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贾瑞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第一步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和特点的环境下，对部分植物、动物的驯化。率先驯化成功的人类，便能摆脱原始落后的窘境，搭上文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却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数万年前一样，率先驯化成功的国家，便彻底摆脱了专制、野蛮和动荡，从而走向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当今世界，唯有英美为代表的“限政秩序”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从而走出了专制政体所带来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

　　从边陲小岛，到大不列颠

　　最早驯服统治者的，是英国。

　　11世纪，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王权非常强大，不仅长期与英国人民处干对立地位，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也是互相对立的。

　　国王经常横征暴敛，对民众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断没收贵族的土地。引发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

　　终于，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共同联合起来，逼迫国王签下了《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大宪章

　　虽然《大宪章》是英国驯化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并没有调解国王和贵族的矛盾，甚至还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此后，英国开始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动荡战争。

　　为了彻底终止战乱，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宫廷政变，邀请在海外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此为对价，让二人签下了《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条款，使得君王从此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诞生了。

　　此后，英国议会不断完善代议制，通过议会立法来制约王室权力，在贵族和大商人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此后，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英国加入大西洋贸易后，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随着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因此，工业革命也率先在英国爆发。

　　最终，英国也在18世纪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

　　第二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是美国。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独立宣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是美国文明兴起的开端，也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里程碑，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并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让美国政治成为一种多中心、网状的权力结构，保证美国既免于多数人的暴政，也免于少数人的独裁。

　　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政府不断完善了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权、技术专利等进行了保护。此后，美国经济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和更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并带领资本主义阵营打赢了冷战。从此，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英美成功的历史经验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英美历史后，总结出了，英美两国的成功，其根源在于：

　　首先，两国都是先进行制度转型，建立有限政府，再发展经济。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其次，都是观念现行，在英国，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观念占据了主流地位，所以才有了“光荣革命”这样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而打破了“革命——暴君——再革命”的历史循环。而在美国，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影响深远，成为美国立法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基石。

　　最后，由于“限政”机制，使政府对限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经济才能蓬勃发展，才会有英美的经济大发展。

　　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辛历程

　　虽然，中华文明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驯化统治者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建树。导致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难以跳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中国是不幸的。然而更不幸的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限政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乌托邦主义”的苏俄，随后，统治者非但没有被驯化，反而愈发强大!

　　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1980年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改革开放。

　　开放后的中国，再一次踏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此时，该如何学习西方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马立诚在《中国最近四十年社会思潮》一书中写道，左派、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继续学习西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和盲目学习西方所带来的。他们鼓吹“中国奇迹”，拒绝制度转型，并大力宣扬“中国模式”。

　　而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彻底造成的，由于没有制度转型，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猖獗，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瓜分社会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他们主张，深入学习英美的“限政模式”，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就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深入研究英美限政，以及大量后发国家经济史后，客观冷静地提出：“国家进步没有捷径，任何后发国家，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停止学习西方，不改变错误的观念，拒绝制度转型，那么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只是饮鸩止渴，它会形成国家机会主义的路径依赖......这将是一种致命的诅咒!”

　　可惜的是，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屡屡遭到打压，当他回武汉大学讲学时，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了监视。他不得不移居澳洲。

　　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不幸的是，2004年，杨小凯罹患癌症去世。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也不会轻易被改变。当下中国正遭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了杨小凯20年前的警醒，他关于国家转型的思想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和讨论;他的“后发劣势”理论也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跳出历史循环”的契机。

 　　著名学者贾瑞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第一步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和特点的环境下，对部分植物、动物的驯化。率先驯化成功的人类，便能摆脱原始落后的窘境，搭上文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却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数万年前一样，率先驯化成功的国家，便彻底摆脱了专制、野蛮和动荡，从而走向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当今世界，唯有英美为代表的“限政秩序”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从而走出了专制政体所带来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

　　从边陲小岛，到大不列颠

　　最早驯服统治者的，是英国。

　　11世纪，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王权非常强大，不仅长期与英国人民处干对立地位，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也是互相对立的。

　　国王经常横征暴敛，对民众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断没收贵族的土地。引发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

　　终于，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共同联合起来，逼迫国王签下了《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大宪章

　　虽然《大宪章》是英国驯化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并没有调解国王和贵族的矛盾，甚至还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此后，英国开始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动荡战争。

　　为了彻底终止战乱，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宫廷政变，邀请在海外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此为对价，让二人签下了《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条款，使得君王从此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诞生了。

　　此后，英国议会不断完善代议制，通过议会立法来制约王室权力，在贵族和大商人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此后，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英国加入大西洋贸易后，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随着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因此，工业革命也率先在英国爆发。

　　最终，英国也在18世纪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

　　第二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是美国。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独立宣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是美国文明兴起的开端，也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里程碑，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并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让美国政治成为一种多中心、网状的权力结构，保证美国既免于多数人的暴政，也免于少数人的独裁。

　　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政府不断完善了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权、技术专利等进行了保护。此后，美国经济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和更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并带领资本主义阵营打赢了冷战。从此，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英美成功的历史经验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英美历史后，总结出了，英美两国的成功，其根源在于：

　　首先，两国都是先进行制度转型，建立有限政府，再发展经济。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其次，都是观念现行，在英国，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观念占据了主流地位，所以才有了“光荣革命”这样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而打破了“革命——暴君——再革命”的历史循环。而在美国，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影响深远，成为美国立法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基石。

　　最后，由于“限政”机制，使政府对限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经济才能蓬勃发展，才会有英美的经济大发展。

　　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辛历程

　　虽然，中华文明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驯化统治者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建树。导致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难以跳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中国是不幸的。然而更不幸的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限政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乌托邦主义”的苏俄，随后，统治者非但没有被驯化，反而愈发强大!

　　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1980年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改革开放。

　　开放后的中国，再一次踏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此时，该如何学习西方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马立诚在《中国最近四十年社会思潮》一书中写道，左派、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继续学习西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和盲目学习西方所带来的。他们鼓吹“中国奇迹”，拒绝制度转型，并大力宣扬“中国模式”。

　　而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彻底造成的，由于没有制度转型，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猖獗，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瓜分社会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他们主张，深入学习英美的“限政模式”，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就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深入研究英美限政，以及大量后发国家经济史后，客观冷静地提出：“国家进步没有捷径，任何后发国家，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停止学习西方，不改变错误的观念，拒绝制度转型，那么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只是饮鸩止渴，它会形成国家机会主义的路径依赖......这将是一种致命的诅咒!”

　　可惜的是，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屡屡遭到打压，当他回武汉大学讲学时，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了监视。他不得不移居澳洲。

　　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不幸的是，2004年，杨小凯罹患癌症去世。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也不会轻易被改变。当下中国正遭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了杨小凯20年前的警醒，他关于国家转型的思想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和讨论;他的“后发劣势”理论也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跳出历史循环”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