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马假说：奴役制为什么有效

　　这个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是从艾弗西·多马开始的。多马教授是一个俄国人——俄裔美国学者，他原来叫多马谢维奇，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就把这个斯拉夫人的名字改成了多马。1960-1970年代他是很有影响的一个经济学家，当过美国比较经济学协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并曾在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

　　多马在1969年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奴隶制与奴役制的原因假说》，多马谢维奇因为他本人就是俄国人，所以他对俄国经济史是比较关心的。他注意到一件事，以往人们都认为俄国经济、俄国的农奴制是很糟糕的，不仅不人道，而且没有效率，什么都不行。但是他注意到，俄国原来是没有农奴制的，俄国农奴制产生得很晚。

　　18世纪中期买卖奴隶的记录

　　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结果，实际上16世纪以前俄国的农民大都是自由农民，但是到了17世纪，俄国的农奴制越来越强化，农奴制逐渐排挤了自由农，而这个时候俄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国际经济上扮演个什么角色呢?

　　这时西欧经济开始先进起来，形成了很大的市场。俄国经济越来越变成是向比较富裕的西方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这个时候，俄国为了大量向西方出口农产品，就需要建立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型种植园或者大型庄园。当然如果你用自由小农搞这个东西，就没有多少效率。而农奴制庄园搞这一套外向型经济却特别有利，所以农奴制逐渐排挤了自由劳动。

　　这个现象不仅在俄国有，后来人们发现整个东欧和中欧的一部分地区，毫无例外的都是出口型农业地区，这些地区都发生了农奴制排挤自由劳动的现象，传统上被叫做“二度农奴化”，或者叫做“再版农奴化”。因为所谓第一度的农奴化，或者是正版的农奴化，指的就是典型期中世纪的农奴化。

　　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到了晚期显然是没有什么效率的，早在14世纪后它就逐渐被淘汰了。以前不少国人受后来俄国“农奴制改革”和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以为西欧的农奴制也是靠一场大运动(改革或革命)来废除的。其实根本不是，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几百年，农奴制就已经在英法消失。那两场革命与政治上的宪政有关，与废除农奴制其实没多少关系。

　　问题在于，这以后在中欧、东欧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中，农奴制却显得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一度出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大发展。所以多马提出一个假说：后来经济思想史上就叫“多马奴役制假说”。所谓奴役制就是各种不自由、低人权的劳动，既包括农奴制也包括奴隶制。他谈到的就是这两种经济在什么条件下会得到发展。多马的这个假说提到，在出口型经济导致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奴隶制、农奴制比自由小农和自由雇工更有效率。到了1982年，多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俄国农奴制的盈利能力问题》，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金雁是研究过苏联、东欧经济史的，她认为的确是这样。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甚至都影响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业中原来的农奴制庄园，就变成了自由小农的村社和“工役制”庄园这两种形式。

　　所谓“工役制”庄园，就是仍然把原来的农奴(现在算是打工者了)留在庄园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供应出口市场。还有一部分农奴不愿打工，就自由出去耕种各自的份地(原来的农奴份地，现在是村社份地)，算是自由小农了。

　　一般认为，“工役制”保留了更多的农奴制残余，比自由小农更加低人权。但是后来的俄国土地改革中有很多人认为，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出租的，应该把它都分给农民，但是如果是工役制庄园，就不应该把它分掉，为什么?因为工役制庄园是当时俄国农业中最有效率的部分。一直到“十月革命”的时候还这样，所以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以后，把这些工役制庄园直接变成了国营农场，并没有把它给分掉。

　　不过变成国营农场以后它就没有效率了，原因是当时俄国的出口市场已经萎缩，主要倒不是国营私营的问题，而是俄国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战以后，俄国原来的出口市场不存在了。

　　总之解放农奴以后，农奴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干，当小农;一条是仍然以半农奴身份留在原来的庄园中。结果，至少俄国经济学界都认为，后一种模式更有效率。而这也导致了俄国在整个农奴制和“后农奴制”时代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俄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欧洲最有名的外贸顺差国，同时也是以招商引资著名的资本输入国。

　　一直到1909年，俄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还是欧洲最大的，而当时欧洲的所有发达国家，或者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贸易都是逆差。

　　俄国要比英法德落后许多，但增长速度却不差，用我的话说，也是个在国际市场上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赶超西欧的典型。那么多马由此就提出，对俄国农奴制庄园的盈利能力你要给予充分的估价。但他那个时候主要用的还不是“效率”这个词，只是说农奴制经济在什么意义上是有竞争力的。

　　全美化市场中的奴隶制“效率”

　　多马另一个贡献是培养了一些杰出学生，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在经济学界有了更大的影响，1993年还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来过中国，是一个对中国也有影响的人，叫做罗伯特·福格尔。

　　福格尔曾是多马带出来的博士，这人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年轻时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虽然不是了，但一直自认为是左派(当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左派”)，他娶了个黑人太太，一直以抨击种族歧视、支持黑人维权著名。他受多马的影响很大，多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俄国的农奴制，他的研究主要对象则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

　　但就是这么个“亲黑人的左派”学者，却在多马的基础上，更明确的提出美国南方奴隶制在当时条件下要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南北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在吸收先进技术和大量出口的条件下，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

　　与多马不同的是，多马主要是用逻辑上的因果分析来立论，因此他自己说得出来的是个“假说”。而福格尔的说法则立足于大量的数值，完全建立在计量经济学背景下，因此他更加自信。

　　到了1990年代由于支持他的人不断增多，这类观点写进了不少教科书，他自称已经结束了多年的辩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已经成了“定论”。这显然有点夸张，美国这个国家一切皆可质疑，福格尔怎会例外。

　　但他有两项研究确实非常惊人，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争议很大的研究是，他论证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是起负作用的，假如美国一开始就不修铁路，而是把铁路投资用于航运和公路，美国的经济发展会比现在更好。这个说法也是很惊人的，而且似乎对美国后来对铁路的忽视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他就是用种种的数学手段得出这么个结论来。

　　但是这个结论还不够惊人，更惊人的是他在1970年代发表的《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没有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等多部著作。这些著作提出：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要比北方更有效率，如果和平竞争的话，奴隶制是不会垮台的。言下之意，他认为甚至夸台的都有可能是自由经济。因为奴隶制经济当时是很有效率的。

　　他这么说当然很多人骂他，说你是为奴隶制说话!

　　他说不是的，我其实比谁都反对奴隶制。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不仅因为计算的结果就是如此，而且它也更能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性。我强调奴隶制无论如何都是要被废除的——即使它有效率，也不能以剥夺人的自由作为效率的代价。他说，假如奴隶制真的是无效率的，那就不需要打南北战争，靠和平竞争就可以把它给淘汰掉。

　　但研究表明，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南北战争是值得打的，多马说因为自由无价，我其实比谁都同情黑人。何以证明呢，他说我太太就是黑人，我们家庭就是种族压迫的受害者。即便这种制度有效率，但它违反人道，我们就应该废除它。的确，他娶了个黑人太太，这也是他敢于讲这种话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主张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从1970年代他提出这个主张到现在，福格尔的理论已经成为评价南方奴隶制经济的一个主流理论，越来越多人接受了这个说法。

　　当然，接受了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奴隶制就是好东西。

　　第一，他们认为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判断制度的优劣，即使你有效但是很不人道，也不能允许。

　　第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奴隶制更有效率，在这个理论中是有前提的：中世纪的农奴制就没有效率，非洲的奴隶制也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所谓的黑奴制并不是西方人发明的，非洲一直就有黑奴制，而且当初来到美洲的黑奴，基本都是非洲人抓了卖给白人的，在卖给白人之前，他们曾经大量的卖给阿拉伯人，卖给印度人，甚至卖给中国人，中国唐诗中就有所谓昆仑奴的描写，那其实就是来自非洲的黑奴。

　　非洲大陆一直有奴隶制，但是非洲的奴隶制从来没有体现出什么效率来。为什么?

　　美国外贸史上的逆差与顺差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建国前殖民时代一直到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可以说一直到1840年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逆差，因为美国经济发展条件，尤其是国际贸易地位，要比那时的拉丁美洲差得多。

　　首先，拉丁美洲是金银大陆，贵金属很多。西班牙人到拉美就是去抢黄金白银的，直到现代墨西哥和安第斯国家还是世界上白银主产区，当然拉美的黄金产量后来就不如南非了。而那时北美基本没有金银，到了1850年代后才开始兴起所谓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美国建国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利福尼亚根本就不是美国的，那个时候也没发现黄金。

　　其次，拉丁美洲因为是热带地区，和欧洲比较冷的地方相比，农业有天然的互补。它生产很多特色农产品，很早就发展了大宗高附加值农业，像可可、咖啡、甘蔗、烟草等等很多种类。有大量的种植园搞这些东西出口，是很赚钱的，但美国那时都没有。美国建国初期的13州都在美国东北部很冷的地方，北大西洋地区，那些地方气候跟欧洲差不多，农业也没什么互补。

　　美国最早的国民大部分是农民，他们的生产和欧洲农民没什么区别，也基本都是自给自足。只不过他们作为新移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自由，但是他们在外贸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卖。可他们是自由人，有很强的自主性，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又是比较强的，所以就导致美国建国以后从殖民时代一直到1840年外贸基本上都是逆差，买多卖少。

　　既然是逆差就要用货币，要用硬通货支付。当时美元并不是硬通货。所谓的硬通货当然就是贵金属，美国当时又不产贵金属。贵金属本就稀缺，又要支付外贸逆差，这就导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是自由市场，国家没什么干预，人民的交换非常自由。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通货短缺，钱荒，没有现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物交易在美国交易的比重是很大的。

　　美国曾经一度纳税用实物，贷款用实物，甚至连哈佛大学的工资和学费，都是用木板、猪肉这些东西支付的(有点像孔夫子所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不诲也)。因为大家手头都没有现金，本来黄金就没有多少，有一点还要拿去支付贸易逆差，所以外贸的逆差很严重。到了1840年代这个情况开始改变。

　　19世纪前期起，美国南方兴起了一种创汇经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这就是奴隶制经济。奴隶制当然不是那时才有，但的确在那时开始得益于“全球化”而“效率”大增。美国南方利用它的气候条件，使用奴隶劳动的“低人权优势”发展大规模种植园，在当时世界市场上大量出口棉花。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南方的经济就变成是出口导向型，导致整个美国的经济也就出现了从1840年到1870年顺逆差交替出现、大体平衡的现象。

　　但是，美国南北方经济体制区别非常大。北方是自由经济，南方奴隶制经济则占很大比重。经济社会总体上北方比南方要发达得多，当时美国的工商业，所有的创新，所有的高技术都出在北方，但是北方经济是大量逆差，这和原来一样。北方消费能力强，但是当时美国制造业并不是太强，制造业的出口量并不是很多。而南方贸易是大量的顺差，因为南方有竞争力很强的大宗出口商品就是棉花，而南方人口中大量是黑奴，总体来讲市场消费水平比较低，即便按后来福格尔的说法，黑奴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但他们不怎么消费进口货是无疑的。因此南方贸易是大量的顺差。

　　19世纪晚期密西西比棉花种植园

　　“关税和平”与“关税战争”

　　正因如此，从1840年前后开始，南方和北方的关系就不断恶化。其原因当然有两个基本说法：一个是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就是废奴和维护奴隶制之争;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联邦权力和州权的争论。到底哪一个争论为主，在美国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有人说南北战争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了维护联邦，有人说南北战争就是一场消灭奴隶制的战争。但是不管是哪个原因，早有人注意到，当时南北方在开打以前实际上谈判的很重要一个话题就是关税。

　　南方经济是高顺差的，所以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经济因为逆差严重，所以它主张关税壁垒，主张要提高关税，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这场争论曾经在南北方政治关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美国经济史家埃尔文曾经写过一本书，将那段时间南北战争前几十年的南北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关税和平”与“关税战争”。

　　简言之就是，南北方在关税问题上如果谈不拢，关系就会恶化，那就会走向战争。如果关税博弈能够缓和，那就会走向和平。因为在关税问题上达成妥协，他们的关系就会正常;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他问题也容易翻脸。

　　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关税的争论，因为不仅南北方对外贸易有这种顺差和逆差的区别，南北方本身的贸易也有这样的区别，南方向北方出口多但是进口少。因为当时纺织业不仅在英国兴起，美国南方的棉花大量输往英国，也输往美国北方，因为美国北方的纺织工业当时也是美第一波工业化的主流。所以南方向北方也是卖的多，但是买的相对少。比如机织布，在低消费地区始终是比较难推广的。我们以前常提到英国人想在鸦片战争以前向中国人卖布，但机织布好像卖不动。

　　很多经济史家说，这说明中国经济当时是很不错的，中国的织布业虽然不是工业化，虽然不是机器生产，但是还是有很强的效率。其实当时英国在全世界推销棉布都是很困难的，不仅是中国，包括在俄国、在美国南方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说棉布卖不动就说明他们的棉布没有竞争力，那英国就是全世界最没有竞争力的，所有比它落后得多的国家，个个都比它有竞争力?

　　我觉得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消费劣势”，这和消费水平是有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情况，南方是出口导向型的顺差经济，而且他们要求自由贸易。而北方是逆差型的经济，所以他们要求保护贸易。这两者之间在关税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表面上看是外贸政策的冲突，但是内在实际上是和双方经济制度背景有关，也就是自由制度和奴隶制的一个冲突，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传统说法，奴隶制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有效率，那历史上的奴隶制就不会崩溃。

　　历史上除了有过奴隶制还有农奴制，但到了中世纪晚期这两种制度过时了。在欧洲农奴制被淘汰，而奴隶制淘汰得就更早。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奴隶劳动是没有效率的，奴隶是不愿干活的，因为是为别人干活嘛，那么他们是竞争不过自由劳动的。而且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南北战争前为什么南方要急于离开北方?是因为如果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南方是竞争不过北方的，所以他们只有离开。其实，从现在的情况看，南北方的制度差异很大，却互动在同一的经济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全美的经济无疑是一体化的。

　　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北方的自由经济和南方的奴隶制经济，生活在一个全美化的统一市场中。这个统一市场对双方的经济制度会产生非常重大的互相演变。就是要么你改变我，要么我改变你，那么北方自由经济当然对南方是有影响的。

　　关于那个北方的废奴主义怎么传到南方的，我们以前都听惯了这种说法，什么汤姆叔叔的小屋啦，什么黑奴吁天录啦，什么美国南北战争前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地下铁道”啦——那个所谓地下铁道不是地铁，是偷运黑奴的通道网络。南方的黑奴在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之下，大量逃亡北方寻求自由，据说有几十万之多。这当然是反映了北方自由经济对南方的感召力。

　　但反过来的影响人们就不太说。因为从南北战争以后，在美国骂奴隶制是一种“政治正确”，如果说奴隶制很有效率，就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了。

　　长期以来是没什么人这么说的。但从战后1960年代开始，有些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历史上有时候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上，如果奴隶制是和一个比你更发达的、有很大购买力和创新来源的市场去搞一体化的话，那么有时候，奴隶制经济或者农奴制经济，似乎要比自由劳动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率。当然如果它是封闭的，没有那种一体化市场，就像典型中世纪的农奴制或非洲的奴隶制，就没有这回事了。

　　多马假说：奴役制为什么有效

　　这个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是从艾弗西·多马开始的。多马教授是一个俄国人——俄裔美国学者，他原来叫多马谢维奇，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就把这个斯拉夫人的名字改成了多马。1960-1970年代他是很有影响的一个经济学家，当过美国比较经济学协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并曾在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

　　多马在1969年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奴隶制与奴役制的原因假说》，多马谢维奇因为他本人就是俄国人，所以他对俄国经济史是比较关心的。他注意到一件事，以往人们都认为俄国经济、俄国的农奴制是很糟糕的，不仅不人道，而且没有效率，什么都不行。但是他注意到，俄国原来是没有农奴制的，俄国农奴制产生得很晚。

　　18世纪中期买卖奴隶的记录

　　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结果，实际上16世纪以前俄国的农民大都是自由农民，但是到了17世纪，俄国的农奴制越来越强化，农奴制逐渐排挤了自由农，而这个时候俄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国际经济上扮演个什么角色呢?

　　这时西欧经济开始先进起来，形成了很大的市场。俄国经济越来越变成是向比较富裕的西方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这个时候，俄国为了大量向西方出口农产品，就需要建立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型种植园或者大型庄园。当然如果你用自由小农搞这个东西，就没有多少效率。而农奴制庄园搞这一套外向型经济却特别有利，所以农奴制逐渐排挤了自由劳动。

　　这个现象不仅在俄国有，后来人们发现整个东欧和中欧的一部分地区，毫无例外的都是出口型农业地区，这些地区都发生了农奴制排挤自由劳动的现象，传统上被叫做“二度农奴化”，或者叫做“再版农奴化”。因为所谓第一度的农奴化，或者是正版的农奴化，指的就是典型期中世纪的农奴化。

　　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到了晚期显然是没有什么效率的，早在14世纪后它就逐渐被淘汰了。以前不少国人受后来俄国“农奴制改革”和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以为西欧的农奴制也是靠一场大运动(改革或革命)来废除的。其实根本不是，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几百年，农奴制就已经在英法消失。那两场革命与政治上的宪政有关，与废除农奴制其实没多少关系。

　　问题在于，这以后在中欧、东欧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中，农奴制却显得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一度出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大发展。所以多马提出一个假说：后来经济思想史上就叫“多马奴役制假说”。所谓奴役制就是各种不自由、低人权的劳动，既包括农奴制也包括奴隶制。他谈到的就是这两种经济在什么条件下会得到发展。多马的这个假说提到，在出口型经济导致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奴隶制、农奴制比自由小农和自由雇工更有效率。到了1982年，多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俄国农奴制的盈利能力问题》，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金雁是研究过苏联、东欧经济史的，她认为的确是这样。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甚至都影响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业中原来的农奴制庄园，就变成了自由小农的村社和“工役制”庄园这两种形式。

　　所谓“工役制”庄园，就是仍然把原来的农奴(现在算是打工者了)留在庄园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供应出口市场。还有一部分农奴不愿打工，就自由出去耕种各自的份地(原来的农奴份地，现在是村社份地)，算是自由小农了。

　　一般认为，“工役制”保留了更多的农奴制残余，比自由小农更加低人权。但是后来的俄国土地改革中有很多人认为，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出租的，应该把它都分给农民，但是如果是工役制庄园，就不应该把它分掉，为什么?因为工役制庄园是当时俄国农业中最有效率的部分。一直到“十月革命”的时候还这样，所以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以后，把这些工役制庄园直接变成了国营农场，并没有把它给分掉。

　　不过变成国营农场以后它就没有效率了，原因是当时俄国的出口市场已经萎缩，主要倒不是国营私营的问题，而是俄国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战以后，俄国原来的出口市场不存在了。

　　总之解放农奴以后，农奴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干，当小农;一条是仍然以半农奴身份留在原来的庄园中。结果，至少俄国经济学界都认为，后一种模式更有效率。而这也导致了俄国在整个农奴制和“后农奴制”时代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俄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欧洲最有名的外贸顺差国，同时也是以招商引资著名的资本输入国。

　　一直到1909年，俄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还是欧洲最大的，而当时欧洲的所有发达国家，或者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贸易都是逆差。

　　俄国要比英法德落后许多，但增长速度却不差，用我的话说，也是个在国际市场上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赶超西欧的典型。那么多马由此就提出，对俄国农奴制庄园的盈利能力你要给予充分的估价。但他那个时候主要用的还不是“效率”这个词，只是说农奴制经济在什么意义上是有竞争力的。

　　全美化市场中的奴隶制“效率”

　　多马另一个贡献是培养了一些杰出学生，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在经济学界有了更大的影响，1993年还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来过中国，是一个对中国也有影响的人，叫做罗伯特·福格尔。

　　福格尔曾是多马带出来的博士，这人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年轻时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虽然不是了，但一直自认为是左派(当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左派”)，他娶了个黑人太太，一直以抨击种族歧视、支持黑人维权著名。他受多马的影响很大，多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俄国的农奴制，他的研究主要对象则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

　　但就是这么个“亲黑人的左派”学者，却在多马的基础上，更明确的提出美国南方奴隶制在当时条件下要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南北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在吸收先进技术和大量出口的条件下，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

　　与多马不同的是，多马主要是用逻辑上的因果分析来立论，因此他自己说得出来的是个“假说”。而福格尔的说法则立足于大量的数值，完全建立在计量经济学背景下，因此他更加自信。

　　到了1990年代由于支持他的人不断增多，这类观点写进了不少教科书，他自称已经结束了多年的辩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已经成了“定论”。这显然有点夸张，美国这个国家一切皆可质疑，福格尔怎会例外。

　　但他有两项研究确实非常惊人，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争议很大的研究是，他论证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是起负作用的，假如美国一开始就不修铁路，而是把铁路投资用于航运和公路，美国的经济发展会比现在更好。这个说法也是很惊人的，而且似乎对美国后来对铁路的忽视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他就是用种种的数学手段得出这么个结论来。

　　但是这个结论还不够惊人，更惊人的是他在1970年代发表的《苦难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没有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等多部著作。这些著作提出：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要比北方更有效率，如果和平竞争的话，奴隶制是不会垮台的。言下之意，他认为甚至夸台的都有可能是自由经济。因为奴隶制经济当时是很有效率的。

　　他这么说当然很多人骂他，说你是为奴隶制说话!

　　他说不是的，我其实比谁都反对奴隶制。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不仅因为计算的结果就是如此，而且它也更能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性。我强调奴隶制无论如何都是要被废除的——即使它有效率，也不能以剥夺人的自由作为效率的代价。他说，假如奴隶制真的是无效率的，那就不需要打南北战争，靠和平竞争就可以把它给淘汰掉。

　　但研究表明，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南北战争是值得打的，多马说因为自由无价，我其实比谁都同情黑人。何以证明呢，他说我太太就是黑人，我们家庭就是种族压迫的受害者。即便这种制度有效率，但它违反人道，我们就应该废除它。的确，他娶了个黑人太太，这也是他敢于讲这种话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主张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从1970年代他提出这个主张到现在，福格尔的理论已经成为评价南方奴隶制经济的一个主流理论，越来越多人接受了这个说法。

　　当然，接受了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奴隶制就是好东西。

　　第一，他们认为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判断制度的优劣，即使你有效但是很不人道，也不能允许。

　　第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奴隶制更有效率，在这个理论中是有前提的：中世纪的农奴制就没有效率，非洲的奴隶制也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所谓的黑奴制并不是西方人发明的，非洲一直就有黑奴制，而且当初来到美洲的黑奴，基本都是非洲人抓了卖给白人的，在卖给白人之前，他们曾经大量的卖给阿拉伯人，卖给印度人，甚至卖给中国人，中国唐诗中就有所谓昆仑奴的描写，那其实就是来自非洲的黑奴。

　　非洲大陆一直有奴隶制，但是非洲的奴隶制从来没有体现出什么效率来。为什么?

　　其实如果南方和北方不是在一个共同市场中互动，而是各搞各的，那南方的奴隶制就不可能有什么效率，但是南方和北方搞在一起它就可能有效率，为什么呢?自由经济的好处在哪里呢?自由经济的好处并不是使大家玩着命地干活。自由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无可比拟的创新能力，它可以发明种种新的东西。而奴隶制经济、南方经济，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在整个南方奴隶制经济存在的期间，他们一切技术都来自北方。但是，奴隶制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使大家玩着命干活，用我们前面引的那位先生的话讲，就是逼他们“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一点，自由经济未见得能够做得到。

　　那么好了，北方的经济优势在于创新，南方的经济在于所谓的低人权效率。问题在于，北方的创新南方可以学，南方的这种血汗制度北方却学不了。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在南北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南方奴隶制能够吸收先进技术，又有一个进口能力很大的外部市场。假如没有这个外部市场，你可以想象一下，奴隶制生产了大量棉花，他自己能用多少棉花呢，如果是自给自足的，不可能有效率，但是当时这个世界又非常需要你的棉花，那这个棉花可以卖得相当好，当然就很有效率了。如果闭关锁国，奴隶制马上就没有效率了。

　　这一点在美国我觉得很清楚，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南方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的关键技术，都是先在北方出现，再很快传到南方的。第一个技术就是蒸汽轮船，1809年在北方首先发明并投入商业运营，但是1811年南方出现了机器轮船的航线，而且在1819年，南方首先开辟了蒸汽轮船的跨大西洋航线，第一条大规模使用蒸汽轮船用于跨大西洋运输的航线是在南方实现的，因为南方有这个市场，他们需要向英国出口棉花进口机器。跨大西洋航线在以前就有，但那是帆船，用蒸汽轮船进行跨大西洋贸易是在南方首先推广的。

　　另外铁路也是很重要的一条，铁路是1825年在北方投入商业性运营的，但三年后的1828年，在南方也出现了铁路网，而且在后来，南方的铁路虽然总长度远远不如北方，整个工商业也是北方最发达，但是按人均计算的铁路拥有量并不低于北方，基本上和北方是持平的。如果没有这种便利的运输，出口导向型经济根本不可能盈利。没有这样的新技术，没有这样的外部市场，总而言之没有这样的一体化，它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可是反过来讲，在南北方一体化的过程中，北方对南方进行了和平演变，也就是不断地给南方灌输废奴主义，鼓动奴隶逃亡。但是，南方对北方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这就取决于制造业中奴隶劳动是不是也有效率。

　　劣币能否驱逐良币

　　福格尔的研究，我觉得最有争议的也是惊人的一条，就是他证明奴隶制在制造业中也是很有效率的，当然是在我前面讲的那些条件下。

　　而这个说法虽然在价值观上大家都好像很难接受，但是假如奴隶制在农业中真的有效率的话，那么它在制造业中也有效率，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经济学上现在证明家庭农场存在理由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农业这个产业有特殊性，农业生产由于它监督的困难和考核困难，不能搞福特制。农业生产不像流水线，它是很难进行量化考核的，农业的收成不稳定，也很难进行劳动绩效考核、推行计件工资等，所以农业生产中大规模雇佣制农场常常不比家庭农场有利。

　　这里要插一句，我们现在说“包产到户”导致了“单干”，其实当年人们提出包产到户时，只是把它当成“集体经济”中的劳动绩效考核制来实行的，原来的提法是“包产到户，超产奖励”，达到定额就给你记工分，超过定额就多给你奖励工分，如此而已。

　　这与工厂中的劳动定额管理是一样的逻辑，劳动定额并不是解散工厂，包产到户也不是解散公社。问题是农业中的定额管理极难。丰年荒年的产量定额能事先确定吗?超产奖励，超产粮的价值比你的奖励工分值高的话，农民不报超产，直接把粮食藏了不就得了?如果奖励工分值更高，你又如何防止他去买了粮来要你的奖励?结果搞来搞去，发现还不如取消集体核算，让农民交点税收提留后自负盈亏得了。

　　“集体经济”就这样变成了家庭农业。直到现在世界上的农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普遍的都还是家庭农场，而不是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农场，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组织劳动所需要的那种监督和考核条件，农业中是不具备的。

　　简而言之，农业是一个大规模组织劳动很难体现出优势的产业。如果奴隶制在种棉花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制造业中这个问题不就更好解决了嘛。如果按照上述理论，农业应该是最不适合奴隶制的，相对而言如果农业都可以，那制造业就更可以了。所以，福格尔在他的第二本书当中就强调，奴隶制在南方的制造业中也是很有效率的。

　　可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真的是这样，逻辑上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呢，这里我要说人都是喜欢自由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北方废奴主义的影响，你认为有夸大，作用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事实：那就是南方的黑奴逃到北方是多是少我们可以讨论，至少没有北方的白人跑到南方争取做奴隶的，这种反向流动是没有的，对吧?

　　但有人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北方的白人不会去南方做奴隶，但是北方的资本家为什么不去南方做奴隶主呢?假如只是种棉花有效率，这还不太好说，因为北方搞工业的人不见得就喜欢去种棉花。但是如果制造业也是这个样子，那北方的资本为什么不大量涌入南方去追求奴隶制的“效率”，造成北方制造业的大转移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北方经济不就出现大危机了吗?北方的资本大量涌入南方，那北方的发展就会出大问题，经济会空心化，北方的自由人会出现大量失业。这些自由工人怎么跟南方“有效率”的奴工竞争?那北方就会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劣币驱逐良币都是有可能的。

　　南北战争能否避免

　　但是福格尔的论证截然而止，他其实并没有讲后面这一切，他马上就转到了南北战争。说南北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改变了，那我就要问南北战争如果没有打呢?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并没有谈到。

　　从我的角度讲，如果我们无法驳倒福格尔，而北方崩溃的“劣币驱逐良币”又没有出现，那是为什么?一种可能就是北方人当时比较高傲，不屑于到南方去当奴隶主，他们还是愿意在北方自由雇佣劳动者?这种高傲靠得住吗?但是从逻辑上讲，南方的奴隶经济对北方是有威胁的。

　　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发生了产业大转移，南方奴隶制“演变”北方的可能性都不会比北方废奴主义“演变”南方的威胁小。而南北又没有国界，市场是一体化的。而且南方的奴隶再向往自由，通往北方的“地下铁道”再发达，奴隶的北上逃亡还是要比北方自由资本的南下困难得多。是不是这样?我作为一个自由投资者到南方去投资是没有任何禁令的，可是奴隶逃亡是要冒风险的。奴隶逃亡如果困难，北方的资本为什么不会南下呢?

　　我们还可以再问，假如我们不管价值判断，自由不自由无所谓，只要“有效率”就行。那么“劣币驱逐良币”有什么不好?“有效率”的奴隶制打败自由经济，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牺牲了自由，但换来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倒不难回答：根据前面的逻辑，奴隶制本身并没有效率，它是在与自由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汲取自由经济产生的创新，利用自由经济的广大市场，才表现得有“效率”的。

　　但是这种“效率”却可能对自由经济产生反噬效应，假如它真的利用“低人权优势”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那么自由经济垮掉了，美国的奴隶制也就变成了非洲的奴隶制，自由固然没了，但还能谈得上什么效率?最后这不是双输之局吗?

　　福格尔并没有提出后来这些问题。但他指出了几点：第一，奴隶制当然是个坏东西，但南北市场一体化下的奴隶制是经得起“竞争”的，想靠市场一体化来“和平演变”奴隶制，并不比奴隶制“劣币驱逐良币”更容易。第二，按福格尔的计算，南北战争前几十年，尤其是1840-1860年间，南方经济的增长“比联邦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奴隶主们对前景很乐观。

　　于是，最后南北战争开打了。福格尔并没有说北方打南北战争就是出于道义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奴隶制。但是根据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自由经济与奴隶制经济共同玩一个“全美化”统一市场游戏，最终是玩不下去的。不是良币驱逐劣币，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自由经济被奴隶制经济演变是不可接受的(如前所述，就是从南方的角度讲，那最终也是双输之局)，那么南方就应该自我改革，哪怕是逐渐地，也要最终放弃奴隶制，假如这一点无望，南北方发生严重冲突就难以避免。无论北方是否主观上以此为动机，但客观上最后就是以奴隶制的消失来解决问题。

　　福格尔跳过了中间这些逻辑环节，直接就说奴隶制“有效率”但不可欲，因此南北战争是必然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南北战争开打的结果，导致了美国外贸连续11年出现大规模的逆差，因为南方的低人权顺差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全美的外贸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但是这个过程在1874年结束以后，美国经济就消除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全美经济整体上的效率都提高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南北方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长远看应该是个双赢之局。

　　以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从1874年开始，随着竞争力的提高，美国的经济转入了持续100年的大顺差。美国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当然，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假如南方当年主动改革，这代价难道不能避免吗?

　　原题《美国内战前的关税之争与制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