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一个中国部门像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一样被邓小平的回归所改造。到1977年，科学和技术现代化已被奉为四个现代化之一。一个在1985年之前发展出高等研究计划的雄心勃勃的八年计划被批准。1978年3月，国家科学大会制定了一个聚焦于农业、能源、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激光、空间科学技术、高能物理以及基因工程的计划。我记得自己读到该会议时强烈的怀疑态度。基因工程、高能物理、材料科学——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肯定不可能在这些前沿领域取得进步!

　　当然，我错了。中国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她可以在科学和技术的前沿领域取得进步。为了达成这样的进步，中国对其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结构进行了复杂的调整。可借鉴的外国模式包括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人文科学教育，以及科学同行评审。

　　美国研究型大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模式的影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面出现。战时政府资助的科学和军事研究主要在政府设施内进行。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政府对科学的资助转移到了大学，极大地放大了美国大学在创造新知识中的作用。综合的美国大学兼备本科教育以及在开放的知识团体中最发达的研究，已经成为强大的全球院校模式。学术自由以及自由教学和发表的权利已成为创新和知识创造的核心。

　　改革开放时期，教育改革将很多中国的核心研究从苏联模式的机构转移到了大学。综合了医学院、建筑、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综合型大学通过合并得以成立。广泛的政府资助通过特殊项目转变了大学校园的样貌。当充足的资助鼓励了很多中国的海外学生回国，高级研究生培养也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标志。

　　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有着新的建筑和校园。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并不局限于硬件。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大学注册人数增加了一倍，合并院校创造了综合性大学，进行了系统化的课程改革，提高了对教员研究和发表的预期，并更加注重国际化。现今的中国有着约2400所高等教育院校，本科注册总人数达到2600万(2017年美国本科注册人数为1700万)。

　　课程改革尤其重要。中国已经远离了苏联模式的有限专家培训，转而适应美国人文科学模式的成份。主要大学创建了一些实验性的人文科学学院。例如，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创建了元培学院，中山大学创建了博雅学院。每个学院都是实验性的两年制人文科学项目，学生有很大的课程选择空间，也可以推迟选择专业。现在，为寻求创新教育，多数中国的核心大学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人文科学课程，为所有学生提供接触广泛课程的机会。复旦大学创建了复旦学院，要求所有的入学本科生达到分配性的要求，还创建了新的跨学科住宿学院。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还没有介绍美国人文科学学习的最重要元素——批判性学习。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从国外回国的教员在中国大学开始任教，中国说教式的死记硬背教学风格也在开始转变。

　　中国大学很注重美国人文科学的早期原则：品格培养。多亏了美国高等教育，现在中国本科教育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品格培养：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越来越被推广。约五年前，在一个关于人文科学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曹丽(音)温和地提醒她的国际同行们，共产主义传统和西方的人文科学传统都将是中国人文科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她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非常重视道德和伦理教育的价值，“这与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关注紧密相连”。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不仅是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它还被视作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建立强有力的社会规范。

　　评价和选择科学研究的模式塑造着知识创造的方向。中国在传统上依赖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指导的科学优先顺序选派。资历、人际关系或关系经常决定着谁的研究项目获得资助。邓小平时代的早期，中国开始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例行的美国同行评审模式感兴趣。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学领袖在创建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时寻求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协助。这真正改变了中国给个人科学家分配国家资助的方式，从以前的依据制度关系遴选，变成依据同行评审遴选。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国务院报告，在运作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然而，2018年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改为向科技部报告。虽然现在判断还太早，但是有人担心它在此之前基于研究价值的资助及其相对独立性可能会被削弱。

　　然而，新兴的中国学术模式虽然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相似，但是并不包括美国所理解的学术自由。在我作为执行副主席搬到昆山，帮助杜克大学建立新的合资大学时，我与中国同行就学术自由进行过很多次对话。教育部批准的杜克-昆山大学指导文件对学术自由的阐述非常明确：大学“应鼓励其教员自由授课、研究及发表文章，举办公开学术讨论，探索新知识，领导和帮助学生拓展他们的视野……”。但是我发现中国教育者们在讨论学术自由时经常对其意义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指的是大学相对于教育部的逐渐增加的自主权，而非单个教员在授课和研究中开放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其对大学团体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在某些情况下致力于将这些控制延伸至外国教员和赴海外留学的中国人。

　　对学术自由的关注是现今中美教育关系面临的很多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很难轻易解决。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对学术自由的支持，这种自由保护个人免受政治报复，并为促进成功的创新建立环境。人们经常假设，除非中国大学接受学术自由这个西方概念，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流大学或创新的引擎。

　　然而，这个被反复强调的概念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被重新解释。在一篇题为“高等教育与威权主义韧性：以中国为例，过去与现在”的带有煽动性的文章里，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伊丽莎白·派瑞认为中国大学可能永远无法发展成独立于国家的，全面促进学术自由的院校。派瑞认为，延续一个世纪以来的旧传统，中国大学更可能与国家发展出一种协作的关系。她指出天安门事件三十年来并未再出现学生抗议，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奖励大学的同时也在保证它们的相对沉默。派瑞还认为，存在于自主权、学术自由和创新之间的美国式联系在中国可能被颠覆。中国可能证明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终究是可以培养创新的。

　　合作、竞争以及意识形态为现今的双边教育关系带来挑战

　　经过四十年的教育联系，特别是两国间学生和学者的大量流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为更广泛的合作做好了准备。这种合作有多种形式，包括合资大学和学位项目、孔子学院，以及进行联合科学研究。现在，上百所美国大学与中国有着研究和交换项目。36个州的80所学院和大学在中国运行着本科学位项目，30所院校提供研究生学位。所有的中国省份和自治区都和美国大学签署了教育协议，并且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之外的所有省份都有联合学位项目。这些各种各样的合作活动表明，虽然文化和大学系统有着不同的体系，个体层面仍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然而，在过去几年，愈发激烈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环境影响了中美两国，对迄今为止两国都视作双边关系最有益的方面造成了挑战。

　　制度合作与教育交流和学生海外学习非常不同。它要求加深专业关系，强化文化纽带，以此作为让步和建立信任的必要条件。必须解决课程标准的差异，教员的角色，以及相对的制度自主性。根据我自己作为杜克-昆山项目执行副主席三年来的经验，我可以为合作的复杂性和挑战作证。昆山市多年来都在寻求世界级大学，它通过提供大多数资金——以及最重要的，使杜克为学术项目和政策负责——吸引了杜克大学。后来成为合作伙伴的武汉大学是中国大学的担保人，促进了中国教育部多项审批政策的通过。从一开始，中国的目标就是在昆山建立一所由杜克大学授予学位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大学。

1979年，清华大学第一批留美访问学者摄于美国

　　从初期构想，到中国教育部和杜克大学教员以及董事会最终批准实施这个构想，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遇到的问题出现在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方面——文化的、制度的和政治的。然而，对所有合作伙伴来说，在中国的土壤上创立一所新大学并克服这些困难的目标是值得的。现在，它包括研究机构、研究生学位以及从2018年开始的创新的四年制本科项目——授予的是杜克大学学位。像美国过去的国际大学一样，这所大学必须厘清与知识分子和围绕学校的政治环境互动的复杂路径。大学的形态毫无疑问会产生变化。而且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人们要记住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以理解这样一个新的混合大学的可能历史走向。

　　对中国来说，其最有雄心的国际合作模式是孔子学院。现在，全世界共有约400所孔子学院，美国有超过100所，其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外国的文化形象。这是个绝妙的模式。协议由大学间签订，接受中国政府的慷概资助，并且每一个学院都设计独特。很多孔子学院为先前不存在中文教育的地方提供中文教育起步资金。很多孔子学院促进院校间的教员和学生交流——其中的一些院校位于两国都欠发达的地区。一些孔子学院侧重于商务中文，促进地区间的商业纽带。一些孔子学院支持在公立高中教授中文。很多孔子学院支持以中文进行的讲座和项目。例如，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经常受到埃默里大学孔子学院的部分赞助。

　　在美国，这些学院开始引发争议，因为它们被视为在美国大学中推广中国政治影响，压制关于中国的不同观点。政治化的具体事例相对较少，多数大学肯定了孔子学院助学金的有用性。但是争论还是使总体项目政治化了。美国国防部2019年授权行动包含了如果一所大学已有孔子学院，将不再为该大学的中文学习提供联邦资助的条款。现在还不清楚多少院校将受到影响。基于目前中文学习资金本已短缺的现状，对美国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项关键语言培训项目的支持。

　　中国宣布的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以及对西方学习价值观反对言辞的增强，都导致了对孔子学院反对意见的加强。这种对中国影响存在于美国大学里的担心被中国学生经受政治压力、在美国校园里成为中国政治发言人的报告所加剧。一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报告仔细检查了这些指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使馆人员频繁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有关敏感话题的决定——例如达赖喇嘛或台湾——并且也试图影响中国学生的行为。报告也总结道，只有“极少数”中国学生曾参与类似活动。

　　“钝角网”按：为庆祝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卡特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到19日在亚特兰大举办了纪念大会。来自中美两国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会议专门撰写了论文。 钝角网和卡特中心的《中美印象》将联合陆续发布这批论文。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长久以来，教育关系一直被视为加深和巩固中美关系的因素。如今两国间的广泛联系得益于历史和文化传统，两国政府给予的高度政治支持，以及中国和美国大学的全球化。然而，最近涌现出了对两国关系的批评。名为“美国大学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在美国校园中的有害存在”，或“中国力量‘可能导致全球学术审查危机’”的文章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中国作为一个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国际竞争者出现，激发了这些批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以及美国更加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立场，使两国的教育和政治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美国作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模板，处于中国主要教育和科技合作者的位置。教育关系是两国共同的战略资产，支持着美国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致力于保持教育关系中的诸多积极方面对太平洋两岸都有极大益处。对四十年来双边教育关系投入的回顾说明了这些趋势。

　　教育存在于中美关系的基因里

　　1974年4月，我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等待会见从莫斯科飞来的来自北京的中国地震学代表团。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同意的12次交流之一，在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总理的谈判中确定。美国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几乎不存在。

　　这是我开始在CSCPRC工作后第一次独自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当这个十人委员会下飞机时，我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得到缓解。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长途旅行之后他们都累坏了，连简短的对话都没有。我们在华盛顿五月花宾馆办了入住手续，然后在宾馆高雅、正式的餐厅坐下来吃晚餐。服务慢得可怕，食物不对中国人的口味，而且我感觉每个人都只想回房间睡觉。当服务员询问饭后甜点时我告诉她没人需要饭后甜点。突然，代表团主席顾功叙活跃了起来：他转向女服务生，并用完美的英语说：“我们都要苹果派，流行的苹果派。我为一块苹果派等了三十年了。”僵局终于得以化解。

　　顾功叙是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主任，也曾是庚子赔款学者，1930年代在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和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过。他和更年轻的同事分享了自己的美好回忆。顾功叙这次行程的任务是向美国院校以及美国科学界介绍新一代的中国地球物理学者。

　　这趟行程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台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活跃地震带，“中华民国”在很多赠与代表团的书中被提及，我们需要收回所有的书。还有一次，代表团成员突然站起来并离开了一家丹尼餐馆：因为“中华民国国旗”是该餐馆装饰地垫上的诸多国旗之一。

　　但是我在当时以及后来一次又一次发现的事实是，教育存在于中美关系的基因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绝不会想到他1907年承诺的长期结果：“这个国家应该在每个可行的方面帮助中国人民的教育，从而使广袤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逐渐适应现代状况。”出于对教育目的的考虑，他批准了庚子赔款的减免。清华大学得以建成，为超过1000名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提供赴美国最好大学学习之前的初步培训。他们不仅成为了中国研究和高等教育团体的支柱，其中的很多人，像顾功叙一样，在1970年代仍很活跃，并领导了两国学术联系的复兴。

　　另一个例子是芝加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他于1978年领导了负责就中美教育协定进行谈判的中国代表团，该协定后来成为了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附录第一部分。周培源是中国的资深科学家兼外交家，也是北京大学实际的校长。他为新时期设计的模式是他记忆中曾参与过的——一个分散的、完全开放的、为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奖学金机会的框架。四十年后，在美的中国学生超过35万人，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仅受到兴趣和资助的限制，同样的框架仍处于支配地位。

　　美国和中国政府开放教育大门的初步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来说，这是对毛泽东孤立政策的惊人逆转。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对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敞开教育大门。自从卡特总统回应了来自邓小平的午夜疑问，美国总统们和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就在提倡并促进教育联系。这个疑问由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转述：美国能在六个月内接受五百个学生吗?热爱讲述这个故事的卡特当时的回答是：能送过来多少就送过来多少。1984年，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醒听众，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史密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他颂扬了新一代中国人到“美国学校学习电子工业和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物理学、管理学和人文科学”的益处。十三年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并感谢哈佛大学在十九世纪成为了首先开始接受中国学生的美国学校之一。很多中国官员，包括习近平主席，都将他们的子女送到了著名的美国大学。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美教育关系的历史意义，接下来我将分享自己学习北京协和医学院历史的经验。作为1960年代末越南战争期间的一名研究生，我曾确信美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个计划不周的失败。我在毕业论文中表明洛克菲勒家族和基金会在1917年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典型的美国教育模式显然不适合中国。我的论文题目(以及后来的成书)是“美国移植：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我的目的是表明这个精英科学模式对一个只有少数医生、人均寿命只有30岁、无情的传染病横行的国家来说是个错误。我致力于论证这个美国移植将被所在国家所排斥。

　　我已经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四十年了。确实，存在一段排斥期——特别是1950年代早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但是我同时也发现，美国移植生了根，并成为了现代中国医学的摇篮。通过多年的采访，以及在协和医学院附近王府井的居住经历，我对协和医学院如何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楷模，以及现在仍然排名第一的协和医院如何持续不断地为临床护理树立榜样有了很多的了解。当我写第二本书《石油王子的遗产：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慈善事业》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更重大的结论：“洛克菲勒纵贯整个20世纪的科学议程的核心，是创造一个不为国家或政治边界所限制的科学共同体的目标……与中国分享美国尖端科学，并将中国科学家纳入一个全球科学大家庭。”这个慷慨并有启发性的价值观是理解美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全球吸引力的核心。这是美国软实力的关键。

2014年9月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携其夫人罗斯琳·卡特女士和美国卡特中心人员一行访问复旦大学

　　中国正在显现的教育模式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很可能保持明显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借鉴美国教育模式，开始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广泛改革。中国还对知识产业的实际和制度改造进行了大量投资。虽然仍被顽固的官僚机构所拖累，这些变化的成功是令人惊讶的。不，中国还没有世界级大学，但是中国据此目标越来越近了。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学和教育的目的地。

　　中国的现代科学教育基础设施继承了很多国家的遗产，包括日本、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以及美国。这些都不能全面解释这个制度转变的新时期，这个转变虽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借鉴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以及最近的美国人文科学的模式。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知识制度既缺乏人才也没有目标。院校或是由于将教员、职工以及学生下放至农村而变得空空荡荡，或是由于院校间互相削弱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动荡不已。1970年代中期，我在随美国学术代表团到访中国的旅途中对以上问题有了大致认识。在1975年陪同一个血吸虫病代表团的时候，我们不仅遇到了紧张的教员、空荡荡的实验室，还听到了血吸虫病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根除的明显的假消息。那也是毛主席写下著名诗词 《七律·送瘟神》的原因。

　　1977年夏天，局势几乎没有改变，我陪同的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主席、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主席，以及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主席组成的代表团感到失望，认为不太可能在未来达成有成果的学术对话。然而，我们被介绍给了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的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而且，当我们从广州离开时，中国科学院的同事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 “别担心。邓小平回来了!”

　　也许没有一个中国部门像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一样被邓小平的回归所改造。到1977年，科学和技术现代化已被奉为四个现代化之一。一个在1985年之前发展出高等研究计划的雄心勃勃的八年计划被批准。1978年3月，国家科学大会制定了一个聚焦于农业、能源、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激光、空间科学技术、高能物理以及基因工程的计划。我记得自己读到该会议时强烈的怀疑态度。基因工程、高能物理、材料科学——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肯定不可能在这些前沿领域取得进步!

　　当然，我错了。中国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她可以在科学和技术的前沿领域取得进步。为了达成这样的进步，中国对其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结构进行了复杂的调整。可借鉴的外国模式包括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人文科学教育，以及科学同行评审。

　　美国研究型大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模式的影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面出现。战时政府资助的科学和军事研究主要在政府设施内进行。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政府对科学的资助转移到了大学，极大地放大了美国大学在创造新知识中的作用。综合的美国大学兼备本科教育以及在开放的知识团体中最发达的研究，已经成为强大的全球院校模式。学术自由以及自由教学和发表的权利已成为创新和知识创造的核心。

　　改革开放时期，教育改革将很多中国的核心研究从苏联模式的机构转移到了大学。综合了医学院、建筑、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综合型大学通过合并得以成立。广泛的政府资助通过特殊项目转变了大学校园的样貌。当充足的资助鼓励了很多中国的海外学生回国，高级研究生培养也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标志。

　　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有着新的建筑和校园。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并不局限于硬件。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大学注册人数增加了一倍，合并院校创造了综合性大学，进行了系统化的课程改革，提高了对教员研究和发表的预期，并更加注重国际化。现今的中国有着约2400所高等教育院校，本科注册总人数达到2600万(2017年美国本科注册人数为1700万)。

　　课程改革尤其重要。中国已经远离了苏联模式的有限专家培训，转而适应美国人文科学模式的成份。主要大学创建了一些实验性的人文科学学院。例如，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创建了元培学院，中山大学创建了博雅学院。每个学院都是实验性的两年制人文科学项目，学生有很大的课程选择空间，也可以推迟选择专业。现在，为寻求创新教育，多数中国的核心大学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人文科学课程，为所有学生提供接触广泛课程的机会。复旦大学创建了复旦学院，要求所有的入学本科生达到分配性的要求，还创建了新的跨学科住宿学院。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还没有介绍美国人文科学学习的最重要元素——批判性学习。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从国外回国的教员在中国大学开始任教，中国说教式的死记硬背教学风格也在开始转变。

　　中国大学很注重美国人文科学的早期原则：品格培养。多亏了美国高等教育，现在中国本科教育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品格培养：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越来越被推广。约五年前，在一个关于人文科学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曹丽(音)温和地提醒她的国际同行们，共产主义传统和西方的人文科学传统都将是中国人文科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她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非常重视道德和伦理教育的价值，“这与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关注紧密相连”。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不仅是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它还被视作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建立强有力的社会规范。

　　评价和选择科学研究的模式塑造着知识创造的方向。中国在传统上依赖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指导的科学优先顺序选派。资历、人际关系或关系经常决定着谁的研究项目获得资助。邓小平时代的早期，中国开始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例行的美国同行评审模式感兴趣。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学领袖在创建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时寻求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协助。这真正改变了中国给个人科学家分配国家资助的方式，从以前的依据制度关系遴选，变成依据同行评审遴选。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国务院报告，在运作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然而，2018年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改为向科技部报告。虽然现在判断还太早，但是有人担心它在此之前基于研究价值的资助及其相对独立性可能会被削弱。

　　然而，新兴的中国学术模式虽然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相似，但是并不包括美国所理解的学术自由。在我作为执行副主席搬到昆山，帮助杜克大学建立新的合资大学时，我与中国同行就学术自由进行过很多次对话。教育部批准的杜克-昆山大学指导文件对学术自由的阐述非常明确：大学“应鼓励其教员自由授课、研究及发表文章，举办公开学术讨论，探索新知识，领导和帮助学生拓展他们的视野……”。但是我发现中国教育者们在讨论学术自由时经常对其意义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指的是大学相对于教育部的逐渐增加的自主权，而非单个教员在授课和研究中开放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强化了其对大学团体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在某些情况下致力于将这些控制延伸至外国教员和赴海外留学的中国人。

　　对学术自由的关注是现今中美教育关系面临的很多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很难轻易解决。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对学术自由的支持，这种自由保护个人免受政治报复，并为促进成功的创新建立环境。人们经常假设，除非中国大学接受学术自由这个西方概念，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流大学或创新的引擎。

　　然而，这个被反复强调的概念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被重新解释。在一篇题为“高等教育与威权主义韧性：以中国为例，过去与现在”的带有煽动性的文章里，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伊丽莎白·派瑞认为中国大学可能永远无法发展成独立于国家的，全面促进学术自由的院校。派瑞认为，延续一个世纪以来的旧传统，中国大学更可能与国家发展出一种协作的关系。她指出天安门事件三十年来并未再出现学生抗议，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奖励大学的同时也在保证它们的相对沉默。派瑞还认为，存在于自主权、学术自由和创新之间的美国式联系在中国可能被颠覆。中国可能证明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终究是可以培养创新的。

　　合作、竞争以及意识形态为现今的双边教育关系带来挑战

　　经过四十年的教育联系，特别是两国间学生和学者的大量流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为更广泛的合作做好了准备。这种合作有多种形式，包括合资大学和学位项目、孔子学院，以及进行联合科学研究。现在，上百所美国大学与中国有着研究和交换项目。36个州的80所学院和大学在中国运行着本科学位项目，30所院校提供研究生学位。所有的中国省份和自治区都和美国大学签署了教育协议，并且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之外的所有省份都有联合学位项目。这些各种各样的合作活动表明，虽然文化和大学系统有着不同的体系，个体层面仍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然而，在过去几年，愈发激烈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环境影响了中美两国，对迄今为止两国都视作双边关系最有益的方面造成了挑战。

　　制度合作与教育交流和学生海外学习非常不同。它要求加深专业关系，强化文化纽带，以此作为让步和建立信任的必要条件。必须解决课程标准的差异，教员的角色，以及相对的制度自主性。根据我自己作为杜克-昆山项目执行副主席三年来的经验，我可以为合作的复杂性和挑战作证。昆山市多年来都在寻求世界级大学，它通过提供大多数资金——以及最重要的，使杜克为学术项目和政策负责——吸引了杜克大学。后来成为合作伙伴的武汉大学是中国大学的担保人，促进了中国教育部多项审批政策的通过。从一开始，中国的目标就是在昆山建立一所由杜克大学授予学位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大学。

1979年，清华大学第一批留美访问学者摄于美国

　　从初期构想，到中国教育部和杜克大学教员以及董事会最终批准实施这个构想，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遇到的问题出现在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方面——文化的、制度的和政治的。然而，对所有合作伙伴来说，在中国的土壤上创立一所新大学并克服这些困难的目标是值得的。现在，它包括研究机构、研究生学位以及从2018年开始的创新的四年制本科项目——授予的是杜克大学学位。像美国过去的国际大学一样，这所大学必须厘清与知识分子和围绕学校的政治环境互动的复杂路径。大学的形态毫无疑问会产生变化。而且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人们要记住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以理解这样一个新的混合大学的可能历史走向。

　　对中国来说，其最有雄心的国际合作模式是孔子学院。现在，全世界共有约400所孔子学院，美国有超过100所，其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外国的文化形象。这是个绝妙的模式。协议由大学间签订，接受中国政府的慷概资助，并且每一个学院都设计独特。很多孔子学院为先前不存在中文教育的地方提供中文教育起步资金。很多孔子学院促进院校间的教员和学生交流——其中的一些院校位于两国都欠发达的地区。一些孔子学院侧重于商务中文，促进地区间的商业纽带。一些孔子学院支持在公立高中教授中文。很多孔子学院支持以中文进行的讲座和项目。例如，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经常受到埃默里大学孔子学院的部分赞助。

　　在美国，这些学院开始引发争议，因为它们被视为在美国大学中推广中国政治影响，压制关于中国的不同观点。政治化的具体事例相对较少，多数大学肯定了孔子学院助学金的有用性。但是争论还是使总体项目政治化了。美国国防部2019年授权行动包含了如果一所大学已有孔子学院，将不再为该大学的中文学习提供联邦资助的条款。现在还不清楚多少院校将受到影响。基于目前中文学习资金本已短缺的现状，对美国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项关键语言培训项目的支持。

　　中国宣布的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以及对西方学习价值观反对言辞的增强，都导致了对孔子学院反对意见的加强。这种对中国影响存在于美国大学里的担心被中国学生经受政治压力、在美国校园里成为中国政治发言人的报告所加剧。一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报告仔细检查了这些指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使馆人员频繁试图影响美国大学有关敏感话题的决定——例如达赖喇嘛或台湾——并且也试图影响中国学生的行为。报告也总结道，只有“极少数”中国学生曾参与类似活动。

　　美国大学和民众在这里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挑战。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自然会接受关于他们祖国的各类观点。正如一个中国学生所注意到的：“我喜欢美国。但是我爱中国：她是我的祖国。”我们言论自由的社会允许最多样的观点。我们必须制止给中国学生贴标签的行为。同时，我们必须鼓励美国大学全面执行学术自由的指导方针，使大学远离带有交换条件的资金，或防止其屈服于关于中国的过度压力。

　　中国和美国大学间的紧密合作纽带，以及在美国学习的大量中国学生，使得教育关系在两国之内都成为了政治附带结果的牺牲品。这进一步被美国对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追上自己的恐惧所加剧。的确，中国研究和大学结构的升级，以及对特定领域投入的大量资金，创造了一个接近世界级水平的科学研究团体。这在一些美国圈子中引起了恐慌。一篇最近(2018年7月19日)发表在高等教育界的题为“中国崛起”的文章以这样的声明开头：“美国的研究影响力可能在2020年代中期被赶超。”这个断言被现今中国在SCOPUS索引中发表文章数已经超过美国所佐证。除了论文数量外，这篇文章还引用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被引用频次最高的1%的论文中，中国科学和工程学研究从2000年到2014年增加了不止一倍”，即使这不代表文章质量，也至少明确显示了国际影响力。

　　事实上，教育纽带的最积极结果之一是强势的中国理科学生向美国的稳定流动，以及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和促进两国间科学合作中的角色。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研究生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获得了工程学、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倾向于留在美国。这些学生都经历过相当激烈的竞争，并在美国学生相对较少的学科如鱼得水，因此基于美国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对他们较为开放。他们为美国在STEM领域的人才需求做出了显著贡献。这并没有限制他们对祖国的贡献：远程通信，在中国和国际大学的联合聘任，以及跨太平洋旅行的方便都改变了全球知识创造的环境：国内和国际科学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1983年国庆节, 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现今，正是教育关系的成功使其面临太多的挑战。四十年来，教育范式正如更广泛的关系一样发生了改变。中国急需美国教育协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教员永远是研究合作中高级合伙人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教育在中国，有时也在美国投机，向中国寻求资金。在一个更平等的但是以尊重美国价值观为本的关系中，我们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必须意识到，一场持续否定西方学习教育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运动将迅速破坏双边教育关系，并将显著危害作为国际教育目的地的中国。同时，美国必须持续和具有与我们所不同的特征的中国机构开放合作。我们必须重申，教育关系是一种将两国人民联系起来的文化关系。教育关系也是一种战略关系，它将我们置于中国首要科学和智力合作者的位置。我们紧密的技术关系要求美国格外警惕知识产权或军事科技间谍活动。但是，即使我们面临经济竞争，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存在的前提，即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我记得，中国科学院副主席周光召在中国担心人才外流的高峰时期曾说道：“如果我的学生为祖国做贡献，为培养他们的国家做贡献，并为世界做贡献，我就会很高兴了。”

　　作者为亚洲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董事会秘书、艾格妮丝·斯科特学院荣誉退休校长；原题《中美关系：教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