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德国中右翼阵营的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库比奇表示，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因其多次干预德国内政的行为应被要求离开德国。库比奇目前也是德国联邦议院的五名副议长之一。库比奇针对的是格雷内尔在3月19日批评德国军事预算过低的言论——这并不是这位美国驻德大使的言论第一次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

　　美国驻德大使为跨大西洋关系再添负累

　　自2018年5月赴任以来，格雷内尔更多扮演着特朗普外交政策“传声筒”的角色，而未充分发挥跨大西洋关系桥梁的作用。格雷内尔屡次就德国内政和经济决策进行过激评论、干涉甚至威胁，这已然超越德国政界的容忍限度。

　　2018年5月，格雷内尔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愿为欧洲保守派“站台”，支持欧洲的右翼保守派乃至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领导者，批评左派政党社会政策的失败。在美欧贸易纷争的背景下，德国舆论界对于这种“分裂欧盟”的言论十分恼火。德国政界对于这位美国驻德大使“反外交惯例”的言行表示不满。德国联合政府中的中左翼社民党主席纳勒斯女士表示，格雷内尔需要一些“外交辅导”，而德国左翼政治家甚至呼吁立即驱逐这位美国大使。不仅如此，格雷内尔还发推特要求德国企业从伊朗撤出，全然不顾德国商界的利益。

2018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

　　2019年初，为表达特朗普政府就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依赖加强的担忧，格雷内尔要求德国立即停止铺设横跨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并威胁称参与该项目的德国公司将受到美国制裁。2019年3月，他批评德国对于北约的军事贡献率过低，远未达到美国对于北约盟友贡献值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要求。德国联邦议会中各派均对美国大使的言论给予负面评价。中左翼德国社民党党团会议负责人卡斯滕·施耐德表示，“格雷内尔一再笨拙的挑衅，破坏了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关系。”中右翼阵营也对这位大使的有关言论不满，文章开头提到的自民党副主席库比奇的表态就是一例。

　　美国驻德大使不断掀起的波澜无疑反映出了当前德美关系所处的尴尬境地。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下，美欧在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等领域的纷争升级，彼此之间能够完全互信的时代已走远。

　　德国不愿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选边站队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日益加深。2018年，美欧围绕贸易赤字与关税问题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曾以国家安全为由于2018年6月向欧盟征收高额的钢铝关税，并威胁对部分自欧盟进口车辆与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德国学者与媒体甚至将特朗普任期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纳粹崛起时期相比拟。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德国成为欧盟内构建务实性“多边主义者联盟”的主导者，试图平衡美国“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维护欧盟利益。

　　随着中国在高科技、数字化与智能设备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加大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力度。美国也向盟友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其追随美国的政策。2019年初，格雷内尔致信德国政府，威胁说如果德国使用华为5G的设备，美国就可能停止与德国的安全信息合作乃至情报共享，引发了德语媒体的高度关注。就处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德国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德国并不希望选边站队;另一方面，德国也不希望在由美国主导的联手应对中国的“默契”中被排斥。

　　首先，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是德国难以放弃的，德国政商两界均不愿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升级，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伙伴关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德之间的技术与市场互补性是双方经贸合作的主旋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后，德国企业合资比例与独资比例提高符合德国商界利益。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势必将波及德国的跨国企业。如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时代，中德在电动车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以及德美在模块化电气化工具套件上的合作对于德国跨国车企而言均是难以放弃的投资机会和合作重点。

　　其次，德国对于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竞争的防范有所加强。自2016年以来，中国在德国以及欧盟的投资激增，德国政界对于中国对其高科技企业并购的警惕性逐步上升。2017～2018年，以国家安全与秩序为由，德国将在关键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门槛降低至并购股份的10%，德国还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欧盟层面倡导建立外国投资审查机制。2019年，德国颁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国关键战略性产业，并允许联邦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减少高科技与关键战略性企业被外资收购的机会。这标志着在全球产业竞争激烈的时代，德国政府的作用也从以往的“创造与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秩序”扩展到了“应用国家力量应对外部竞争”。该战略为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干预市场提供了可能性，在德国商界引起较大争议。

　　最后，德国在西方世界内部就“应对中国竞争”进行积极协调。德国和欧盟“向东看”的合作对象不仅有中国，还包括日本和韩国，比如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已经生效。在欧美关系方面，欧盟仍在尽力缓解美欧贸易争端的负面后果，美国也在威胁过后向欧盟伸出了橄榄枝，力求在重塑全球贸易秩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问题上得到欧盟支持。在美国提出的WTO改革方案中，“发展中国家”不再享受“差别待遇”;欧盟也认为WTO中的“新兴经济体”不应再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跨大西洋伙伴在将市场化、放松管制、私有化作为全球化推进的原则上均有较大程度的认同，但欧盟暂时还难以放弃长期以来的国家对于特定行业的补贴等社会性因素。欧洲是否最终会对美国妥协，取决于欧盟经济、一体化情况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考量。总体而言，欧盟对美国经贸依赖性仍强于美国对欧盟的依赖;欧盟在安全防务上仍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特别是德国与欧盟在反恐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情报共享。应该看到，西方在对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施压以及应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竞争中存在“共同需求”。

　　美欧在对华施压手段方面存在分歧

　　特朗普上台后，战后70年美欧政界积极维护的“特殊盟友关系”逐渐向务实性“平衡伙伴关系”迈进，德国和欧盟亟需在美国撤出的领域寻求其他国际伙伴的支持。中德贸易量巨大，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具有相似利益。但也应该看到，中德经贸关系也从“双赢时代”逐步迈向“竞争时代”，德国和欧盟对华矛盾心理愈发严重，中国国内一些声音对于美欧“分家”的期待与实际情况不符。

　　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欧盟与中国——战略前瞻》集中体现出了德国和欧盟对华的矛盾心理。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欧盟在文件中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其十点行动计划包括确保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安全、就5G网络的安全性达成欧盟共同立场;关注对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所构成的安全风险，建议成员国迅速落实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推动WTO改革，实现更平衡和对等的经济关系;推动在华采购机会的对等和开放性;应对外国所有权或资金在欧盟市场上的扭曲行为等的措施。与此同时，该文件也宣称，在明确定义的利益与原则基础上，欧盟应深化与中国的互动以便在全球层面上推动共同利益。

　　可以看到，美欧在联手施压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本国关键产业、促进贸易与投资“互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提高劳工与环境标准方面的目标相似，只是双方在政策手段上有分歧。欧盟不赞同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及发起贸易战等激进手段，但也将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视为中欧深入合作的前提。此外，欧盟希望在统一的框架内加强对华政策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但是基于目前欧盟新老成员国的经济与社会差异性以及英国脱欧的牵累，对华战略性文件的实际效应仍有待观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7～2018年德国洪堡总理奖学金学者；原题《德国在中美之间“找平衡”》

　　3月20日，德国中右翼阵营的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库比奇表示，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因其多次干预德国内政的行为应被要求离开德国。库比奇目前也是德国联邦议院的五名副议长之一。库比奇针对的是格雷内尔在3月19日批评德国军事预算过低的言论——这并不是这位美国驻德大使的言论第一次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

　　美国驻德大使为跨大西洋关系再添负累

　　自2018年5月赴任以来，格雷内尔更多扮演着特朗普外交政策“传声筒”的角色，而未充分发挥跨大西洋关系桥梁的作用。格雷内尔屡次就德国内政和经济决策进行过激评论、干涉甚至威胁，这已然超越德国政界的容忍限度。

　　2018年5月，格雷内尔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愿为欧洲保守派“站台”，支持欧洲的右翼保守派乃至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领导者，批评左派政党社会政策的失败。在美欧贸易纷争的背景下，德国舆论界对于这种“分裂欧盟”的言论十分恼火。德国政界对于这位美国驻德大使“反外交惯例”的言行表示不满。德国联合政府中的中左翼社民党主席纳勒斯女士表示，格雷内尔需要一些“外交辅导”，而德国左翼政治家甚至呼吁立即驱逐这位美国大使。不仅如此，格雷内尔还发推特要求德国企业从伊朗撤出，全然不顾德国商界的利益。

2018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

　　2019年初，为表达特朗普政府就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依赖加强的担忧，格雷内尔要求德国立即停止铺设横跨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并威胁称参与该项目的德国公司将受到美国制裁。2019年3月，他批评德国对于北约的军事贡献率过低，远未达到美国对于北约盟友贡献值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要求。德国联邦议会中各派均对美国大使的言论给予负面评价。中左翼德国社民党党团会议负责人卡斯滕·施耐德表示，“格雷内尔一再笨拙的挑衅，破坏了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关系。”中右翼阵营也对这位大使的有关言论不满，文章开头提到的自民党副主席库比奇的表态就是一例。

　　美国驻德大使不断掀起的波澜无疑反映出了当前德美关系所处的尴尬境地。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下，美欧在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等领域的纷争升级，彼此之间能够完全互信的时代已走远。

　　德国不愿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选边站队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日益加深。2018年，美欧围绕贸易赤字与关税问题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曾以国家安全为由于2018年6月向欧盟征收高额的钢铝关税，并威胁对部分自欧盟进口车辆与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德国学者与媒体甚至将特朗普任期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纳粹崛起时期相比拟。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德国成为欧盟内构建务实性“多边主义者联盟”的主导者，试图平衡美国“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维护欧盟利益。

　　随着中国在高科技、数字化与智能设备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加大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力度。美国也向盟友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其追随美国的政策。2019年初，格雷内尔致信德国政府，威胁说如果德国使用华为5G的设备，美国就可能停止与德国的安全信息合作乃至情报共享，引发了德语媒体的高度关注。就处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德国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德国并不希望选边站队;另一方面，德国也不希望在由美国主导的联手应对中国的“默契”中被排斥。

　　首先，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是德国难以放弃的，德国政商两界均不愿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升级，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伙伴关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德之间的技术与市场互补性是双方经贸合作的主旋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后，德国企业合资比例与独资比例提高符合德国商界利益。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势必将波及德国的跨国企业。如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时代，中德在电动车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以及德美在模块化电气化工具套件上的合作对于德国跨国车企而言均是难以放弃的投资机会和合作重点。

　　其次，德国对于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竞争的防范有所加强。自2016年以来，中国在德国以及欧盟的投资激增，德国政界对于中国对其高科技企业并购的警惕性逐步上升。2017～2018年，以国家安全与秩序为由，德国将在关键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门槛降低至并购股份的10%，德国还联合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欧盟层面倡导建立外国投资审查机制。2019年，德国颁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国关键战略性产业，并允许联邦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减少高科技与关键战略性企业被外资收购的机会。这标志着在全球产业竞争激烈的时代，德国政府的作用也从以往的“创造与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秩序”扩展到了“应用国家力量应对外部竞争”。该战略为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干预市场提供了可能性，在德国商界引起较大争议。

　　最后，德国在西方世界内部就“应对中国竞争”进行积极协调。德国和欧盟“向东看”的合作对象不仅有中国，还包括日本和韩国，比如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已经生效。在欧美关系方面，欧盟仍在尽力缓解美欧贸易争端的负面后果，美国也在威胁过后向欧盟伸出了橄榄枝，力求在重塑全球贸易秩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问题上得到欧盟支持。在美国提出的WTO改革方案中，“发展中国家”不再享受“差别待遇”;欧盟也认为WTO中的“新兴经济体”不应再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跨大西洋伙伴在将市场化、放松管制、私有化作为全球化推进的原则上均有较大程度的认同，但欧盟暂时还难以放弃长期以来的国家对于特定行业的补贴等社会性因素。欧洲是否最终会对美国妥协，取决于欧盟经济、一体化情况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考量。总体而言，欧盟对美国经贸依赖性仍强于美国对欧盟的依赖;欧盟在安全防务上仍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特别是德国与欧盟在反恐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情报共享。应该看到，西方在对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施压以及应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竞争中存在“共同需求”。

　　美欧在对华施压手段方面存在分歧

　　特朗普上台后，战后70年美欧政界积极维护的“特殊盟友关系”逐渐向务实性“平衡伙伴关系”迈进，德国和欧盟亟需在美国撤出的领域寻求其他国际伙伴的支持。中德贸易量巨大，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具有相似利益。但也应该看到，中德经贸关系也从“双赢时代”逐步迈向“竞争时代”，德国和欧盟对华矛盾心理愈发严重，中国国内一些声音对于美欧“分家”的期待与实际情况不符。

　　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欧盟与中国——战略前瞻》集中体现出了德国和欧盟对华的矛盾心理。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欧盟在文件中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其十点行动计划包括确保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安全、就5G网络的安全性达成欧盟共同立场;关注对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所构成的安全风险，建议成员国迅速落实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推动WTO改革，实现更平衡和对等的经济关系;推动在华采购机会的对等和开放性;应对外国所有权或资金在欧盟市场上的扭曲行为等的措施。与此同时，该文件也宣称，在明确定义的利益与原则基础上，欧盟应深化与中国的互动以便在全球层面上推动共同利益。

　　可以看到，美欧在联手施压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本国关键产业、促进贸易与投资“互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提高劳工与环境标准方面的目标相似，只是双方在政策手段上有分歧。欧盟不赞同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及发起贸易战等激进手段，但也将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视为中欧深入合作的前提。此外，欧盟希望在统一的框架内加强对华政策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但是基于目前欧盟新老成员国的经济与社会差异性以及英国脱欧的牵累，对华战略性文件的实际效应仍有待观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7～2018年德国洪堡总理奖学金学者；原题《德国在中美之间“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