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在拉美崛起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以上述五大利益诉求为驱动力实现了在拉美地区的快速崛起，给拉美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虽然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的稳健发展持积极态度，但美国媒体对中拉关系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美国学界总体上也对中国在拉美崛起持消极态度，更多地聚焦并夸大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地缘上的邻近，拉美地区的发展动向总是牵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中拉关系的“火热升温”降低了一些人的“舒适度”，加剧了美国的危机感，惧怕中拉的相互接近会降低拉美对美国的“依附度”，从而使拉美脱离美国的“离心力”增强。美国学界的研究没有回避中国崛起对拉美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拉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和南美地区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对初级商品的巨大需求拉动了拉美国家的出口繁荣，中国成为了拉美经济的“贸易天使”和“发展推手”，中拉合作有利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乔治城大学教授芭芭拉·科茨瓦尔(Barbarar Kotschwar)认为，中囯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使拉美地区的石油与矿产出口国受益，中国企业对拉美能源行业的投资刺激了拉美的经济増长。杜大伟指出，相比于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国的开发性银行的对拉投资策略更加灵活，可以有效降低长期投资风险并纠正市场失灵，有助于拉美经济的复苏;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技术和装备优势，能够有效地帮助拉美弥合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鸿沟”，有利于实现拉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拉美近年来的大宗商品繁荣加剧了其自然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但将其归罪于中国公司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石油、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与西方公司相比，虽然中国公司在减轻其投资对该地区造成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方面的经验不足，但已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采取了相应的缓解措施，这些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尽管如此，美国学界的大量研究仍在片面夸大中国在拉美崛起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认为中拉经济的结构性互补造成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新依赖”。随着中国对拉商业扩张的加剧和拉美囯家寻求区域外合作伙伴的诉求的増强，中拉经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拉贸易关系的繁荣固然带动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这也导致了拉美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中国的进口需求，从而形成了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中拉贸易主要是“产业间”(Inter-industry)贸易，而这种结构性失衡抑制了拉美劳动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在从拉美国家大量获取初级产品的同时，向拉美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这种贸易结构推动了拉美低附加值的大宗商品的出口，使拉美国家更加依赖其第一产业，从而衰竭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美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资源需求，使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而加剧了拉美资源富集国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再初级产品化”(Re-primarization)趋势。研究表明，在1993年到2013年期间，拉美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仅占出口总额的4%，而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却高达40%。由于拉美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对其资源的需求紧密相关，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拉美国家就会更加依赖对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其次，这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商业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在环境层面，由于初级产品—尤其是采掘类大宗商品—比制造业对坏境的影响更大，所以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会产生更大的环境影响。另外，中国的基建项目(譬如大坝、铁路等)给南美一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森林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社会层面，相比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拉美对华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要少。中国在拉美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这势必将总体上弱化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应。然而，波士顿大学教授凯文·盖勒格(Kevin P. Gallagher)认为，尽管拉美为中国主导的商品繁荣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中国不应该因为拉美地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而受到指责。中国在拉美的商业存在利大于弊，从长期看拉美将受益于此。中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重视程度正在迅速提高，他建议中国应保持与东道国的良好关系，减少与海外投资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拉美则应推动合作伙伴的价值多元化，避免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

　　再次，他们认为，中国对拉美的区域外交带来了次区域板块的政治与经济分化。由于其在拉美各国的经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存在不同，中国在中美洲与南美洲北部区域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化性影响。前一区域中的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多个国家是中国的非建交国，因此中国在这一地区“小心翼翼”地开展双边活动，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相比之下，中国与南美洲北部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在南美北部12国中，中国已经在其中的6个国家中超越美国成为其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在拉美地区作为一个“异军突起”的经济活动者，无意中加剧了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与大西洋沿岸的拉美国家之间的分化。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除厄瓜多尔外，通常采取“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导向”政策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例如，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4国于2012年建立了“拉美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该组织与中国在促进贸易、投资保护的合作机制和组织架构等方面形成了共识。与此不同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拉美国家对中国显然采取了“非市场导向”的“保守主义”政策，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审慎态度。例如，巴西、阿根廷通过提高关税等措施试图阻止中国商品的进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以及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巴拉圭等国，它们都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轻视民间资本和市场手段。

　　最后，这些美国学者还认为，中国在拉美的作为带来了不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投资刺激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不断发展壮大，该组织是2004年由委内瑞拉发起建立的一个左翼次地区一体化组织，旨在抵制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到2013年，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的1190亿美元贷款中有75%流人玻利瓦尔联盟国家。美国认为中国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意识形态相近的左翼“反美”国家进行金融支持，毋容置疑地促发了拉美左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拉美左派影响力的上升与中拉关系的发展几乎同步，这一巧合加剧了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忧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拉美最具潜力的购买者、投资者和信贷提供者，而美国却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经济停滞和财政困难，于是许多拉美国家不再将美国看作头号合作者，只将美国视为他们众多合作伙伴中的一员。由此，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拉美的地缘影响力受到巨大冲击。

 　  近年来，美国学界对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中拉的相互接近导致美拉的彼此疏远。出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考量，美国学界将中国进入拉美视为中国“全球崛起”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对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的挑战和破坏。中国经济的崛起之势与美国国力的相对衰弱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对中国的猜忌和顾虑。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在拉美的角色定位、利益诉求以及战略影响，并从美囯的角度提出了制衡和防范中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层对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下简称“拉美”)的频繁访问，中国与拉美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持续升温。美国向来将拉美地区视为其传统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在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和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引发了美国学界的顾虑和猜忌，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威胁美国后院”，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权。美国学界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在拉美的角色定位、利益诉求和战略影响?又将如何应对中拉关系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本文将聚焦上述问题，梳理和剖析美国学界对中拉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在拉美的角色定位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将“走出去”战略正式纳入“十五”规划，标志着中拉关系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中拉关系驶入“快车道”。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各国高层互访和多边外交互动愈加频繁，中拉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均呈指数型增长，中拉全方位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在拉美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在拉美究竟扮演着何种性质的角色，美国学界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在拉美是“破坏性崛起”，另一派认为中国在拉美是“建设性崛起”。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折射出美国舆论生态中的不同思维。

　　美国学界的“鹰派”观点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崛起是“破坏性崛起”，中国是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首先，该种论调认为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接触政策“逆转”了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侵蚀”了拉美地区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治理结构，助长了左派“民粹主义”政权的壮大与存续。由于拉美地区一些左翼政权执政的国家日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对拉美国家内政的肆意干预，美国将这些左翼国家视为“反美”国家，认为中国有意在拉美“扶植”地区“代理人”，打压“亲美党派”的影响力。一些美国学者将中国向拉美左翼国家提供开发性金融信贷的目的曲解为支持左翼政权领导人的竞选活动，以推动地区内的“脱美化”趋势。例如，在2012年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前，中国曾向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政府提供40亿美元的金融信贷以帮助委内瑞拉修建住房、改善民生，美国将其肆意歪曲为中国刻意扶植查韦斯政府，提供“竞选献金”以帮助其赢得选举。

　　其次，鹰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拉美扮演着“屏风”的角色，试图将美国隔绝在拉美地区之外，对地区内出现的“去美国化”趋势推波助澜。拉美是启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较早的地区之一，二战后陆续成立了数量众多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但始终未能实现地区的“大一统”。2011年12月，拉美地区33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宣布成立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下简称“拉共体”)，旨在深化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建设，制定地区统一发展议程，并在涉拉重大问题上进行共同立场协调，对外发出“拉美声音”。拉共体是首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拉美区域组织，美国认为中国是推动该组织创立的“幕后推手”，旨在替代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OAS)。2015年，中国与拉共体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拉论坛，但并没有邀请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埃文·埃利斯(Evan Ellis)在众议院的证词陈述中指出，拉共体的建立是在“挖美国墙角”，中国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常任观察员国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正式成员国，而美国却被中国倡议下建立的“拉共体”排挤在外，意在让美国和加拿大无法在西半球发声。

　　最后，该派观点还认为，中国在拉美的一切行为都服务于加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领导力这一大的战略目标，是对当前美国主导的西半球国际秩序的挑战和破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是“零和竞争”，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渗透”填补了美国留下的空白，中国在拉美的政治和外交存在削弱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S McCain)认为，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伊拉克和中东反恐事务的密集介入使美国在拉美处于“缺席”状态，而中国则在此期间“趁虚而入”，积极接触拉美地区，填补了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在亚太地区构建军事同盟体系遏制中国，中美地缘竞争态势日趋严峻。为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中国积极发展同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寻求对美国遏制政策的对冲和反制。乔治城大学教授贡左洛·帕斯(Gonzalo Paz)直指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在战略与安全层面，美国学者信奉“中国威胁论”，对中拉经济关系的发展衍生出来的“杠杆效应”深怀戒备，深恐中国会利用拉美作为“战略杠杆”来迫使美国在亚洲事务上作出让步。中拉关系的不断发展正在使美国感到与日倶增的压力，美国惧怕在“自家后院”制定的地区性制度和规范将会由于中国的进入而被改写。

　　二、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诉求

　　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诉求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拓展，是驱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诉求涵盖“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从拉美获取能源和资源利益。中国崛起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和资源瓶颈，获取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确保战略性资源的供应安全是中国加强与拉美经济关系的原动力。新世纪以来，中拉双边贸易快速攀升。拉美如今已成为中国农产品、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主要采购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设立的“资源开发基金”、“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等都是增强其在拉美的资源获取能力的手段和工具，而中国提出修建的“两洋铁路”、尼加拉瓜大运河等基础设施也都带有鲜明的资源获取意图。

　　第二，寻求拉美作为出口和投资的新兴市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而拉美地域广袤、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工业化水平不高，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此，中国在从拉美获取原材料的同时，向拉美出口大量的工业产品，拉美成为中国产品的新兴消费市场。此外，拉美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是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战略支撑点。截至2010年，中国在拉美地区已经投入超过1千亿美元。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拉美市场，进行中拉产能对接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此外，中国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贸易和投资成为驱动中拉经济合作的两大支轴，推动中拉合作的纵深发展。

　　第三，借重拉美作为多边外交博弈中的支持力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拉美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拉美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拉美是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性大国对该地区的外交争夺日趋激烈。在涉及联合国改革、气候谈判、金融体系改革、网络安全、人权议题等国际制度的博弈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上，拉美都是中国外交争取的关键对象。在中国的主权维护问题上，中拉外交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尤为突出。目前，在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台湾仍有17个“邦交国”，而其中拉美地区就有10个，占据了“半壁江山”以上。因而，拉美地区也是两岸在对外关系领域博弈的重镇和主战场。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中国希望借助拉美的外交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第四，拓展中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有美国学者按照惯有的“冷战思维”逻辑，认为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超级大国”，它必然试图与美国展开战略联盟竞争，以制衡美国。目前，中国已与巴西(1993)、委内瑞拉(2001)、墨西哥(2003)、阿根廷(2004)、秘鲁(2008)、智利(2012)、哥斯达黎加(2015)和厄瓜多尔(2015)低调地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避免激怒在该地区长期建立了“势力范围”的美国，这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在发展中拉战略关系时的“良苦用心”。美国学者认为，在经贸纽带之外，中国发展与拉美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还需要通过军事交流、军品销售或捐赠等手段来维系和拓展共同的安全利益。此外，中国在该地区(如海地)的维和行动、人道医疗救助等活动也在增加，中国还与拉美一些国家在军方人员的交流和训练方面展开合作。中国日益成为拉美国家的战略和军事合作伙伴，这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

　　第五，提升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尽管中拉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仍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披露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即使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相比于美国，中国在拉美人眼中的形象总体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I. Dominguez)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未能直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并未因中拉经济关系的密切而表现出“亲华”偏好。尽管新世纪以来中拉之间的贸易额不断攀升，但与1990年代相比，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虽然拉美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同度不断上升，但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认同度仍不算高。为此，中国采取开设海外孔子学院和设立中拉人文交流机制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软实力，进而增强地区影响力。美国学界对此的看法较为温和，认为这些举措除了能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还能为拉美国家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中国在拉美崛起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以上述五大利益诉求为驱动力实现了在拉美地区的快速崛起，给拉美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虽然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的稳健发展持积极态度，但美国媒体对中拉关系的负面报道比比皆是，美国学界总体上也对中国在拉美崛起持消极态度，更多地聚焦并夸大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地缘上的邻近，拉美地区的发展动向总是牵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中拉关系的“火热升温”降低了一些人的“舒适度”，加剧了美国的危机感，惧怕中拉的相互接近会降低拉美对美国的“依附度”，从而使拉美脱离美国的“离心力”增强。美国学界的研究没有回避中国崛起对拉美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拉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和南美地区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对初级商品的巨大需求拉动了拉美国家的出口繁荣，中国成为了拉美经济的“贸易天使”和“发展推手”，中拉合作有利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乔治城大学教授芭芭拉·科茨瓦尔(Barbarar Kotschwar)认为，中囯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使拉美地区的石油与矿产出口国受益，中国企业对拉美能源行业的投资刺激了拉美的经济増长。杜大伟指出，相比于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国的开发性银行的对拉投资策略更加灵活，可以有效降低长期投资风险并纠正市场失灵，有助于拉美经济的复苏;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技术和装备优势，能够有效地帮助拉美弥合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鸿沟”，有利于实现拉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拉美近年来的大宗商品繁荣加剧了其自然环境退化和社会冲突，但将其归罪于中国公司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石油、采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与西方公司相比，虽然中国公司在减轻其投资对该地区造成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方面的经验不足，但已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采取了相应的缓解措施，这些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尽管如此，美国学界的大量研究仍在片面夸大中国在拉美崛起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认为中拉经济的结构性互补造成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新依赖”。随着中国对拉商业扩张的加剧和拉美囯家寻求区域外合作伙伴的诉求的増强，中拉经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拉贸易关系的繁荣固然带动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这也导致了拉美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中国的进口需求，从而形成了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中拉贸易主要是“产业间”(Inter-industry)贸易，而这种结构性失衡抑制了拉美劳动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在从拉美国家大量获取初级产品的同时，向拉美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这种贸易结构推动了拉美低附加值的大宗商品的出口，使拉美国家更加依赖其第一产业，从而衰竭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美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资源需求，使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而加剧了拉美资源富集国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再初级产品化”(Re-primarization)趋势。研究表明，在1993年到2013年期间，拉美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仅占出口总额的4%，而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却高达40%。由于拉美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对其资源的需求紧密相关，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拉美国家就会更加依赖对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其次，这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商业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在环境层面，由于初级产品—尤其是采掘类大宗商品—比制造业对坏境的影响更大，所以拉美对中国的出口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会产生更大的环境影响。另外，中国的基建项目(譬如大坝、铁路等)给南美一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森林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在社会层面，相比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拉美对华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要少。中国在拉美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增长，这势必将总体上弱化出口对就业的拉动效应。然而，波士顿大学教授凯文·盖勒格(Kevin P. Gallagher)认为，尽管拉美为中国主导的商品繁荣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中国不应该因为拉美地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而受到指责。中国在拉美的商业存在利大于弊，从长期看拉美将受益于此。中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重视程度正在迅速提高，他建议中国应保持与东道国的良好关系，减少与海外投资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拉美则应推动合作伙伴的价值多元化，避免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

　　再次，他们认为，中国对拉美的区域外交带来了次区域板块的政治与经济分化。由于其在拉美各国的经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存在不同，中国在中美洲与南美洲北部区域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化性影响。前一区域中的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多个国家是中国的非建交国，因此中国在这一地区“小心翼翼”地开展双边活动，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相比之下，中国与南美洲北部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在南美北部12国中，中国已经在其中的6个国家中超越美国成为其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在拉美地区作为一个“异军突起”的经济活动者，无意中加剧了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与大西洋沿岸的拉美国家之间的分化。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除厄瓜多尔外，通常采取“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导向”政策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例如，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4国于2012年建立了“拉美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该组织与中国在促进贸易、投资保护的合作机制和组织架构等方面形成了共识。与此不同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拉美国家对中国显然采取了“非市场导向”的“保守主义”政策，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审慎态度。例如，巴西、阿根廷通过提高关税等措施试图阻止中国商品的进入;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以及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巴拉圭等国，它们都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轻视民间资本和市场手段。

　　最后，这些美国学者还认为，中国在拉美的作为带来了不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投资刺激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不断发展壮大，该组织是2004年由委内瑞拉发起建立的一个左翼次地区一体化组织，旨在抵制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从2005年到2013年，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的1190亿美元贷款中有75%流人玻利瓦尔联盟国家。美国认为中国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意识形态相近的左翼“反美”国家进行金融支持，毋容置疑地促发了拉美左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拉美左派影响力的上升与中拉关系的发展几乎同步，这一巧合加剧了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忧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拉美最具潜力的购买者、投资者和信贷提供者，而美国却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经济停滞和财政困难，于是许多拉美国家不再将美国看作头号合作者，只将美国视为他们众多合作伙伴中的一员。由此，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拉美的地缘影响力受到巨大冲击。

　　四、美国的应对之策

　　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日盛，美国认为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态势也日益凸显。美国学界对中国参与拉美事务的一举一动都抱有紧张和焦虑情绪，他们既不可能对这一“威胁”美国战略地位的态势安之若素，也不能将直接或间接的竞争状态升级为正面冲突甚至是敌对状态。美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第一，在总体策略上，美国应因势诱导，化解“中国威胁”。一方面，美国不应寻求刻意阻断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以免拉美国家滋生反美情绪;另一方面，美国对同处西半球的拉美国家负有责任，应采取措施帮助拉美国家在与中国接触时谋取利益的最大化，确保在价值观念上拉美国家与美国倡导的民主、发展和良治的目标相一致。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Roberta S Jacobson)在2013年11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对中国媒体坦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参与，在正确的情况下，绝对是一件好事。”此外，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致美洲国家组织的讲话中宣布“门罗主义”已寿终正寝，声称美国尊重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似乎在向拉美传达美国不会干预西半球政治经济事务的信息。

　　第二，在经济层面，美国应顺势而为，主动将中拉经贸关系纳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关系”(Trans-Pacific Regime)框架之中。经济领域是中国参与拉美事务的最关键的领域，“经济渗透”是中国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基石。尽管如此，美国依旧毫无疑问是拉美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伙伴。2016年，中拉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足10%，而美拉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超过20%。同年，在拉美地区的全球进出口贸易中，中国占比约12%，而美国占比则达到了42.7%。虽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但仍大幅落后于美国。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计划，但美国学界仍坚定地认为，既然无法将中国隔绝在西半球之外，便应将中国纳人美国主导的更广泛的战略性“跨太平洋关系”框架之内，把太平洋另一边的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也融人进来，积极推动共同利益的扩大与价值观的共享。此外，美国还应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建立“美洲新秩序”，以稳固“西半球霸权”，对拉美进行经济上的拉拢不失为抗衡中国“经济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三，在政治层面，美国应重申《美洲民主宪章》的内容，促进西半球的发展和繁荣。尽管中拉经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渗透”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有美国学者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对拉美日益紧密的“经济攻势”未能在政治领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对该地区政治体系产生的影响力未能达到中国政府的预期。在经济崛起转化为政治崛起之前，美国应对中国予以制衡，《美洲民主宪章》便是可以遵循的“路线图”。该宪章强调“尊重法治、人权，巩固地区民主”，是“美洲国家组织”促进西半球民主的行动指南。然而，随着拉共体的发展，来自拉美的反对声愈加强烈。为了避免《美洲民主宪章》成为一纸空文，美国应加大“美洲国家组织”对美洲国家的约束力，以抵御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

　　第四，在外交层面，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抵消中国对拉外交攻势的“负面”影响。虽然拉美在中国的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中国对拉开展外交攻势不得不顾及美国的反应。为此，在认知层面，美国应加强对中拉关系的研究。一是在美国国会、商务部和国务院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定期全面地评估中国在拉美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对中美拉三边关系互动进行研究。二是资助设立美国、拉美与中国三边交流平台，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并在美国大学设立促进亚洲学生与拉美学生进行互动的奖学金。三是支持私人学术机构和智库的创立，促进美国对中国全球崛起尤其是在拉美崛起的深人了解。

　　第五，在军事安全层面，美国应密切关注中国在拉美的军事活动，并加强与拉美的安全合作。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商业利益往来，美国与拉美息息相关，拉美的稳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由此，即便中国对拉的军售物资和军事援助有利于帮助拉美国家打击有组织犯罪，美国也应时刻保持警觉，不仅要将中国在拉美的军事活动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应向中国施压，以敦促中国提高其在西半球的活动的透明度。在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军事合作中，加勒比国家的地缘邻近性、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稳定性使其对美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2010年，美国发布《加勒比海安全倡议》(CBSI)，作为加勒比地区安全战略的支柱，以合作处理加勒比国家面临的暴力持枪犯罪、非法跨境贩毒等严重威胁，从而提高公共安全和保障。同时，美国应扩大和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以确保美国始终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在资金上，美国应加大对专业军事教育培训机构的投入;在战区平台上，美国应利用北美司令部和南美司令部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军事交流机制。

　　五、结语

　　通过对美国学界中拉关系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总体而言，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在美洲地区的地缘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一方面，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对中国在拉美的崛起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参与是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的挑战以及对西半球秩序的破坏。美国以“零和竞争”、“霸权稳定论”及“中国威胁论”的视角观察中国对拉美的经济外交和中拉伙伴关系，未能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无法度量中拉合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近年美国学界也开始接受和认可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但是提出美国应发挥作用，对中拉关系实施“监护”，并予以引导和管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存在有利于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在不挑战美国西半球霸权秩序的前提下，美国应当对此加以尊重与支持。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张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