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关性减弱的地区

　　作为对伊拉克战争的回应，美国致力于削减其在中东的作用，有三个因素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诱人又更具可能。首先，过去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中东国家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国内的安全威胁所取代。第二，新兴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亚洲，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第三，世界能源市场的多元化削弱了石油作为美国政策驱动的地位。

　　在冷战期间，传统的基于国家的威胁促使美国在中东地区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个角色不仅包括确保对西方市场稳定的能源供应，也包括致力于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以及减轻阿以冲突，好让他们帮助稳固友邦。这些努力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从1970年开始，美国敦促埃及退出了亲苏阵营，监督了第一个阿以和平条约的建立，并稳固了他在该地区的霸权。

　　尽管存在着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以及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带来的挑战，美国的主导性从来没有真正遇到问题。美国抑制了阿以冲突，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反击了萨达姆通过武力扩张领土的指令，并且在波斯湾建立了似乎永久性地威慑伊朗、抑制海湾阿拉伯国家间争端的军事存在。多亏了所有的这些努力，在中东国家间爆发有预谋的战争的可能性大概比过去五十年间的任何时候都要低。

　　但是今天，中东的主要威胁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逐渐增长的始于国内并外溢到边境外的冲突——一个很难由外部来解决的挑战。在由国家疲弱导致的放任自流的环境中，困扰中东的恐怖主义和内战轻而易举地扩展着。

　　这种环境产生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或者更普遍地说，产生于失调的国家治理，它导致了2010-2012年的阿拉伯起义和紧随其后的镇压。中东最动荡的热点地区是那些独裁者们以武力要求公民服从并促使公民拿起武器反抗的地区。

　　不在国家建设上投入到一定水平，美国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放任自流的环境的，而这个水平远远超过了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可以接受的范围。因此，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做的更多，以为这样就能抵抗中东的暴力或者动乱。

　　其中一些混乱直接威胁了美国的盟友们。随着2014年数十万叙利亚难民逃离到了约旦(这也是美国加强了对约旦援助的原因)，约旦的脆弱性呈火箭式上升。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被证实已经暴露于危险之中(这也是美国加大了对沙特的支持力度的原因)。

　　但是如今，对于这些盟国最初的威胁现在已转移到了国内。在约旦、沙特以及其他地方，国家治理失调的经济系统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新一代的要求或者抱负了，这一代是一个庞大、年轻、还算健康而且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的一代。改变必将从阿拉伯国家自身产生，尽管美国可以支持阿拉伯社会的改革者们，但他无法从外部驱动这种转变。

　　有些人辩称说，这些问题仍旧对美国很重要，还说如果美国希望全力参与其中，还有许多事能帮得上忙。支持美国尽最大化干预的人相信，有了充足的资源，美国就能给予ISIS和其他极端分子以致命性的打击，重建被解放的社区，并通过推动这些国家全面改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为长久的和平打下基础。

　　这些结果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经历说明了这条路将会比它最初看起来的样子更加崎岖，而且国内政治很难持续支持这些目标要求的大量且长期的投资。

　　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承认亚洲对于美国的宏大战略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前者在宣布现在人们所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说的那样，“过去的十年间我们打了两场代价巨大的战争，用鲜血和财富，现在美国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广阔的潜力上。”与此同时，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此外，对于欧洲安全和稳定性的恐惧使中东在美国的优先事项上的位置进一步下降。

　　然后是石油——二战后将美国吸引到中东的燃料。中东的石油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重要的商品，但它作为美国政策驱动的地位正在减弱。一个原因是世界更充足的供应，包括新的国内能源在高科技如水力压裂技术的帮助下被开采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预期中的全球需求的普遍停滞，技术的进步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担忧使各国远离了化石燃料。结果就是，中东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中心地位降低，控制价格的能力下降，而美国也减少了对保护该地区的石油出产的担忧。

　　美国刚开始介入中东时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今天仍然重要。美国应该仍然会关注保护该地区主要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防止石油生产国，或者说麻烦制造者们突然的停产，并抑制潜在的地区霸主和其他的敌对势力。问题在于这些事较之于其他优先事项有多重要，以及美国应该在其中投入多少。答案是美国大概会减少参与对这个地区原本发展轨迹的改变。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论中东时，他有代表性地同时提到了美国对伊朗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威胁，以及支持地区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的虚伪承诺。但这个强硬的谈话是有误导性的：没什么原因能让人相信特朗普真的想让美国进一步介入这个地区。

　　他将美国拉出了伊朗核协议，但是并没有显示出与伊朗起冲突的欲望。他延续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于沙特发起的也门战争的支持，但拒绝了在那里进行更深入的军事介入的请求。

　　尽管他承诺了一个“世纪方案”，美国的一项有关阿以和平的提案依然被束之高阁。他对于“阿拉伯北约”——一个由埃及、约旦和6个海湾国家组成的安全联盟的支持由于加剧了海湾国家之间的裂痕而受阻。他对待叙利亚游移不定的策略导致了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混乱。

　　国防部已经相应缩减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以便重新部署力量来应对俄罗斯上涨的威胁，留下了中东的盟友们怀疑着华盛顿对他们安全的承诺。在他所有攻击性的言辞中，特朗普关于中东政策的谈论是相当保守的。

　　在这个方面，特朗普颇像他的上一任。特朗普或许和奥巴马谈论中东有所不同，但是二人似乎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美国已经过度介入了这个地区，因此应该在这上面少花费资源和时间。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一任总统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美国对该地区介入的胃口消减，反映的不是这两任总统意识形态上的偏袒或者个人癖好，而是地区局势变化和美国更广阔的利益变动。尽管中东仍然对美国很重要，但已经远不如它过去那样重要了。

　　然而，美国的中东战略还没有顺应这些变化。美国因此在中东保持了一种“炼狱”状态——中东地区的危机使其过于分心，以至于其无法将重心转向其他全球性的要务，但是在中东，美国又缺少足够的投入使该地区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对双方都极差的策略带来了沉重的代价。

　　她在华盛顿的中东盟友们心中播下了不安定的种子，这使他们表现得更加冒险与具有攻击性(仅看沙特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明目张胆的暗杀，或者它在也门的血腥运动就知道了)。它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于该地区无休止的混乱和对美国解决问题能力的失望，它也占用了那些本可以用于应对复仇的俄罗斯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于仍对自己参与的限度不明确，美国正面临着被卷入另一个中东地区冲突的风险。

　　这里提到中东对美国不那么重要，并不意味着美国减少介入就一定对该地区有利。中东正处于半个世纪中最乱的时刻，由此引发了主要玩家之间为了权力的全力以赴之战。

　　中东各国政府曾一度担心华盛顿对中东的不管不顾将影响他们自身的稳定性，于是他们更努力地将这位霸主吸引回来。他们期待着华盛顿为他们建立秩序，或者将这些自私自利的以及目光短浅的地区盟友们变成可靠的同盟国。

　　但是华盛顿是时候终结这些期待了——至少不能再招致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承诺。这意味着华盛顿需要作出一些令人生厌的选择，去精心制定一个能保护美国在该地区核心利益的战略，而不用再把美国投入“炼狱”之中。

　　一个相关性减弱的地区

　　作为对伊拉克战争的回应，美国致力于削减其在中东的作用，有三个因素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诱人又更具可能。首先，过去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中东国家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国内的安全威胁所取代。第二，新兴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亚洲，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第三，世界能源市场的多元化削弱了石油作为美国政策驱动的地位。

　　在冷战期间，传统的基于国家的威胁促使美国在中东地区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个角色不仅包括确保对西方市场稳定的能源供应，也包括致力于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以及减轻阿以冲突，好让他们帮助稳固友邦。这些努力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从1970年开始，美国敦促埃及退出了亲苏阵营，监督了第一个阿以和平条约的建立，并稳固了他在该地区的霸权。

　　尽管存在着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以及20世纪90年代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带来的挑战，美国的主导性从来没有真正遇到问题。美国抑制了阿以冲突，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反击了萨达姆通过武力扩张领土的指令，并且在波斯湾建立了似乎永久性地威慑伊朗、抑制海湾阿拉伯国家间争端的军事存在。多亏了所有的这些努力，在中东国家间爆发有预谋的战争的可能性大概比过去五十年间的任何时候都要低。

　　但是今天，中东的主要威胁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逐渐增长的始于国内并外溢到边境外的冲突——一个很难由外部来解决的挑战。在由国家疲弱导致的放任自流的环境中，困扰中东的恐怖主义和内战轻而易举地扩展着。

　　这种环境产生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或者更普遍地说，产生于失调的国家治理，它导致了2010-2012年的阿拉伯起义和紧随其后的镇压。中东最动荡的热点地区是那些独裁者们以武力要求公民服从并促使公民拿起武器反抗的地区。

　　不在国家建设上投入到一定水平，美国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放任自流的环境的，而这个水平远远超过了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可以接受的范围。因此，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做的更多，以为这样就能抵抗中东的暴力或者动乱。

　　其中一些混乱直接威胁了美国的盟友们。随着2014年数十万叙利亚难民逃离到了约旦(这也是美国加强了对约旦援助的原因)，约旦的脆弱性呈火箭式上升。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被证实已经暴露于危险之中(这也是美国加大了对沙特的支持力度的原因)。

　　但是如今，对于这些盟国最初的威胁现在已转移到了国内。在约旦、沙特以及其他地方，国家治理失调的经济系统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新一代的要求或者抱负了，这一代是一个庞大、年轻、还算健康而且与世界联系更紧密的一代。改变必将从阿拉伯国家自身产生，尽管美国可以支持阿拉伯社会的改革者们，但他无法从外部驱动这种转变。

　　有些人辩称说，这些问题仍旧对美国很重要，还说如果美国希望全力参与其中，还有许多事能帮得上忙。支持美国尽最大化干预的人相信，有了充足的资源，美国就能给予ISIS和其他极端分子以致命性的打击，重建被解放的社区，并通过推动这些国家全面改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为长久的和平打下基础。

　　这些结果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经历说明了这条路将会比它最初看起来的样子更加崎岖，而且国内政治很难持续支持这些目标要求的大量且长期的投资。

　　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承认亚洲对于美国的宏大战略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前者在宣布现在人们所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说的那样，“过去的十年间我们打了两场代价巨大的战争，用鲜血和财富，现在美国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广阔的潜力上。”与此同时，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此外，对于欧洲安全和稳定性的恐惧使中东在美国的优先事项上的位置进一步下降。

　　然后是石油——二战后将美国吸引到中东的燃料。中东的石油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重要的商品，但它作为美国政策驱动的地位正在减弱。一个原因是世界更充足的供应，包括新的国内能源在高科技如水力压裂技术的帮助下被开采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预期中的全球需求的普遍停滞，技术的进步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担忧使各国远离了化石燃料。结果就是，中东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中心地位降低，控制价格的能力下降，而美国也减少了对保护该地区的石油出产的担忧。

　　美国刚开始介入中东时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今天仍然重要。美国应该仍然会关注保护该地区主要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防止石油生产国，或者说麻烦制造者们突然的停产，并抑制潜在的地区霸主和其他的敌对势力。问题在于这些事较之于其他优先事项有多重要，以及美国应该在其中投入多少。答案是美国大概会减少参与对这个地区原本发展轨迹的改变。

　　迷失的错觉

　　长时间以来，决策者们都被一种观念怂恿着，即美国在介入中东问题上存在着某种黄金手段。争论不知不觉发展成了，认为美国可以建立一种战略，她既可以保持美国在最核心问题上的参与，又避免了使美国卷入这个地区更血腥的战斗中。

　　在这个方案中，美国可以在减少军事部署的同时保持“激增”的能力，更多依仗当地的盟友抵御威胁，并通过援助和贸易的激励与当地势力结盟，以推进稳定性政策，如化解冲突。

　　但是这个黄金手段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美国在中东存在纯粹的军事部署。事实上，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具有战略含义，他们制造了道德风险：他们促使该地区的领导人们采取平时可能不会采取的行动，因为这些人知道美国为其政权的稳定投入很多资源。

　　比如在2011年，巴林和沙特深知美国驻巴林海军基地会给予他们支持，于是他们不顾奥巴马的反对镇压了什叶派在巴林的抗议。在也门，美国对于阿联酋和沙特军事行动的支持表明了提供帮助是怎样使美国陷入严峻的困境中的：美国被卷入了杀死平民的空袭，但是任何建议停止向沙特供应精确制导导弹的提案都会被指控为，这样做只会更增加平民伤亡。

　　在抗击ISIS的战斗中，美国对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训练、武装和指导也证明了，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伙伴关系都不是独立的：美国支持被安卡拉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姐妹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这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黄金手段的支持者们也提议说，美国可以用积极的外交政策替代军事介入。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就叙利亚内战展开磋商，但是他的努力被奥巴马对美国介入的不情愿削弱了，这证明了缺少一把手支持的外交政策不会走太远。

　　支持者们还设想，美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逃脱推拉式的中东介入。但是，所有以完成式结尾的策略都是在延长“炼狱”的时间。然而，仅仅建议美国在中东减少干预却不解释如何实践是不行的。华盛顿应该在中东减少干预是肯定的，应该如何缩减，以及减少到何种程度是关键问题。

　　对中东地区的新策略应开始于痛苦的妥协与承认：对美国好的不一定对中东好。看着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们镇压人民、巩固政权，另一些国家野蛮的叛乱者们使公民流离失所，摧毁城市，美国的决策者们和公众竟已看起来毫无不适。

　　但一个超级大国必须作出艰难抉择，将对于全球战略最重要的冲突和问题摆在首位。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在大部分非洲地区采取相对的放手政策，在一些地区甚至以该地长久稳定为代价支持反共的独裁者和代理人。这给一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比方说安哥拉，以及刚果(金)，这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今的中东也是如此。

　　仅仅在本国承诺上设限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将这些限制清楚地传达给其他国家。2015年在戴维营举办的峰会上，奥巴马警告了海湾盟国们，他告诉美国会保护他们不受外部威胁，但尖锐地略过了内部纷争问题。奥巴马将责任推回给海湾国家，强调他们内部自身的挑战，同时表明美国不会参与他们大部分地区纷争的立场，这样做是正确的。

　　同样，现如今美国应该提醒他的地区盟友们，美国不会支持他们钟爱的某些政治计划，比如阿联酋复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政治家默罕默德·达兰(Mohammad Dahlan)的企图以及有关行动，以及埃及对利比亚军事指挥官哈里发·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的支持。

　　华盛顿必须在何时出兵、何时不出兵上确立清楚的界限。例如，他应该阐明，美国会打击对美国或其盟友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但将不会军事介入内战，除非要抑制他们(与消灭他们相比)。

　　既然美国要减少干预，那么他不得不将中东安全事务更多地留给中东盟友们，因此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与这些盟友合作。例如，美国军方喜欢用“经由、伴随和通过”战略和当地盟友合作——意思是军方的“军事行动经由国家或非国家的美国盟友领导，伴随着美国或其领导的同盟提供的有效援助，通过美国官方和同盟的协议而发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约瑟夫·沃特尔将军(Joseph Votel)在2018年《联合部队季刊》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道。

　　但是这个模式只适用于盟友分享华盛顿的优先考虑。想想国防部这个必然失败的项目吧。他们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训练和装备，但华盛顿不愿提供先进的支援，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这些盟友，并害怕他们会将美国拖入和巴沙尔·阿萨德的战争中。

　　而且，尽管士兵们被教导将打击ISIS放在首位，将那些轰炸他们家乡的政府军放在其次，但当土耳其入侵阿夫林(Afrin)时，他们改变了路线，转而攻打那些土耳其人，搁置了其他地区打击ISIS的战役。美国和在叙利亚东北部抗击ISIS的库尔德民兵组织合作得很好，但是特朗普刚一表示了他想撤军的打算，反对派就开始计划和大马士革签订协议。

　　美国需要接受他的盟友们的局限性，并看到真实的他们，包括所有缺点，这一点同样很重要。有时候，没有美国的直接援助，这些盟友们就无法应对安全挑战。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如果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来说这些行动势在必行，那么华盛顿就必须自己完成任务。

　　例如，美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在海湾国家之间建立安全联盟，但甚至在现有的海湾不和出现之前，有关努力就开始偏离轨道了，因为很多国家对于伊朗的共同憎恨阻碍了合作进程。何况如今巴林、沙特和阿联酋都封锁了卡塔尔，这个联盟看起来就更像白日梦了。

　　一个目光敏锐的战略者也要看到，随着美国撤出，俄罗斯和其他大国也有可能更多涉足中东。好消息是这些国家都不大可能追逐中东霸权。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介入显示了他对于权与钱的粗俗观点，比如与克里姆林有关联的雇佣军公司为阿萨德而战，并获得了不菲的石油利润。

　　这表明，地方政府们将会面临莫斯科要求的严苛的回报，而不是美国传统上提供的那种可靠的伙伴关系。除却叙利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角色是：利用美国的安全保障之便，通过外交和商业联系尽一切可能广交朋友，却又不对任何一方做出单独保证。

　　考虑到俄罗斯相对有限的野心，以及美国已经很好地示范了充当地区安全经营者付出的巨大代价，华盛顿应该能够在撤出中东后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力量优势。然而，如果某个核心盟友或者本国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仍然需要准备好改变路线。

　　仍然重要的事

　　所有这些建议都在说明，要学会接受对美国利益不再重要的事。但中东仍有很多事务与美国密切相关。那些希望华盛顿完全从中东撤兵的人低估了权力真空可能带来的极其危险的后果。美国在中东确实还存在重要的利益需要保护。

　　其中一项是继续维护美国海军和全球商贸交通的航行自由，他们需要跨越中东主要的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幸运的是，这个优先考虑是全球性的。

　　打击恐怖主义也仍旧是重中之重。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美国驻外部队以及美国核心盟友，美国将不得不抵抗中东新出现的威胁。就像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也强调美国需要降低在反恐行动上的参与度。但这个策略有它的局限性。

　　华盛顿应该意识到，他的盟友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允许甚至鼓励恐怖组织的活动，如果这样做符合他们短期利益的话。例如，卡塔尔已被证实有意愿与极端组织合作，至少是给予有国际野心的恐怖组织以帮助。美国应该意识到，他无法控制他的盟友们做的所有事，也无法把精力放在阻止他们和恐怖组织的关系上，这些恐怖组织可能寻求在邻近地区之外采取行动，或者获得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

　　最后，美国仍然希望看到他的主要同盟——不论他们有多么不完善——保持安全稳定，相应地，美国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在安全合作和经济援助上。华盛顿同时也需要确保中东的问题不会漫溢到附近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战争带来的教训，但当叙利亚战争发生时，它却被决策者们遗忘了)。阻止冲突扩散并不意味着进行全力军事干预，但它有时要求美国积极地遏制战争，并采取胁迫性的外交政策，以加速内战结束。

　　我们不知道的魔鬼

　　最终，中东持久的安全稳定终将到来，只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这就需要更透明、响应、负责、分享的政府，这些政府应该使公民有理由支持并参与系统，而不是使他们通过腐败绕过它，通过移民舍弃它，或试图通过暴力摧毁它。

　　但是，如果没有比华盛顿打算部署的多得多的“胡萝卜加大棒”，这项改变就无法由美国驱动。美国决策者们应该支持那些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的人，并致力于塑造这样一个环境，即当地参与者们将对于本地的重新安排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项工作应该使其他对中东稳定性有利害关系的群体也参与其中，如欧洲。但是从可预见的未来看，决策者们必须接受，中东将很有可能继续陷入失调状态，且对华盛顿而言，中东盟友们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美国也将不得不放弃一个尘封多时的期待，即希望达成一个能结束巴以冲突的磋商性协议。

　　美国同时应致力于限制双方最坏的冲动，考虑到他们在对付极难驾驭的国内政治。伊朗核协议并没有终止伊朗不安分的行为，也没有永久阻止其发展核事业的野心。但是它在过去和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实际限制了伊朗核活动，这比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列出的基于“最大压力”的需求清单中预期的要更好。美国应该回到协议中，并独自或和其他盟友一起继续致力于终止伊朗的恶劣行为。

　　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中东的过度介入对于美国和中东而言都是痛苦和令人厌恶的。但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魔鬼，因而美国的决策者们已经习惯于随之而来的代价了。然而撤退是我们不知道的魔鬼，因此每个人都本能地反对它。它对于中东来说，将同样是痛苦和令人厌恶的，但是和继续走原路相比，它对于美国来说痛苦会少些。美国是时候开始艰难地走出“炼狱”状态了。

　　本文原题《美国打算撤出中东，累觉不爱?》作者：马拉·卡尔林(Mara Karlin)、塔玛拉·考夫曼·维茨(Tamara Cofman Wittes)，翻译：明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