次当选众议员步入政治家行列，之后仅过了13年就荣登自民党总裁及国家首相的宝座，在十分看重资历的日本政坛此乃罕见的异例。

　　究其原因有四：一是拼出身———作为高官世家子弟，即便在官二代和官三代扎堆的自民党内他亦属于“根正苗红”;二是拼才华———在不断右倾的党内环境下得到重点培养，作为右翼政客的表现频获好评;三是拼人脉———抱有相同政治理念的党内前辈和“同志”对其大力提携和拥戴;四是拼颜值———将其政治主张上的强硬有效地掩饰于外形穿戴和待人接物上的文雅之中。以下将展现安倍晋三其人，并进一步分析其认识的历史形成路径。

　　一、安倍的家族影响

　　(一)关于岸信介

　　安倍家族乃山口县知名的酿酒、酱油大商人。祖父做过众议员，父亲先后担任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官房长官和自民党干事长等职位，外祖父岸信介则曾任政府首相。此外，原首相佐藤荣作(岸信介之弟)亦是此亲属链的一环，其父因入赘而改姓佐藤，但岸信介后被其父本家收作养子而重新姓岸。此佐藤亦为大家族，与吉田茂(原首相)和麻生太郎(原首相、现副首相)均属远亲。如此豪华的阵容几乎横贯战后的日本政坛，难怪媒体把安倍晋三称为“纯正血统的政治家”。

　　安倍在其书《走向美丽国家》里写道，“幼时目睹反安保的游行群众围堵外祖父官邸，就将外祖父看作心系国家未来的政治家，他面对责难也能处险不惊，我对身为其家庭成员而自豪”。

　　他还曾多次表示自己继承了岸信介的政治DNA ，连其母都说晋三的性格来自父亲的遗传，但政策更像外祖父。可见安倍受岸信介影响颇深。

　　伪满时代，岸信介作为操控满洲国的五巨头之一，与东条英机关系密切，后回国任其内阁的商工大臣等要职，一手策划并实施了强掳中韩两国民众到日本充当劳工事件。日本战败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犯而收押，但由于冷战格局导致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包括岸信介在内的一干待审嫌犯被释放。岸信介出狱后再入政坛，呼吁重建大东亚共荣圈，并成功登上首相宝座(1957 — 1960年)。他始终敌视新中国，反对两国的民间交流和贸易发展。

　　西部迈指出，“且不论是否战犯，但无疑岸信介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数百万亚洲人死去。仅此一条，若无极特殊理由就绝不应重入政界。因此对其人格无法不产生疑问”。森田实(政论家)亦评价道，“岸信介在满洲积累的财富与人脉为其换取了 GHQ (笔者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特殊待遇……他具有不畏神鬼的个性，安倍晋三对其尊崇有加，定会加以效仿”。此二人虽同为保守派但亦对此祖孙予以无情批判，可见安倍家族的“保守”已脱离保守派的本质，已经右倾至保守的极端化。

　　(二)帕尔与安倍家族

　　岸信介一直不能释怀于曾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犯”，一些右翼团体和军人遗属也伺机对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翻案，帕尔一度成为他们以资利用的良好素材。

　　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来自美、苏、英、中等国，印度的帕尔亦位列其内。针对28名甲级战犯的审判中，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绞刑，其余21名除两名病死、一名因精神障碍免予起诉外，均获无期或有期徒刑。对此判决独有帕尔提出异议，理由是战前的国际法中并无“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审判的法律依据均属事后立法，因此他主张全员无罪。当然最终结果不会因其一人反对而改变，此意见书亦未引起关注。

　　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从被占领状态得以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正常地位。一些右翼团体随即开始拿帕尔意见书大做文章，其中松井石根的原秘书田中正明更是将其出版并添加了许多个人的意见，而且没有征得帕尔同意擅自把书名加上“日本无罪论”字样。帕尔曾经针对此事说道，当初联络时定下的书名《和平的圣经》在出版后却变为《帕尔博士的叙述·真理的审判·日本无罪论》。中岛岳志指出，“此书令大家形成错误认识，即‘帕尔 = 宽恕战犯’，亦开启了‘大东亚战争支持派’拿帕尔做宣传素材之先河”。

　　岸信介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三次邀请帕尔访日在各地演讲，帕尔受到二战遗老遗少欢迎并获天皇颁发一等瑞宝章。如今，安倍亦加入此阵营中不遗余力地吹捧帕尔，想替岸信介和一干战犯们翻案。在第一任的2007年8月他访问印度时专程拜访帕尔的长子，称赞帕尔“表现出高贵的勇气，现在依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尊重”。安倍家族的帕尔情结从中可见一斑。

　　(三)对帕尔观点的分析

　　帕尔意见书对否认侵略战争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杯甘露，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年的背景和其观点的真正含义。首先，印度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帕尔家乡的贝加鲁州处于激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之中，他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看作是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对抗，认为东京审判其实是“亚洲的日本 VS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国”，因此他想通过替日本辩护来抗争西方的殖民主义。帕尔曾在访日演讲中指出，“欧美才是侵略亚洲的罪魁祸首，他们指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借此将自己的殖民侵略亚洲行径正当化 。从中能够查明他在东京审判法庭上的真实心态。

　　其次，帕尔曾经明确表达过反暴力、爱和平的主张。他在意见书中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表示愤慨，认为武力掠夺是最可耻行径;更对“巴丹死亡行军”事件(日军的残酷虐待导致大量美、菲投降军人及平民死亡)表达愤怒。帕尔面对战败的日本和战胜的美国，一视同仁地批判他们的残暴行为，尤其对美国投放原子弹十分愤慨和不满。可见他虽主张日本无罪，但完全反对日本的暴行。

　　第三，帕尔的论点即“用‘事后法’来定罪无法构成审判”，换言之，既然是国际审判就应该以当时的国际法为准则来进行，而“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是战后才制定出的法律，因此无法认同以此为依据来定罪，故全体被告均无罪。据此可知，帕尔的偏执在于追求所谓的国际规则之下的公平，如果没有适用的罪名那这些战犯就是无罪。言外之意，如果事先存在这些罪名，那很显然他们都应判为有罪。帕尔的偏执法理观未得到其他法官和学界专家的认可，日本的某些人却别有用心地故意“误解”，将其用作宣扬“日本无罪论”的绝好素材，其中帕尔所言“主张战犯无罪，并不意味着将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暴行予以正当化”却被刻意过滤掉。针对这些，帕尔长子也曾辩解道，“(父亲)作为国际法专家批评了东京审判，并非要维护或包庇日本”。

　　二、政绩与经历

　　安倍当上议员不久即被任命为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委员，曾担任文部大臣的奥野诚亮等长老们向其不遗余力的传授各种歪曲历史的手法和理论，使他迅速成长为年轻议员里的中坚力量。

　　1995年时值日本投降50周年，国会中许多议员欲在8月15日(战败日)举行国会决议来明确表达反省侵略战争，以实现同亚洲各受害国的和解。坚决反对此事的自民党议员们出于阻挠目的于1994年12月专门组建以奥野诚亮为会长的“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提拔已崭露头角的安倍为代理秘书长。该组织与一些右翼团体联合发起反对运动，“成功地”使得国会决议里最终没有出现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内容。 1996年该联盟改组时安倍仍担任代理秘书长(名称改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会长仍为奥野诚亮)，他们将“历史研讨委员会”否认侵略史实的“成果”发扬光大，掀起攻击教科书运动，大力宣扬“慰安妇是提供性服务的娼妇并非性奴，属于买卖行为”，要求删掉教科书里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内容 。

　　1997年，自民党内年轻议员组建“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7年后改名，将“年轻”字眼去掉。以下简称历史议联)，安倍担任秘书长，其中15人来自“历史研讨委员会”。该会同“编撰会”来往密切，召开支援“编撰会”教科书研讨会，对其实施全面支持。 1999年安倍等委员召集文部省干部、出版社负责人和教科书作者，严厉指责教科书记述侵略战争与慰安妇等内容，并将时任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叫到会里来，要求其撤回“河野谈话”。

　　“日本会议”(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于1997年成立，自民党内右倾势力为此专门组建“日本会议 国 会 议员 恳 谈 会”(以下 简 称 日 本 会 议 议联)，并设立三个课题组。安倍担任副干事长，兼任其中一个组的负责人。

　　至此，几乎所有的右倾议员组织中都有安倍晋三的名字出现并且担任要职，其活跃的表现频获好评，俨然已成右倾政治家中的一员干将。

　　三、前辈提拔与“同志”拥戴

　　在《走向美丽国家》中安倍曾表明，“很幸运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僚，并受到德高望重的前辈悉心指导”。他的“志同道合”便是中川昭一、卫藤晟一、平沼赳夫、下村博文等 “日本会议议联”和“历史议联”的骨干，而“前辈”则指森喜朗、奥野诚亮、板垣正等老牌右倾势力。这些“同志”几乎都在后来的安倍阵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987 年中曾根康弘的长期政权结束时，安倍的父亲(晋太郎)与竹下登、宫泽喜一并称政坛三领袖，但后来三人中只有晋太郎因病未能如愿当上首相。当时，晋太郎和竹下登争任接班人而竞争激烈，后由中曾根调解并裁定竹下登为继任者，让晋太郎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晋太郎与竹下的私人关系很好，又未达到抗命不遵的威望和实力，只能平静地接受此结果。另外，坊间的传说似乎更具说服力，即二者达成协议商定在竹下之后将由晋太郎继任。可是命运弄人，晋太郎因胰腺癌于1991年离世，最终只能遗憾地定格在“离首相位置最近”的状态。此事在竹下登心中留下很大的缺憾，据说他曾酒后吐真言：当初如果定顺序把安倍放前面就好了，那样安倍就不会错过首相位置。鉴于此1993年当年轻的晋三第一次竞选议员时，竹下放弃派系利益而前来声援，并在晋太郎墓前承诺将会来晋三的选区10次为其助选。竹下这么做，显然是想借此向安倍家弥补未竟的践约机会，以取得心理平衡。

　　在政坛浸润这么多年的晋太郎留给儿子的政治遗产远不止这些。他是“清和会”会长，在派系内外都有很强的影响力，病重住院的时候清和会的重要人物也常来请示，其中就有“安倍派四天王”之一的森喜朗。 2000 年森喜朗登上首相宝座，上任刚七天即造访安倍宅向晋太郎灵位汇报，约三个月后内阁名单公布时，安倍晋三的名字赫然在列担任官房副长官。此前安倍仅当选过三届国会议员，如此资历却能一跃跨入内阁，这除了跟森喜朗有关之外还有小泉纯一郎所起的重要作用。

　　小泉也是安倍派的骨干，当年晋太郎对其关照有加。小泉性格冲动经常在派系会议上说错话，但晋太郎并不会当面训斥而是过后耐心地教导，这使得小泉颇为感激并因此在日后多次对其子特殊关照。小泉跟老同学浅川博忠(政论家)曾提起此事，说晋三能进内阁是因为自己的举荐。后来小泉当选自民党总裁，他更是破格把晋三提拔为干事长。自民党作为第一执政党，其干事长也就是党内二号人物，由连大臣经历都没有的年轻议员担任，如此罕见特例在当时被称作“惊天动地的人事任命”。 2004年夏，担任干事长刚十个月的安倍因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未达预期席位而引咎辞职，但第二年小泉在实施内阁改造时却将其提拔为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小泉针对安倍的不降反升，解释说这是在考虑晋三的未来。显而易见，离开小泉及安倍派其他弟子的提携和扶持，安倍晋三后来在政坛的大展身手也就无从谈起。

　　四、强硬与文雅

　　小泉于2002年9月访问朝鲜时安倍也陪同前往，在关于“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的谈判中安倍因态度坚决而一举成名。在访朝时他大谈日本国民的利益，以“被绑架人质”家属的代表自居，回国后被电视台争相采访，连日来频频出镜。当时日本国内舆论一致批判朝鲜，安倍主张对朝采取经济制裁以使绑架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在朝鲜同意五名绑架幸存者回日本探亲时，他与中山恭子(内阁参事)一道坚持强硬路线，并说服小泉首相冒着被朝鲜指责的风险而没有将这五人送回朝鲜。安倍因此获得国人的广泛支持，被赞为“在信念上不屈服的人” ，他在国会上的发言以及记者会上的答问，都以强硬姿态而给人们树立了他在自己书中所标榜的“战斗的政治家”形象。

　　正如平泽胜荣(曾担任众议院绑架问题特别委员长)所言，“(安倍)通过绑架事件赢得了很高人气，借此成了民族英雄”。安倍还将强硬展现在右倾主张中。 2006年的某次记者会上，他提出“攻击敌方基地正当化”论调，即别无他法阻止敌方弹道导弹攻击时可以主动攻击对方的导弹基地，这在法律上应该属于自卫权的范围。自民党原副总裁山崎拓对此批判道，“对主权国家的领土进行轰炸无疑是挑起战争，这违反(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实乃重大的违宪行为”。在其他场合，他还针对安倍与前任小泉的不同之处评价道，安倍拥有鹰派理念，属于典型的民族主义者、重视压力派，而小泉除了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之外，大体上是和平主义者、重视对话派;小泉对日本宪法规定的禁止对外侵略的内容有充分考虑，而安倍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军事力量作依托，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无从谈起，他一直想修改宪法以便顺利行使武力。山崎也属于鹰派，他都如此担心安倍在右倾方面的强硬，安倍浓厚突出的右倾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了。不过，身高1.75米的安倍晋三有着匀称的身材，穿上考究的西装，彬彬有礼地待人接物，自然给人留下亲切温和的印象。有些女性对其有好感，投票给他是因为从着装上感觉到他是一位懂礼仪的绅士。安倍所穿西服和衬衣颇具英伦风范，均为妻子在银座的老牌名店“英国屋”帮其定做，他还获得过2002年度日本男装协会最佳着装奖。这些均令安倍比其他穿衣刻板的政治家更具吸引力。

　　安倍从小到大一直在贵族学校“成蹊学园”接受教育，同学们如今说到他大都评价为办事认真、老实稳重、善于照顾人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倍在书中描述学校生活的唯一内容却是：高中的一次课堂讨论涉及反对日美安保新条约的话题，因为舆论是反对岸信介的，而大家都知道安倍是其外孙，因此教室里的气氛无形中给安倍不少压力，但是他没有退缩而是面对老师同学大胆地予以反驳。现在看来，当时他的反抗是出于本能也好，抑或是家庭背景必然使其步入现在的政治舞台也罢，他记忆中的学生时代的感受与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之间所存在的温度差就像一个缩影，体现了他如今作为一个政治家骨子里的强硬和表面上如绅士般的文雅之间的对立。只不过安倍十分巧妙地把自己强硬和文雅的两面进行平衡与融和，从而成功地在国民当中提升了人气。

　　鱼住昭(知名记者)与佐高信(评论家)曾在对谈文章中讨论了安倍的表面文雅和隐藏其后的保守右倾，前者将其称为“柔和的民族主义”，而后者则直接称其为“柔和的、狡黠的法西斯主义”，二者同时指出，安倍运用柔和手段推进的右倾路线如果获得成功，国民将直面一种风险，即不知不觉地陷进其引领的法西斯主义之中。无疑这正是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需要提高警惕之处。

　　五、安倍的中国认识

　　曾在首次执政时开启了中日关系 “破冰之旅”的安倍于第二次上任之后也经常强调中日双边关系非常重要，愿意做出努力使两国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在其著述中他亦指出对日本来说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在安保上都很重要，并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的增长带来积极作用。

　　不过，惯用软硬兼施手段的安倍主张在中日之间采取“政经分离”原则(这使人联想到当年岸信介执政时期也一直推行此原则)，希望不要以经济为手段而服务于政治目的，并比较委婉地借他人之口指出，中国推进大胆的政策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中尤其把“反日”爱国主义教育当做引领国民的精神支柱。其言外之意是，中国政府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在外交上采取经济打压手段，对内则利用教育误导来弘扬民族主义。之后不久安倍揭下面具露出真容，在《华盛顿邮报》对其采访时公然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就是反日教育，刻意在教育内容里渲染反日情绪。并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而制造同日本等国家的领土纠纷以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该报发表评论针对此论调及他提出的“遏制中国计划”指出，安倍在国防和外交上右倾化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日本20多年经济停滞中所失去的影响力及自信心。

　　针对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持续对立，安倍坚称不会退让并否认争端的存在。“重视压力派”的安倍表示没有军事实力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他认为必须同美国以及与中国之间存在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各国联手，共同对中国施压以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一带造成的安全威胁。这些均是“安倍的人生哲学‘对话与压力’在外交方面的具体体现，无非都是想通过施加压力的手段使自己在以后的对话中占据有利形势”。

　　基于此，与之前保守派聒噪“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不同，安倍更专注于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渲染，借此谋求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上任之后半年内便对东南亚出访三次，围堵牵制中国的意图和迫切心情昭然若揭。很显然，安倍将钓鱼岛视作制造中国威胁及安全危机的战略素材，是延缓乃至阻止中国崛起和维护日本影响力的重要棋子，更是借此扩充军备以实现其“正常国家”“军事大国”梦想的大好时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两国国力此长彼消，这令日本非常急躁和焦虑。日本防卫省曾于2013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报告中，共4项条款里就有3项涉及中国，足见我们这个近邻的紧张情绪和重视程度。据日本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会议员所言，最近的日本外交可称作“焦虑外交”，亦可称为“中国外交”。原因是安倍政权几乎所有的外交活动，其背后因素都与中国有关。“他十分焦虑，所以在外交活动方面也多有失意”。但是，重视归重视，其动机究竟是迫于形势的无奈还是别有所图则一直饱受诟病，河野洋平(原自民党总裁、原众议院议长)曾针对其派员赴中韩欲改善关系一事指出，这些姿态在两国看来仅是按美国的忠告而例行公事，感受不到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努力的诚意和真心。

　　六、安倍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观

　　安倍的各种言论均与历史认识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被安倍作为展现“安倍色彩”即历史修正主义的主打牌，同时又是有可能动摇其政权的不安要因之一。就连美国议会调查局于2013年做出的报告书中都将安倍定位成“强硬的国家主义者”，强调其关于历史认识的言行会破坏东亚的地区关系，存在有损美国利益的风险。从中可看出美国政界对安倍造成日本同中韩关系恶化的担心。

　　(一)关于“东京审判”

　　令美国尤为不满的是某些日本政客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具有代表性的是，安倍曾在国会上公然指责东京审判不具正当性，称审判并非日本人自己所做，是由战胜国强加于日本的断罪行为。此论调显然是在挑战二战最大胜利者美国所制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无法让美国乃至亚洲各受害国所接受。

　　秦郁彦(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史学者)指出“东京审判史观”一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言论界流通，词义有些不明不白，东京审判否定派将矛头主要指向其裁定的“日本的对外行动是侵略”这一 历 史 观 以 及 由 此引 出 的 所 谓 “自 虐 史观”，此论派的主力诸如西尾干二(德国文学)、渡部升一(英语学)、藤原正彦(数学)、小堀桂一郎·江藤淳(国文学)、田母神俊雄(自卫队干部)等人“均不属历史学领域，其中少有研究历史学的专家，有的甚至只是一个论客而非学者”。

　　针对他们的惯用手法，秦郁彦指出这些否定论者仅仅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来断章取义，例如，强调残酷虐待行为以及侵略是“相互的”;强调东京审判是“战胜方的审判”，仅将战败方的事例大书特书;认为《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中的译语不正确，强调日本接受的并非“审判”而应该译作“判决”;将“帕尔意见书”视作“日本无罪论”的代言而对其礼赞有加等等。

　　(二)关于靖国神社

　　与上述东京审判问题相关紧密的是靖国神社问题。安倍们认为日本国内法中并无战犯的概念，故主张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牌位以及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等均属正当行为。 2013年副首相麻生太郎等 3 名内阁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韩两国对此一致谴责，安倍却在国会上宣称“理应向为国牺牲的英灵表达敬意，我们的阁僚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守护基于传统与历史的国家荣耀”，并不顾国内外的反对，于12 月 26 日亲自前往参拜。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指出安倍一意孤行，违背了日本历届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承诺与表态，给处于严峻局面的中日关系重新制造了巨大的政治障碍。外交部发言人也强调指出，日本领导人如果把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视作“引以为豪”的“传统与历史”，妄想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将只会使日本永远留在历史的阴影中，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失去未来。

　　(三)关于战争观

　　针对“村山谈话”(村山富市首相于 1995 年发表的谈话，就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安倍曾含糊其辞地表达“应该继承”，却于2013年4月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改称“安倍内阁不会全盘继承村山谈话”，次日更进一步公开表明“关于侵略在国际上和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定义”，言外之意，关于日本是否侵略一事需要研讨，尚无定论。此番言论立即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就连日本的右翼纸媒《产经新闻》都认为安倍其实内心里对村山谈话根本不赞同，他始终考虑的是日本如何摆脱“谢罪外交”从而终结被动的历史。另外，关于“河野谈话”承认日军与随军慰安妇有关联的政府表态，安倍亦持否定态度，明确表达了需要由专家和学者重新开展研究的意见。但是显而易见，无论他想挑起关于“侵略”定义和“日军强征”慰安妇证据的争论之结果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日本在过去实施了侵略和殖民统治，安倍妄想在概念上玩文字游戏并企图以此为手段来歪曲改写历史是断然不会得逞的。

　　(四)关于修改和平宪法

　　不管是在初任还是第二任期间，安倍都对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步步为营的实际行动，于 2015 年 9 月使新安保法案在参众两院成功通过并经政府公布实施，自此“集体自卫权”得以部分解禁，允许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迈出了修宪之路的重要一步。其实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其祖孙三代政治家不变的夙愿———修宪，也是自民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的最大目标，只不过现在在一党独大的安倍手里迎来了将其实现的最好时机。他正在谋求顺利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中，然后进而将自卫队升格成国防军，直至令日本成为其梦寐以求的状态即“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

　　七、结束语

　　山崎拓曾经担心，战后出生的安倍“不能深刻理解战争的可怕与和平的真谛”。河野洋平也说过，虽是保守主义者但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政治家也大都对亚洲抱有真诚的反省之心，但是现在的年轻政治家却显然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另据2013年5月13日《解放军报》报道，侵华日军老兵神宫寺敬说，安倍等政客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应当向更多的国民讲述战争的悲惨，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正如他们所言，随着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逐渐占据社会主流，加上近现代史教育方面的缺失，日本社会中主张遗忘历史、回归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价值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具体体现为“网络右翼”这一新词及其所代表的现象、逾百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却在国民中获得高支持率、一些极右政客能够以歪曲历史言论来获取民意支持达到政治目的等等)，缺乏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战争责任的历史担当也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与其抱怨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其实更“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日本的历史教育似乎并未给国民创造一个详细了解本国近代史的机会和条件，反而在如何遮掩、美化日本的不光彩历史上颇费心机”。在这种历史教育的沃土培育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自然而然地构建起了当今日本占主流的历史认识。那么，在这种政坛大环境以及占有一定市场的民意背景之下，安倍作为执政者是否具备国家利益层面上的大局意识和历史责任担当，如何平衡好自己的政治信条和国家大局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对其执政能力和政治生命的一项巨大考验。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