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高松机场出来后，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奔波，我终于坐上最后一趟开往津和野的列车。不同于日本新干线的现代与高速，老式的红皮车厢、墨绿色座椅，无不透露着这列火车的年代感。

　　随着窗外的景色逐渐从民宅街景变成漫山红叶与田地，我知道，此行的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津和野，一座只有7000多居民，被群山环绕的小镇。

　　不同于一般的日本乡村，津和野驻扎着一些从大城市移居而来的年轻人。他们中不少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有人曾在东京、京都等地过着白领生活。 2018年11月，在x++间隔游团队的帮助下，我在津和野停留了4天，拜访了当地的移居者，希望能深入了解日本乡村生活的现状，并尝试回答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津和野。

津和野

　　不真实的津和野

　　津和野——这座被称作“山阴小京都”的古老小镇，是日本文豪森鸥外和启蒙思想家西周的故乡，也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旅游观光业而繁荣一时，但之后随着旅游业没落，经济逐年萧条。

　　1960年代开始，日本乡村的年轻人大量涌入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工作。年轻人口的流失使不少乡村面临财政危机、“地方消失”等困境。据《人民日报》报道，日本的民间机构日本创成会议曾在2014年发布报告称，至2040年日本将近半数的地方，年轻女性(20-39岁)人口将减少逾半。更有预测表示，到2040年，全日本将有近900个小镇和村庄“消失”。

　　津和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座街道精致整洁、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小镇上，常年人烟稀少，大部分商店的运营者已年过半百。

　　“很多小店的经营者都是子女在外地工作的老人。一旦他们倒下，店铺也就会跟着倒闭。”此行的日语翻译郭传灏告诉我。

　　为了缓解这些乡村问题，日本政府近些年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倡导年轻人“归隐田园”。比如乡村生活的住宅补贴、“故乡税”制度、免费送房等。这些政策的确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选择从大城市移居乡村的年轻人开始逐年增多，根据日本总务省去年的调查显示，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有42%表示有兴趣移居农村或渔村。

　　初到津和野，看到那些精致的街道和建筑时，我一度怀疑，这里是否真的是乡下。一座不到1万人口的小镇，却有美术馆和民俗资料馆，还会不定期举办展览和音乐会。这让我感到十分不真实。这种不真实感，随着见到越来越多的移居者，在此后几天变得更加强烈。

　　他们中有人出身东京，因为喜欢当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选择留下来从事地方观光业的推广工作;有人曾在联合国实习，感到行政类工作太枯燥，来到津和野创立了自己的野猪肉品牌，还靠一己之力把野猪肉卖到了东京的高档餐厅;还有人毕业于美国名校，出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的不满，入职了津和野当地的高中，领着微薄的薪水，做自己想做的教育创新。

　　津和野的每一个移居者身上，都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几天的探访结束后，我试图将移居者们“选择津和野的理由”进行了归类整理。

　　用故事推广观光

　　这次行程中，宫武优太郎负责了当地的全程接待。

　　宫武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大学毕业后在长野某个乡村旅馆实习的经历，让他爱上了在自然里工作、与朴实的乡村人建立羁绊的感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事向都市人宣传乡村的工作。

　　2015年秋天，宫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津和野，知道了当地一个叫founding base的公司，里面有很多从大城市移居而来的年轻人，从事着地方振兴的工作。

　　“我在那里遇见了很多人，他们都比我厉害，也在这里工作得很开心。”

　　在津和野，founding base 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存在，很多大城市有想法、有志向的年轻人，都通过这个组织与津和野产生了奇妙的联系，比如在当地创立野猪肉品牌的女孩栗原纱希和在当地从事教育创新的牛木力。

　　出于对founding base的喜欢，2016年春天，宫武离开东京，在这家公司的介绍下，成为津和野观光事业的推广员。他开始一家家探访有故事的当地人：古桥酒造家的老板、福田花艺的奶奶……并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进了宣传手册和官方网站里。

　　在津和野两年多的时间里，宫武通过这种方式，与当地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地人来到津和野旅行和生活。如果问他：“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东京的一切来到这里?”他会回答：“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虽然我在这里生活，在别人眼里是‘寄人篱下’，但不管是我成功的地方，还是失败的地方，当地人都会接纳，并给我加油。但在都市的话，谁也不会看我，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宫武说。

　　创新教育的起点

　　津和野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小镇，不论自然资源还是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的开发空间。因此，有不少人来到这里从事历史研究、农林业调研、教育创新等项目。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来到津和野高中做教育创新的牛木力就是其中一个。

　　牛木力在美国读完城市规划的本科后，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迷茫之际，他开始思考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对教育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墨守成规”和“不能和别人不一样”这些日本成人社会的隐形法则，对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他本人，也是这种“法则”的受害者——学生时代，他的哥哥因为在学校不合群，而选择了长期不上学，最终因心理问题自杀。

　　哥哥的去世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他放弃了原本想读的医学专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后，最终转行到教育中来，期望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教育方式，让更多日本学生从“条条框框”中走出来。

　　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牛木力在大学教授的推荐下，根据自己的教育构想，给津和野高中的负责人发了一封邮件，写下了自己关于创新教育的一封企划书。没想到，学校负责人不仅认真读完了所有资料，还做了一些笔记回复了他。

　　“我感到非常吃惊，收到回信的那一刻，我觉得这里就是理想的教育地了。如果我在这里都不能实现我想做的，别的地方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牛木力在津和野当地的高中采用了非常先锋的教育方式给学生上课：带他们去见不同类型的成年人，感受不同职业的生活状态;去农场接触动物，感受自然与生命;还有一些和服时尚课、河川生态调查课等。

　　他希望学生们能通过他设计的这些课程，用自己的五感，去感知这个世界。

　　创业的困境

　　更优的自然环境、更低的生活成本，是一部分日本年轻人选择在乡村创业的原因，而且创业项目多与乡村有关。

　　在津和野的诸多移居者中，野猪女孩栗原纱希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位。她有着光鲜的海外留学背景和联合国工作经验，却在经历日本311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后，决定回国创立自己的野猪肉品牌，重振乡村经济。

　　她在津和野创立了名叫“blue boar”的野猪肉品牌，从逮野猪、杀野猪到野猪肉冷冻和售卖，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

　　反差强烈的身份对比和大胆的做事风格，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有些人支持她，也有人不看好她。即便如此，她还是靠一己之力，把野猪肉销售到了东京的高档餐厅，甚至还被日本的电视台报道过。

　　此次探访栗原纱希的过程中，她面容憔悴、电话不断，说起话来语速飞快，看上去是个被时间追赶的人。

　　当初那个“振兴地方经济”的宏伟目标，在她被卷进创业的漩涡后，成了一个听上去十分遥远的梦想。因为仅仅是忙自己的创业，就已经焦头烂额了。

　　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也没有后路可退的栗原纱希，和大都市的创业者一样，在日本乡村过着争分夺秒的快生活。

　　她在津和野的移居者中，是一抹独特的风景。

　　归隐田园的想象

　　逃离大城市的高压和拥挤，在乡村过归隐田园般的慢生活，可能符合大多数人对移居乡村的想象。

　　在津和野和隔壁的山口县，确实有一群人，无法享受城市生活，而选择了移居乡村。他们曾在大都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发现相比城市的繁华，更喜欢乡村的宁静。

　　北京人郭传灏是此次行程的日文翻译，他曾经按照父亲的想法赴日留学，却在结束学业后，选择了留在津和野附近的县城山口县。初到山口县时，他既不会务农，也没有其他可以生存的技能，只能靠在当地打零工维持生计。

　　后来随着x++间隔游在日本开展，他有了一份日语翻译的工作。在此之前，他还自学了羊毛毡手工，在大山里的一座废弃小学把其中一间教室，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

　　“在日本乡村，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会务农，就需要同时打几份零工生活。这里的人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时常要考虑下个月的收入从哪来。”

　　某次探访完采访对象回去的路上，郭传灏告诉我，移居乡村并不意味着“生存完全没有压力”。移居者如果没有一项即使在乡村生活也可以带来收入的技能，经济上依旧是不稳定的。

　　重振乡村，挣扎还是改革?

　　四天的探访行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乡村生活，给小地方注入新的活力，听上去是一件十分有社会意义的事。那么，日本当地对这种意义又怎么看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位参加x++间隔游团队的团员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大学教授认为，在当事者自己看来，“重振乡村”也许是一件十分热血、有意义的事情，但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在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中挣扎。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的衰落已成定局，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观。

　　另一种说法来自郭传灏，他认为，就像任何一场改革的开始，总有守旧的反对者，也总有乐于尝鲜的支持者。

　　他说，并非所有本地人都支持重建当地经济，甚至有不少当地人认为，从大城市来到乡村生活的移居者，是一些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但在郭传灏看来，那些仍旧在为“重振乡村”而努力的移居者，都是伟大的改革家。

　　他用了“伟大”这个词，着实让我有点惊讶。让我想到日本濑户内海上那些艺术的小岛，在被倍乐生公司邀请的一些艺术家改造前，也濒临消失，这些年却因艺术带动旅游业的发展，重新进入国际视野。

　　“重振乡村”，终究不是仅靠一些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事，但只要还有人在为之付出努力，让越来越多人了解乡村，从而吸引更大的组织和机构介入，也许挽救那些面临“消失”的乡村，也不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事情。

 　　从日本高松机场出来后，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奔波，我终于坐上最后一趟开往津和野的列车。不同于日本新干线的现代与高速，老式的红皮车厢、墨绿色座椅，无不透露着这列火车的年代感。

　　随着窗外的景色逐渐从民宅街景变成漫山红叶与田地，我知道，此行的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津和野，一座只有7000多居民，被群山环绕的小镇。

　　不同于一般的日本乡村，津和野驻扎着一些从大城市移居而来的年轻人。他们中不少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有人曾在东京、京都等地过着白领生活。 2018年11月，在x++间隔游团队的帮助下，我在津和野停留了4天，拜访了当地的移居者，希望能深入了解日本乡村生活的现状，并尝试回答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津和野。

津和野

　　不真实的津和野

　　津和野——这座被称作“山阴小京都”的古老小镇，是日本文豪森鸥外和启蒙思想家西周的故乡，也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旅游观光业而繁荣一时，但之后随着旅游业没落，经济逐年萧条。

　　1960年代开始，日本乡村的年轻人大量涌入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工作。年轻人口的流失使不少乡村面临财政危机、“地方消失”等困境。据《人民日报》报道，日本的民间机构日本创成会议曾在2014年发布报告称，至2040年日本将近半数的地方，年轻女性(20-39岁)人口将减少逾半。更有预测表示，到2040年，全日本将有近900个小镇和村庄“消失”。

　　津和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座街道精致整洁、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小镇上，常年人烟稀少，大部分商店的运营者已年过半百。

　　“很多小店的经营者都是子女在外地工作的老人。一旦他们倒下，店铺也就会跟着倒闭。”此行的日语翻译郭传灏告诉我。

　　为了缓解这些乡村问题，日本政府近些年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倡导年轻人“归隐田园”。比如乡村生活的住宅补贴、“故乡税”制度、免费送房等。这些政策的确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选择从大城市移居乡村的年轻人开始逐年增多，根据日本总务省去年的调查显示，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有42%表示有兴趣移居农村或渔村。

　　初到津和野，看到那些精致的街道和建筑时，我一度怀疑，这里是否真的是乡下。一座不到1万人口的小镇，却有美术馆和民俗资料馆，还会不定期举办展览和音乐会。这让我感到十分不真实。这种不真实感，随着见到越来越多的移居者，在此后几天变得更加强烈。

　　他们中有人出身东京，因为喜欢当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选择留下来从事地方观光业的推广工作;有人曾在联合国实习，感到行政类工作太枯燥，来到津和野创立了自己的野猪肉品牌，还靠一己之力把野猪肉卖到了东京的高档餐厅;还有人毕业于美国名校，出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的不满，入职了津和野当地的高中，领着微薄的薪水，做自己想做的教育创新。

　　津和野的每一个移居者身上，都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几天的探访结束后，我试图将移居者们“选择津和野的理由”进行了归类整理。

　　用故事推广观光

　　这次行程中，宫武优太郎负责了当地的全程接待。

　　宫武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大学毕业后在长野某个乡村旅馆实习的经历，让他爱上了在自然里工作、与朴实的乡村人建立羁绊的感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事向都市人宣传乡村的工作。

　　2015年秋天，宫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津和野，知道了当地一个叫founding base的公司，里面有很多从大城市移居而来的年轻人，从事着地方振兴的工作。

　　“我在那里遇见了很多人，他们都比我厉害，也在这里工作得很开心。”

　　在津和野，founding base 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存在，很多大城市有想法、有志向的年轻人，都通过这个组织与津和野产生了奇妙的联系，比如在当地创立野猪肉品牌的女孩栗原纱希和在当地从事教育创新的牛木力。

　　出于对founding base的喜欢，2016年春天，宫武离开东京，在这家公司的介绍下，成为津和野观光事业的推广员。他开始一家家探访有故事的当地人：古桥酒造家的老板、福田花艺的奶奶……并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进了宣传手册和官方网站里。

　　在津和野两年多的时间里，宫武通过这种方式，与当地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地人来到津和野旅行和生活。如果问他：“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东京的一切来到这里?”他会回答：“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虽然我在这里生活，在别人眼里是‘寄人篱下’，但不管是我成功的地方，还是失败的地方，当地人都会接纳，并给我加油。但在都市的话，谁也不会看我，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宫武说。

　　创新教育的起点

　　津和野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小镇，不论自然资源还是历史文化，都有一定的开发空间。因此，有不少人来到这里从事历史研究、农林业调研、教育创新等项目。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来到津和野高中做教育创新的牛木力就是其中一个。

　　牛木力在美国读完城市规划的本科后，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迷茫之际，他开始思考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对教育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墨守成规”和“不能和别人不一样”这些日本成人社会的隐形法则，对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他本人，也是这种“法则”的受害者——学生时代，他的哥哥因为在学校不合群，而选择了长期不上学，最终因心理问题自杀。

　　哥哥的去世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他放弃了原本想读的医学专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后，最终转行到教育中来，期望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教育方式，让更多日本学生从“条条框框”中走出来。

　　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牛木力在大学教授的推荐下，根据自己的教育构想，给津和野高中的负责人发了一封邮件，写下了自己关于创新教育的一封企划书。没想到，学校负责人不仅认真读完了所有资料，还做了一些笔记回复了他。

　　“我感到非常吃惊，收到回信的那一刻，我觉得这里就是理想的教育地了。如果我在这里都不能实现我想做的，别的地方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牛木力在津和野当地的高中采用了非常先锋的教育方式给学生上课：带他们去见不同类型的成年人，感受不同职业的生活状态;去农场接触动物，感受自然与生命;还有一些和服时尚课、河川生态调查课等。

　　他希望学生们能通过他设计的这些课程，用自己的五感，去感知这个世界。

　　创业的困境

　　更优的自然环境、更低的生活成本，是一部分日本年轻人选择在乡村创业的原因，而且创业项目多与乡村有关。

　　在津和野的诸多移居者中，野猪女孩栗原纱希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位。她有着光鲜的海外留学背景和联合国工作经验，却在经历日本311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后，决定回国创立自己的野猪肉品牌，重振乡村经济。

　　她在津和野创立了名叫“blue boar”的野猪肉品牌，从逮野猪、杀野猪到野猪肉冷冻和售卖，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

　　反差强烈的身份对比和大胆的做事风格，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有些人支持她，也有人不看好她。即便如此，她还是靠一己之力，把野猪肉销售到了东京的高档餐厅，甚至还被日本的电视台报道过。

　　此次探访栗原纱希的过程中，她面容憔悴、电话不断，说起话来语速飞快，看上去是个被时间追赶的人。

　　当初那个“振兴地方经济”的宏伟目标，在她被卷进创业的漩涡后，成了一个听上去十分遥远的梦想。因为仅仅是忙自己的创业，就已经焦头烂额了。

　　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也没有后路可退的栗原纱希，和大都市的创业者一样，在日本乡村过着争分夺秒的快生活。

　　她在津和野的移居者中，是一抹独特的风景。

　　归隐田园的想象

　　逃离大城市的高压和拥挤，在乡村过归隐田园般的慢生活，可能符合大多数人对移居乡村的想象。

　　在津和野和隔壁的山口县，确实有一群人，无法享受城市生活，而选择了移居乡村。他们曾在大都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发现相比城市的繁华，更喜欢乡村的宁静。

　　北京人郭传灏是此次行程的日文翻译，他曾经按照父亲的想法赴日留学，却在结束学业后，选择了留在津和野附近的县城山口县。初到山口县时，他既不会务农，也没有其他可以生存的技能，只能靠在当地打零工维持生计。

　　后来随着x++间隔游在日本开展，他有了一份日语翻译的工作。在此之前，他还自学了羊毛毡手工，在大山里的一座废弃小学把其中一间教室，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

　　“在日本乡村，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会务农，就需要同时打几份零工生活。这里的人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时常要考虑下个月的收入从哪来。”

　　某次探访完采访对象回去的路上，郭传灏告诉我，移居乡村并不意味着“生存完全没有压力”。移居者如果没有一项即使在乡村生活也可以带来收入的技能，经济上依旧是不稳定的。

　　重振乡村，挣扎还是改革?

　　四天的探访行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乡村生活，给小地方注入新的活力，听上去是一件十分有社会意义的事。那么，日本当地对这种意义又怎么看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位参加x++间隔游团队的团员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大学教授认为，在当事者自己看来，“重振乡村”也许是一件十分热血、有意义的事情，但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在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中挣扎。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的衰落已成定局，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观。

　　另一种说法来自郭传灏，他认为，就像任何一场改革的开始，总有守旧的反对者，也总有乐于尝鲜的支持者。

　　他说，并非所有本地人都支持重建当地经济，甚至有不少当地人认为，从大城市来到乡村生活的移居者，是一些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但在郭传灏看来，那些仍旧在为“重振乡村”而努力的移居者，都是伟大的改革家。

　　他用了“伟大”这个词，着实让我有点惊讶。让我想到日本濑户内海上那些艺术的小岛，在被倍乐生公司邀请的一些艺术家改造前，也濒临消失，这些年却因艺术带动旅游业的发展，重新进入国际视野。

　　“重振乡村”，终究不是仅靠一些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事，但只要还有人在为之付出努力，让越来越多人了解乡村，从而吸引更大的组织和机构介入，也许挽救那些面临“消失”的乡村，也不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