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结束，令和时代开始。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没有政治权力，而是君主立宪制的象征;日本天皇的政治功能，也常常因被政治家进行论战时的有力材料而变得敏感。

　　然而，天皇在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作用相当大，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下滑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政治上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都经历了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2011年又经历了大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日本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在当前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日本是为数不多保持相对平静的国家。这些背后可以说都有天皇起到的隐性的压舱石作用。

　　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君主制最开始的政治合法性源于神化，“君权神授”的说法可见一斑。因而，历史上的君主制大多崇尚正统、血统、纯化、等级，因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对多元的排斥，缺乏包容性。

　　同样的，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标志，其政治合法性传统上同样源于神化，平民不能够接近天皇，皇室通婚对象不能是平民。二战结束后，和平宪法将天皇从神变成人，天皇的合法性同样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明仁天皇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已经致力于日本立宪君主制的合法性转型的努力。

　　首先，明仁天皇一直致力于缩小天皇与国民的距离。明仁天皇迎娶了平民出身的美智子，皇后给孩子做便当，一起远足，改变了过去皇室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事实上，天皇也是新宪法中获得自由的受益者，因为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人来思考行动。2012年4月天皇提出火葬以及葬礼简单化，陵墓规模缩小，并在2016年提出退位，这些言行都一脉相承。

　　第二，明仁天皇和皇后展示了“护弱爱民”的道德形象。明仁天皇长期以来坚持访问灾区、敬老院、幼儿园、病残人设施。他们常常跪下来与受访者促膝交谈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弱者的长期关注和抚慰，加上天皇夫妇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伴侣，几乎成为了日本国民心目当中完美的道德形象。

　　第三，明仁天皇越是展现出自由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的人气度越高。2016年8月，天皇讲话表明了退位的意愿和理由，说如果天皇健康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停滞，对国民造成各种影响。当时保守派对于退位有很多意见，然而天皇的讲话，一方面引发民众对于高龄天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感到了天皇的责任感。民意调查显示89%赞同天皇生前退位，76%回答同意天皇生前退位并且建立长期的制度，58%支持对于女性天皇可能性进行讨论。

　　建立与国民的新关系

　　战后的和平宪法虽然让日本天皇失去了绝对的君主制权力，然而明仁天皇很成功地将皇室与国民的关系，从原来的垂直向水平转变，形成了一种以相互敬爱信赖为基础的新关系。这种软力量成为了天皇的新的权威和影响力的根本性来源。

　　明仁天皇依靠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象征性的天皇作用，尽管不干政但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能动地发挥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一方面，日本天皇在维护传统方面做到了程序上毫无瑕疵，让保守势力无懈可击。作为日本传统的象征，天皇需要出席各种象征性包括神道的宫中活动，天皇和皇后可以说非常认真和细致地完成每一项活动。另一方面，明仁天皇还展示了“能动性”，通过其特殊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和国民释放着重要信号。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天皇对于弥合政治社会面临极化和分裂挑战时候，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统合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够过度放大天皇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秩序稳定性应该说相对较高。欧美主要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意对于现有的代表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开始怀疑，这就意味着选举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不够。这种合法性供应赤字，就会让民粹主义政治家出现有了土壤。

　　战前日本的君主制被利用为一种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特别是平成时代君主制，成为了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稳定的安全阀，对于缓解选举民主制的合法性供应不足问题起到了补充的作用。2016年8月，天皇宣布退位的时机，正好是安倍内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可以发起修宪过门槛的时候。他的退位把修宪的讨论的议事日程，转移到皇室的未来以及相关规定上，间接起到了护宪的作用。

　　从外交层面上，天皇同样仅为象征性的无权君主，但是他用特殊的微妙方式持续地释放着信号，例如每年的战争结束纪念日讲话、生日感言以及世界各地的慰灵旅行，都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忏悔和日本坚持和平国家的坚定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内起到了稀释国内政治不稳定时期，极端保守政治家可能挑动民意的躁动，并且提醒国民要冷静;对外则释放高于政治家的日本的信号，对于缓解周边国家对日不信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1992年访华，2005年访问塞班岛，2015年访问帕劳，2016年访问菲律宾，都展示了对战争的忏悔的意愿。这些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被保守势力绑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如果说日本的明仁天皇所体现的现代化的立宪君主制，与日本的选举民主政治起到了互补作用的话，这究竟是老天皇本身的个人因素使然，还是说日本天皇制作为机制本身，已经转型为有了这种内在机理植根?那是令和时代需要观察和回答的课题。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5月1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结束，令和时代开始。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没有政治权力，而是君主立宪制的象征;日本天皇的政治功能，也常常因被政治家进行论战时的有力材料而变得敏感。

　　然而，天皇在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作用相当大，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下滑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政治上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都经历了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2011年又经历了大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日本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在当前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日本是为数不多保持相对平静的国家。这些背后可以说都有天皇起到的隐性的压舱石作用。

　　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君主制最开始的政治合法性源于神化，“君权神授”的说法可见一斑。因而，历史上的君主制大多崇尚正统、血统、纯化、等级，因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对多元的排斥，缺乏包容性。

　　同样的，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标志，其政治合法性传统上同样源于神化，平民不能够接近天皇，皇室通婚对象不能是平民。二战结束后，和平宪法将天皇从神变成人，天皇的合法性同样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明仁天皇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已经致力于日本立宪君主制的合法性转型的努力。

　　首先，明仁天皇一直致力于缩小天皇与国民的距离。明仁天皇迎娶了平民出身的美智子，皇后给孩子做便当，一起远足，改变了过去皇室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事实上，天皇也是新宪法中获得自由的受益者，因为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人来思考行动。2012年4月天皇提出火葬以及葬礼简单化，陵墓规模缩小，并在2016年提出退位，这些言行都一脉相承。

　　第二，明仁天皇和皇后展示了“护弱爱民”的道德形象。明仁天皇长期以来坚持访问灾区、敬老院、幼儿园、病残人设施。他们常常跪下来与受访者促膝交谈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弱者的长期关注和抚慰，加上天皇夫妇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伴侣，几乎成为了日本国民心目当中完美的道德形象。

　　第三，明仁天皇越是展现出自由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的人气度越高。2016年8月，天皇讲话表明了退位的意愿和理由，说如果天皇健康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停滞，对国民造成各种影响。当时保守派对于退位有很多意见，然而天皇的讲话，一方面引发民众对于高龄天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感到了天皇的责任感。民意调查显示89%赞同天皇生前退位，76%回答同意天皇生前退位并且建立长期的制度，58%支持对于女性天皇可能性进行讨论。

　　建立与国民的新关系

　　战后的和平宪法虽然让日本天皇失去了绝对的君主制权力，然而明仁天皇很成功地将皇室与国民的关系，从原来的垂直向水平转变，形成了一种以相互敬爱信赖为基础的新关系。这种软力量成为了天皇的新的权威和影响力的根本性来源。

　　明仁天皇依靠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象征性的天皇作用，尽管不干政但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能动地发挥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一方面，日本天皇在维护传统方面做到了程序上毫无瑕疵，让保守势力无懈可击。作为日本传统的象征，天皇需要出席各种象征性包括神道的宫中活动，天皇和皇后可以说非常认真和细致地完成每一项活动。另一方面，明仁天皇还展示了“能动性”，通过其特殊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和国民释放着重要信号。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天皇对于弥合政治社会面临极化和分裂挑战时候，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统合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够过度放大天皇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秩序稳定性应该说相对较高。欧美主要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意对于现有的代表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开始怀疑，这就意味着选举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不够。这种合法性供应赤字，就会让民粹主义政治家出现有了土壤。

　　战前日本的君主制被利用为一种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特别是平成时代君主制，成为了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稳定的安全阀，对于缓解选举民主制的合法性供应不足问题起到了补充的作用。2016年8月，天皇宣布退位的时机，正好是安倍内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可以发起修宪过门槛的时候。他的退位把修宪的讨论的议事日程，转移到皇室的未来以及相关规定上，间接起到了护宪的作用。

　　从外交层面上，天皇同样仅为象征性的无权君主，但是他用特殊的微妙方式持续地释放着信号，例如每年的战争结束纪念日讲话、生日感言以及世界各地的慰灵旅行，都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忏悔和日本坚持和平国家的坚定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内起到了稀释国内政治不稳定时期，极端保守政治家可能挑动民意的躁动，并且提醒国民要冷静;对外则释放高于政治家的日本的信号，对于缓解周边国家对日不信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1992年访华，2005年访问塞班岛，2015年访问帕劳，2016年访问菲律宾，都展示了对战争的忏悔的意愿。这些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被保守势力绑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如果说日本的明仁天皇所体现的现代化的立宪君主制，与日本的选举民主政治起到了互补作用的话，这究竟是老天皇本身的个人因素使然，还是说日本天皇制作为机制本身，已经转型为有了这种内在机理植根?那是令和时代需要观察和回答的课题。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