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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英美两国的长治久安从何而来?

关键词:

来源:先知书店 2019-01-16 10:17:12

杨小凯:英美两国的长治久安从何而来?

作者:杨小凯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著名学者贾瑞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第一步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和特点的环境下,对部分植物、动物的驯化。率先驯化成功的人类,便能摆脱原始落后的窘境,搭上文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却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数万年前一样,率先驯化成功的国家,便彻底摆脱了专制、野蛮和动荡,从而走向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当今世界,唯有英美为代表的“限政秩序”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从而走出了专制政体所带来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

  从边陲小岛,到大不列颠

  最早驯服统治者的,是英国。

  11世纪,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王权非常强大,不仅长期与英国人民处干对立地位,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也是互相对立的。

  国王经常横征暴敛,对民众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断没收贵族的土地。引发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

  终于,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共同联合起来,逼迫国王签下了《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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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

  虽然《大宪章》是英国驯化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并没有调解国王和贵族的矛盾,甚至还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此后,英国开始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动荡战争。

  为了彻底终止战乱,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宫廷政变,邀请在海外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此为对价,让二人签下了《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条款,使得君王从此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诞生了。

  此后,英国议会不断完善代议制,通过议会立法来制约王室权力,在贵族和大商人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此后,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英国加入大西洋贸易后,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随着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因此,工业革命也率先在英国爆发。

  最终,英国也在18世纪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

  第二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是美国。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独立宣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是美国文明兴起的开端,也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里程碑,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并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让美国政治成为一种多中心、网状的权力结构,保证美国既免于多数人的暴政,也免于少数人的独裁。

  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政府不断完善了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权、技术专利等进行了保护。此后,美国经济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和更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并带领资本主义阵营打赢了冷战。从此,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英美成功的历史经验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英美历史后,总结出了,英美两国的成功,其根源在于:

  首先,两国都是先进行制度转型,建立有限政府,再发展经济。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其次,都是观念现行,在英国,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观念占据了主流地位,所以才有了“光荣革命”这样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而打破了“革命——暴君——再革命”的历史循环。而在美国,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影响深远,成为美国立法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基石。

  最后,由于“限政”机制,使政府对限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经济才能蓬勃发展,才会有英美的经济大发展。

  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辛历程

  虽然,中华文明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驯化统治者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建树。导致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难以跳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中国是不幸的。然而更不幸的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限政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乌托邦主义”的苏俄,随后,统治者非但没有被驯化,反而愈发强大!

  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1980年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改革开放。

  开放后的中国,再一次踏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此时,该如何学习西方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马立诚在《中国最近四十年社会思潮》一书中写道,左派、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继续学习西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和盲目学习西方所带来的。他们鼓吹“中国奇迹”,拒绝制度转型,并大力宣扬“中国模式”。

  而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彻底造成的,由于没有制度转型,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猖獗,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瓜分社会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他们主张,深入学习英美的“限政模式”,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就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深入研究英美限政,以及大量后发国家经济史后,客观冷静地提出:“国家进步没有捷径,任何后发国家,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停止学习西方,不改变错误的观念,拒绝制度转型,那么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只是饮鸩止渴,它会形成国家机会主义的路径依赖......这将是一种致命的诅咒!”

  可惜的是,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屡屡遭到打压,当他回武汉大学讲学时,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了监视。他不得不移居澳洲。

  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不幸的是,2004年,杨小凯罹患癌症去世。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也不会轻易被改变。当下中国正遭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了杨小凯20年前的警醒,他关于国家转型的思想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和讨论;他的“后发劣势”理论也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跳出历史循环”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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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英美两国的长治久安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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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先知书店 2019-01-16 10:17:12

杨小凯:英美两国的长治久安从何而来?

作者:杨小凯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著名学者贾瑞德·戴蒙德在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第一步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和特点的环境下,对部分植物、动物的驯化。率先驯化成功的人类,便能摆脱原始落后的窘境,搭上文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却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数万年前一样,率先驯化成功的国家,便彻底摆脱了专制、野蛮和动荡,从而走向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康庄大道。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当今世界,唯有英美为代表的“限政秩序”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从而走出了专制政体所带来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

  从边陲小岛,到大不列颠

  最早驯服统治者的,是英国。

  11世纪,征服者威廉建立了诺曼底王朝,王权非常强大,不仅长期与英国人民处干对立地位,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也是互相对立的。

  国王经常横征暴敛,对民众征收高额的赋税,还不断没收贵族的土地。引发全国上下的普遍不满。

  终于,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共同联合起来,逼迫国王签下了《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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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

  虽然《大宪章》是英国驯化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并没有调解国王和贵族的矛盾,甚至还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此后,英国开始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动荡战争。

  为了彻底终止战乱,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发动宫廷政变,邀请在海外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此为对价,让二人签下了《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条款,使得君王从此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诞生了。

  此后,英国议会不断完善代议制,通过议会立法来制约王室权力,在贵族和大商人的主导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

  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英国的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可以自动注册,不需政府事先批准,民间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精神保护个人财产权,等等,王室受到限制,被称为“王在法下”。

  此后,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英国加入大西洋贸易后,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国有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私人贸易公司从大西洋贸易中大发横财。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财富阶层比旧有的土地贵族有更大的影响力,社会中的新富群体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各阶层有了很大的流动性。随着社会流动性变强,各种思想、各种创新发明不断涌现。因此,工业革命也率先在英国爆发。

  最终,英国也在18世纪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

  第二个成功驯化统治者的国家,是美国。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独立宣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是美国文明兴起的开端,也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里程碑,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并通过了《美国联邦宪法》,完美践行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限政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马歇尔大法官的抗争,首次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居于同等地位;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地方自治,甚至比美国的历史更加久远——各邦(state,常译为“州”)在创立之初,就已经是民众合法持枪的独立国家了。

  这些分权、法治措施,都致力于防范强大的政府。在这套体制之下,政府处于“法无许可皆不可”的地位,而民众则是“法无许可皆可”——美国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让美国政治成为一种多中心、网状的权力结构,保证美国既免于多数人的暴政,也免于少数人的独裁。

  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政府不断完善了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权、技术专利等进行了保护。此后,美国经济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和更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自由世界的领袖,并带领资本主义阵营打赢了冷战。从此,便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英美成功的历史经验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研究英美历史后,总结出了,英美两国的成功,其根源在于:

  首先,两国都是先进行制度转型,建立有限政府,再发展经济。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其次,都是观念现行,在英国,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观念占据了主流地位,所以才有了“光荣革命”这样的渐进式的改革,从而打破了“革命——暴君——再革命”的历史循环。而在美国,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影响深远,成为美国立法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基石。

  最后,由于“限政”机制,使政府对限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经济才能蓬勃发展,才会有英美的经济大发展。

  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辛历程

  虽然,中华文明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但是,在驯化统治者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建树。导致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难以跳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中国是不幸的。然而更不幸的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真正“开眼看世界”时,能接触的,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很快,中国学习启蒙的对象就从崇尚“限政主义”的英美转向了崇尚“乌托邦主义”的苏俄,随后,统治者非但没有被驯化,反而愈发强大!

  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洗礼之后,1980年之后,中国再次迎来了改革开放。

  开放后的中国,再一次踏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此时,该如何学习西方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马立诚在《中国最近四十年社会思潮》一书中写道,左派、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再继续学习西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和盲目学习西方所带来的。他们鼓吹“中国奇迹”,拒绝制度转型,并大力宣扬“中国模式”。

  而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彻底造成的,由于没有制度转型,没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猖獗,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瓜分社会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他们主张,深入学习英美的“限政模式”,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就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深入研究英美限政,以及大量后发国家经济史后,客观冷静地提出:“国家进步没有捷径,任何后发国家,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停止学习西方,不改变错误的观念,拒绝制度转型,那么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只是饮鸩止渴,它会形成国家机会主义的路径依赖......这将是一种致命的诅咒!”

  可惜的是,杨小凯的观点在当时根本无人问津,甚至屡屡遭到打压,当他回武汉大学讲学时,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了监视。他不得不移居澳洲。

  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不幸的是,2004年,杨小凯罹患癌症去世。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真理也不会轻易被改变。当下中国正遭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了杨小凯20年前的警醒,他关于国家转型的思想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和讨论;他的“后发劣势”理论也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历史已经无法假设,正如苦难的中国总是错过的一个个选择与机遇。世间已无杨小凯,一直苦苦追赶世界脚步而不得的中国,在不经意间,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跳出历史循环”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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