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0日，日本致力推动的“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2019年2月1日，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生效。而且日本有望近期与东盟签署新的EPA协定。日本舆论宣称，日本的“战略性贸易(通商)外交”已经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日本以“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自居，在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机制中开展“战略布局”与“规则建构”。相比短期利益，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更倾向于追求中长期国际经济乃至战略格局的主导权。

　　宣告“新时代到来”

　　日本宣称“新时代到来”，底气主要来自于CPTPP和日欧EPA两大“超级自贸区”的最终定型。尽管美国“缺位”，但日本等CPTPP11国仍共计拥有超过5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3%。日欧EPA涵盖人口超过6亿，经济总量约占全球30%，贸易总量约占全球40%。同时，日本还积极参与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力争推动今年年内达成基本协议。日媒称，在CPTPP、日欧EPA及RCEP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日本将在亚太乃至全球贸易机制中“占据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同时有消息称，日本与东盟将签署新的EPA协议。2008年日本曾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AJCEP)协定，但仅限于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则被搁置。此次日本与东盟签署的实际上是AJCEP的修改议订书，根据新协定，东盟建设与教育等领域将对外资开放，并将引入投资者与国家的纷争解决条款(ISDS)。日本政府已经于2月底签署协议，等待国会批准。东盟各国也将从3月底起陆续签署协议并完成国内批准手续。如果该协定签署，加上日本已与东盟七个国家分别签署的EPA，涵盖超过7亿人口的日本—东盟经贸合作框架将进一步升级。

　　2019年1月19日，CPTPP协议生效后首次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安倍出席会议并致辞。

　　当前，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正处于一个阶段性高潮。为扩大战果，日本积极推动TPP“扩容”，加强日欧经济战略合作。1月19日，CPTPP11国在东京举行了协议生效后首次部长级会议，确定了新成员加入的程序要求。2月上旬，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成为日欧EPA生效后首位访日的欧洲领导人;2月中旬，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访日。日德、日奥均表示将加强经济合作。

　　除推动构建“超级自贸区”外，日本还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试图主导构建“数据贸易圈”。去年11月，日本联合美国、欧盟提出WTO改革方案，要求各国强化贸易政策“透明度”，在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领域实施更严格规制。在新兴的互联网商业、数字经济领域，去年10月，日本政府提出愿与美、欧共同制定跨境数据流通规则。2019年1月，日美欧在贸易部长会议上宣布将共同制定数据贸易规则。在达沃斯论坛上，安倍倡议建设“值得依赖的自由数据流通”(DFFT)，利用今年6月大阪G20峰会开启“世界性数据治理”，并建议将相关谈判框架命名为“大阪路线”。日本期望在WTO框架内引领谈判，建设“自由开放的数据贸易圈”，而作为G20主席国，“在制定(全球化电子商务)规则方面发挥主导权”。

　　“战略性贸易外交”的雄心

　　当前全球经济局势动荡，“贸易立国”的日本显然无法独善其身。贸易争端和外需疲弱也给日本制造业带来冲击。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内对新签署的自贸协定能否产生“经济效果”相当关注。据日方估算，日欧EPA将拉动日本GDP约1%(约合5.1万亿日元)，新增就业约0.5%(约29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汽车出口将增长10%，但日本农户、中小企业和金融部门则担心开放市场将损害其切身利益。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基于日本与亚太各国、欧盟中先进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已经相当密切，因新签署自贸协定而产生的贸易增长量相对有限，加上各产业差异较大，因此“无法指望对外贸易战略在经济上立刻产生效果”。

　　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相当依赖于对外贸易，但日本推动对外贸易政策，目的向来不止于短期经济收益。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加速驱动对外经贸政策，使其更具“战略属性”的态势日益突出。2002年日本政府首次公布“FTA(自由贸易区)战略”，2004年又公布关于推进EPA的“基本方针”。在区域主义兴起、“超级FTA/EPA”成为国际经贸潮流的背景下，日本也将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双边与区域EPA构建。2013年日本出台《日本振兴战略》，宣布要通过EPA构筑“战略性经贸关系”，并参与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在当年提交WTO的报告中，日本明确表示，要在亚太乃至更广泛区域的自贸体制中担当领导者。为此，日本加速了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EPA谈判，重点推进TPP和日欧EPA谈判，伺机发力介入WTO及国际经贸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影响权重。2017年安倍政府出台《未来投资战略》，进一步提升战略姿态，宣称要作为“自由贸易旗手”，力争成为新的“广域经济秩序”的中枢，以及“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世界规则”的牵引者。

　　需要看到，日本“战略性贸易外交”与总体国家战略的联动日益紧密，外交政策工具色彩也日益鲜明。基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背景，日本积极倡导所谓“高标准自贸规则”，力图影响规则建构过程，建立道义形象与领导身份。基于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等背景，日本更加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支持其大国外交与地缘政治战略。一面在全球贸易“顶层设计”上紧密与美、欧“三极协调”，开展大国战略协作，“领导世界”;一面在亚太特别是“印太”地区构筑以相互经济依存为基础的战略伙伴网络，通过“贸易圈”带动构建“战略圈”，“广交盟友”。日本的政策专家们也坦承，日本的贸易外交“受到政治学原理、而非单纯经济学原理的支配”。

　　“伟大使命”面临的难题

　　安倍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正处于快速推进期，已具备基本的“全球框架”，但也面临着难题。笔者近期在日本调研期间，一些日本政策专家对笔者表示，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确实取得了可观成果，通过将推广自由贸易作为“伟大使命”，日本在国际话语权上“有了直接而明显的提升”。

　　但日本想要在具体贸易议程、规则制定上真正实现“从倡导到主导”，显然还要付出很大努力。目前日本EPA/FTA对象国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36%，这较2013年的不足19%有明显提升，但还未达到预想目标。安倍政府曾表示在2018年要将这一数字提高到70%。不过日本政府强调，如果正在进行的EPA谈判(特别是与中韩的谈判)最终签署协议，考虑到这些对象国在日本贸易额中的比重(其中中国占比超过21%)，则日本EPA自由化将一举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战略性贸易外交”当前所面临的课题，本质上是日本对外战略国内外“双层博弈”的具体反映。在日本国内，质疑政府在贸易政策上“政治优先”的声音仍然不绝，安倍政府仍面临如何将对外贸易政策与国内结构改革“稳妥对接”、确保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难题。而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强劲逆风”不断，让日本在推动有利于己的“规则扩散”时也面临诸多牵制、阻碍。有日本战略学者指出，日本应在发达经济体集团内，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积极扮演“桥梁角色”，确保“进退自由”，从而在全球和地区层次同时提高战略自主能力。在推动“战略性贸易外交”的过程中，日本正是按照这一策略行动的。

　　在日本看来，如何在贸易乃至战略上处理好与中、美的关系是当前的“最大问题”。目前，日本与中、美均未达成EPA/FTA协定。不少日本经济与战略专家指出，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排除中美而建立的‘超级贸易圈’是无法持续的”，与中、美同时合作，乃至将世界两大经济体置于日本主张的自由贸易规则约束下“才是最优选择”。不过从当前看，日本通过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来诱导美国“重返”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日本还要继续面临来自美方的双边贸易谈判压力。而中日之间尽管关系复苏，但双方战略互信仍在恢复当中。日本与美、欧在主导WTO改革、构建“数据贸易圈”时对中国的各种制衡竞争也再次映射出，中日在国际秩序特别是规则层面的战略博弈仍在持续且趋于深化。有日本政策专家表示，日本“战略性贸易外交”接下来必须回应的问题是：如何与自己的大国经贸伙伴特别是中、美建立新的关系模式。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在新国际秩序中为实现更大“战略自主”而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8年12月30日，日本致力推动的“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2019年2月1日，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生效。而且日本有望近期与东盟签署新的EPA协定。日本舆论宣称，日本的“战略性贸易(通商)外交”已经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日本以“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自居，在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机制中开展“战略布局”与“规则建构”。相比短期利益，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更倾向于追求中长期国际经济乃至战略格局的主导权。

　　宣告“新时代到来”

　　日本宣称“新时代到来”，底气主要来自于CPTPP和日欧EPA两大“超级自贸区”的最终定型。尽管美国“缺位”，但日本等CPTPP11国仍共计拥有超过5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3%。日欧EPA涵盖人口超过6亿，经济总量约占全球30%，贸易总量约占全球40%。同时，日本还积极参与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力争推动今年年内达成基本协议。日媒称，在CPTPP、日欧EPA及RCEP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日本将在亚太乃至全球贸易机制中“占据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同时有消息称，日本与东盟将签署新的EPA协议。2008年日本曾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AJCEP)协定，但仅限于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则被搁置。此次日本与东盟签署的实际上是AJCEP的修改议订书，根据新协定，东盟建设与教育等领域将对外资开放，并将引入投资者与国家的纷争解决条款(ISDS)。日本政府已经于2月底签署协议，等待国会批准。东盟各国也将从3月底起陆续签署协议并完成国内批准手续。如果该协定签署，加上日本已与东盟七个国家分别签署的EPA，涵盖超过7亿人口的日本—东盟经贸合作框架将进一步升级。

　　2019年1月19日，CPTPP协议生效后首次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安倍出席会议并致辞。

　　当前，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正处于一个阶段性高潮。为扩大战果，日本积极推动TPP“扩容”，加强日欧经济战略合作。1月19日，CPTPP11国在东京举行了协议生效后首次部长级会议，确定了新成员加入的程序要求。2月上旬，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成为日欧EPA生效后首位访日的欧洲领导人;2月中旬，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访日。日德、日奥均表示将加强经济合作。

　　除推动构建“超级自贸区”外，日本还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试图主导构建“数据贸易圈”。去年11月，日本联合美国、欧盟提出WTO改革方案，要求各国强化贸易政策“透明度”，在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领域实施更严格规制。在新兴的互联网商业、数字经济领域，去年10月，日本政府提出愿与美、欧共同制定跨境数据流通规则。2019年1月，日美欧在贸易部长会议上宣布将共同制定数据贸易规则。在达沃斯论坛上，安倍倡议建设“值得依赖的自由数据流通”(DFFT)，利用今年6月大阪G20峰会开启“世界性数据治理”，并建议将相关谈判框架命名为“大阪路线”。日本期望在WTO框架内引领谈判，建设“自由开放的数据贸易圈”，而作为G20主席国，“在制定(全球化电子商务)规则方面发挥主导权”。

　　“战略性贸易外交”的雄心

　　当前全球经济局势动荡，“贸易立国”的日本显然无法独善其身。贸易争端和外需疲弱也给日本制造业带来冲击。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内对新签署的自贸协定能否产生“经济效果”相当关注。据日方估算，日欧EPA将拉动日本GDP约1%(约合5.1万亿日元)，新增就业约0.5%(约29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汽车出口将增长10%，但日本农户、中小企业和金融部门则担心开放市场将损害其切身利益。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基于日本与亚太各国、欧盟中先进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已经相当密切，因新签署自贸协定而产生的贸易增长量相对有限，加上各产业差异较大，因此“无法指望对外贸易战略在经济上立刻产生效果”。

　　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相当依赖于对外贸易，但日本推动对外贸易政策，目的向来不止于短期经济收益。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加速驱动对外经贸政策，使其更具“战略属性”的态势日益突出。2002年日本政府首次公布“FTA(自由贸易区)战略”，2004年又公布关于推进EPA的“基本方针”。在区域主义兴起、“超级FTA/EPA”成为国际经贸潮流的背景下，日本也将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双边与区域EPA构建。2013年日本出台《日本振兴战略》，宣布要通过EPA构筑“战略性经贸关系”，并参与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在当年提交WTO的报告中，日本明确表示，要在亚太乃至更广泛区域的自贸体制中担当领导者。为此，日本加速了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EPA谈判，重点推进TPP和日欧EPA谈判，伺机发力介入WTO及国际经贸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影响权重。2017年安倍政府出台《未来投资战略》，进一步提升战略姿态，宣称要作为“自由贸易旗手”，力争成为新的“广域经济秩序”的中枢，以及“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世界规则”的牵引者。

　　需要看到，日本“战略性贸易外交”与总体国家战略的联动日益紧密，外交政策工具色彩也日益鲜明。基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背景，日本积极倡导所谓“高标准自贸规则”，力图影响规则建构过程，建立道义形象与领导身份。基于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等背景，日本更加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支持其大国外交与地缘政治战略。一面在全球贸易“顶层设计”上紧密与美、欧“三极协调”，开展大国战略协作，“领导世界”;一面在亚太特别是“印太”地区构筑以相互经济依存为基础的战略伙伴网络，通过“贸易圈”带动构建“战略圈”，“广交盟友”。日本的政策专家们也坦承，日本的贸易外交“受到政治学原理、而非单纯经济学原理的支配”。

　　“伟大使命”面临的难题

　　安倍的“战略性贸易外交”正处于快速推进期，已具备基本的“全球框架”，但也面临着难题。笔者近期在日本调研期间，一些日本政策专家对笔者表示，日本的“战略性贸易外交”确实取得了可观成果，通过将推广自由贸易作为“伟大使命”，日本在国际话语权上“有了直接而明显的提升”。

　　但日本想要在具体贸易议程、规则制定上真正实现“从倡导到主导”，显然还要付出很大努力。目前日本EPA/FTA对象国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36%，这较2013年的不足19%有明显提升，但还未达到预想目标。安倍政府曾表示在2018年要将这一数字提高到70%。不过日本政府强调，如果正在进行的EPA谈判(特别是与中韩的谈判)最终签署协议，考虑到这些对象国在日本贸易额中的比重(其中中国占比超过21%)，则日本EPA自由化将一举达到“国际最高水平”。

　　“战略性贸易外交”当前所面临的课题，本质上是日本对外战略国内外“双层博弈”的具体反映。在日本国内，质疑政府在贸易政策上“政治优先”的声音仍然不绝，安倍政府仍面临如何将对外贸易政策与国内结构改革“稳妥对接”、确保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难题。而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强劲逆风”不断，让日本在推动有利于己的“规则扩散”时也面临诸多牵制、阻碍。有日本战略学者指出，日本应在发达经济体集团内，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积极扮演“桥梁角色”，确保“进退自由”，从而在全球和地区层次同时提高战略自主能力。在推动“战略性贸易外交”的过程中，日本正是按照这一策略行动的。

　　在日本看来，如何在贸易乃至战略上处理好与中、美的关系是当前的“最大问题”。目前，日本与中、美均未达成EPA/FTA协定。不少日本经济与战略专家指出，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排除中美而建立的‘超级贸易圈’是无法持续的”，与中、美同时合作，乃至将世界两大经济体置于日本主张的自由贸易规则约束下“才是最优选择”。不过从当前看，日本通过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来诱导美国“重返”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日本还要继续面临来自美方的双边贸易谈判压力。而中日之间尽管关系复苏，但双方战略互信仍在恢复当中。日本与美、欧在主导WTO改革、构建“数据贸易圈”时对中国的各种制衡竞争也再次映射出，中日在国际秩序特别是规则层面的战略博弈仍在持续且趋于深化。有日本政策专家表示，日本“战略性贸易外交”接下来必须回应的问题是：如何与自己的大国经贸伙伴特别是中、美建立新的关系模式。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在新国际秩序中为实现更大“战略自主”而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