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从人类发展基本路径看当今世界政治的新变化

　　关于世界政治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这样一个话题，是宏大而复杂的。记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潘恩曾经说过，当我们遇到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驾驭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跳过以往复杂的论证过程，回归问题的原点，以常识去做出自己的推理和判断。如果将讨论世界政治的话题回归问题的原点的话，有一个问题是基础性，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可能为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政治的复杂变化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人类的发展都持一种进步史观，即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向往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在得到不断改善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人类追求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路径做一个归纳的话，其实会发现问题是很简单的，有三个基本路径。

　　第一，个人的自我改善。人人通过修身自省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如果世界上人人都是好人，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中国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世界上几大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都是教导人自我修行，一心向善。这是一个让世界美好起来的一个基本路径。

　　第二，人和人关系的改善。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都能和平相处，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中国的儒家提提倡“仁义礼智信”，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注的重点就是改善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处理好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对更基础的关系。但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大部分时间，人类一方面从大自然获取了有限的生活、生产资料，一方面匍匐在神秘的大自然脚下充满无助。然而,这种情景在17世纪初出现了戏剧性、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时候，英国产生了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培根，作为哲学家，培根发现，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人们在宗教教义的教导下苦苦修行，仍苦于饥饿、疾病和战争的折磨，人类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促使培根思考要另辟蹊径。他大胆地提出，是做新梦的时候了，这个新梦就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人类社会改善和发展的机遇。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即大自然是有规律，人类通过科学实验是可以发现这些规律，科学实验是缓慢的、乏味的，但它却能为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并提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另一个伟大的人物是牛顿，他通过发现万有引力规律，证明了培根的论断是正确的。从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开启了生产力的大跃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获取的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类的福利和生存状况在过去的400多年间得到空前幅度的改善。

　　培根和牛顿在第三路径上另辟蹊径，具有巨大的世界政治意义。西方是怎么起来的?起来的?就是通过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科学研究，发现规律;通过规律的掌握，开发出大量的技术，并运用这些技术创造出巨大财富。这使得西方较世界其他地方拥有巨大的技术和财富优势，并通过坚船利炮将世界连为一体。因此，今天有了“世界政治”的提法。

　　回溯过去400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但可能又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这就是人类社会在三条路径的上的发展非常的不平衡。首先，人性的进步非常的缓慢。人们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但张家长、李家短的故事仍在不断重复。其次，社会层面包括国际社会层面取得不小的进步，但也是有限。由于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不断“退群”，世界政治有可能重返“丛林”时代。再次，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取得无比巨大的进展，由于技术越来越突飞猛进的进步，人类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活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组织方式和交往方式，当然它也产生出很大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看世界政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科学技术因素可能还是所有变化中一个最大、不容忽视的变量。离开了这个变量，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我们可能就说不清楚。例如，人工智能，过去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替代和延长人的四肢，现在开始扩展到人的大脑了，这个了不得。这种技术形成以后，导致人类的生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真是不好想象，但是它实在太重要了。

　　时殷弘：从战略和政治视野比较中美竞斗与英德竞斗

　　我从战略和政治视野，既宏观又深切地比较 1907 年时的英德竞斗与 2018年时的中美竞斗，由此揭示后者的相对严重性和它包含的世纪性对抗甚或冲突潜能。然后，我要做一种同样既宏观又深切的反向考察或平衡努力，严重质疑当今世界上许多人关于中美竞斗的“惊恐主义”见解和舆论。

　　首先谈 1907 年即英俄协约适才达成、同盟—协约两大对立阵营适才形成时的英德竞斗。在那个历史关头，虽然已有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虽然已有开始根本转变英国大战略方向的1906 年克劳备忘录，但与此同时，英德竞斗的严重性和英国投入未来大冲突的或然性还远不能为英国议会和舆论接受。

　　不仅如此，英德竞斗和冲突或然性的根本的直接起因、真正震动英国魂魄的仅有德国造舰狂潮。至于德国的地缘战略挑衅或挑战，当时至多只针对英国的主要潜在军事盟国法俄两国的重要势力范围，即摩洛哥和波黑等地区，加上土耳其和南非这英国的部分海外战略外围，还未冲击英国面对德国的真正的战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国家。

　　现在来就 2018 年时的中美竞斗作对应的战略和政治比较。首先，美国国内针对中国动员的程度远超过 1907 年的英国，因为国会和舆论已被说服中国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短期、中期甚而长期头号对手，就与中国竞斗的战略方向和在各大范畴内需采取的根本政策取向而言大致也是如此。或者说，美国国内三大政治势力即共和党民粹派、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就此上已形成起码的共识。

　　还有，中美竞斗的根本直接起因不仅是中国战略性军备(中远程军力投放能力)大腾升，一致相当于当年英国面前的德国造舰狂潮，而且是南海突进以及“一带一路”。特别是前者被视为美国及其西太平洋同盟体系的战略前沿受重大冲击。

　　倘若只是要实现中国台海两边的统一，那么说到底中国仍会被美国视为战略目标颇为有限甚或是防御性的，但现在远非仅是关于台湾的诉求。

　　不仅如此，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程度大超过 1907 年的英德，首先因为当时英德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议会民主 vs.皇权专制;准和平文化 vs.准军国文化)是多年常态，但现在因为中国的被美国凸显、演绎和反复强调的戏剧性事件和戏剧性对比(后者指中国被认为过去搞改革，现在不搞改革，而且还倒退)，中美意识形态对立大凸显，而且大扩展。

　　然而，尽管盲目乐观不可取，甚而“审慎乐观”也不大靠得住，却仍须做反向考察或平衡努力，确认“惊恐主义”至少大为可疑。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五点：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约 40 年的国际权势分布变更的总动能比当今世界猛烈得多，也复杂和难以处理得多：19 世纪 60 年代十年内三大强国(德国、日本、美国)急剧崛起，而现在大致上只有一个强国中国急剧崛起，且其总体实力和军事实力与既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还有颇大差距，可以说远大于当年的英德差距，因而动能较弱，结构较简单，处理较容易。

　　第二，国际法、国际伦理和国际政治文化今昔大不一样，就 1914 年前而言远为国家主义化，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化”，远少对强权斗争的约束，与此密切相关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也因而大得多。

　　第三，国际机制当今远非 1914 年前的“世界末日的军事机器”和“世界末日的外交机器”(基辛格《外交》一书内两章的标题)那般危险和趋向于完全失控。

　　第四，就引发大国冲突的“第三者”——中小国“触媒”或“造乱促乱因素”——而言，与当今可能的主要“大国冲突策源地”东亚西太平洋相比，1914 年前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构造和局势更动乱更危险。

　　第五，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战略文化(或主流经验)与俾斯麦 1890 年去职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大为不同，前者不管近年来有怎样的变迁，还是以相对审慎、国内优先、遇险退避和不惮让步为主要的持久特征。

　　以上一番比较的主要结论在于，未来颇不确定，但与先前 40 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肯定危险得多。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确实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记忆一向向来对短暂。中美两国距离确实可能有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远，但与过去 40 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绝非远在天边。相关的“底线思维”或最坏情况设想不可或缺，由此而来的及早的忧患感和审慎大有助于争取最坏情况不致进一步趋近甚或出现。

　　陶景洲： WTO 改革和中美贸易战

　　谈“世界政治发展新趋势”，现在特朗普应该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一直在声称退出很多重要的多边机构或者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甚至威胁说要退出WTO。这些都对多边的军事安全和经济的可预期性提出了一些挑战。

　　因为我主要做法律工作的，今天就只讲WTO。特朗普对WTO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是法官到期之后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审理案子：按照一般的做法和惯例如果在我的任期内被选为了上诉机构处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就应该处理完再辞职，但是他说不行，你到那一天已经不是法官了，审理没有合法性了。还有其他的批评，比如90天上诉机构应该做出裁决，做不出来是不合适的，因此也要改。因为这些原因，他威胁要退出WTO。现在是阻挠WTO新法官的任命，上诉机构的法官7个人现在还剩3个，到今年年底就剩1个了。如果这3个人中万一其中的一位提出来回避，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有效的上诉机构，这样严重的威胁了WTO的存在。

　　WTO和过去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最大的区别就是上诉机构，它可以做出有约束性的裁决，败诉的国家要么遵守这个裁决，要么WTO可以授权胜诉的国家对不履行裁决的国家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大约60%的WTO裁决都是由判败诉一方主动履行的，不履行的40%。

　　现在欧盟也提出了对WTO的改革，这些改革几乎是为了满足美方的要求。因为世界老大的地位一时半会儿撼不动，所以很多国家提出了方案来满足特朗普的一些要求。我分析过特朗普过去作为商人的经营理念，都是拿他的公司作为赌注，他也因此数次把公司搞破产。现在特朗普可以拿着他的国家美国做一个坚强的经济政治的后盾来去和中国对赌，这对一般人来说不是好应付的。

　　特朗普反对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他反对现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他主张新贸易协定，最后美、加、墨签署了新协定，即USMCA。这个新贸易协定跟原来的NAFTA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主要区别极少：关于汽车原产地的规则，过去说是62.5%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生产的视为协定国产品，现在提到了75%，提高了百分之十几。另外就是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美国可以进入。再就是对所谓的F232有某些修改，他所有的修改都是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改革。但是特朗普宣布现在不叫NAFTA改为“USMCA”，稍微改了一下。特朗普可以对外宣称“这是我外交的巨大胜利”，特朗普主张单边谈判不愿意做多边的安排，因为多边的他感到吃亏，单边谈判，美国因为有强大的优势可以让谈判对手屈服。

　　很多人对WTO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2019年12月整个WTO正式宣布脑坏死的可能性比较小，说不定中间可以提出来令美国满意的对WTO上诉机构的制度改变，这样，他就可以宣布WTO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积极改善，因此他就胜利了。特朗普是不会注意细节的，只要他能宣称他赢了就行。他一直认为美国是WTO最大的受害国，因为美国老败诉。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WTO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不能解释美国的国内法，可以作为一个事实问题，不作为法律问题在WTO进行评议，这些也是一些变化，但也不是特别重大的变化。

　　特朗普对国际秩序造成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他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使美国丧失道德制高点。过去美国政府比较慷慨，各种军事和开发计划都对欠发达国家保护比较强，现在反过来了。这对中国是不是比较好的发展契机?中国应该怎么利用特朗普对世界造成的道德制高点的丧失来做我们自己的文章?这确实是需要各位学者去考虑的问题。很多的多边机构也在考虑没有美国存在的情况下，是不是还继续做各种多边的安排。比如说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还是继续推进和签署了TPP，只是改了一下名字，这是一个逐渐推进过程，可能特朗普会重新介入谈判，以便加入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系。

　　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他老变。比如，中美贸易战达成一致也可能过几天他又不认账了。现在也有人担心特朗普贸易战中打了一半说算了，现在有了成果巩固一下就完了，其他的我不要了。这些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和美国的一个官员交谈中，他说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没有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深入的思考。

　　所以，中美贸易战只要特朗普可以宣布胜利，最终结果怎么样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怎么摸清特朗普没有任何国际政治经验的一个商人，去主导国际政治舞台和国际经济舞台的人，需要中国的智库好好地做分析和研究工作，去研究他的性格特征，以便使中国利益最大化。

 　　作者简介，第一节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第二节任建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第三节，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第四节，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第五节，陶景洲，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聘法律咨询委员。原题《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民粹主义兴起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影响，世界组织架构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深刻调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国际核裁军机制面临崩溃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在西方造成新的贫富不均并引发社会冲突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9年1月15日在北京联合主办“世界政治发展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专家研讨会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选题策划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的近20位知名专家，围绕世界政治发展及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未来趋势及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编。

　　唐永胜：世界政治进程复杂的系统效应日渐凸显

　　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要准确认识其中的新趋势、新特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纽带，找到变化的线索，也应该在变化中发现不变的内核。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有一个切身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在很多时候只有明确了不变的东西，才能更准确看清发生的变化。今天的世界政治进程，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复杂的系统效应。

　　有越来越多的因素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这其中有一些早就被研究者所重视，如权力政治、霸权主导、资本扩张以及地缘竞争等。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讲到国家间竞争，人们更看重军事上的胜利，打败对手几乎就是国家安全的标志。然而，在今天，虽然这些传统因素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另外一些原本不重要的因素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新的因素包括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与扩散、非国家角色地位上升、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等等，也就是国际进程中各种变量的结构发了重大变化。

　　要想找到世界政治的新特点、新趋势，就不能不重视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就是复杂的系统效应必须受到高度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更有理由认为，以主权国家及其互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已经被多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世界政治所取代。当然，系统效应不容易被认识和把握。所以面对变化的世界，有些人还是愿意用简单的方法去解读，包括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做法，就是用简单的思维应对复杂的世界。

　　无论怎样，在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决定着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包括权力扩散的趋势。各种要素的综合结果，使得霸权国家也必须在普遍联系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定位，权力再也不会像过去那么集中，这是一个显见的发展趋势。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大国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

　　当然，不能简单理解权力扩散。多维的世界需要运用多维的认识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多维交错，国际关系也变得复杂多变。而尽管如此，至少在未来较长时期里，美国和西方仍将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美国手中仍然握有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性权力。伴随权力结构的变化，到今天旧有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的问题更多涌现出来，国际安全面临更多的风险，加强全球治理和推进区域合作，仍将是需要各国共同破解的难题。世界政治需要在艰辛探索中才能得到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无疑是大历史演进的方向，也是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世界政治从来都不会直线发展。中美关系构成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事关其对霸权的护持，不可能轻易收手。因此，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纾解，其间甚至不排除发生严重危机事态的可能性。其中，美国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力度尤其值得警惕和防范，对此需要做好防范准备，并要切实提升有效慑止美国战略冒险的战略能力。

　　中美竞争将是一场持久博弈，不可能朝夕化解。如果要对未来中美力量消长和关系走向作出预判，主要存在两种可能前景：一种是，中国通过内外兼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由此立于不败并以此为基础得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就将成长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也将随之取得重大进展;另外一种是，中国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增长潜力和社会活力受到严重抑制，虽然在经济规模上仍有很大可能超过美国，但由于失去了自主积累能力，无法切实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或制度性权力)，仍将长期处于大而弱的状态，甚至掉入一些所谓的战略家预设的各种战略陷阱。基于这样的评估，可以得出：中美关系发展至今确实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中国须争取和实现第一种前景，同时力避出现第二种前景。这也构成中国在对美战略博弈中必须着力化解的重大战略风险。

　　任建涛： 世界政治的大趋势与新未来

　　展望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可以分为三个问题来谈，也可以合为一个问题来议：因新趋势而对新特点、新未来加以阐释。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新特点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描述，但对新趋势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然有新旧之分，也就有大小之别。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仅仅着眼于世界政治发展的小趋势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打开视野，明辨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世界政治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大趋势。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是为国际政治，说到底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产物。尽管世界政治并不完全受1648年体系的约束。如果要明了当今世界政治新的发展大趋势，首先要能够跳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框架的束缚。因为今天的国家无不进入一个大变动状态：无论是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美国战略收缩，还是中国的战略进取，抑或欧洲在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遭遇困难做出的调整，抑或俄、土等国的帝国图谋，都显示出世界政治的总体局势正在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一则，它提醒人们，1648年以来逐渐固化的民族国家已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二则，它促使人们去思考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张力;三则，它推动人们去设想世界政治未来演变的大趋势。

　　回观民族国家的降生，可以说是崩溃的世界社会与帝国体系的副产品。中世纪是世界社会与帝国建制的时期。基督教以神的名义建立世界社会，欧洲在基督教神圣的授权下正当化帝国机制。随着两者关系难以互相适应，这一体系便走到尽头。神圣罗马帝国即使有天主教会支持，也敌不过新教阵营，只好以承认民族国家来终结“三十年战争”。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的崩溃，才出现了国际政治的行动主体即民族国家。当人们把国家当成天成之物，以为从古至今地存在着，那就会遗忘关乎国家的两个旧的大趋势：一是欧洲17世纪才创制了民族国家;二是民族国家的资源聚集效能，在18世纪向欧洲之外地区扩展，生成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史进程。就前者，欧洲首先要成为民族国家的典范，处理好欧洲国家间关系;就后者，欧洲必须为全球试图处理好国家间关系示范，所谓“国际政治”的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

　　今日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欧盟目前遭遇到一定困难，但从经济联盟走向政治联盟，显示出欧洲从古希腊以来的、政治行为体的分散结构走向一种联合结构。这是西方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这意味着欧洲不再可能扮演民族国家的典范角色。这就促使欧洲以外地区认真考虑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对所有非欧洲地区来讲，民族国家似乎都有些天经地义的意味。国家由民族主义引导，国家间关系由划界而治的理念主宰。譬如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立，就是因为受民族国家理念支配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上，中日两国何曾为一个小岛发生如此巨大的争执?由于民族国家的领土概念，领土的重要性便超过了国家的友邻性。

　　曾记否，在晚清革命浪潮中，晚清政府要惩罚革命者，这些人马上就跑到了日本，根本不需要主权和领土观念支配下的繁复签证。如果要等签证，那些领袖早就被砍头了。今日中日两国试图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必须首先跳出欧洲自己已经在抛弃的主权观念，否则钓鱼岛问题就处理不好。目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也是受制于主权国家兴起阶段出现的格劳秀斯的国际理念，这也是亟需刷新的陈旧政治理念。只要深陷于国际政治旧思维之中，世界政治就无从谈起。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所有国家自然都同处这一世界;如果人们赋予超出国家利益、也超出国际理念的世界以全球共谋的政治世界的意义，那么人类就处在一个分裂的世界。因为由某些国家绝对主导的国际体系，绝对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旧体系，而不是一个应当谋划的世界政治新体系。由于旧话语太强势，人类真正要走出去很不容易。

　　如果中国试图真正把握住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在国家的国际战略上，仅仅从策略出发讨论发展趋势，那将不足以把握大趋势，最多只能了解小趋势。如果人们没有把握世界政治的大趋势，反受国家策略、国际战略，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定体系的约束，那是完全没有办法谋划新的世界格局。这是从世界时局上需要讨论的大趋势。

　　从世界政治大趋势的现象捕捉上看，自1648年以来的370年，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约束人类政治行动久矣。在这样的思维氛围中，把握世界政治大趋势，为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供可选方案，就成为一项国家间的智力竞赛。从理论上讲，可选方案是有既定选项的。但在既定选项中，重建世界帝国不具现实性。今日美国通过表象上的战略收缩，试图重建国家文化，勉力走出茫无前路的无人区，努力找到一个重新组织世界的新思路。“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倡导，不应仅仅被看作是美国谋求国际贸易主导权的理念。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国际贸易完全受国家利益诉求支配。国际贸易冲突的解决，需要基本满足各自国家的利益愿望。“三零”则从根本上打破了既定的国际贸易理念，也会重塑国际贸易机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以其天生敏锐的商业触角，触及一个非利益机制的国际贸易新趋势、大趋势。这可能使美国摸索到一个崭新帝国的建构思路。

　　今日美国之为帝国，仍然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演进的小趋势中。因为它仍然在学罗马帝国，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争夺世界社会的领导权。基本进路是：以国家实力征服世界。但在征服一个地区后，市民法照行不误，仅需秉承一个高位的万民法。这是旧帝国最重要的法治特点。在民族国家时代，现代自由理念已经强化，自由帝国主义强调国家与国际社会都应是自由人的共同体。美国正处在守旧趋新的变化中。

　　与世界帝国的建构相仿的既定选项是重建世界社会。今日世界，世界社会的胚子似乎很多：一是全球勃兴的跨国与国际组织。以国际利益组织、多边利益组织，比如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或者全球企业、国际公益组织为基础建构世界社会，可能是一个选项。但这些组织基本上是不长进的，因为这些组织要不利益诉求太强，而非利益的国际公益组织又没有强势的权力。

　　二是传统的世界宗教社会。因为宗教敏感，中国不便讨论。但世界宗教社会的重建，可能是今日世界社会重建中极需重视的大趋势。当下中国各类宗教信徒之众，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基督教世界社会的理念，具有瓦解民族国家的强大能量。而且基督教社会是超国家的，具有组织世界社会的丰富经验。只不过政教分离之后，世俗潮流对基督宗教世界社会的摧毁太惨，以至于让教皇从此缺少政治雄心。如果一个宗教领袖具备雄心，世界社会的重建并非全无可能。今日伊斯兰教具有支配世界的雄心，但没有与之相称的世界领袖，因此政治发挥空间不大。而基督教具有公认的世界领袖，但却不再有领导世界的雄心，因此也很难重建世界社会。

　　再一个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征伐，建构一个克服目前国际体系困难的世界新体系。在世界社会建立以前的古典国家时代，相互征服的逻辑一直畅行无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征伐逻辑受到限制。在构造世界新局面时，帝国重建、世界社会重建、国际组织创生都有些此路不通之时，重启古代社会的征伐逻辑也是重建世界的一个选项。由于我们长期处在和平状态，对战争有天然的排斥，因此讳言战争在建构人类政治秩序中的作用。直言战争对建构人类政治秩序的作用，不等于是好战。在人类历史上重组大政治格局之际，战争从来都是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今日和平方式不能重构世界新秩序，战争一定会出现。

　　现代战争的杀伐，后果不堪设想。相互杀伐是人类建构政治秩序的最后办法。就像30年战争，仗打不下去了，得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战争就此成为政治新秩序的助产婆。这是塑造人类新未来的第三种可能选项。当然这一选项的代价高昂到人类可能偿付不起的地步。

　　把握世界新趋势，方足展现新未来。展现新未来的思路大致有三：

　　其一，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展望光明灿烂的未来。但人类从来没有轻而易举得到过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1945年之后至今70年来的和平时代，代价其实也是相当惨重的，长期的冷战、局部的热战，复加种族灭绝等等，想来让人心惊肉跳。

　　其二，基于现实主义的想象，展示有限改进世界秩序的结果。论者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可谓代表。道义现实主义有悖谬之处，道义立场难以认同现实，现实取向很难呈现道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国际秩序，大体上守循道义现实主义。在道义和现实之间拉锯，是基本态势。像美国，一方面不加修饰强调“美国优先”、美国再次伟大，另一方面竭尽全力抢占国际政治道德高位，二战后美国免费做世界警察，已经维持不住，正寻找新的道义说辞，以维持它的国家利益。

　　其三，基于道义理想主义的想象，重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可能，跟现实世界不一定结合得起来，但它能够跳出既有世界政治、固有制度建构和僵化基本理念，重新谋划一个人类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局面。这是区域和全球化时代不需要的思路。想象不是捏造，不是幻想，是基于现实所做的谋划。但因为创造性太强，理念难为人接受，制度建构更为艰难。不过，以500年到1000年的大趋势看，它定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倪峰：从人类发展基本路径看当今世界政治的新变化

　　关于世界政治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这样一个话题，是宏大而复杂的。记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潘恩曾经说过，当我们遇到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驾驭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跳过以往复杂的论证过程，回归问题的原点，以常识去做出自己的推理和判断。如果将讨论世界政治的话题回归问题的原点的话，有一个问题是基础性，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可能为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政治的复杂变化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人类的发展都持一种进步史观，即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世界向往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在得到不断改善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人类追求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路径做一个归纳的话，其实会发现问题是很简单的，有三个基本路径。

　　第一，个人的自我改善。人人通过修身自省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如果世界上人人都是好人，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中国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世界上几大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都是教导人自我修行，一心向善。这是一个让世界美好起来的一个基本路径。

　　第二，人和人关系的改善。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都能和平相处，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中国的儒家提提倡“仁义礼智信”，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注的重点就是改善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处理好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对更基础的关系。但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大部分时间，人类一方面从大自然获取了有限的生活、生产资料，一方面匍匐在神秘的大自然脚下充满无助。然而,这种情景在17世纪初出现了戏剧性、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时候，英国产生了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培根，作为哲学家，培根发现，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人们在宗教教义的教导下苦苦修行，仍苦于饥饿、疾病和战争的折磨，人类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促使培根思考要另辟蹊径。他大胆地提出，是做新梦的时候了，这个新梦就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人类社会改善和发展的机遇。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即大自然是有规律，人类通过科学实验是可以发现这些规律，科学实验是缓慢的、乏味的，但它却能为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并提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另一个伟大的人物是牛顿，他通过发现万有引力规律，证明了培根的论断是正确的。从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开启了生产力的大跃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获取的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类的福利和生存状况在过去的400多年间得到空前幅度的改善。

　　培根和牛顿在第三路径上另辟蹊径，具有巨大的世界政治意义。西方是怎么起来的?起来的?就是通过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科学研究，发现规律;通过规律的掌握，开发出大量的技术，并运用这些技术创造出巨大财富。这使得西方较世界其他地方拥有巨大的技术和财富优势，并通过坚船利炮将世界连为一体。因此，今天有了“世界政治”的提法。

　　回溯过去400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但可能又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这就是人类社会在三条路径的上的发展非常的不平衡。首先，人性的进步非常的缓慢。人们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但张家长、李家短的故事仍在不断重复。其次，社会层面包括国际社会层面取得不小的进步，但也是有限。由于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不断“退群”，世界政治有可能重返“丛林”时代。再次，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取得无比巨大的进展，由于技术越来越突飞猛进的进步，人类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活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组织方式和交往方式，当然它也产生出很大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看世界政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科学技术因素可能还是所有变化中一个最大、不容忽视的变量。离开了这个变量，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我们可能就说不清楚。例如，人工智能，过去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替代和延长人的四肢，现在开始扩展到人的大脑了，这个了不得。这种技术形成以后，导致人类的生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真是不好想象，但是它实在太重要了。

　　时殷弘：从战略和政治视野比较中美竞斗与英德竞斗

　　我从战略和政治视野，既宏观又深切地比较 1907 年时的英德竞斗与 2018年时的中美竞斗，由此揭示后者的相对严重性和它包含的世纪性对抗甚或冲突潜能。然后，我要做一种同样既宏观又深切的反向考察或平衡努力，严重质疑当今世界上许多人关于中美竞斗的“惊恐主义”见解和舆论。

　　首先谈 1907 年即英俄协约适才达成、同盟—协约两大对立阵营适才形成时的英德竞斗。在那个历史关头，虽然已有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虽然已有开始根本转变英国大战略方向的1906 年克劳备忘录，但与此同时，英德竞斗的严重性和英国投入未来大冲突的或然性还远不能为英国议会和舆论接受。

　　不仅如此，英德竞斗和冲突或然性的根本的直接起因、真正震动英国魂魄的仅有德国造舰狂潮。至于德国的地缘战略挑衅或挑战，当时至多只针对英国的主要潜在军事盟国法俄两国的重要势力范围，即摩洛哥和波黑等地区，加上土耳其和南非这英国的部分海外战略外围，还未冲击英国面对德国的真正的战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国家。

　　现在来就 2018 年时的中美竞斗作对应的战略和政治比较。首先，美国国内针对中国动员的程度远超过 1907 年的英国，因为国会和舆论已被说服中国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短期、中期甚而长期头号对手，就与中国竞斗的战略方向和在各大范畴内需采取的根本政策取向而言大致也是如此。或者说，美国国内三大政治势力即共和党民粹派、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就此上已形成起码的共识。

　　还有，中美竞斗的根本直接起因不仅是中国战略性军备(中远程军力投放能力)大腾升，一致相当于当年英国面前的德国造舰狂潮，而且是南海突进以及“一带一路”。特别是前者被视为美国及其西太平洋同盟体系的战略前沿受重大冲击。

　　倘若只是要实现中国台海两边的统一，那么说到底中国仍会被美国视为战略目标颇为有限甚或是防御性的，但现在远非仅是关于台湾的诉求。

　　不仅如此，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程度大超过 1907 年的英德，首先因为当时英德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议会民主 vs.皇权专制;准和平文化 vs.准军国文化)是多年常态，但现在因为中国的被美国凸显、演绎和反复强调的戏剧性事件和戏剧性对比(后者指中国被认为过去搞改革，现在不搞改革，而且还倒退)，中美意识形态对立大凸显，而且大扩展。

　　然而，尽管盲目乐观不可取，甚而“审慎乐观”也不大靠得住，却仍须做反向考察或平衡努力，确认“惊恐主义”至少大为可疑。所以如此，是因为以下五点：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约 40 年的国际权势分布变更的总动能比当今世界猛烈得多，也复杂和难以处理得多：19 世纪 60 年代十年内三大强国(德国、日本、美国)急剧崛起，而现在大致上只有一个强国中国急剧崛起，且其总体实力和军事实力与既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相比还有颇大差距，可以说远大于当年的英德差距，因而动能较弱，结构较简单，处理较容易。

　　第二，国际法、国际伦理和国际政治文化今昔大不一样，就 1914 年前而言远为国家主义化，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化”，远少对强权斗争的约束，与此密切相关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也因而大得多。

　　第三，国际机制当今远非 1914 年前的“世界末日的军事机器”和“世界末日的外交机器”(基辛格《外交》一书内两章的标题)那般危险和趋向于完全失控。

　　第四，就引发大国冲突的“第三者”——中小国“触媒”或“造乱促乱因素”——而言，与当今可能的主要“大国冲突策源地”东亚西太平洋相比，1914 年前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构造和局势更动乱更危险。

　　第五，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战略文化(或主流经验)与俾斯麦 1890 年去职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大为不同，前者不管近年来有怎样的变迁，还是以相对审慎、国内优先、遇险退避和不惮让步为主要的持久特征。

　　以上一番比较的主要结论在于，未来颇不确定，但与先前 40 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肯定危险得多。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确实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记忆一向向来对短暂。中美两国距离确实可能有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远，但与过去 40 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绝非远在天边。相关的“底线思维”或最坏情况设想不可或缺，由此而来的及早的忧患感和审慎大有助于争取最坏情况不致进一步趋近甚或出现。

　　陶景洲： WTO 改革和中美贸易战

　　谈“世界政治发展新趋势”，现在特朗普应该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一直在声称退出很多重要的多边机构或者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甚至威胁说要退出WTO。这些都对多边的军事安全和经济的可预期性提出了一些挑战。

　　因为我主要做法律工作的，今天就只讲WTO。特朗普对WTO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是法官到期之后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审理案子：按照一般的做法和惯例如果在我的任期内被选为了上诉机构处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就应该处理完再辞职，但是他说不行，你到那一天已经不是法官了，审理没有合法性了。还有其他的批评，比如90天上诉机构应该做出裁决，做不出来是不合适的，因此也要改。因为这些原因，他威胁要退出WTO。现在是阻挠WTO新法官的任命，上诉机构的法官7个人现在还剩3个，到今年年底就剩1个了。如果这3个人中万一其中的一位提出来回避，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有效的上诉机构，这样严重的威胁了WTO的存在。

　　WTO和过去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最大的区别就是上诉机构，它可以做出有约束性的裁决，败诉的国家要么遵守这个裁决，要么WTO可以授权胜诉的国家对不履行裁决的国家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大约60%的WTO裁决都是由判败诉一方主动履行的，不履行的40%。

　　现在欧盟也提出了对WTO的改革，这些改革几乎是为了满足美方的要求。因为世界老大的地位一时半会儿撼不动，所以很多国家提出了方案来满足特朗普的一些要求。我分析过特朗普过去作为商人的经营理念，都是拿他的公司作为赌注，他也因此数次把公司搞破产。现在特朗普可以拿着他的国家美国做一个坚强的经济政治的后盾来去和中国对赌，这对一般人来说不是好应付的。

　　特朗普反对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他反对现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他主张新贸易协定，最后美、加、墨签署了新协定，即USMCA。这个新贸易协定跟原来的NAFTA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主要区别极少：关于汽车原产地的规则，过去说是62.5%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生产的视为协定国产品，现在提到了75%，提高了百分之十几。另外就是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美国可以进入。再就是对所谓的F232有某些修改，他所有的修改都是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改革。但是特朗普宣布现在不叫NAFTA改为“USMCA”，稍微改了一下。特朗普可以对外宣称“这是我外交的巨大胜利”，特朗普主张单边谈判不愿意做多边的安排，因为多边的他感到吃亏，单边谈判，美国因为有强大的优势可以让谈判对手屈服。

　　很多人对WTO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2019年12月整个WTO正式宣布脑坏死的可能性比较小，说不定中间可以提出来令美国满意的对WTO上诉机构的制度改变，这样，他就可以宣布WTO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积极改善，因此他就胜利了。特朗普是不会注意细节的，只要他能宣称他赢了就行。他一直认为美国是WTO最大的受害国，因为美国老败诉。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WTO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不能解释美国的国内法，可以作为一个事实问题，不作为法律问题在WTO进行评议，这些也是一些变化，但也不是特别重大的变化。

　　特朗普对国际秩序造成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他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使美国丧失道德制高点。过去美国政府比较慷慨，各种军事和开发计划都对欠发达国家保护比较强，现在反过来了。这对中国是不是比较好的发展契机?中国应该怎么利用特朗普对世界造成的道德制高点的丧失来做我们自己的文章?这确实是需要各位学者去考虑的问题。很多的多边机构也在考虑没有美国存在的情况下，是不是还继续做各种多边的安排。比如说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还是继续推进和签署了TPP，只是改了一下名字，这是一个逐渐推进过程，可能特朗普会重新介入谈判，以便加入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系。

　　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他老变。比如，中美贸易战达成一致也可能过几天他又不认账了。现在也有人担心特朗普贸易战中打了一半说算了，现在有了成果巩固一下就完了，其他的我不要了。这些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我和美国的一个官员交谈中，他说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没有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深入的思考。

　　所以，中美贸易战只要特朗普可以宣布胜利，最终结果怎么样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怎么摸清特朗普没有任何国际政治经验的一个商人，去主导国际政治舞台和国际经济舞台的人，需要中国的智库好好地做分析和研究工作，去研究他的性格特征，以便使中国利益最大化。

 　　作者简介，第一节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第二节任建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第三节，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第四节，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第五节，陶景洲，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聘法律咨询委员。原题《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