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穆勒报告全文在上周四的公布，给予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特朗普过去几年白宫生涯的窗口。其中，特朗普与其前任白宫律师麦格恩围绕解雇穆勒的交锋尤其让人关注。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指出，法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最终还是要通过由人的行动来实现的。时任白宫的律师麦格恩和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执行特朗普的非法和犯法的命令，就是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英国法学家阿尔伯特·戴雪(Albert Dicey)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普及者，他曾在他的著作《英宪精神》中阐述法治最精髓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论其社会地位或情况。”法治，不同于法制，就是法律的最高职能是制约统治者。

　　可能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法治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比如警察抓小偷，开车等红灯，和我们自己每年4月15日乖乖的把税交给国家，但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法律是如何制约和约束执政者的。

　　长达448页的穆勒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今天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法治的故事，讲述了时任白宫的律师麦格恩和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执行特朗普的凌驾法律之上的命令。法治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的行动来实现的，英文中所谓的“Human Agency”就是这个概念，今天这篇文章就是谈谈法治的概念和精神如何通过几个人的行动和作为来具体呈现的。

　　麦格恩和穆勒调查

　　麦格恩是白宫律师，特朗普是总统，从政治等级上，麦格恩是特朗普的下司，也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作为白宫律师，这一职位从职能设置上有一个超越其任命者本身的责任，即协助、监督、鞭策白宫和总统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法的，没有违法嫌疑。法治要求麦格恩遵循他这个职位的要求，而不是简单的执行行政上的命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麦格恩执行的是他法律上的职责要求，而不是政治职能。

　　在穆勒报告第二卷的第113页到第120页里，穆勒描述了特朗普和时任白宫律师麦格恩围绕解雇特别调查官穆勒的一些互动和对话。特朗普要求麦格恩联系司法部，解雇穆勒。然而，麦格恩却拒绝了，并表示如果特朗普执意要自己这么做，他会选择辞职。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这事，但是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式假新闻。”根据穆勒报告，2018年1月26日，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曾给麦格恩的律师打电话，表示总统要求麦格恩发表一份声明，“澄清”《纽约时报》刊登的是假新闻，即表态总统从没有要求麦格恩协助解雇穆勒。然而，麦格恩的律师随后向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转达了麦格恩的意见，麦格恩表示自己不会发表“澄清”言论，因为《纽约时报》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准确的，即特朗普确实曾要求过自己协助解雇穆勒。同一天，特朗普又要求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去说服麦格恩发表“澄清”声明，但麦格恩再次表示《纽约时报》里的大部分描述是准确的，拒绝了这个 “澄清”要求。

　　随后，2月5日，特朗普曾要求时任白宫秘书罗波·波特(Rob Porter)去说服麦格根写一个书面的“澄清”声明，并表示如果麦格恩不写，他就会想办法让麦格恩走人。随后波特向麦格恩转达了特朗普的意思，然而麦格恩再次拒绝“澄清”，并重申特朗普确实曾要求自己协助解雇穆勒。波特随后表示如果麦格恩不帮忙“澄清”，特朗普可能会让他走人，麦格恩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个后果。

　　2月6日，特朗普会见了麦格恩和自己的幕僚长凯利，特朗普对麦格恩说：“我从没说过解雇穆勒，我从没说过‘解雇’这个词。我问你，我说过‘解雇’这个词吗?”麦格恩回应道：“你说的原话是‘给罗德(司法部副部长)打电话，告诉他穆勒不能做特别检察官。”特朗普回应说他没这么说过，他的本意只是让麦格恩联系司法部，表示穆勒可能有利益冲突，但决定权在司法部自己。

　　麦格恩当场表示这不是特朗普的原话，他补充道，“你还说了，告诉罗德，穆勒必须走。”特朗普随后说道，“你为什么要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说，我曾要求你解雇穆勒?”麦格恩说，“我和你不是简单的律师和他的客户的关系，我没有义务替你隐瞒。”特朗普甚至质疑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习惯——留下文字记录。特朗普追问道：“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对我们的会谈记笔记?律师从来不需要记笔记，我的律师从来没记过笔记。”麦格恩回应道：“我是一名真正的律师。书面笔记是一种记录，不是一件坏事。”

　　麦格恩之后表示说，他之所以拒绝执行特朗普联系司法部解雇穆勒的命令是因为他不想重蹈上世纪“水门事件”中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覆辙。在“水门事件”时，尼克松要求他的司法部长艾利特·理查德森(Elliot Richardson)解雇特别检查官阿奇巴尔德·考克思(Archibald Cox)，但理查德森拒绝并选择辞职。尼克松随后要求司法部的第二把手去解雇考克思，但副部长也拒绝了，并辞职。随后，尼克松要求司法部当时剩下的最高官员博克成为代理部长，并解雇考克思，博克在思考后，选择了服从尼克松的意愿。这件事之后也成为了博克很大的一个污点。博克之后在1987年被里根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却被国会拒绝通过提名。

　　法治的践行者

　　白宫律师麦格恩的故事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美国法治的精神和含义。根据白宫官网的描述，白宫律师的职责是为总统和白宫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涉及法律问题的专业建议。正如麦格恩自己和特朗普说的的那样，“我和你不是简单地律师和客户的关系，我没有义务替你隐瞒。”

　　白宫律师虽然在行政级别上只是总统的一名雇员，但是他的职能是要监督总统的行为的合法性。他会去提醒总统和白宫人员什么事情是合法的，什么事情是有法律风险的，是为了协助、监督和鞭策白宫遵循法律。在特朗普要求麦格恩解雇穆勒时，麦格恩就表示了这样做的法律问题，并拒绝执行。特朗普在2017年5月解雇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时，麦格恩就曾极力劝阻，但失败了。

　　事实上，麦格恩不是唯一一个敢于拒绝特朗普不合法要求的工作人员。在特朗普要求麦格恩协助解雇穆勒失败后，特朗普曾要求他的亲信顾问克雷·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去和司法部长谈，要求结束调查。然而莱万多夫斯基表示自己不想去执行这个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总统命令。在特朗普解雇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他曾要求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解雇科米是自己的主意。但罗森斯坦当场拒绝，因为他这样做就是公然撒谎，——解雇科米是特朗普的命令，不是他的命令。

　　结语

　　文章里的这几个律师和特朗普交锋的回合是美国法治精神和制度的具体表现，它们不是麦格恩等人的个人英雄颂歌。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对类似的行为经常是作为个人英雄主义来解读的 (比如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这个思路。但是法治就是不需要你“舍得一身剐”， 它的设置就是降低制约统治者的成本。即使你是总统，即使我是你手下的员工，我觉得你在做不合法的事情，我也可以站出来拒绝你，揭发你，法治不光给了这些人的职能定位，而且还为他们执行这个职能提供了保护。

　　麦格恩等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们不见得具有超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准。他们的行为和角色都是体制赋予他们的。这是一个法治的故事。

 　　编者按

　　穆勒报告全文在上周四的公布，给予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特朗普过去几年白宫生涯的窗口。其中，特朗普与其前任白宫律师麦格恩围绕解雇穆勒的交锋尤其让人关注。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指出，法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最终还是要通过由人的行动来实现的。时任白宫的律师麦格恩和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执行特朗普的非法和犯法的命令，就是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英国法学家阿尔伯特·戴雪(Albert Dicey)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普及者，他曾在他的著作《英宪精神》中阐述法治最精髓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论其社会地位或情况。”法治，不同于法制，就是法律的最高职能是制约统治者。

　　可能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法治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比如警察抓小偷，开车等红灯，和我们自己每年4月15日乖乖的把税交给国家，但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法律是如何制约和约束执政者的。

　　长达448页的穆勒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今天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法治的故事，讲述了时任白宫的律师麦格恩和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执行特朗普的凌驾法律之上的命令。法治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的行动来实现的，英文中所谓的“Human Agency”就是这个概念，今天这篇文章就是谈谈法治的概念和精神如何通过几个人的行动和作为来具体呈现的。

　　麦格恩和穆勒调查

　　麦格恩是白宫律师，特朗普是总统，从政治等级上，麦格恩是特朗普的下司，也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作为白宫律师，这一职位从职能设置上有一个超越其任命者本身的责任，即协助、监督、鞭策白宫和总统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法的，没有违法嫌疑。法治要求麦格恩遵循他这个职位的要求，而不是简单的执行行政上的命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麦格恩执行的是他法律上的职责要求，而不是政治职能。

　　在穆勒报告第二卷的第113页到第120页里，穆勒描述了特朗普和时任白宫律师麦格恩围绕解雇特别调查官穆勒的一些互动和对话。特朗普要求麦格恩联系司法部，解雇穆勒。然而，麦格恩却拒绝了，并表示如果特朗普执意要自己这么做，他会选择辞职。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这事，但是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式假新闻。”根据穆勒报告，2018年1月26日，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曾给麦格恩的律师打电话，表示总统要求麦格恩发表一份声明，“澄清”《纽约时报》刊登的是假新闻，即表态总统从没有要求麦格恩协助解雇穆勒。然而，麦格恩的律师随后向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转达了麦格恩的意见，麦格恩表示自己不会发表“澄清”言论，因为《纽约时报》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准确的，即特朗普确实曾要求过自己协助解雇穆勒。同一天，特朗普又要求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去说服麦格恩发表“澄清”声明，但麦格恩再次表示《纽约时报》里的大部分描述是准确的，拒绝了这个 “澄清”要求。

　　随后，2月5日，特朗普曾要求时任白宫秘书罗波·波特(Rob Porter)去说服麦格根写一个书面的“澄清”声明，并表示如果麦格恩不写，他就会想办法让麦格恩走人。随后波特向麦格恩转达了特朗普的意思，然而麦格恩再次拒绝“澄清”，并重申特朗普确实曾要求自己协助解雇穆勒。波特随后表示如果麦格恩不帮忙“澄清”，特朗普可能会让他走人，麦格恩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个后果。

　　2月6日，特朗普会见了麦格恩和自己的幕僚长凯利，特朗普对麦格恩说：“我从没说过解雇穆勒，我从没说过‘解雇’这个词。我问你，我说过‘解雇’这个词吗?”麦格恩回应道：“你说的原话是‘给罗德(司法部副部长)打电话，告诉他穆勒不能做特别检察官。”特朗普回应说他没这么说过，他的本意只是让麦格恩联系司法部，表示穆勒可能有利益冲突，但决定权在司法部自己。

　　麦格恩当场表示这不是特朗普的原话，他补充道，“你还说了，告诉罗德，穆勒必须走。”特朗普随后说道，“你为什么要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说，我曾要求你解雇穆勒?”麦格恩说，“我和你不是简单的律师和他的客户的关系，我没有义务替你隐瞒。”特朗普甚至质疑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习惯——留下文字记录。特朗普追问道：“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对我们的会谈记笔记?律师从来不需要记笔记，我的律师从来没记过笔记。”麦格恩回应道：“我是一名真正的律师。书面笔记是一种记录，不是一件坏事。”

　　麦格恩之后表示说，他之所以拒绝执行特朗普联系司法部解雇穆勒的命令是因为他不想重蹈上世纪“水门事件”中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的覆辙。在“水门事件”时，尼克松要求他的司法部长艾利特·理查德森(Elliot Richardson)解雇特别检查官阿奇巴尔德·考克思(Archibald Cox)，但理查德森拒绝并选择辞职。尼克松随后要求司法部的第二把手去解雇考克思，但副部长也拒绝了，并辞职。随后，尼克松要求司法部当时剩下的最高官员博克成为代理部长，并解雇考克思，博克在思考后，选择了服从尼克松的意愿。这件事之后也成为了博克很大的一个污点。博克之后在1987年被里根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却被国会拒绝通过提名。

　　法治的践行者

　　白宫律师麦格恩的故事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美国法治的精神和含义。根据白宫官网的描述，白宫律师的职责是为总统和白宫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涉及法律问题的专业建议。正如麦格恩自己和特朗普说的的那样，“我和你不是简单地律师和客户的关系，我没有义务替你隐瞒。”

　　白宫律师虽然在行政级别上只是总统的一名雇员，但是他的职能是要监督总统的行为的合法性。他会去提醒总统和白宫人员什么事情是合法的，什么事情是有法律风险的，是为了协助、监督和鞭策白宫遵循法律。在特朗普要求麦格恩解雇穆勒时，麦格恩就表示了这样做的法律问题，并拒绝执行。特朗普在2017年5月解雇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时，麦格恩就曾极力劝阻，但失败了。

　　事实上，麦格恩不是唯一一个敢于拒绝特朗普不合法要求的工作人员。在特朗普要求麦格恩协助解雇穆勒失败后，特朗普曾要求他的亲信顾问克雷·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去和司法部长谈，要求结束调查。然而莱万多夫斯基表示自己不想去执行这个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总统命令。在特朗普解雇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他曾要求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解雇科米是自己的主意。但罗森斯坦当场拒绝，因为他这样做就是公然撒谎，——解雇科米是特朗普的命令，不是他的命令。

　　结语

　　文章里的这几个律师和特朗普交锋的回合是美国法治精神和制度的具体表现，它们不是麦格恩等人的个人英雄颂歌。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对类似的行为经常是作为个人英雄主义来解读的 (比如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这个思路。但是法治就是不需要你“舍得一身剐”， 它的设置就是降低制约统治者的成本。即使你是总统，即使我是你手下的员工，我觉得你在做不合法的事情，我也可以站出来拒绝你，揭发你，法治不光给了这些人的职能定位，而且还为他们执行这个职能提供了保护。

　　麦格恩等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们不见得具有超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准。他们的行为和角色都是体制赋予他们的。这是一个法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