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层面划分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演化而来的。毛泽东时代很简单，只有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干部。这都是根据政治成分划定的，不是社会自然形成的。结果是三大阶级的构成超级稳固，因为政策限制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比如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就非常困难，工人身份转成干部身份也十分困难，所以说那个时代比较像是身份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不再以政治成分划分阶级，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概念。但其实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中产阶级。一种是体制内的中产阶级，原有的干部群体在其中占比很大，可以叫做“老中产阶级”。另一种是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依托民营企业的成长而形成的体制外中产阶级，也可以叫做“新中产阶级”。从比例上看，老中产阶级其实还是大多数，但这一群体被体制牢牢地控制着，并不具备上文提到的西方语境下中产阶级天然具有的独立性，这是美国没有想到的。而且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如今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反弹。

　　新老中产阶级的区分反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态背后的两种机制。一种是政府机制，也就是所谓的体制机制;另一种是市场机制。这两种机制同时在起作用。体制机制牵涉到干部选拔和职称评定这一整套规则，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角色一如既往得重要。而市场机制则考虑到人在各方面的特点，比如学历、专业、努力程度、社会关系等等。结果往往是找到什么样工作，就属于什么社会阶层，这在本质上是顺应市场需求的阶级划分。

　　两种机制在过去近二十年里的此消彼长很有意思，2010年前后呈现的规律正好相反。在此之前，市场体制往往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很多想要发家致富的人离开了政府和国企，下海去淘金。但2010年以后，形势逆转，想发财就必须和政府建立各种各样的紧密关系。

　　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两种机制反映出党在阶级问题上微妙的思想转变。党基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范式，而采用了韦伯的那套理论。官方第一次承认新的阶层出现见于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后社会里出现了新的阶层，包括六类人。第一类是民营企业雇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二类是外企雇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三类是个体户，第四是私营企业老板，第五类是其他类型，比如社会和经济中介组织的从业者，最后一类是自由职业者。

　　中国中产阶级的特点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扩大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议题也一直被关注。比如2016年7月份中央统战部新建立了“第八局”，专门负责新兴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兴起，正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但已经显现出和过往西方描述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点。

　　西方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有安全感;其次是有独立性。有安全感是因为中产阶级掌握的知识技能赋予了他们较强的竞争力，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垄断优势，有比较大的议价权，因而职业多比较体面，收入也相对稳定。在安全感这个基本特点上，又发育出具有独立性的特点。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感到他们在就业市场中依靠的是自身而非他人，所以更倾向于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判断力。

　　但是受制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和制度环境，以上两个特点在中国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独立性较弱的成因比较简单，我们先予以解释。独立性较弱，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依赖非常强，所以面对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性的议题，表现得比较保守。他们宁愿通过移民等方式回避，也不愿积极参与，更不至于激进。总体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得益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因此对政府的政策，对党的领导都还是比较认同的。

　　安全感不足的成因比较复杂。从国际角度讲，世界经济的起伏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影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年到2015年间增长了约4300万，即60%的增长。但是这中间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衰退。以2008金融危机为界限，此前是大规模的增长，增量一度达到1亿多。金融危机一来，立即锐减6700余万。此后缓慢恢复到2015年的4300万。金融危机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打击都很严重，在各国都造成了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中国的减幅最大。

　　从国内角度讲，中产阶级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四座大山”。他们纵使不断奋斗，仍然感到乏力。再加上股市和借贷平台一类金融工具上的“割韭菜”现象，中产阶级投资也非常困难。另外，一些体制积弊也给他们造成困难。比如城乡户口藩篱、国企私企待遇差别，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这其中“老中产阶级”有体制的荫庇，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新中产阶级”则更加脆弱。

　　最后，还存在社会阶层固化、上升渠道收窄的现象。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都在为此发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全世界有28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称之为脆弱的中产阶级。他们日均消费不过在2—10美元之间，并没有多少回旋空间。按照现在的趋势，28亿中有10亿很可能在将来终究沉入下层。中国中产阶级想要独善其身，非常不容易。

　　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危机

　　研究表明，全球约70亿人，其中50亿是1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中的30亿期待拥有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这也是他们及其家庭进入和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门槛。但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正式的全职工作岗位总计只有约12亿个，也就是说有18亿的缺口。而且这种所谓正式的全职工作也正在加速地两级分化。

　　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的分化效果。具体表现为金融危机发生时，被毁掉的工作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工作。但经济逐渐恢复以后，新生的工作多集中在低端服务业。深层次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在不断地用科技替代劳动力。这就联系到了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下的解释，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家和生产者的两级化。

　　受到技术进步、全球化、金融化三重压力，各国中产阶级持有的资产在其所在国的比重都在下降，而中国、印度的中产持有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的比重又格外得低。他们的安全感和独立性都越来越不明显，这就和西方以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状态很不一样。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即中产阶级可能从保守的社会稳定器变成潜在的革命助推力。其实这种变化在过往的20年里已经逐渐显现，中产阶级正在越来越积极和深度地参与到一些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当中。比如抗议环境污染，关注气候变化，欢迎或反对移民、难民，占领华尔街，以及最近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中产阶级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还有愈加激进的趋势。

　　一旦中产阶级介入到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阶级的复杂性会让国家和政府更加难以应对。中产阶级不像过去的无产阶级那样成分相对简单，彼此诉求相近，易于统一行动。中产阶级的构成非常复杂，阶级内不同的子群体间的诉求非常难调和，行动的组织也是高度碎片化的。比如在美国，依赖制造业的中产阶级要求的其实是美国设壁垒，从而防止中国的竞争者抢走他们的工作;而依赖金融业的中产阶级要求的其实是美国迫使中国削减壁垒，从而让他们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两种主张同时反映在美方的贸易主张中，其实增加了中美协商的难度。

　　若站在中国的角度，为了应对美国可能长期实施的压力政策，难免也会采取产业转移的策略，这与日本当年的“雁阵”布局异曲同工。然而产业链在不断往外转移，工作岗位的流失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中国需要严肃考虑并及早布局来应对的危机。

　　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理想中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中产阶级正好集中在社会的中间层。他们拥有资产、知识和技能，社会意识也比较成熟，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因此在西方有关社会阶层的分析里，中产阶级的形象一直是拥有比较固定的价值观、注重个人权利、拥护法治、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光耀先生在谈到新加坡的选举制度设计时，曾提到让有产阶级的人“一人两票”似乎更加合理，因为他们比较负责，投票更理性。然而，这个情况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变化。

　　中产阶级研究的范式

　　一般来说，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一种是马克斯主义的范式，另一种是马克斯·韦伯的范式。

　　马克思主义范式对阶级的划分是根据各个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决定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长远来说，中间阶层不会持续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阶级结构最终必然两极分化，而中间阶级大部分会沉下去成为无产者，即无产阶级化。

　　如果依照韦伯的范式，马克思主义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决定阶级的方式就显得过于简单。韦伯认为阶级划分要根据好几个指标来共同决定，除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受教育水平、收入、职业，甚至价值观等等指标，都要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够更加精确地捕捉到每个阶层的特点。但是这种阶级划分非常复杂，划分出来的阶级非常多，容易混乱。

　　所以一般提到中产阶级，指代的就是除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外的社会阶级。从某个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无用”的划分，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最方便的划分。

　　中产阶级研究的目的

　　一般来说，研究中产阶级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经济目的，观察经济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政治目的，观察社会结构变化与政治稳定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如今国内学界和政府在开展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时，往往都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更具体地说，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担心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要跨越陷阱，主要还是指望中产阶级能够进一步壮大。首先，中产阶级是消费的主力;其次，由于其掌握的文化和技能，中产阶级也是创新的主力军，所以他们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相较之下，西方在研究中产阶级时更加关注所谓“公民社会”的成长。在西方语境下，中产阶级天然具有独立性，因此他们相信中产阶级成长会推动所谓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正是基于这种推导，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对中国抱有一种期望，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会使得中国在整体价值观上更加靠近西方。但如今这种看法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趋于明确。如今他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并不会在这个国家产生“民主化”的内部压力，因此开始倾向于遏制中国。

　　从经济角度划分的中产阶级

　　根据不同的定义方法和划分标准估算，中国中产阶级规模差别非常大。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开展了一次调研，发现如果从职业上划分，中国有1亿3600万中产阶级;如果依据收入统计，有2亿1千多万中产阶级;如果从消费来看，甚至达到4亿多。但是把各项标准加在一起，同时满足的只有五六千万人，也就是才达到总人口的大约4%到5%，比例非常小。

　　如果觉得这个比例太小，可以参考世界世界银行的一种划分标准。这种标准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06—3955美元/年这一区间的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3956—12,235美元/年这一区间的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如果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已经相当可观，达到约30%，且在继续迅速增长。

　　但是，这种划分采用的收入标准非常低，结论似乎也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感受。瑞士信贷银行有一种新的方法，不看收入，也不看消费，而是看拥有的资产。当然各国币值不一样，资产价格评估也不一样，要分国家调整。这个方法背后有两个理由。首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主要是和资产紧密关联的，他们非常关心资产的增长。这是决定中产阶级行为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资产应该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依据。其次，没有资产的中产状态是虚幻的。比如在美国有很多人穿着光鲜的衣服，住着大房子，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真正拥有的资产，一旦失业，这些人马上就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

　　瑞士的这套标准回避了用收入来衡量，不至于起伏太大。根据它这个标准，中国的人均财产大概是22,513美元，超过这个标准，就属于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约为10.07%(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17%)。横向比较一下，在美国，有5万—10万美元的资产的，就属于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为37%。但是就规模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15年已经达到1亿零九百万，超过美国的9200万，位列世界第一。

　　从最近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来看，政府没有使用“中产阶级”的称谓，而是把中产人群叫做“中等收入者”。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依据收入水平定义“中产阶级”的。从规模来看，官方的数字是大约4亿左右。

　　从政治层面划分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演化而来的。毛泽东时代很简单，只有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干部。这都是根据政治成分划定的，不是社会自然形成的。结果是三大阶级的构成超级稳固，因为政策限制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比如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就非常困难，工人身份转成干部身份也十分困难，所以说那个时代比较像是身份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不再以政治成分划分阶级，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概念。但其实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中产阶级。一种是体制内的中产阶级，原有的干部群体在其中占比很大，可以叫做“老中产阶级”。另一种是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依托民营企业的成长而形成的体制外中产阶级，也可以叫做“新中产阶级”。从比例上看，老中产阶级其实还是大多数，但这一群体被体制牢牢地控制着，并不具备上文提到的西方语境下中产阶级天然具有的独立性，这是美国没有想到的。而且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如今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反弹。

　　新老中产阶级的区分反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态背后的两种机制。一种是政府机制，也就是所谓的体制机制;另一种是市场机制。这两种机制同时在起作用。体制机制牵涉到干部选拔和职称评定这一整套规则，政治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角色一如既往得重要。而市场机制则考虑到人在各方面的特点，比如学历、专业、努力程度、社会关系等等。结果往往是找到什么样工作，就属于什么社会阶层，这在本质上是顺应市场需求的阶级划分。

　　两种机制在过去近二十年里的此消彼长很有意思，2010年前后呈现的规律正好相反。在此之前，市场体制往往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很多想要发家致富的人离开了政府和国企，下海去淘金。但2010年以后，形势逆转，想发财就必须和政府建立各种各样的紧密关系。

　　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两种机制反映出党在阶级问题上微妙的思想转变。党基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范式，而采用了韦伯的那套理论。官方第一次承认新的阶层出现见于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后社会里出现了新的阶层，包括六类人。第一类是民营企业雇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二类是外企雇佣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三类是个体户，第四是私营企业老板，第五类是其他类型，比如社会和经济中介组织的从业者，最后一类是自由职业者。

　　中国中产阶级的特点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扩大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议题也一直被关注。比如2016年7月份中央统战部新建立了“第八局”，专门负责新兴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兴起，正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但已经显现出和过往西方描述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点。

　　西方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有安全感;其次是有独立性。有安全感是因为中产阶级掌握的知识技能赋予了他们较强的竞争力，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垄断优势，有比较大的议价权，因而职业多比较体面，收入也相对稳定。在安全感这个基本特点上，又发育出具有独立性的特点。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感到他们在就业市场中依靠的是自身而非他人，所以更倾向于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判断力。

　　但是受制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和制度环境，以上两个特点在中国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独立性较弱的成因比较简单，我们先予以解释。独立性较弱，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依赖非常强，所以面对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性的议题，表现得比较保守。他们宁愿通过移民等方式回避，也不愿积极参与，更不至于激进。总体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得益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因此对政府的政策，对党的领导都还是比较认同的。

　　安全感不足的成因比较复杂。从国际角度讲，世界经济的起伏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影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年到2015年间增长了约4300万，即60%的增长。但是这中间经历过一次剧烈的衰退。以2008金融危机为界限，此前是大规模的增长，增量一度达到1亿多。金融危机一来，立即锐减6700余万。此后缓慢恢复到2015年的4300万。金融危机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打击都很严重，在各国都造成了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中国的减幅最大。

　　从国内角度讲，中产阶级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四座大山”。他们纵使不断奋斗，仍然感到乏力。再加上股市和借贷平台一类金融工具上的“割韭菜”现象，中产阶级投资也非常困难。另外，一些体制积弊也给他们造成困难。比如城乡户口藩篱、国企私企待遇差别，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这其中“老中产阶级”有体制的荫庇，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新中产阶级”则更加脆弱。

　　最后，还存在社会阶层固化、上升渠道收窄的现象。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都在为此发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全世界有28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称之为脆弱的中产阶级。他们日均消费不过在2—10美元之间，并没有多少回旋空间。按照现在的趋势，28亿中有10亿很可能在将来终究沉入下层。中国中产阶级想要独善其身，非常不容易。

　　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级危机

　　研究表明，全球约70亿人，其中50亿是1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中的30亿期待拥有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这也是他们及其家庭进入和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门槛。但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正式的全职工作岗位总计只有约12亿个，也就是说有18亿的缺口。而且这种所谓正式的全职工作也正在加速地两级分化。

　　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的分化效果。具体表现为金融危机发生时，被毁掉的工作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工作。但经济逐渐恢复以后，新生的工作多集中在低端服务业。深层次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在不断地用科技替代劳动力。这就联系到了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下的解释，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家和生产者的两级化。

　　受到技术进步、全球化、金融化三重压力，各国中产阶级持有的资产在其所在国的比重都在下降，而中国、印度的中产持有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的比重又格外得低。他们的安全感和独立性都越来越不明显，这就和西方以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状态很不一样。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新问题，即中产阶级可能从保守的社会稳定器变成潜在的革命助推力。其实这种变化在过往的20年里已经逐渐显现，中产阶级正在越来越积极和深度地参与到一些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当中。比如抗议环境污染，关注气候变化，欢迎或反对移民、难民，占领华尔街，以及最近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中产阶级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还有愈加激进的趋势。

　　一旦中产阶级介入到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阶级的复杂性会让国家和政府更加难以应对。中产阶级不像过去的无产阶级那样成分相对简单，彼此诉求相近，易于统一行动。中产阶级的构成非常复杂，阶级内不同的子群体间的诉求非常难调和，行动的组织也是高度碎片化的。比如在美国，依赖制造业的中产阶级要求的其实是美国设壁垒，从而防止中国的竞争者抢走他们的工作;而依赖金融业的中产阶级要求的其实是美国迫使中国削减壁垒，从而让他们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两种主张同时反映在美方的贸易主张中，其实增加了中美协商的难度。

　　若站在中国的角度，为了应对美国可能长期实施的压力政策，难免也会采取产业转移的策略，这与日本当年的“雁阵”布局异曲同工。然而产业链在不断往外转移，工作岗位的流失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中国需要严肃考虑并及早布局来应对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