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资料说：在2018年，盖洛普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美国有47%的人倾向于选一位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这就不禁让我想到学术界一个很有名的桑巴特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

　　桑巴特(1863～1941)，是德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他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由此，提出著名的桑巴特问题。

　　从美国似乎一直缺少社会主义的深厚土壤，到47%的人倾向于选择一位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可以窥测西方社会近些年的某些变化。

　　秦晖教授曾将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概括如下：

　　1、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businesse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2、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丆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所渭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5、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独立的流动性。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6、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如果是这样，那么，时至今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则资料说：在2018年，盖洛普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美国有47%的人倾向于选一位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这就不禁让我想到学术界一个很有名的桑巴特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

　　桑巴特(1863～1941)，是德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他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由此，提出著名的桑巴特问题。

　　从美国似乎一直缺少社会主义的深厚土壤，到47%的人倾向于选择一位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可以窥测西方社会近些年的某些变化。

　　秦晖教授曾将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概括如下：

　　1、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businesse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2、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丆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这—所渭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5、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独立的流动性。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6、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如果是这样，那么，时至今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