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新现实。正视和精准理解这一背景，理性客观地做出决策，对于有建设性地塑造中美关系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1

　　如何理解美国眼中所谓对华“战略竞争”?

　　竞争一词是2017年底以来美国陆续出台的几大战略报告及对华政策讲话中的标识性词汇。而其中《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导美国外交及对华政策的统领性文件。这一报告以中国为首要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rival、adversary三词交互使用)贯彻美国整体战略，折射出美国整体的战略处境。它所提供的是一种范式转变，体现出美国对自身政策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华政策的转变。

　　《国家安全战略》以“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为开篇，称上个世纪早期的大国竞争回来了。《国防战略》则提出大国竞争替代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这些文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过去美国多年所抱有的乐观、自满情绪的批评，指出与此同时，中俄却重新确立其全球影响，侵蚀美国的领导力，试图主导国际秩序。未来这种竞争将是输赢之争，美国必须把“失去的平衡”扭转过来。

　　第二个反思是痛斥接触的失败。美国过去20多年一直假设，与对手进行接触、包容其发展、促其融入国际机制与全球商业，可以使其成为善意行为者、可靠的伙伴。但这些国家如今“歪曲”现有经济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而是有选择性地遵守法律;此外，利用其宣传工具破坏民主，扩散反西方观点，分裂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反对美军事介入的能力，妨碍美国在关键商业区域的行动自由。其结果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

　　第三个反思是开放是有代价的。对手利用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伤害美国，如盗窃知识产权、控制个人数据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网络攻击美国航空和海上设施，威胁基础设施。

　　在美国看来，所谓竞争还包含以下特征。

　　其一，竞争不是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而是渐进性、隐蔽性，逐步侵蚀美国战略、经济与影响力的方式。这种竞争将是长期、战略性的。由此对其威慑也更加复杂，需要在所有领域应对。

　　其二，竞争是全方位的，美国必须以全政府手段回应(whole of government)。军事上应以实力求和平，增强军力、信心、强化盟友，经济上加强执行与监督措施，同时提高美自身的竞争力。

　　其三，竞争不意味着敌对，也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最好的竞争是阻止冲突，培育健康竞争，即在“公平、对等原则下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潜台词是不否定合作，但需要按照美国的意愿合作。

      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2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

　　如果说战略竞争是美国对华的现实体认，则发展对华“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则是一种外交期许。在其背后，美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竞争加强制性合作”的对华新政策。换言之，可称为“全面竞争+有限合作”。过去常年来美国对华都是奉行接触与对冲两手政策，是一种两手都平均的政策，现在则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具体看，是一种经济上脱钩、政治上有限合作、军事上对对冲加威慑、外交上联合制华、地缘上加大博弈、意识形态上抨击反对、情报与司法加强反制的、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性对华政策。

　　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贸易战和脱钩。除了惩罚性关税，美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更多使用投资、贸易、反情报工具，包括外资审查、出口管制、反间谍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针对中国进行“脱钩”。如国会去年通过《外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主张利用外资审查法抵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督促美国企业加大保护商业机密不受外国黑客攻击。特朗普政府还增强防范意识，更严格审批中国人员赴美签证申请。

　　政治上的有限合作主要体现为美国要求中国在贸易谈判、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并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强制措施迫使中方在该领域的让步。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停止了中美曾经建构起来的多种双边交流机制，但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情有独钟，体现出其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状态下要求管控危机的需求。去年11月双方几经周折最终召开的“政治与安全对话”尽管未就分歧达成共识，而是采取了各自表述的方式，但重申危机降级与管控的重要性并展开相关机制磋商，也重申了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美还希望中方在阿富汗、反恐等议题加强合作。

　　军事上美国加大对冲与威慑。自2016年中国辽宁号航母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演练后，美日认为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的情况越来越多，其最终目的是“控制第一岛链”，下阶段则试图控制连接日本南部小笠原群岛、美国关岛和东南亚岛屿的第二岛链，达到终结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主导地位的目的。为此，美加紧在地区相关导弹和武器系统部署，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标明自卫队参与美列岛防务。美还积极谋求在菲律宾、印尼军事合作，拟在东海、南海列岛筑起“反舰防火墙”。

　　外交上结成统一战线。将“毒丸条款”嵌入美与地区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与盟友联合反对中国5G“扩张”，以透明性贷款与高水平基建金融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加大对第三世界援助，对冲中国影响力。如去年10月通过的BUILD法案提供600亿美元给美国海外投资融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纷纷加入。以加大对世行等国际组织贷款的控制抵御所谓“债务陷阱”。

　　此外，在意识形态上以“正义与胁迫之争”、“公平与掠夺之争”定义中美竞争，指责中国的新疆“人权”问题。特朗普在联大指责中国干预共和党中期选举。司法手段强化，更多以国内法对涉华人员、官员、实体进行司法“管辖”。

　　3

　　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趋向

　　首先，可以预见，美对华竞争长期化是大概率事件。按照近期美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预测，即便美中可以解决贸易分歧，也难以解决美中摩擦，双方之间的供应链和技术合作会继续分裂。华盛顿的政治圈判定美对华接触政策不起作用，持公开的对抗态度，结构性竞争会主导两国关系。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竞争关系的性质加以理清，防止过分解读造成双方的误判。

　　这种竞争与冷战不同，这也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中美长期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剥离不是以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它不仅需要中国、也需要美国承受足够的代价，而特朗普贸易战已引发美国内高科技集团、农业等利益相关者反弹。其次，中美之间并无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核武器也没有对准对方;第三，美国认为中国的手法是间接、切香肠的渗透式手法，而非直接公开对抗，尽管这些本身是“机会主义的”，也是“破坏性的”。第四，美国的公众舆论并不担忧中美关系，主张避免冲突。最后，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限制美国统一对华。如特朗普本人仅对贸易与朝核感兴趣，缺乏战略考量，也不认同美应为维护“主导地位”而付出代价，相反却主张战略收缩。这使他与真正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 “深度国家”(deep state，即官僚阶层)形成牵扯张力，从而限制美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由此，未来美对华会进入一种长期“弱对抗”状态，双方会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加大全方位的博弈与竞争，但不会走向全面冷战与遏制。所谓敌人是“相互建构出来的”，在中美之间仍有中间余地与弹性的存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度国家”仍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中国“改变”，成为美国主导体系的“合理合法的一员”而非决然对立。由此，中国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一方面，应理解美国的政策及其背后的逻辑而非夸大这种政策，学会换位思考。美国战略界多数讨论仍试图找到与中国共存的方法，以缔造可持续、建设性的关系，其提出的希望中国做出的改变与中国自身的深度改革方向并不矛盾，相反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如保护环境、劳工利益、加强社会保护，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开放、可信赖的网络竞争，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规则与伦理问题等，也是中国改革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与美形成对话。

　　另一方面，应对更大的摩擦与竞争预做准备。应正视现实、承认竞争、廓清边界、防止误判、塑造合作。应深刻理解美国对华强硬的内涵与逻辑，了解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全面盘点中国对外关系及政策中的利弊得失。中国应从苏联冷战对抗的失败中学到经验和教训，防止谋求军事竞赛、外交争夺与意识形态竞争。应致力于中美危机管控，形成积极战略稳定而非相互确保摧毁的消极战略稳定。在外交中应慎用“联系原则”，防止将朝核问题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挂钩，无核化仍应是中国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可在反毒、反恐等领域加强合作，在新科技的规则构建方面寻求新的合作点。

　　杨文静，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新现实。正视和精准理解这一背景，理性客观地做出决策，对于有建设性地塑造中美关系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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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美国眼中所谓对华“战略竞争”?

　　竞争一词是2017年底以来美国陆续出台的几大战略报告及对华政策讲话中的标识性词汇。而其中《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导美国外交及对华政策的统领性文件。这一报告以中国为首要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rival、adversary三词交互使用)贯彻美国整体战略，折射出美国整体的战略处境。它所提供的是一种范式转变，体现出美国对自身政策的深刻反思，以及对华政策的转变。

　　《国家安全战略》以“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为开篇，称上个世纪早期的大国竞争回来了。《国防战略》则提出大国竞争替代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这些文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过去美国多年所抱有的乐观、自满情绪的批评，指出与此同时，中俄却重新确立其全球影响，侵蚀美国的领导力，试图主导国际秩序。未来这种竞争将是输赢之争，美国必须把“失去的平衡”扭转过来。

　　第二个反思是痛斥接触的失败。美国过去20多年一直假设，与对手进行接触、包容其发展、促其融入国际机制与全球商业，可以使其成为善意行为者、可靠的伙伴。但这些国家如今“歪曲”现有经济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而是有选择性地遵守法律;此外，利用其宣传工具破坏民主，扩散反西方观点，分裂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反对美军事介入的能力，妨碍美国在关键商业区域的行动自由。其结果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

　　第三个反思是开放是有代价的。对手利用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伤害美国，如盗窃知识产权、控制个人数据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网络攻击美国航空和海上设施，威胁基础设施。

　　在美国看来，所谓竞争还包含以下特征。

　　其一，竞争不是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而是渐进性、隐蔽性，逐步侵蚀美国战略、经济与影响力的方式。这种竞争将是长期、战略性的。由此对其威慑也更加复杂，需要在所有领域应对。

　　其二，竞争是全方位的，美国必须以全政府手段回应(whole of government)。军事上应以实力求和平，增强军力、信心、强化盟友，经济上加强执行与监督措施，同时提高美自身的竞争力。

　　其三，竞争不意味着敌对，也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最好的竞争是阻止冲突，培育健康竞争，即在“公平、对等原则下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潜台词是不否定合作，但需要按照美国的意愿合作。

      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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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

　　如果说战略竞争是美国对华的现实体认，则发展对华“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则是一种外交期许。在其背后，美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竞争加强制性合作”的对华新政策。换言之，可称为“全面竞争+有限合作”。过去常年来美国对华都是奉行接触与对冲两手政策，是一种两手都平均的政策，现在则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具体看，是一种经济上脱钩、政治上有限合作、军事上对对冲加威慑、外交上联合制华、地缘上加大博弈、意识形态上抨击反对、情报与司法加强反制的、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性对华政策。

　　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贸易战和脱钩。除了惩罚性关税，美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更多使用投资、贸易、反情报工具，包括外资审查、出口管制、反间谍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针对中国进行“脱钩”。如国会去年通过《外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主张利用外资审查法抵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督促美国企业加大保护商业机密不受外国黑客攻击。特朗普政府还增强防范意识，更严格审批中国人员赴美签证申请。

　　政治上的有限合作主要体现为美国要求中国在贸易谈判、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并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强制措施迫使中方在该领域的让步。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停止了中美曾经建构起来的多种双边交流机制，但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情有独钟，体现出其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状态下要求管控危机的需求。去年11月双方几经周折最终召开的“政治与安全对话”尽管未就分歧达成共识，而是采取了各自表述的方式，但重申危机降级与管控的重要性并展开相关机制磋商，也重申了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美还希望中方在阿富汗、反恐等议题加强合作。

　　军事上美国加大对冲与威慑。自2016年中国辽宁号航母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演练后，美日认为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的情况越来越多，其最终目的是“控制第一岛链”，下阶段则试图控制连接日本南部小笠原群岛、美国关岛和东南亚岛屿的第二岛链，达到终结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主导地位的目的。为此，美加紧在地区相关导弹和武器系统部署，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标明自卫队参与美列岛防务。美还积极谋求在菲律宾、印尼军事合作，拟在东海、南海列岛筑起“反舰防火墙”。

　　外交上结成统一战线。将“毒丸条款”嵌入美与地区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与盟友联合反对中国5G“扩张”，以透明性贷款与高水平基建金融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加大对第三世界援助，对冲中国影响力。如去年10月通过的BUILD法案提供600亿美元给美国海外投资融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纷纷加入。以加大对世行等国际组织贷款的控制抵御所谓“债务陷阱”。

　　此外，在意识形态上以“正义与胁迫之争”、“公平与掠夺之争”定义中美竞争，指责中国的新疆“人权”问题。特朗普在联大指责中国干预共和党中期选举。司法手段强化，更多以国内法对涉华人员、官员、实体进行司法“管辖”。

　　3

　　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趋向

　　首先，可以预见，美对华竞争长期化是大概率事件。按照近期美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预测，即便美中可以解决贸易分歧，也难以解决美中摩擦，双方之间的供应链和技术合作会继续分裂。华盛顿的政治圈判定美对华接触政策不起作用，持公开的对抗态度，结构性竞争会主导两国关系。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竞争关系的性质加以理清，防止过分解读造成双方的误判。

　　这种竞争与冷战不同，这也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中美长期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剥离不是以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它不仅需要中国、也需要美国承受足够的代价，而特朗普贸易战已引发美国内高科技集团、农业等利益相关者反弹。其次，中美之间并无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核武器也没有对准对方;第三，美国认为中国的手法是间接、切香肠的渗透式手法，而非直接公开对抗，尽管这些本身是“机会主义的”，也是“破坏性的”。第四，美国的公众舆论并不担忧中美关系，主张避免冲突。最后，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限制美国统一对华。如特朗普本人仅对贸易与朝核感兴趣，缺乏战略考量，也不认同美应为维护“主导地位”而付出代价，相反却主张战略收缩。这使他与真正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 “深度国家”(deep state，即官僚阶层)形成牵扯张力，从而限制美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由此，未来美对华会进入一种长期“弱对抗”状态，双方会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加大全方位的博弈与竞争，但不会走向全面冷战与遏制。所谓敌人是“相互建构出来的”，在中美之间仍有中间余地与弹性的存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度国家”仍希望通过竞争促使中国“改变”，成为美国主导体系的“合理合法的一员”而非决然对立。由此，中国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一方面，应理解美国的政策及其背后的逻辑而非夸大这种政策，学会换位思考。美国战略界多数讨论仍试图找到与中国共存的方法，以缔造可持续、建设性的关系，其提出的希望中国做出的改变与中国自身的深度改革方向并不矛盾，相反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如保护环境、劳工利益、加强社会保护，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开放、可信赖的网络竞争，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规则与伦理问题等，也是中国改革自身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与美形成对话。

　　另一方面，应对更大的摩擦与竞争预做准备。应正视现实、承认竞争、廓清边界、防止误判、塑造合作。应深刻理解美国对华强硬的内涵与逻辑，了解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全面盘点中国对外关系及政策中的利弊得失。中国应从苏联冷战对抗的失败中学到经验和教训，防止谋求军事竞赛、外交争夺与意识形态竞争。应致力于中美危机管控，形成积极战略稳定而非相互确保摧毁的消极战略稳定。在外交中应慎用“联系原则”，防止将朝核问题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挂钩，无核化仍应是中国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可在反毒、反恐等领域加强合作，在新科技的规则构建方面寻求新的合作点。

　　杨文静，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