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弘毅、岸信介、吉田茂、中曾根康弘、鸠山一郎、佐藤荣作、币原喜重郎、宫泽喜一、滨口雄幸……这些横跨近现代日本各个时期、政见不尽相同的最高行政首长，有什么共同点?

　　答案是：他们都毕业于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自日本近代改革以来，这座曾叫作“东京帝国大学”的顶级名校产生了大量高级官员、财阀领袖和学者教授，被认为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势力之一。

　　除了东京大学，其他日本名校的校友也往往在某些特定领域大放异彩，像早稻田大学校友统帅出版和媒体业、庆应大学校友广出金融和财阀人物之类的现象，都是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社会常识。

　　日本社会的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学阀”：上层人物以出身学校为纽带，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占据多数领导岗位，形成稳定、排他的利益集团。

　　在日本，由于学阀的存在，名校出身对于人们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远比其他国家重要得多。一个人大学就读的院校，往往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职业选择和阶层流动路径。

　　为什么毕业院校对日本人来说如此重要，令学阀在日本社会中拥有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权力?

　　学阀的诞生

　　无论政府、党派还是大型企业，激烈的派系斗争在世界各地都不鲜见。不过，以毕业院校为基础拉帮结派而成的学阀，仍是日本独有的奇妙现象，有其丰富、独特的历史根源。

　　在高等院校里，学阀的形成源自日本独特的大学体制。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在引进西方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将讲座制带入了日本的新式大学。但是，这种西洋风格的新式大学教育，在日本并未维持其舶来品的原貌。

　　与德国大学里金字塔形管理的讲座制不同，日本人将其引进的讲座制“简化”成了垂直的领导结构，由教授、一名副教授和几名助教组成。

　　讲座成为了日本大学最基层的学术单位，教授作为各自讲座的核心，成为了大学及其科研事业的实际领导者，日本政府更是将他们奉为国家学术事业的核心。

　　教授们把持大学的权力，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拉帮结派便不可避免，时至今日，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高校的法学部里，都有超过七成的教师是本校毕业，形成鲜明的门户分别。

　　在日本的政治、金融等重要领域，学阀也以类似的方式，在人事选拔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成立于1886年的东京帝国大学，为当时尚在激烈变革中的日本政坛提供了大量行政人才，也就成为了政界学阀的起点。

　　包括东大在内，日本全国和各殖民地逐渐创立了九所这样的帝国大学，其中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都是日后名震世界的一流学府。

　　此时的日本明治政府，自1870年代以来便不断变革，以旧贵族为主体的改革保守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881年，天皇颁布开设国会之敕谕;1889年，伊藤博文主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

　　至此，日本正式以西方制度为模板，开始建立近代官僚体系。

　　与此同时，帝国大学的第一代学生们，也纷纷完成学业，走出校园。

　　当时，“帝大生”尚未有实际作为，便已在日本社会享有极高荣誉。天皇每年都会莅临毕业典礼，明治政府在录用官僚时更对帝大毕业生免试录用，因此有大量渴望从政报国的帝大生涌入政坛。

　　对于这些帝大生来说，大学时代形成的人际关系并未随着毕业而终结。

　　校园时代，高年级的前辈学生是低年级后辈们参与大学生活的引路者，平辈的同学更是携手前进的人生伙伴。后辈对前辈要尊重服从，前辈对后辈要倾力相助。

　　毕业后，这种关系延续到社会生活中，各部门、各行业的帝大校友们相互提携、支持，建立起强大的关系纽带和利益共同体。

　　由于东京大学校门叫“赤门”，这种利益集团也被称为“赤门阀”。

　　经过三十年的成长奋斗，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毕业生在大正末期开花结果：1924年，第一届法学毕业生加藤高明当选内阁总理大臣，赤门阀首次染指权力塔尖。

　　进击的学阀

　　到了1930年代日本政坛动荡之际，东大毕业生仍能与军界强人分庭抗礼。1937年，赤门阀子弟广田弘毅下台后，政府落入军人手中两年，最后还是东大毕业的平沼骐一郎夺回首相宝座。

　　这些学院出身的文官能够有实力挑战荷枪实弹的军人，强大的赤门阀势力必不可少。

　　1940年代初，民选政治家遭到打压，这种局面暂时中止。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驻日盟军的监督下，仍是由东京帝大毕业的币原喜重郎从皇族首相手中接管政权。

　　随着赤门阀的光复，东京大学虽然在战后激荡日本的改革中被摘除“帝国”二字，但其校友网络的社会地位丝毫未受影响。

　　1945年开始，日本一半左右的首相都是东大毕业，政府各部门常务负责人几乎全部掌握在“东大人”手中，此外还有包括21位议长在内的大批国会议员。

　　财经界和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东大校友也与他们交往联络，一时间赤门阀在战后日本近乎只手遮天。

　　不过，其他学阀也逐渐开始在战后日本政坛大放异彩。

　　崛起势头最为强劲的，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稻门阀。他们掌控日本的媒体和出版业，能够利用舆论武器，为政坛上的早稻田子弟保驾护航。

早稻田大学

　　为了在政坛抗衡树大根深的东大人，稻门阀内部也高度团结，发展出紧密的前后辈关系，以至于在政治斗争中，稻门阀的内部纽带往往会压过校友之间的党派界限。

　　1956年，稻门阀子弟石桥湛山当选日本首相，稻门阀正式开始与赤门阀争夺舞台。此后，稻门阀子弟中涌现了高官，还有竹下登和森喜朗等后辈当选首相。

　　没有学阀背景的自民党政客田中角荣，1970年代竞选首相时，曾因为没上过大学而惨遭竞选对手嘲笑。最后，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女儿田中真纪子的帮助下，争取到了自民党内外稻门阀势力的支持，终于成为日本首相。

　　稻门阀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87年的自民党政争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稻门阀出身的竹下登和赤门阀出身的安倍晋太郎(即安倍晋三之父)针锋相对，竹下登拉拢安倍派系内部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三塚博势力，成功分裂敌人，最终坐上首相宝座。

　　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学阀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老政要们的后辈学弟，一代又一代的新政治家往往继承了其学阀的正面和负面遗产，其政见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制约。

　　除了政坛的两大学阀，日本社会上还有以商科著称的一桥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如水阀，以及顶尖私立大学庆应大学毕业生的三田阀。后者中涌现了日本十分之一的上市公司社长，被认为把握着日本经济的命脉和未来。

　　可想而知，如此举足轻重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但能影响上层政治，而且对普通市民的人生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学阀”即高贵

　　对于日本的学生而言，考上顶尖名校，就是进入学阀、跻身社会上层圈子的入场券。

　　每年4月日本高校毕业招聘季节，三田阀的前辈均会积极回到母校，招聘自己的学弟学妹。庆应大学的毕业生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拿到大企业的“内定”，入职后在前辈的领导下也有更好的升职前景。他们进入企业后，也要投桃报李，为前辈提供支持。

　　在反映国民平等选拔的公务员考试中，学阀的影子同样显著。

　　2016年，日本中央政府公职人员考试笔试合格的2011人，东京大学毕业的占了433人，排名第二的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没超过200人。

　　到了面试阶段，赤门阀更是通过相互提携控制政府机构，占据财务省和外务省等油水部门;东大子弟被录用后，还可以凭借学长学姐们的相互提携，一路高升。

　　非学阀出身的学子，即使熬过面试被成功录用，在日后的晋升提拔当中，也很难获得赤门子弟同等的机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用人需求旺盛，普通大学出身的日本人也能过上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年轻人不一定都要全力争夺跻身学阀的机会。

　　等到经济泡沫破裂、万人失业负债的危机时刻，学阀的庇护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财务稳定的大企业都掌握在三田阀和如水阀手中，公职人事则是赤门阀或稻门阀的天下。

　　这些优质的社会发展机会，对于大多数非学阀出身者都可望不可及。

　　跻身学阀的必要性如此明显，19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升入名校的竞争自然也越来越激烈。日本家庭必须在课外补习上加大投入，以争夺“知识改变命运”的宝贵机遇。

　　这种入学机会并不能说是完全均等，毕竟像庆应大学这样的私立高校，往往都拥有从收费高昂的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附属学校，附属高中的学生只须参加内部选拔考试即可升学，这常常是社会上层子弟专属的快速通道。

　　不过，像东京大学等学阀最为强大的国立大学，实行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择优录取原则，除了考试成绩外不作任何加分。从1877年至今，帝国大学一级的国立大学也几乎从未发生过招生丑闻。

　　学阀的兴盛，反映的是日本近代渐进改革留下的政治传统中长幼有序、出身为重的等级观念。明治维新以来，旧制度下的贵贱等级逐渐淡化，大量平民子弟进入政府、财团等重要组织，毕业院校就成为他们的个人出身和组织背景。

　　寻常人家的孩子通过努力奋斗进入名校并顺利毕业，从此拥有近似于传统名门望族的出身和共同体。在日本社会，这是被人们议论诟病的社会现实，但对其他一些地方的寒门子弟，也许更像一场遥不可及的美梦。

 　　广田弘毅、岸信介、吉田茂、中曾根康弘、鸠山一郎、佐藤荣作、币原喜重郎、宫泽喜一、滨口雄幸……这些横跨近现代日本各个时期、政见不尽相同的最高行政首长，有什么共同点?

　　答案是：他们都毕业于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自日本近代改革以来，这座曾叫作“东京帝国大学”的顶级名校产生了大量高级官员、财阀领袖和学者教授，被认为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势力之一。

　　除了东京大学，其他日本名校的校友也往往在某些特定领域大放异彩，像早稻田大学校友统帅出版和媒体业、庆应大学校友广出金融和财阀人物之类的现象，都是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社会常识。

　　日本社会的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学阀”：上层人物以出身学校为纽带，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占据多数领导岗位，形成稳定、排他的利益集团。

　　在日本，由于学阀的存在，名校出身对于人们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远比其他国家重要得多。一个人大学就读的院校，往往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职业选择和阶层流动路径。

　　为什么毕业院校对日本人来说如此重要，令学阀在日本社会中拥有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权力?

　　学阀的诞生

　　无论政府、党派还是大型企业，激烈的派系斗争在世界各地都不鲜见。不过，以毕业院校为基础拉帮结派而成的学阀，仍是日本独有的奇妙现象，有其丰富、独特的历史根源。

　　在高等院校里，学阀的形成源自日本独特的大学体制。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在引进西方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将讲座制带入了日本的新式大学。但是，这种西洋风格的新式大学教育，在日本并未维持其舶来品的原貌。

　　与德国大学里金字塔形管理的讲座制不同，日本人将其引进的讲座制“简化”成了垂直的领导结构，由教授、一名副教授和几名助教组成。

　　讲座成为了日本大学最基层的学术单位，教授作为各自讲座的核心，成为了大学及其科研事业的实际领导者，日本政府更是将他们奉为国家学术事业的核心。

　　教授们把持大学的权力，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拉帮结派便不可避免，时至今日，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高校的法学部里，都有超过七成的教师是本校毕业，形成鲜明的门户分别。

　　在日本的政治、金融等重要领域，学阀也以类似的方式，在人事选拔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成立于1886年的东京帝国大学，为当时尚在激烈变革中的日本政坛提供了大量行政人才，也就成为了政界学阀的起点。

　　包括东大在内，日本全国和各殖民地逐渐创立了九所这样的帝国大学，其中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都是日后名震世界的一流学府。

　　此时的日本明治政府，自1870年代以来便不断变革，以旧贵族为主体的改革保守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881年，天皇颁布开设国会之敕谕;1889年，伊藤博文主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

　　至此，日本正式以西方制度为模板，开始建立近代官僚体系。

　　与此同时，帝国大学的第一代学生们，也纷纷完成学业，走出校园。

　　当时，“帝大生”尚未有实际作为，便已在日本社会享有极高荣誉。天皇每年都会莅临毕业典礼，明治政府在录用官僚时更对帝大毕业生免试录用，因此有大量渴望从政报国的帝大生涌入政坛。

　　对于这些帝大生来说，大学时代形成的人际关系并未随着毕业而终结。

　　校园时代，高年级的前辈学生是低年级后辈们参与大学生活的引路者，平辈的同学更是携手前进的人生伙伴。后辈对前辈要尊重服从，前辈对后辈要倾力相助。

　　毕业后，这种关系延续到社会生活中，各部门、各行业的帝大校友们相互提携、支持，建立起强大的关系纽带和利益共同体。

　　由于东京大学校门叫“赤门”，这种利益集团也被称为“赤门阀”。

　　经过三十年的成长奋斗，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毕业生在大正末期开花结果：1924年，第一届法学毕业生加藤高明当选内阁总理大臣，赤门阀首次染指权力塔尖。

　　进击的学阀

　　到了1930年代日本政坛动荡之际，东大毕业生仍能与军界强人分庭抗礼。1937年，赤门阀子弟广田弘毅下台后，政府落入军人手中两年，最后还是东大毕业的平沼骐一郎夺回首相宝座。

　　这些学院出身的文官能够有实力挑战荷枪实弹的军人，强大的赤门阀势力必不可少。

　　1940年代初，民选政治家遭到打压，这种局面暂时中止。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驻日盟军的监督下，仍是由东京帝大毕业的币原喜重郎从皇族首相手中接管政权。

　　随着赤门阀的光复，东京大学虽然在战后激荡日本的改革中被摘除“帝国”二字，但其校友网络的社会地位丝毫未受影响。

　　1945年开始，日本一半左右的首相都是东大毕业，政府各部门常务负责人几乎全部掌握在“东大人”手中，此外还有包括21位议长在内的大批国会议员。

　　财经界和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东大校友也与他们交往联络，一时间赤门阀在战后日本近乎只手遮天。

　　不过，其他学阀也逐渐开始在战后日本政坛大放异彩。

　　崛起势头最为强劲的，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稻门阀。他们掌控日本的媒体和出版业，能够利用舆论武器，为政坛上的早稻田子弟保驾护航。

早稻田大学

　　为了在政坛抗衡树大根深的东大人，稻门阀内部也高度团结，发展出紧密的前后辈关系，以至于在政治斗争中，稻门阀的内部纽带往往会压过校友之间的党派界限。

　　1956年，稻门阀子弟石桥湛山当选日本首相，稻门阀正式开始与赤门阀争夺舞台。此后，稻门阀子弟中涌现了高官，还有竹下登和森喜朗等后辈当选首相。

　　没有学阀背景的自民党政客田中角荣，1970年代竞选首相时，曾因为没上过大学而惨遭竞选对手嘲笑。最后，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女儿田中真纪子的帮助下，争取到了自民党内外稻门阀势力的支持，终于成为日本首相。

　　稻门阀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87年的自民党政争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稻门阀出身的竹下登和赤门阀出身的安倍晋太郎(即安倍晋三之父)针锋相对，竹下登拉拢安倍派系内部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三塚博势力，成功分裂敌人，最终坐上首相宝座。

　　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学阀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老政要们的后辈学弟，一代又一代的新政治家往往继承了其学阀的正面和负面遗产，其政见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制约。

　　除了政坛的两大学阀，日本社会上还有以商科著称的一桥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如水阀，以及顶尖私立大学庆应大学毕业生的三田阀。后者中涌现了日本十分之一的上市公司社长，被认为把握着日本经济的命脉和未来。

　　可想而知，如此举足轻重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但能影响上层政治，而且对普通市民的人生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学阀”即高贵

　　对于日本的学生而言，考上顶尖名校，就是进入学阀、跻身社会上层圈子的入场券。

　　每年4月日本高校毕业招聘季节，三田阀的前辈均会积极回到母校，招聘自己的学弟学妹。庆应大学的毕业生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拿到大企业的“内定”，入职后在前辈的领导下也有更好的升职前景。他们进入企业后，也要投桃报李，为前辈提供支持。

　　在反映国民平等选拔的公务员考试中，学阀的影子同样显著。

　　2016年，日本中央政府公职人员考试笔试合格的2011人，东京大学毕业的占了433人，排名第二的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没超过200人。

　　到了面试阶段，赤门阀更是通过相互提携控制政府机构，占据财务省和外务省等油水部门;东大子弟被录用后，还可以凭借学长学姐们的相互提携，一路高升。

　　非学阀出身的学子，即使熬过面试被成功录用，在日后的晋升提拔当中，也很难获得赤门子弟同等的机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用人需求旺盛，普通大学出身的日本人也能过上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年轻人不一定都要全力争夺跻身学阀的机会。

　　等到经济泡沫破裂、万人失业负债的危机时刻，学阀的庇护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财务稳定的大企业都掌握在三田阀和如水阀手中，公职人事则是赤门阀或稻门阀的天下。

　　这些优质的社会发展机会，对于大多数非学阀出身者都可望不可及。

　　跻身学阀的必要性如此明显，19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升入名校的竞争自然也越来越激烈。日本家庭必须在课外补习上加大投入，以争夺“知识改变命运”的宝贵机遇。

　　这种入学机会并不能说是完全均等，毕竟像庆应大学这样的私立高校，往往都拥有从收费高昂的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附属学校，附属高中的学生只须参加内部选拔考试即可升学，这常常是社会上层子弟专属的快速通道。

　　不过，像东京大学等学阀最为强大的国立大学，实行的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择优录取原则，除了考试成绩外不作任何加分。从1877年至今，帝国大学一级的国立大学也几乎从未发生过招生丑闻。

　　学阀的兴盛，反映的是日本近代渐进改革留下的政治传统中长幼有序、出身为重的等级观念。明治维新以来，旧制度下的贵贱等级逐渐淡化，大量平民子弟进入政府、财团等重要组织，毕业院校就成为他们的个人出身和组织背景。

　　寻常人家的孩子通过努力奋斗进入名校并顺利毕业，从此拥有近似于传统名门望族的出身和共同体。在日本社会，这是被人们议论诟病的社会现实，但对其他一些地方的寒门子弟，也许更像一场遥不可及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