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贸易战”引发的中美贸易僵局仍在发酵，而中美关系长期建构起来的联系对话机制多数停滞，加之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疑上升，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之中。此现象不仅仅是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或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单一变化所导致，其背后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虽然未来中美间的竞争可能呈长期化之势，但双方政策都仍有回调和重塑的空间。中美需要不断探索在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以谋求共存共赢。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结构性变化的关键阶段。一方面，由美国对华“贸易战”所引发的中美贸易僵局仍在发酵，而中美关系长期建构起来的联系对话机制多数停滞，加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疑上升，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之中;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变化并非仅是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导致，也并非仅是以寻求“美国优先”为标识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单一变化所导致，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

　　首先，美国对华认知正在经历“范式转换”，对华政策调整势在必行。长期以来，甚或可追溯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转圜的先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均基于一个“欢迎中国崛起于现有国际体系”的认知范式，其假设是通过引导和接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成为符合美国主导体系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历经几届政府的摸索，最终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确立为接触加制约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合作、对话、接触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改变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对华防范，通过军事威慑、外交施压、意识形态渗透等约束中国的发展方向。彼时，合作与制约是基本对等的两种手段，美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培育对话与合作一面。但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国内开始对多年的接触加制约政策产生怀疑，“接触无用论”大行其道。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有限的修正国家”，尽管没有对国际机制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中国“渐进性”、“切香肠式”的方式正在“侵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与战略界长期发酵的对华消极判断合流。“特朗普主义”本身是一种排外的民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杠杆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包括经济与安全的优先。该主义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极限施压”方式、综合使用美国所拥有的各种杠杆实现目标。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聚焦经贸问题，以服务于特朗普“公平、互惠”贸易目标，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台湾、南海等抓手，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在安全上对华造成钳制，同时也服务于美国经济目标。这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对华政策与战略界结构性目标逐步合一。从更宏大的战略目标看，《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全面分析了中国对美所造成的战略挑战，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提出“全面竞争”加有限“合作”新政策。其主张构建“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关系，其实就是在全面对华展开竞争的同时，要求中国合作配合美议程。这一框架与长期以来接触加制约两手的政策有某种程度上质的区别，因为合作与关系稳定不再是政策目标，在一场全方位的竞争中获胜成为新目标。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示意图。

　　其次，从中长期看，美国对华政策仍有回调空间。正如上文所言，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是特朗普主义发酵的后果，也有结构性的原因，预示着一定的战略共识，但明年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即便特朗普继续执政，但在四年后如果民主党上台，则对华政策仍有回摆的可能。第一，民主党对华政策应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如果共和党继续执政，则新总统与特朗普在执政风格上必然有很大差异，从确定性上看一定会回调。第二，民主党会更加注重全球问题合作，奥巴马时期全球议题曾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加上民主党会强调合作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这使两国关系仍有可能回到接触与制约双轨轨道。第三，民主党会重视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这为中美在这些平台上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趋势是结构性、甚至是难以逆转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莉森所分析的，当主导大国面临一个崛起大国严重挑战之时，历史上多数的例证是以战争告终。即便不是热战，但美苏争霸的历史告诉我们，冷战难以避免。目前美对华全面竞争的新定位是一个倾向于更加竞争性关系的起点。

　　未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以下方面仍会继承甚或加强。一是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的深化，反映出美国认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对其所造成的挑战。加大对亚太乃至印太的投入将是长期趋势。在此框架下，美国对台湾、南海的重视不会改变。美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这些内容的部分其实就代表着某种美国国内的共识。二是在经济上对华脱钩的趋势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担心，对外资审查更加严格，对高科技竞争的焦虑，均反映出未来美国不会再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其实，奥巴马时期推动TPP就有另起炉灶、将中国排除在体系外的考虑。特朗普政府更明确表示与日、欧构建西方自贸区，并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作为美主导贸易体系的前提条件。这一趋势也会继续持续。三是美对华思潮可能长期固化。当前，美国对中国制度竞争极为敏感，“麦卡锡主义”卷土从来，特朗普重提反对“社会主义”，美国公众受到民粹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两种思潮渲染。如果中美竞争长期化，其所伴随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可能激化。

　　第三，中国外交政策有塑造美对华政策的空间。中美关系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一条单行道，中国作为当事一方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可以说，近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转变与其对华判断发生改变有关。尽管有美国国内外环境变化、美国对华政治偏见等原因，但不可否认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原因之一。早在2010年前后，美国国内就针对中国所谓“外交强硬论”展开辩论，此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反映出中美实力对比结构性变化后双方政策均相应调整。而当前这一轮中美关系调整虽然由美而起，但中国外交政策转变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似乎已成为美国内共识。

　　美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旨在通过投资、贷款等建立地缘联系，从而增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存在;政治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愿景，支持世界上的“威权国家”，间接推进中国模式;安全上通过控制地缘关键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如非洲的吉布提、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强调对台海、东海、南海主权谋求主控海上战略通道扩大安全存在;文化上通过外宣、孔子学院等“文化渗透”影响别国舆论与政治环境;国际机制上，填补美国等西方在国际机制中的“真空”，将WTO等国际组织反向塑造为符合中国经济与外交利益的平台，从而使西方利益受损。西方镜子里所折射出的“中国镜像”尽管有很多主观因素，但中国外交中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调整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崛起过程中的发展规律的。在未来几十年的磨合期中，中国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必然引发美主导西方世界的猜忌，竞争可能呈长期化之势。双方需要探索在全美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最低程度上要管控关系、防止冷战，中等程度上要达成战略默契和相互克制，在高级程度上应该谋求共存共赢，这应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应有之义。

 　  近来，由“贸易战”引发的中美贸易僵局仍在发酵，而中美关系长期建构起来的联系对话机制多数停滞，加之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疑上升，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之中。此现象不仅仅是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或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单一变化所导致，其背后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虽然未来中美间的竞争可能呈长期化之势，但双方政策都仍有回调和重塑的空间。中美需要不断探索在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以谋求共存共赢。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结构性变化的关键阶段。一方面，由美国对华“贸易战”所引发的中美贸易僵局仍在发酵，而中美关系长期建构起来的联系对话机制多数停滞，加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疑上升，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之中;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变化并非仅是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导致，也并非仅是以寻求“美国优先”为标识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单一变化所导致，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

　　首先，美国对华认知正在经历“范式转换”，对华政策调整势在必行。长期以来，甚或可追溯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转圜的先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均基于一个“欢迎中国崛起于现有国际体系”的认知范式，其假设是通过引导和接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成为符合美国主导体系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历经几届政府的摸索，最终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确立为接触加制约两手并用，一方面通过合作、对话、接触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改变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对华防范，通过军事威慑、外交施压、意识形态渗透等约束中国的发展方向。彼时，合作与制约是基本对等的两种手段，美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培育对话与合作一面。但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国内开始对多年的接触加制约政策产生怀疑，“接触无用论”大行其道。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有限的修正国家”，尽管没有对国际机制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中国“渐进性”、“切香肠式”的方式正在“侵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与战略界长期发酵的对华消极判断合流。“特朗普主义”本身是一种排外的民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杠杆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包括经济与安全的优先。该主义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极限施压”方式、综合使用美国所拥有的各种杠杆实现目标。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聚焦经贸问题，以服务于特朗普“公平、互惠”贸易目标，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台湾、南海等抓手，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在安全上对华造成钳制，同时也服务于美国经济目标。这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对华政策与战略界结构性目标逐步合一。从更宏大的战略目标看，《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全面分析了中国对美所造成的战略挑战，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提出“全面竞争”加有限“合作”新政策。其主张构建“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关系，其实就是在全面对华展开竞争的同时，要求中国合作配合美议程。这一框架与长期以来接触加制约两手的政策有某种程度上质的区别，因为合作与关系稳定不再是政策目标，在一场全方位的竞争中获胜成为新目标。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示意图。

　　其次，从中长期看，美国对华政策仍有回调空间。正如上文所言，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是特朗普主义发酵的后果，也有结构性的原因，预示着一定的战略共识，但明年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即便特朗普继续执政，但在四年后如果民主党上台，则对华政策仍有回摆的可能。第一，民主党对华政策应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如果共和党继续执政，则新总统与特朗普在执政风格上必然有很大差异，从确定性上看一定会回调。第二，民主党会更加注重全球问题合作，奥巴马时期全球议题曾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加上民主党会强调合作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这使两国关系仍有可能回到接触与制约双轨轨道。第三，民主党会重视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这为中美在这些平台上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趋势是结构性、甚至是难以逆转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莉森所分析的，当主导大国面临一个崛起大国严重挑战之时，历史上多数的例证是以战争告终。即便不是热战，但美苏争霸的历史告诉我们，冷战难以避免。目前美对华全面竞争的新定位是一个倾向于更加竞争性关系的起点。

　　未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以下方面仍会继承甚或加强。一是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的深化，反映出美国认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对其所造成的挑战。加大对亚太乃至印太的投入将是长期趋势。在此框架下，美国对台湾、南海的重视不会改变。美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涉及这些内容的部分其实就代表着某种美国国内的共识。二是在经济上对华脱钩的趋势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担心，对外资审查更加严格，对高科技竞争的焦虑，均反映出未来美国不会再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其实，奥巴马时期推动TPP就有另起炉灶、将中国排除在体系外的考虑。特朗普政府更明确表示与日、欧构建西方自贸区，并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作为美主导贸易体系的前提条件。这一趋势也会继续持续。三是美对华思潮可能长期固化。当前，美国对中国制度竞争极为敏感，“麦卡锡主义”卷土从来，特朗普重提反对“社会主义”，美国公众受到民粹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两种思潮渲染。如果中美竞争长期化，其所伴随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可能激化。

　　第三，中国外交政策有塑造美对华政策的空间。中美关系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一条单行道，中国作为当事一方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可以说，近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转变与其对华判断发生改变有关。尽管有美国国内外环境变化、美国对华政治偏见等原因，但不可否认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原因之一。早在2010年前后，美国国内就针对中国所谓“外交强硬论”展开辩论，此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反映出中美实力对比结构性变化后双方政策均相应调整。而当前这一轮中美关系调整虽然由美而起，但中国外交政策转变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似乎已成为美国内共识。

　　美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旨在通过投资、贷款等建立地缘联系，从而增强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存在;政治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愿景，支持世界上的“威权国家”，间接推进中国模式;安全上通过控制地缘关键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如非洲的吉布提、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强调对台海、东海、南海主权谋求主控海上战略通道扩大安全存在;文化上通过外宣、孔子学院等“文化渗透”影响别国舆论与政治环境;国际机制上，填补美国等西方在国际机制中的“真空”，将WTO等国际组织反向塑造为符合中国经济与外交利益的平台，从而使西方利益受损。西方镜子里所折射出的“中国镜像”尽管有很多主观因素，但中国外交中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调整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崛起过程中的发展规律的。在未来几十年的磨合期中，中国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必然引发美主导西方世界的猜忌，竞争可能呈长期化之势。双方需要探索在全美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最低程度上要管控关系、防止冷战，中等程度上要达成战略默契和相互克制，在高级程度上应该谋求共存共赢，这应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