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在那场战争中，大约1600万欧洲人丧生，两个伟大的欧洲国家被摧毁，其他国家则饱受创伤。经历了29年的相对平静之后，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中，今年也可能是两次冷战间的最后一年，世界各主要大国再次陷入了严重的结构性相互敌对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蔓延，从而导致了几乎毁灭了欧洲文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俄国和奥地利为例，一战使得几乎所有在1914年领导着国家进入战争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被“清空”了。历史学家对导致1914年那场灾难的原因和战后列国责任的认定上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与所承受的战争风险和损失相比，大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以及后来又加入了美国，都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反对野蛮德国的文明之战。一百年后，人们可以肯定地说，总的来说，英国和法国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德国;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兰西帝国的阿尔及利亚臣民或大英帝国的非洲臣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俄罗斯帝国在那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中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成员。事实证明，对欧洲文明的真正的野蛮威胁并非来自1914年任何一个欧洲统治集团，而是源于欧洲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社会和经济变革中产生的仇恨和紧张局势，随后战争爆发了。1914年以前，欧洲国家的保守精英之所以在其社会中鼓励激进的民族主义，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这将转移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从而保留旧的欧洲秩序。结果，他们大错特错了。

　　今天我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正在犯下和他们1914年的先辈们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在他们怀有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新冷战的热情时。

　　我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以同样严厉的标准来评判我们。世界大战的威胁在当下并不是主要的，而一场新的冷战正在产生——在某些方面，那是被有意推动的——它分散了人们对更严重威胁的注意力，如果这些威胁得不到解决，最终将压垮我们。

　　当下在政治鸿沟两边的西方政治精英们极度不愿意面对这些威胁，因为那需要彻底改变他们抱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对自身正义感和文明优势的迷恋中，西方精英也坠入汉斯•摩根索(他是一个反对苏联侵略的冷战斗士，也是一个对导致1914- 1918年那场灾难的“文明叙事”幻想非常熟悉的德国犹太人)所警告的“道德陷阱”中：

　　“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在某种确定的民族主义原则和上帝的普世法则之间的简单等同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正是希腊悲剧作家和圣经的先知们对统治者及他们的统治方式的警告。这种简单等同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容易造成判断上的扭曲，这种扭曲使得在十字军在狂热的盲目中摧毁了国家和文明。”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还会注意到，由美国领导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反对一个“威权联盟”的想法中包含着多重讽刺。当然，在亚洲，这个反华联盟的关键成员将包括越南共产党、凶狠的菲律宾威权民粹主义者，以及最重要的印度的印度教新法西斯主义者。即使在欧洲，最反俄的波兰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俄罗斯相似。在美国，我们或许会虔诚地祈祷，到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将在总统大选中被击败，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说服力的“自由世界”领导人。此外，所有证据都表明，2022年法国将从国民阵线中选出一位总统。

　　即使这些不会导致灾难性的战争，但将国内的不满情绪转移成对外部的敌意中也很少起作用，因为造成不满的因素没有改变。采访过法国“黄背心”运动的人会真的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由莫斯科操纵引发的吗?有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危机(比如罗伯特·帕特南或托马斯·弗兰克)，认为他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受到了俄罗斯宣传的影响?

　　注意到以下事实的人可能会更好地解决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中的问题，以及理解导致普京和特朗普的崛起更为重要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工人阶级男性的死亡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美国工人阶级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两者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是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安全感以及绝望所助长的疾病和毒品成瘾。

　　在中美洲，这些问题的正导致更可怕的后果，驱使数百万人寻求移居美国，致使美国部分人口激进化; 然而，美国在2017年对墨西哥的援助总额低于对乌克兰或埃及的援助总额，只占对阿富汗援助总额的一小部分。任何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政府会这样忽视自己邻国的状况吗?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它对美国和西方可能造成的损害会比中国或俄罗斯政府能够或希望对该地区造成的任何破坏都要大得多。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亚速海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引发美国媒体歇斯底里的情绪时，他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悲剧性满是讽刺意味的美俄合作案例：美国和俄罗斯政府联合起来阻止联合国最新气候变化报告的通过。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真正的威胁，也不是说美国没有真正需要对他们反击的领域(尤其是贸易领域)。但这些都是局部的问题，既可以协商，也可以控制。这都不足以构成美国和欧洲再次尝试根据冷战原则重新制定国家战略及重组决策机构的理由。

　　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在1956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移交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所有人都会承认亚速海是俄罗斯的，这个问题甚至都不会存在。在南中国海，美国打着海洋法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对抗，甚至连美国都讳言这一点。如果中国真利用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地位来限制美国的贸易的话，那美国海军封锁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似乎应该这样发展。

　　当然有多个深层次的因素促使欧洲国家在1914年开战。然而，真正导致战争的一个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奥地利统治的波斯尼亚的主权声索，那导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士兵中，很可能不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听说过塞尔维亚的主权声索或萨拉热窝事件。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

　　作者系卡塔尔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estern-nations-are-repeating-mistakes-1914-39522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在那场战争中，大约1600万欧洲人丧生，两个伟大的欧洲国家被摧毁，其他国家则饱受创伤。经历了29年的相对平静之后，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中，今年也可能是两次冷战间的最后一年，世界各主要大国再次陷入了严重的结构性相互敌对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蔓延，从而导致了几乎毁灭了欧洲文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俄国和奥地利为例，一战使得几乎所有在1914年领导着国家进入战争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被“清空”了。历史学家对导致1914年那场灾难的原因和战后列国责任的认定上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与所承受的战争风险和损失相比，大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以及后来又加入了美国，都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反对野蛮德国的文明之战。一百年后，人们可以肯定地说，总的来说，英国和法国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德国;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兰西帝国的阿尔及利亚臣民或大英帝国的非洲臣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俄罗斯帝国在那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中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成员。事实证明，对欧洲文明的真正的野蛮威胁并非来自1914年任何一个欧洲统治集团，而是源于欧洲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社会和经济变革中产生的仇恨和紧张局势，随后战争爆发了。1914年以前，欧洲国家的保守精英之所以在其社会中鼓励激进的民族主义，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这将转移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从而保留旧的欧洲秩序。结果，他们大错特错了。

　　今天我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正在犯下和他们1914年的先辈们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在他们怀有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新冷战的热情时。

　　我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以同样严厉的标准来评判我们。世界大战的威胁在当下并不是主要的，而一场新的冷战正在产生——在某些方面，那是被有意推动的——它分散了人们对更严重威胁的注意力，如果这些威胁得不到解决，最终将压垮我们。

　　当下在政治鸿沟两边的西方政治精英们极度不愿意面对这些威胁，因为那需要彻底改变他们抱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对自身正义感和文明优势的迷恋中，西方精英也坠入汉斯•摩根索(他是一个反对苏联侵略的冷战斗士，也是一个对导致1914- 1918年那场灾难的“文明叙事”幻想非常熟悉的德国犹太人)所警告的“道德陷阱”中：

　　“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在某种确定的民族主义原则和上帝的普世法则之间的简单等同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正是希腊悲剧作家和圣经的先知们对统治者及他们的统治方式的警告。这种简单等同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容易造成判断上的扭曲，这种扭曲使得在十字军在狂热的盲目中摧毁了国家和文明。”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还会注意到，由美国领导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反对一个“威权联盟”的想法中包含着多重讽刺。当然，在亚洲，这个反华联盟的关键成员将包括越南共产党、凶狠的菲律宾威权民粹主义者，以及最重要的印度的印度教新法西斯主义者。即使在欧洲，最反俄的波兰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俄罗斯相似。在美国，我们或许会虔诚地祈祷，到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将在总统大选中被击败，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说服力的“自由世界”领导人。此外，所有证据都表明，2022年法国将从国民阵线中选出一位总统。

　　即使这些不会导致灾难性的战争，但将国内的不满情绪转移成对外部的敌意中也很少起作用，因为造成不满的因素没有改变。采访过法国“黄背心”运动的人会真的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由莫斯科操纵引发的吗?有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危机(比如罗伯特·帕特南或托马斯·弗兰克)，认为他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受到了俄罗斯宣传的影响?

　　注意到以下事实的人可能会更好地解决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中的问题，以及理解导致普京和特朗普的崛起更为重要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工人阶级男性的死亡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美国工人阶级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两者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是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安全感以及绝望所助长的疾病和毒品成瘾。

　　在中美洲，这些问题的正导致更可怕的后果，驱使数百万人寻求移居美国，致使美国部分人口激进化; 然而，美国在2017年对墨西哥的援助总额低于对乌克兰或埃及的援助总额，只占对阿富汗援助总额的一小部分。任何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政府会这样忽视自己邻国的状况吗?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它对美国和西方可能造成的损害会比中国或俄罗斯政府能够或希望对该地区造成的任何破坏都要大得多。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亚速海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引发美国媒体歇斯底里的情绪时，他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悲剧性满是讽刺意味的美俄合作案例：美国和俄罗斯政府联合起来阻止联合国最新气候变化报告的通过。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真正的威胁，也不是说美国没有真正需要对他们反击的领域(尤其是贸易领域)。但这些都是局部的问题，既可以协商，也可以控制。这都不足以构成美国和欧洲再次尝试根据冷战原则重新制定国家战略及重组决策机构的理由。

　　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在1956年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移交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所有人都会承认亚速海是俄罗斯的，这个问题甚至都不会存在。在南中国海，美国打着海洋法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对抗，甚至连美国都讳言这一点。如果中国真利用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地位来限制美国的贸易的话，那美国海军封锁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似乎应该这样发展。

　　当然有多个深层次的因素促使欧洲国家在1914年开战。然而，真正导致战争的一个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奥地利统治的波斯尼亚的主权声索，那导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士兵中，很可能不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听说过塞尔维亚的主权声索或萨拉热窝事件。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

　　作者系卡塔尔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estern-nations-are-repeating-mistakes-1914-39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