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日本以“四面作战”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

　　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直接应战;但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旗帜下，日本展开了 “四面作战”：一，拯救美国退出后的TPP，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 又称TPP-11);二，经过艰苦的谈判，快速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U EPA);三，在完成上述两个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日本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试图在推进亚洲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领头作用;四，试图用巧劲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谈判压力。针对特朗普政府以汽车和农业等产业为标靶要求日本消减对美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日本表示将在WTO和TPP的框架下应对，而不采取对抗措施。目前以下调关税为目的的TAG(货物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同美国和欧洲一起，要求中国改变“不当”贸易措施，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补贴等问题对中国发声。同时，联手欧美各国酝酿WTO改革方案。

　　以上事实表明：在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局势下，日本正以空前积极的姿态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任性”作为。

　　观察二：为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而实行“四面出击”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政策，引发或加速了日本外交的一系列变化。

　　一，安倍首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日俄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事实上改变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将认真考虑俄国的安全关切，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在北方领土驻军。目前这一艰难的谈判已经开局;二，探索改善日朝关系的现实途径。在特朗普政府的对朝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日本逐步软化对朝姿态，表示在解决核导和绑架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可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安倍并多次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两国外交官之间的秘密交涉正在进行之中;

　　三，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安倍表示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将坚持两国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在增进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实现首脑定期互访。两国领导人在促进民间友好交流和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经贸合作，以及加强安全防务交流等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走向正常轨道;四，日本继续推行原创的“印太战略”(现改称“印太构想”)，在增强同有关国家(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的经贸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

　　安倍在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后，正在问鼎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宝座。在“摆脱战后体制”和“突破国难”的旗印下，安倍着力改革社保和财政等国内制度，积极推动修宪，而扩大外交空间，强化日本在亚太秩序建构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实现所谓“战后外交总决算”，也是安倍积累历史遗产，以求青史留名的重要举措。

　　观察三：日本正在探索一条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性外交的途径

　　寻求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离不开对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研判。在追求“战略性外交”的过程中，日本相继抛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印太战略构想”等外交政策口号，究其用意，既有针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围堵外交”成分，同时也反映了日本政府试图改变“外交滞后”的强烈意愿。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印太战略中抑制中国的成分逐渐减弱，追随美国的色彩也在弱化。

　　日本的政策研究圈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化进展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亚太地区秩序将发生深刻变化，中美两国将在规范和规则方面，争夺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根据学者们的分析，中美博弈的结果不外乎以下四种可能性。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以美国一强为特征的自由和开放的秩序持续下去的可能性;第二，在这一地区中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秩序”，即恢复到19世纪以前的中国霸权的时代;第三，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与新兴国的中国进行“大交易”，在亚太地区实行“中美共同管理”，即形成G2局面;第四，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挥之不去，因此中美两国很难完美协调，相反，围绕着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两国间可能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然而，考虑到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两国不至于彻底决裂和走向战争。因此，最有可能的局面将会是：中美之间是在一部分领域中保持协调和合作，然而在大部分领域中不断出现不至于到达决定性对抗的紧张和对立的局面。

　　围绕着印太地区的秩序变化和日本可能采取的对应方略，日本的政策研究者从事了大量的研究。2012年以来，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外务省管辖下的社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紧锣密鼓的开展了相关的政策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在美中两大势力的博弈中，这一地区的中小国家采取何种策略与大国相处。首先，这些国家可以从同大国的参与(engagement)中获利，具体说，可以通过同中国增强经济关系以增进本国经济利益;同时，由于美国提供了为稳定的地区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增强同美国的关系可以使这些国家获益。然而，积极参与是伴随风险的。中国的经济波动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小国家的经济，中国也可能会通过行使经济力量来寻求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很可能要求中小国家负担公共产品的费用，或者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因此，中小国家为了防止大国主宰自身命运，必须准备避免风险的手段。即在加强参与的同时，为了防止对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对本国的影响，需要同时准备平衡和牵制的手段。设法使大国之间互相牵制，以减少大国对本国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就是一种可能的对冲政策(hedge)的手段。

　　在安全保障方面，研究者们也讨论了日美同盟关系中存在的同盟内部固有的“牵连(entrapment)—抛弃(abandonment)”困境，也就是说，日本既有被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也有被大国遗弃的风险。

　　在讨论中美博弈中日本的对应问题时，出现了一种中小国家抱团，共同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政策思路。一部分学者认为，流行的权力转移论或权力转换理论，过分重视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对夹杂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研究。这些学者特别重视印太地区的“中坚和摇摆势力”(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的动向。根据这些学者的定义，“中坚和摇摆势力”是指：一，本身无法成为地区秩序形成的主体;二，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三，今后有很大的增强国力的潜在能力;四，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五，寻求扩大在本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六，迄今为止外交政策的方向尚未确定。符合以上定义的主要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东盟各国。通过增强同“中坚和摇摆势力”的合作，形成有别于中美的第三势力，日本可以引领这种第三势力，在中美之间周旋，以减轻大国的任性行为对日本带来的消极影响，回避日本在大国对抗中被迫选边站的尴尬局面。隐藏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背后的这种追求外交独立性的动机，很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观察四：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将改善对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尤其是2018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和互访, 双方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建立突发风险管控机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达成一系列共识。有人将安倍关于“将中日关系引向新时代”的意见概括为所谓的新对华政策三原则：即引导两国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从威胁走向合作伙伴”，以及“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系”。在美国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鹰派呼吁全面对抗中国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则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外交谋求自主性的一个标杆性突破。问题是日本外交在谋求战略自主性的路上能走多远?

　　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最近美国建制派战略研究者和日本的主流学者密切合作，强调日本外交必须以美日关系为轴心，对日本政府的自主外交提出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并对强化美日同盟和两国合作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对追求外交战略自主性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政策，尤其是来自美国建制派的牵制将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国际大变局中避免国际秩序崩溃，探索建立现实可行的新国际秩序，需要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2018年6月在加拿大的沙勒瓦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领导人之间就宣言文本中如何表述“自由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或 a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在安倍的调解下，采用了不定冠词“a”。也就是说，一种自由国际秩序可以有多种不同表达。比如，在强调“对等”(reciprocity)的美国和强调“公平”(fairness)的中国之间，日本将如何取舍?再比如，日本一直强调“基于规则”(rule-based)的国际秩序，在规则本身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修改和完善时，日本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以为，战后日本的外交滞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和制定规范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能力不是短期内能够培养起来的。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观察一：日本以“四面作战”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

　　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直接应战;但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旗帜下，日本展开了 “四面作战”：一，拯救美国退出后的TPP，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 又称TPP-11);二，经过艰苦的谈判，快速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U EPA);三，在完成上述两个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日本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试图在推进亚洲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领头作用;四，试图用巧劲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谈判压力。针对特朗普政府以汽车和农业等产业为标靶要求日本消减对美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日本表示将在WTO和TPP的框架下应对，而不采取对抗措施。目前以下调关税为目的的TAG(货物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同美国和欧洲一起，要求中国改变“不当”贸易措施，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补贴等问题对中国发声。同时，联手欧美各国酝酿WTO改革方案。

　　以上事实表明：在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局势下，日本正以空前积极的姿态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任性”作为。

　　观察二：为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而实行“四面出击”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政策，引发或加速了日本外交的一系列变化。

　　一，安倍首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日俄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事实上改变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将认真考虑俄国的安全关切，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在北方领土驻军。目前这一艰难的谈判已经开局;二，探索改善日朝关系的现实途径。在特朗普政府的对朝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日本逐步软化对朝姿态，表示在解决核导和绑架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可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安倍并多次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两国外交官之间的秘密交涉正在进行之中;

　　三，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安倍表示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将坚持两国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在增进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实现首脑定期互访。两国领导人在促进民间友好交流和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经贸合作，以及加强安全防务交流等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走向正常轨道;四，日本继续推行原创的“印太战略”(现改称“印太构想”)，在增强同有关国家(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的经贸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

　　安倍在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后，正在问鼎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宝座。在“摆脱战后体制”和“突破国难”的旗印下，安倍着力改革社保和财政等国内制度，积极推动修宪，而扩大外交空间，强化日本在亚太秩序建构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实现所谓“战后外交总决算”，也是安倍积累历史遗产，以求青史留名的重要举措。

　　观察三：日本正在探索一条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性外交的途径

　　寻求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离不开对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研判。在追求“战略性外交”的过程中，日本相继抛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印太战略构想”等外交政策口号，究其用意，既有针对崛起中的中国的“围堵外交”成分，同时也反映了日本政府试图改变“外交滞后”的强烈意愿。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印太战略中抑制中国的成分逐渐减弱，追随美国的色彩也在弱化。

　　日本的政策研究圈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化进展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亚太地区秩序将发生深刻变化，中美两国将在规范和规则方面，争夺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根据学者们的分析，中美博弈的结果不外乎以下四种可能性。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以美国一强为特征的自由和开放的秩序持续下去的可能性;第二，在这一地区中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秩序”，即恢复到19世纪以前的中国霸权的时代;第三，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与新兴国的中国进行“大交易”，在亚太地区实行“中美共同管理”，即形成G2局面;第四，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不同，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挥之不去，因此中美两国很难完美协调，相反，围绕着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两国间可能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然而，考虑到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两国不至于彻底决裂和走向战争。因此，最有可能的局面将会是：中美之间是在一部分领域中保持协调和合作，然而在大部分领域中不断出现不至于到达决定性对抗的紧张和对立的局面。

　　围绕着印太地区的秩序变化和日本可能采取的对应方略，日本的政策研究者从事了大量的研究。2012年以来，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外务省管辖下的社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紧锣密鼓的开展了相关的政策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在美中两大势力的博弈中，这一地区的中小国家采取何种策略与大国相处。首先，这些国家可以从同大国的参与(engagement)中获利，具体说，可以通过同中国增强经济关系以增进本国经济利益;同时，由于美国提供了为稳定的地区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增强同美国的关系可以使这些国家获益。然而，积极参与是伴随风险的。中国的经济波动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小国家的经济，中国也可能会通过行使经济力量来寻求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很可能要求中小国家负担公共产品的费用，或者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因此，中小国家为了防止大国主宰自身命运，必须准备避免风险的手段。即在加强参与的同时，为了防止对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对本国的影响，需要同时准备平衡和牵制的手段。设法使大国之间互相牵制，以减少大国对本国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就是一种可能的对冲政策(hedge)的手段。

　　在安全保障方面，研究者们也讨论了日美同盟关系中存在的同盟内部固有的“牵连(entrapment)—抛弃(abandonment)”困境，也就是说，日本既有被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也有被大国遗弃的风险。

　　在讨论中美博弈中日本的对应问题时，出现了一种中小国家抱团，共同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政策思路。一部分学者认为，流行的权力转移论或权力转换理论，过分重视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对夹杂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研究。这些学者特别重视印太地区的“中坚和摇摆势力”(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的动向。根据这些学者的定义，“中坚和摇摆势力”是指：一，本身无法成为地区秩序形成的主体;二，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三，今后有很大的增强国力的潜在能力;四，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五，寻求扩大在本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六，迄今为止外交政策的方向尚未确定。符合以上定义的主要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东盟各国。通过增强同“中坚和摇摆势力”的合作，形成有别于中美的第三势力，日本可以引领这种第三势力，在中美之间周旋，以减轻大国的任性行为对日本带来的消极影响，回避日本在大国对抗中被迫选边站的尴尬局面。隐藏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背后的这种追求外交独立性的动机，很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观察四：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将改善对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尤其是2018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和互访, 双方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建立突发风险管控机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达成一系列共识。有人将安倍关于“将中日关系引向新时代”的意见概括为所谓的新对华政策三原则：即引导两国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从威胁走向合作伙伴”，以及“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系”。在美国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鹰派呼吁全面对抗中国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则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外交谋求自主性的一个标杆性突破。问题是日本外交在谋求战略自主性的路上能走多远?

　　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最近美国建制派战略研究者和日本的主流学者密切合作，强调日本外交必须以美日关系为轴心，对日本政府的自主外交提出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并对强化美日同盟和两国合作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对追求外交战略自主性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政策，尤其是来自美国建制派的牵制将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国际大变局中避免国际秩序崩溃，探索建立现实可行的新国际秩序，需要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2018年6月在加拿大的沙勒瓦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领导人之间就宣言文本中如何表述“自由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或 a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在安倍的调解下，采用了不定冠词“a”。也就是说，一种自由国际秩序可以有多种不同表达。比如，在强调“对等”(reciprocity)的美国和强调“公平”(fairness)的中国之间，日本将如何取舍?再比如，日本一直强调“基于规则”(rule-based)的国际秩序，在规则本身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修改和完善时，日本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以为，战后日本的外交滞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和制定规范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能力不是短期内能够培养起来的。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