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威权主义的历史低点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认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中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但从交战双方来看，说它是一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也没有错。对于英、法、美三国来说，它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1914年所称作的“欧洲的自由”;阿斯奎斯指的是自由主义的欧洲，反对“军国主义”、“普鲁士主义”和专制的欧洲。对于这点，德国也认同。沉浸在浪漫主义、反启蒙思想传统中的德国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者。

　　德国人将国家、族群、人民(Volk)和德国文化(Kultur)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参战，意在塑造一个“让民主制度可以安全存在”的世界，捍卫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大西洋共同体”，反对这个由强大而高效的德国军事机器支持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战之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崛起标志着这一希望的破灭，自由主义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德日的战败让自由主义重获新生。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威权主义堕入历史最低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所有威权大国在40年里都被摧毁了：沙皇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普鲁士以及后来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然而，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被打败了，而是因为这些政权在战场上被击溃。

　　共产主义也没有击败纳粹主义。是苏联和美国军队击败了德国军队。战后的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而这也是战争的产物。古老的俄罗斯帝国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强国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地位难以维系。冷战并不是人类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之间最终的对决，它仅仅只是当时那个历史时刻的对抗。

　　西方国家将苏联视为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奇怪。毕竟，共产主义得到苏联国力的支持，而威权国家则是冷战大局中的棋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她写于1979年的论文《独裁国家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阐述了自己的著名理论：要反对“极权主义”的苏联阵营，则需要支持“传统的独裁国家”。她认为，“传统的独裁国家”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向民主过渡，“还没有一个革命的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成功过渡。

　　然而，这一理论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自由民主国家过高估计了苏联阵营的挑战，却低估了传统威权主义的挑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冷战期间以及之后自由主义在全球占据优势的时代，世界上的那些独裁政体都过于孱弱，无法像以前那样对自由主义形成挑战。那些依赖美国获取金钱和保护的右翼独裁政权，至少必须在口头上支持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规范。在美国施压下，有些国家会举行选举，为“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提供空间，允许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境内活动，监督其人权记录，与各种民间团体合作，为各个政党提供训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遭受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孤立，保证政权的安全。

　　里根政府抛弃“柯克帕特里克主义”以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海地的让—克劳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和韩国军政府纷纷下台。在之后的十五年中，更多独裁政权倒台。2003，2004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独裁者将权力交给国内自由派，此前正是因为三国的独裁者为了避免被孤立，这些自由派力量才获得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训练和支持。

　　威权主义者的弱点加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信念：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结束了。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曾短暂在世界占据优势，我们当时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威权主义逐渐恢复力量，发出声音，构成了自由主义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挑战。

　　我们认为自由主义战胜了苏联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这么说没有错，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获得胜利。叶利钦时代的自由主义实验被证明存在太多缺陷，太过于脆弱，几乎立即被两种类型的反自由主义力量所取代：一种是苏联时代(以及沙皇时代)残存的警察国家制度，身为前克格勃特工的普京将其重新建立，并牢牢控制在手;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试图摧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普京将它们复活，为他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

　　普京一方面一步步废除90年代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让东正教重新恢复了其在沙皇时代的地位，承诺实现符合俄罗斯传统的强有力的领导，打压LGBTQ群体的权利诉求，压制其他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捍卫“传统”价值观，强调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欧亚性”，弱化俄罗斯的西方认同。到目前为止，这已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统治术：普京的统治时间已经比许多沙皇在位时间还要长，虽然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动摇他对权力的控制，但和任何政权的情况一样，他的执政时间足够长久，许多俄罗斯人已经想象不出还有谁能够领导自己的国家。

　　在自由主义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有少数独裁者没有倒下，因为他们没有向自由主义的规则让步，要么是因为有实力，要么是因为他们拥有美国及其盟友需要的或者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多数阿拉伯独裁政权也幸存下来，要么是因为它们拥有石油，要么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打击极端分子，又重新回到支持所谓的“友好”的独裁者的老路子。

　　俄罗斯等国成功抵制自由主义施加的压力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到了2009年，专制者向自由主义国家俯首称臣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场威权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从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威权国家，纷纷以普京为榜样，开始系统地收紧民间社群的活动空间，切断外国支持者与其之间的联系，遏制言论空间和独立媒体。

　　这种反弹也延伸到了国际政治和国际机构。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国家决定了国际规范怎样变化，对威权国家国内事务的干预因此逐渐被合法化，但那已经结束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伊朗均采取了许多行动，削弱自由主义在各国国内的根基。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多差异——美国人高度重视这种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有让它们忘记其作为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2007年提出的那样，“思想市场”上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真正有了竞争，这是许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权”。

　　自1942年以来，威权主义者首次恢复了信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如 Journal of Democracy 的编辑2016年所观察的那样，如今最强大的反自由主义政权和二战前几十年的反自由主义政权一样，“不再仅仅满足于遏制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是希望收回民主浪潮以来取得的进步，扩大威权主义的地盘。”

　　这些威权主义者正在取得成功，但是，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他们的国家如今处于七十年来最强大的时刻，他们所提出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很有力。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其实行强人统治的借口——尽管也是如此，而同时也是对自由主义社会的缺陷提出的全面指控，这种指控有着广泛的支持。

　　自由民主国家上一次认真对待这一挑战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冷战的结束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启蒙时代观念的正确：人们相信道德和科学的进步不可阻挡，每个个体将获得身体、精神和智识上的自由。如黑格尔1830年提出的那样，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或者如福山1992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写的，根本的历史进程在发挥作用，“所有人类社会会遵循共同的演进模式——通往自由民主制度的 ‘普遍历史’。”

　　这些信念背后的前提是，所有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会首先追求自己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能够得到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寻求避免受到来自国家、教会或族群对自己的自由、生活和尊严构成的威胁。

　　只有在“好光景”里，这种观念才会被许多人所接受。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很兴盛，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德日法西斯崛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主制度衰落，它奄奄一息。冷战结束后，它再次兴盛起来。但是，这种观念一直是对人性不完整的描述。人类不仅渴望自由，还寻求安全，不仅是身体上的安全，还有家庭、部落、种族和文化提供的安全。很多时候，人们对能够提供这种安全的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表示欢迎。

　　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这些需求没有给出答案。虽然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也会有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但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永远不是提供人们在部落或家庭中获得的那种安全。它一直关注的是个体的安全，关注的是所有个体都能获得平等的对待，无论人们来自哪里，崇拜什么样的神或者他们的父母是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以牺牲家庭、种族和宗教提供的传统纽带为代价的。

　　提升个人权利也就意味着削弱教会和其它权威的影响力，传统权威告诉个体必须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事。自由主义削弱了伴随出身、阶级而来的等级制，甚至削弱了家庭和性别的等级。因此，自由主义避免不了会威胁“传统价值观”和各种文化。这些“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是靠着传统权威的力量，或者是靠着族群和多数意见的压力才能得到维持。但是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少数人的权利一旦获得承认，多数人的偏好会失落掉主流的位置。

　　在欧洲和美国，随着自由主义逐渐承认有色人种的权利，承认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权利，承认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性向的人(同性恋和其他性向如果不是被主流宗教所禁止，至少是不被赞成)的权利;以及近年来，承认难民和移民的权利，这意味着白人的、基督教在文化上的主导的崩溃。自由主义是一种妥协，许多人常常对失去的东西感到不满，而对已经得到的东西满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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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权主义的历史低点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认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中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但从交战双方来看，说它是一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也没有错。对于英、法、美三国来说，它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1914年所称作的“欧洲的自由”;阿斯奎斯指的是自由主义的欧洲，反对“军国主义”、“普鲁士主义”和专制的欧洲。对于这点，德国也认同。沉浸在浪漫主义、反启蒙思想传统中的德国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者。

　　德国人将国家、族群、人民(Volk)和德国文化(Kultur)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参战，意在塑造一个“让民主制度可以安全存在”的世界，捍卫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大西洋共同体”，反对这个由强大而高效的德国军事机器支持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战之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崛起标志着这一希望的破灭，自由主义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德日的战败让自由主义重获新生。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威权主义堕入历史最低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所有威权大国在40年里都被摧毁了：沙皇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普鲁士以及后来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然而，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被打败了，而是因为这些政权在战场上被击溃。

　　共产主义也没有击败纳粹主义。是苏联和美国军队击败了德国军队。战后的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而这也是战争的产物。古老的俄罗斯帝国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强国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地位难以维系。冷战并不是人类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之间最终的对决，它仅仅只是当时那个历史时刻的对抗。

　　西方国家将苏联视为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奇怪。毕竟，共产主义得到苏联国力的支持，而威权国家则是冷战大局中的棋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她写于1979年的论文《独裁国家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阐述了自己的著名理论：要反对“极权主义”的苏联阵营，则需要支持“传统的独裁国家”。她认为，“传统的独裁国家”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向民主过渡，“还没有一个革命的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成功过渡。

　　然而，这一理论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自由民主国家过高估计了苏联阵营的挑战，却低估了传统威权主义的挑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冷战期间以及之后自由主义在全球占据优势的时代，世界上的那些独裁政体都过于孱弱，无法像以前那样对自由主义形成挑战。那些依赖美国获取金钱和保护的右翼独裁政权，至少必须在口头上支持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规范。在美国施压下，有些国家会举行选举，为“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提供空间，允许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境内活动，监督其人权记录，与各种民间团体合作，为各个政党提供训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遭受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孤立，保证政权的安全。

　　里根政府抛弃“柯克帕特里克主义”以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海地的让—克劳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和韩国军政府纷纷下台。在之后的十五年中，更多独裁政权倒台。2003，2004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独裁者将权力交给国内自由派，此前正是因为三国的独裁者为了避免被孤立，这些自由派力量才获得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训练和支持。

　　威权主义者的弱点加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信念：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结束了。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曾短暂在世界占据优势，我们当时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威权主义逐渐恢复力量，发出声音，构成了自由主义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挑战。

　　我们认为自由主义战胜了苏联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这么说没有错，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获得胜利。叶利钦时代的自由主义实验被证明存在太多缺陷，太过于脆弱，几乎立即被两种类型的反自由主义力量所取代：一种是苏联时代(以及沙皇时代)残存的警察国家制度，身为前克格勃特工的普京将其重新建立，并牢牢控制在手;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试图摧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普京将它们复活，为他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

　　普京一方面一步步废除90年代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让东正教重新恢复了其在沙皇时代的地位，承诺实现符合俄罗斯传统的强有力的领导，打压LGBTQ群体的权利诉求，压制其他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捍卫“传统”价值观，强调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欧亚性”，弱化俄罗斯的西方认同。到目前为止，这已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统治术：普京的统治时间已经比许多沙皇在位时间还要长，虽然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动摇他对权力的控制，但和任何政权的情况一样，他的执政时间足够长久，许多俄罗斯人已经想象不出还有谁能够领导自己的国家。

　　在自由主义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有少数独裁者没有倒下，因为他们没有向自由主义的规则让步，要么是因为有实力，要么是因为他们拥有美国及其盟友需要的或者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多数阿拉伯独裁政权也幸存下来，要么是因为它们拥有石油，要么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打击极端分子，又重新回到支持所谓的“友好”的独裁者的老路子。

　　俄罗斯等国成功抵制自由主义施加的压力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到了2009年，专制者向自由主义国家俯首称臣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场威权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从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威权国家，纷纷以普京为榜样，开始系统地收紧民间社群的活动空间，切断外国支持者与其之间的联系，遏制言论空间和独立媒体。

　　这种反弹也延伸到了国际政治和国际机构。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国家决定了国际规范怎样变化，对威权国家国内事务的干预因此逐渐被合法化，但那已经结束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伊朗均采取了许多行动，削弱自由主义在各国国内的根基。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多差异——美国人高度重视这种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有让它们忘记其作为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2007年提出的那样，“思想市场”上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真正有了竞争，这是许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权”。

　　自1942年以来，威权主义者首次恢复了信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如 Journal of Democracy 的编辑2016年所观察的那样，如今最强大的反自由主义政权和二战前几十年的反自由主义政权一样，“不再仅仅满足于遏制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是希望收回民主浪潮以来取得的进步，扩大威权主义的地盘。”

　　这些威权主义者正在取得成功，但是，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他们的国家如今处于七十年来最强大的时刻，他们所提出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很有力。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其实行强人统治的借口——尽管也是如此，而同时也是对自由主义社会的缺陷提出的全面指控，这种指控有着广泛的支持。

　　自由民主国家上一次认真对待这一挑战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冷战的结束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启蒙时代观念的正确：人们相信道德和科学的进步不可阻挡，每个个体将获得身体、精神和智识上的自由。如黑格尔1830年提出的那样，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或者如福山1992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写的，根本的历史进程在发挥作用，“所有人类社会会遵循共同的演进模式——通往自由民主制度的 ‘普遍历史’。”

　　这些信念背后的前提是，所有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会首先追求自己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能够得到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寻求避免受到来自国家、教会或族群对自己的自由、生活和尊严构成的威胁。

　　只有在“好光景”里，这种观念才会被许多人所接受。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很兴盛，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德日法西斯崛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主制度衰落，它奄奄一息。冷战结束后，它再次兴盛起来。但是，这种观念一直是对人性不完整的描述。人类不仅渴望自由，还寻求安全，不仅是身体上的安全，还有家庭、部落、种族和文化提供的安全。很多时候，人们对能够提供这种安全的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表示欢迎。

　　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这些需求没有给出答案。虽然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也会有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但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永远不是提供人们在部落或家庭中获得的那种安全。它一直关注的是个体的安全，关注的是所有个体都能获得平等的对待，无论人们来自哪里，崇拜什么样的神或者他们的父母是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以牺牲家庭、种族和宗教提供的传统纽带为代价的。

　　提升个人权利也就意味着削弱教会和其它权威的影响力，传统权威告诉个体必须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事。自由主义削弱了伴随出身、阶级而来的等级制，甚至削弱了家庭和性别的等级。因此，自由主义避免不了会威胁“传统价值观”和各种文化。这些“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是靠着传统权威的力量，或者是靠着族群和多数意见的压力才能得到维持。但是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少数人的权利一旦获得承认，多数人的偏好会失落掉主流的位置。

　　在欧洲和美国，随着自由主义逐渐承认有色人种的权利，承认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权利，承认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性向的人(同性恋和其他性向如果不是被主流宗教所禁止，至少是不被赞成)的权利;以及近年来，承认难民和移民的权利，这意味着白人的、基督教在文化上的主导的崩溃。自由主义是一种妥协，许多人常常对失去的东西感到不满，而对已经得到的东西满不在乎。

　　2

　　自由主义处于内战之中

　　因此，自由主义总是容易遭到反自由主义反扑，特别是在动荡和不确定的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全球经济萧条期间，反自由主义强烈反弹。1940年，自由民主制度看起来已是日薄西山，而法西斯主义似乎是“未来的浪潮”【安妮·莫罗·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h)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和经济动荡不安，技术巨变，自由主义再次面临强烈反扑。在这样的时代，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自由主义的缺点，关注的是它没有提供的以及它所削弱或破坏的东西。然而自由主义提供的，如个人权利在国家和族群面前的安全，则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不被看重。即使在美国这个以普遍权利原则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公众也支持在紧急情况下限制权利，无论是否合理。在其他一些自由民主的经验尚且短暂和不够深入的国家，那里的民族主义仍然与血缘、国土紧密联系，捍卫传统、文化和族群，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暴政”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则几乎是不可避免了。

　　这场反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了全球，不仅在俄国等威权国家肆虐，而且也波及诸多自由民主国家。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便冲在了最前面，他自豪地宣告自己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制”是要捍卫匈牙利白人的、基督教文化，反对非白人、非基督徒移民，反对那些生活在布鲁塞尔、柏林和其他西欧国家首都的，为这些移民提供保护的“世界主义”、自由主义者。埃尔多安则以伊斯兰教信仰和传统的名义摧毁了土耳其的自由主义机构。

　　在民主世界中，一些群体组成了跨国联盟来对抗自由主义。颇有影响力的以色列知识分子约兰·哈扎尼(Yoram Hazony)在其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书中，呼唤所有“反对普世自由主义的抵抗者”团结起来。在他看来，无论是英国退欧支持者，法国的勒庞支持者，荷兰右翼政党领袖瓦尔德斯(Geert Wilders)支持者，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是越发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所有这些人和国家都和以色列一样，“希望去顽强捍卫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反对“自由主义帝国的支持者”——他指的是过去70多年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秩序。

　　美国同样也出现了强大的反自由主义力量。如今针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在左右两端以及两个政党最活跃的群体当中都非常普遍，那种美国的老派自由主义者几乎不见踪影。但是，对于正在改变当今世界的威权复兴浪潮而言，最重要的一些变化发生在美国的保守派当中。就像美国左翼曾经钦佩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者的国际共产主义一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保守派，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开始同情起重振雄风的威权主义者以及反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反自由主义的批评一直在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中能够找到共鸣，至少在某些保守主义思想中能找到共鸣。美国保守主义内部一直存在张力。《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曾经指出，自由资本主义的“极其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将群体原子化的社会动力”总是与保守派一直重视的社群、教会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相冲突。一些保守派人士时常会质疑“整个普遍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且试图论证美国的民主制度根植于特殊的文化、政治传统。他们不去捍卫《独立宣言》的原则，而是选择捍卫传统，避免《独立宣言》中的原则破坏传统。这是另外一种对美国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与宗教、种族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去维护这一特殊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支配地位，而这种特殊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正是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徒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历史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便是，人们恐惧于那个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的美国面临的威胁：国内的威胁来自于非裔美国人要求解放和选举权，国外的威胁则是那些来自爱尔兰，来自日本和中国，来自南欧、东欧和中欧，以及后来从拉丁美洲和中东到来的非盎格鲁—撒克逊、非新教的移民。

　　这仍然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主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拉塞尔·柯克将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视为美国赖以存在的重要支柱，相信在当时的“艰难时刻”，南方“有很多可以教给现代世界的东西”。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批评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所作的判决是“失控之举”，因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严重损害了我们制度之传统。”1956年，一名因法院的命令才获得亚拉巴马大学录取的年轻黑人女性遭到一群白人学生攻击，巴克利却将矛头指向法院，他认为“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民俗和习俗”被法院宣布为非法，“为了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占据优势，白人有权采取这些措施”。另外他还写道，对这些白人的暴力，美国人民不能靠“假装惊诧”来逃避问题。

　　3

　　威权主义者的同情者：美国保守派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已经很难对美国保守派所做的事情做出区分，哪些是为避免政治和文化传统受到进步自由主义的攻击，哪些是保护白人基督徒的优势地位不受种族、族裔和其他意义上的少数群体提出的要求影响。今天，美国有许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白人基督徒，但绝大多数是——再一次为自己和他们“根深蒂固的民俗和习俗”辩护，反对美国法院赋权少数族裔，妇女，LGBTQ群体，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徒，移民和难民。或许我们不应该对自由主义遭到的挑战“假装惊讶”，毕竟对传统习俗和信仰的冲击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进行的。这股反自由主义浪潮无疑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帮到了特朗普，到现在它依然在美国肆虐。

　　这股反自由主义浪潮中存在着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诉求，对此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围绕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也是对美国身份的争论。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抬头，限制性移民政策出台，关税上升，当时的外交政策将“国际主义”等同于反美。1940年的“美国优先”运动不仅主张美国不介入欧洲的战争，而且还对德国关于白人至上主义的论点表示同情【参看7分钟纪录短片《美国纳粹之夜》(A Night At The Garden)——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打击目标正是纳粹主义及其种族理论;冷战期间，西方阵营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体系比苏联共产主义更优越，上面这些观点自然遭到压制。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关美国社会和文化认同的老问题又一次出现。曾经将威权主义作为“现代化”必要阶段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步入晚年以后，开始担忧自由主义正在让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身份”淹没于“多元文化主义”之中。他预测，同时也谨慎地支持一种新的“白人本土主义”，也是主要基于这些理由，他才在冷战后写的一系列有关“文明冲突”的文章里敦促美国人从世界上撤回来，经营好自己的“西方”文明。

　　在这种保守主义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反美主义成分，它反对美国的建国之本：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林肯在写于1861年论述宪法与联邦的文章(“Fragment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on”)中，将《独立宣言》的普遍原则描述为“金苹果”(apple of gold)，而将联邦和宪法描述为“银网”(picture of silver)，联邦和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捍卫《独立宣言》的普遍原则。【出自《箴言》 25:11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pictures of silver.)——编者按)】当时美国南、北方都有很多人呼吁捍卫那个确保奴隶制以及白人至上的秩序能够维持的宪法，林肯则坚持认为宪法，甚至联邦都不是美国人自由的最终保障。《独立宣言》的普遍原则才是自由政府的核心，“银网的存在是为了金苹果，而不是反过来。”

　　林肯的观点在美国内战的战场上得到确认，从那时起，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越来越多的群体要求获得权利，然后得到权利的历史，与此同时，一些人从未停止去阻遏这个权利为更多人所享有的进程。当保守派对这一历史现实提出反对的时候，尽管他们反对的理由可能对或者不对，但是，他们反对的是美国。

　　如今，一些美国保守派同情起世界上最坚定的反美领导人来，而这正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向美国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2013年，普京警告说，“欧洲—大西洋国家在拒斥自己的根本”，这其中包括“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价值观”。它们“否认道德原则和所有传统身份，无论是在国家，文化，宗教，甚至是在性方面的传统身份都被否定了。”对此，保守派评论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表示普京帮“各大陆、国家的保守派、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发出了声音，他们正是要反对“这个颓废的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

　　保守派思想家、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最近表示，普京成了“全世界民粹主义保守派的英雄”，因为他拒绝服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如果民意调查结果可信(见 https://thehill.com/hilltv/what-americas-thinking/397239-polling-editor-increased-support-for-russia-among-republicans)，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对普京持积极评价的人数增加了。他们不仅仅追随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在政治学学者史蒂文·费什(M. Steven Fish)看来，普京将自己打造成了世界各国“社会、文化保守派民众”的领袖，反对“国际自由民主制度”。自称“非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领导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是一些保守派的又一个英雄。考德威尔认为，欧尔班试图在匈牙利建立的公开反对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正是“60年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在美国的法院开始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少数群体获得越来越多权利之前的民主制度。

　　政治理论家马克·普拉特纳(Marc Plattner)认为，今天对自由民主制度最严重威胁是，自由民主世界里的“主流中右翼政党表现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敌视。”他没有提及美国，但他描述的现象显然也存在于美国保守派中，而且不仅仅是存在于“另类右翼”中。

　　4

　　自由主义受到来自左、右翼的攻击

　　如果只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外围的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持有这种观点，那么这件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最高层人士也持有这种观点，而且正在直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去年秋天，特朗普总统在一次支持者的集会上宣布：“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是民族主义者，好吧?我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用这个词。用这个词。”

　　去年12月，国务卿迈克·蓬佩奧在布鲁塞尔也为讲到支持民族主义的理由，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民族国家在保障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这个观点与哈扎尼在《民族主义的美德》表达的观点一致，哈扎尼在书里写道，真正的民主来自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蓬佩奧的讲话是对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对欧盟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抵制运动的支持。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公开支持欧洲的民族主义者，用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尔(Richard Grenell)的话说，美国政府旨在增强欧洲和英国的保守势力的力量，同时诋毁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自由主义党派。

　　普京也一直在给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施以援手，这是其全球政治策略的核心部分。许多运动都得到了俄罗斯的资助，而主流政党，甚至那些与主流政党无关的自由主义者——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已经成为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动的虚假宣传活动的攻击目标。冷战期间，苏联也进行过大规模虚假宣传活动，虽然手段现在看来很古老，当时的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予以抗击。今天，虽然我们已开始防御外国对信息、选举的操纵，但是面对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我们没有去为捍卫自由主义做什么。

　　所以，自由主义如今受到来自左、右翼的攻击就不奇怪了。今天，进步人士依然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有着严重缺陷，也许是无法改变的缺陷，他们呼唤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如冷战期间的进步人士的做法一样。他们谴责“自由世界秩序”，谴责国际贸易和金融机制，以及几乎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初期建立的自由主义机构。

　　当年的美国左翼反对美国回应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无论是通过军备建设，实行遏制战略，还是代表自由民主国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如今独裁大国以及世界其他反自由主义势力崛起，如果要迎接挑战意味着要行使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话，那么美国左翼毫无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而对抵抗委内瑞拉等地的威权主义则没有那么在意。

　　冷战期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以自己的方式，基于各自的理由，选择联合起来，支持美国实行遏制战略，论证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比苏联制度更优越。在这个广泛联盟面前，美国左翼寡不敌众。

　　而今天，人们没有联合起来反对威权主义，或者为自由主义辩护。倒是极右翼，自诩的“现实主义者”加上进步左派组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希望美国放弃抵抗不断崛起的威权主义国家。这些人认为美国应当允许俄罗斯等国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获得它们想要的势力范围。他们默认接受当今世界上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多样性”。那些生活在专制大国阴影下的民主国家逐渐被这些大国支配也不是问题。

　　对于特朗普政府倒向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反自由主义势力这点，大多数美国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无动于衷。与冷战期间美国人对共产主义近乎着魔的表现相反，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威权主义的挑战。因此，威胁在不断升级，美国却被解除了武装。

　　主要的问题出在了认识层面。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治理制度之间的多边斗争，所有制度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有些制度对某些政治文化比其他政治文化更适合。我们已经迷失在无休止的分类中，将每种类型的非自由主义政府都视为独特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存在：非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由主义”或“自由化”的专制政体，“竞争性”和“混合”的威权政体。这些不同的类别无疑描述了非自由主义社会不同的治理方式。但从最根本上来看，所有这一切分类都无关紧要。

　　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区分方式是两种：一个国家要么是自由主义的，那意味着个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一些长久存在的制度和规范的保护，无论是国家还是多数群体，都不可以侵害个人的这些权利;要么就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其制度中没有保护个人的权力不被国家或多数人任意侵犯或剥夺，同时得到政府和被统治者尊重的规范。

　　罗伯特·卡根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作品有《危险的国家 : 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天堂与权力 : 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美国缔造的世界》等。本文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由陶小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