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7日，美国人都会在国家的“圣经”中念到这一段最危险的“福音”，这就是关于珍珠港的故事。从目前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看，危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被降成是一个“好的故事”(古英语中指“福音”)，这意味着我们优雅地，甚至微妙地，将最黑暗的战略后果转移到了日本;其次，关于这一事件的纪念一直在削弱美国的战略思维能力。

　　这么讲述这个“神圣的故事”让日本比美国愚蠢，因为日本发动了这次袭击，而美国却幸灾乐祸地接受了。美国永远是“偷袭”的受害者，日本则愚蠢地“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为此，它的城市被合理地夷为平地。“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可能去那里?”当然，美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这只是由瓦胡岛军事指挥部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

珍珠港事件中，受重创的美国军舰

　　事实却与此相反，是我们的记忆让我们成为了傻瓜。珍珠港事件并不是一次偷袭，而是一次完成得近乎完美的军事行动。回忆也不可能把这一重大事件降低到仅仅是“袭击”或“空袭”的程度——相反，这可能是一个大国所遭受的最大的海战失败。这一“剑击”使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称霸了六个月之久，整整过了一年，美国才有了真正对抗日本的力量。而几乎没有一场战争是通过一蹴而就的战斗就获胜的。是珍珠港事件给了日本最大的战略优势。

　　日本的后续行动却未能结束战争，令人惊讶的还不止如此，许多日本指挥官对即将到来的战事感到恐惧。但实际上，对于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所有的美国评论家都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将日本的做法视作缺乏“全面性战略思维”。在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是“好事”的叙述中，日本是一个学习很慢的国家，也是最大输家。发生在珍珠港的战斗似乎好比是日本这个小孩子发了一通脾气，美国人假装吃惊地摇摇头，最后以规劝的姿态结束：如果日本人有真正的“全面性战略思维”，他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战争计划(就像美国人一样)，而且肯定会做得更好。

　　更有自视甚高的说法，比如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前同事詹姆斯•福尔摩斯就在今天宣称，“学习迟缓”的日本人还没能完全学到“马汉”级驱逐舰(译者注：马汉级驱逐舰服役后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力，“卡辛”(DD-372 Cassin)和“肖”(DD-373 Shaw)和“唐斯”号(DD-375 Downes)服役于太平洋舰队，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中这3艘驱逐舰成为美国受损的驱逐舰;其它的马汉级驱逐舰在太平洋战争中非常活跃，也因此成为美军战沉比例最多与战绩最多的驱逐舰级别。)的技术水平。如果任何一个热血的美国人得到这份工作，就会把珍珠港之战做得恰到好处。

　　然后呢，赢得了战争吗?

　　恐怕不能。袭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基础设施——就像福尔摩斯所认为的那样——可能会让导致悲剧的流血持续六个月之久。好吧，但在密苏里号驱逐舰的柚木甲板上，失败的滋味也会一样苦涩。然而，七十多年过去，福尔摩斯的评论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揭示了我们将珍珠港事件看做“好事”的对我们判断力的负面影响。

　　正如他所说:第1航空舰队(日本帝国海军舰队)做错了。如果我们来做这件事，就会做得对。

　　没错。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狭隘的，战术性的解决方案，但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这种解决方案只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造成更多的混乱。他的思维方式多多少少有点像帝国海军的将领，这显示了美国军队目前“全面性战略思维”的水平又如何呢?今天，美国海军在“马汉”号的祭坛上烧香，就像很久以前崇拜帝国海军的信徒一样。

　　将珍珠港事件作为一个好故事来讲满足了当代美国人的焦虑，仿佛这段历史是安慰饿汉一顿美食。因此，作为美国人，我们抓住这一特殊纪念日作为一个机会，让我们从国家优势中得到安慰。然而，沉浸在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故事，事实上，却是将这个著名的事件与其更大的背景故事完全割裂开来。

　　美国与日本和东亚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到了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使用蒸汽护卫舰和炮弹，作为战略撬棍，强行打开了一个封闭、排外的日本。因此，日本人对美国的意图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怀疑。此外，围绕着佩里远征而举行的仪式也带有使幕府臣服的意味。没有人会真心屈服于强权，尤其，公开的屈膝求全是非常痛苦的。

　　因此，日本为进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世界而焦虑不安，甚至有点偏执——而且还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然而，在欧洲和美国人眼中，一个“现代化”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似乎渴望在所有事情上模仿西方，并始终以最礼貌的方式。日本成为了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忠实伙伴，而英国也以国际特权和奖赏款待这位客户。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了足够的战利品，而这场战事的结果也助长了它继续谋利的偏执。

　　1914年后，世界体系的瓦解使各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了中央集权国家是如何挣扎着实现独裁的，他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是如何失败和衰落的。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简单而坚定:将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战争，如果要生存下去，日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自治的堡垒。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摆脱对外国列强的一切依赖，尤其是美国——这个如此容易倾向于寻求他国屈服的国家。

　　而且，当时主导东亚的是美国。我们正在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守护者。我们制定了太平洋安全协约(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体系)，通过美国的法令，我们结束了英日同盟，迫使英国和日本接受我们关于舰队规模和军备控制的条款。

　　日本人的妄想症发作了，它偏执的认为，美国所有严肃的战争计划都以日本为目标，并且只有日本——这是每个帝国军官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

　　日本竭尽全力争取自治和安全。然而，事后看来，明治维新期间及之后，日本领导人所采取的举措完全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1)日本安全的最大希望在于其陆军和海军,2)如果在“满洲”和太平洋建立了战略区域,日本就可以构建可行的自主权,3)如果被迫向英国和美国屈服，与其屈服不如战斗。

　　然而，到1939年9月，这条道路失败了。日本在“满洲”被苏联击败，在中国也陷入了僵局。随后，美国向日本对所有钢铁和石油实施禁运，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使东京陷入困境。

　　屈服还是战斗这个已经考虑了二十年的选择，日本要做出行动了。日本的战争策略很简单：他们会要求，并最终得到美国的尊重(他们强烈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尊重!)。当然，他们希望这将表现在一个对自己完全有利的条约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顾过去，他们实际上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

　　是的，日本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战略道路——而美国鼓励并刺激了日本日益增长的妄想症——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走向何方的，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结论是，美国决策的核心区——美国海军、国务院和亲华派——与日本对抗，既有实际原因，也有情感原因。我所知道的是，1918年以后，美国并不理解日本人以何种眼光看待世界，甚至没有对日本领导层内部的认知有过迫切的兴趣。

　　说珍珠港事件是由于美国对日本固陋的认知导致的，这很容易的，但还不够。我相信战争本身就是结果。这并不是说美国应该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以何种方式去安抚日本。但由于无知——也对这种无知的忽视——我们放弃了许多机会，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本身开始，可以让日本站在我们这边。

特朗普政府计划发布新“非洲战略”，将对抗中俄列为首要原则。这早已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政策主张中贯彻针对中俄的对抗性思维，他在去年发布的上任后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就将中俄列为美国利益的直接竞争者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把“珍珠港事件”讲述成一件好事是危险的：就像面对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与它们打交道时，我们宁愿抱有刻板的印象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这些是常常导致战争的因素。

　　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美国表亲”是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他知道如何践行他在演讲时引用的那句“说话温和，手持大棒”的西非谚语。然而，成了日本的朋友，如今关于珍珠港的叙述仍然给泰迪的主张蒙上阴影。

　　今天，在美国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向此前美国同日本的关系演变时，我们或许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借鉴一页，找到更真实的，不那么沾沾自喜的对“珍珠港事件”的叙述。

　　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与战争教授。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官网，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earl-harbors-forgotten-lessons-38462

　　每年的12月7日，美国人都会在国家的“圣经”中念到这一段最危险的“福音”，这就是关于珍珠港的故事。从目前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看，危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被降成是一个“好的故事”(古英语中指“福音”)，这意味着我们优雅地，甚至微妙地，将最黑暗的战略后果转移到了日本;其次，关于这一事件的纪念一直在削弱美国的战略思维能力。

　　这么讲述这个“神圣的故事”让日本比美国愚蠢，因为日本发动了这次袭击，而美国却幸灾乐祸地接受了。美国永远是“偷袭”的受害者，日本则愚蠢地“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为此，它的城市被合理地夷为平地。“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可能去那里?”当然，美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这只是由瓦胡岛军事指挥部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

珍珠港事件中，受重创的美国军舰

　　事实却与此相反，是我们的记忆让我们成为了傻瓜。珍珠港事件并不是一次偷袭，而是一次完成得近乎完美的军事行动。回忆也不可能把这一重大事件降低到仅仅是“袭击”或“空袭”的程度——相反，这可能是一个大国所遭受的最大的海战失败。这一“剑击”使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称霸了六个月之久，整整过了一年，美国才有了真正对抗日本的力量。而几乎没有一场战争是通过一蹴而就的战斗就获胜的。是珍珠港事件给了日本最大的战略优势。

　　日本的后续行动却未能结束战争，令人惊讶的还不止如此，许多日本指挥官对即将到来的战事感到恐惧。但实际上，对于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所有的美国评论家都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将日本的做法视作缺乏“全面性战略思维”。在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是“好事”的叙述中，日本是一个学习很慢的国家，也是最大输家。发生在珍珠港的战斗似乎好比是日本这个小孩子发了一通脾气，美国人假装吃惊地摇摇头，最后以规劝的姿态结束：如果日本人有真正的“全面性战略思维”，他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战争计划(就像美国人一样)，而且肯定会做得更好。

　　更有自视甚高的说法，比如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前同事詹姆斯•福尔摩斯就在今天宣称，“学习迟缓”的日本人还没能完全学到“马汉”级驱逐舰(译者注：马汉级驱逐舰服役后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力，“卡辛”(DD-372 Cassin)和“肖”(DD-373 Shaw)和“唐斯”号(DD-375 Downes)服役于太平洋舰队，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中这3艘驱逐舰成为美国受损的驱逐舰;其它的马汉级驱逐舰在太平洋战争中非常活跃，也因此成为美军战沉比例最多与战绩最多的驱逐舰级别。)的技术水平。如果任何一个热血的美国人得到这份工作，就会把珍珠港之战做得恰到好处。

　　然后呢，赢得了战争吗?

　　恐怕不能。袭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基础设施——就像福尔摩斯所认为的那样——可能会让导致悲剧的流血持续六个月之久。好吧，但在密苏里号驱逐舰的柚木甲板上，失败的滋味也会一样苦涩。然而，七十多年过去，福尔摩斯的评论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揭示了我们将珍珠港事件看做“好事”的对我们判断力的负面影响。

　　正如他所说:第1航空舰队(日本帝国海军舰队)做错了。如果我们来做这件事，就会做得对。

　　没错。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狭隘的，战术性的解决方案，但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这种解决方案只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造成更多的混乱。他的思维方式多多少少有点像帝国海军的将领，这显示了美国军队目前“全面性战略思维”的水平又如何呢?今天，美国海军在“马汉”号的祭坛上烧香，就像很久以前崇拜帝国海军的信徒一样。

　　将珍珠港事件作为一个好故事来讲满足了当代美国人的焦虑，仿佛这段历史是安慰饿汉一顿美食。因此，作为美国人，我们抓住这一特殊纪念日作为一个机会，让我们从国家优势中得到安慰。然而，沉浸在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故事，事实上，却是将这个著名的事件与其更大的背景故事完全割裂开来。

　　美国与日本和东亚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到了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使用蒸汽护卫舰和炮弹，作为战略撬棍，强行打开了一个封闭、排外的日本。因此，日本人对美国的意图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怀疑。此外，围绕着佩里远征而举行的仪式也带有使幕府臣服的意味。没有人会真心屈服于强权，尤其，公开的屈膝求全是非常痛苦的。

　　因此，日本为进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世界而焦虑不安，甚至有点偏执——而且还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然而，在欧洲和美国人眼中，一个“现代化”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似乎渴望在所有事情上模仿西方，并始终以最礼貌的方式。日本成为了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忠实伙伴，而英国也以国际特权和奖赏款待这位客户。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了足够的战利品，而这场战事的结果也助长了它继续谋利的偏执。

　　1914年后，世界体系的瓦解使各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了中央集权国家是如何挣扎着实现独裁的，他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是如何失败和衰落的。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简单而坚定:将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战争，如果要生存下去，日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自治的堡垒。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摆脱对外国列强的一切依赖，尤其是美国——这个如此容易倾向于寻求他国屈服的国家。

　　而且，当时主导东亚的是美国。我们正在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守护者。我们制定了太平洋安全协约(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体系)，通过美国的法令，我们结束了英日同盟，迫使英国和日本接受我们关于舰队规模和军备控制的条款。

　　日本人的妄想症发作了，它偏执的认为，美国所有严肃的战争计划都以日本为目标，并且只有日本——这是每个帝国军官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

　　日本竭尽全力争取自治和安全。然而，事后看来，明治维新期间及之后，日本领导人所采取的举措完全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1)日本安全的最大希望在于其陆军和海军,2)如果在“满洲”和太平洋建立了战略区域,日本就可以构建可行的自主权,3)如果被迫向英国和美国屈服，与其屈服不如战斗。

　　然而，到1939年9月，这条道路失败了。日本在“满洲”被苏联击败，在中国也陷入了僵局。随后，美国向日本对所有钢铁和石油实施禁运，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使东京陷入困境。

　　屈服还是战斗这个已经考虑了二十年的选择，日本要做出行动了。日本的战争策略很简单：他们会要求，并最终得到美国的尊重(他们强烈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尊重!)。当然，他们希望这将表现在一个对自己完全有利的条约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顾过去，他们实际上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

　　是的，日本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战略道路——而美国鼓励并刺激了日本日益增长的妄想症——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走向何方的，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结论是，美国决策的核心区——美国海军、国务院和亲华派——与日本对抗，既有实际原因，也有情感原因。我所知道的是，1918年以后，美国并不理解日本人以何种眼光看待世界，甚至没有对日本领导层内部的认知有过迫切的兴趣。

　　说珍珠港事件是由于美国对日本固陋的认知导致的，这很容易的，但还不够。我相信战争本身就是结果。这并不是说美国应该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以何种方式去安抚日本。但由于无知——也对这种无知的忽视——我们放弃了许多机会，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本身开始，可以让日本站在我们这边。

特朗普政府计划发布新“非洲战略”，将对抗中俄列为首要原则。这早已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政策主张中贯彻针对中俄的对抗性思维，他在去年发布的上任后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就将中俄列为美国利益的直接竞争者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把“珍珠港事件”讲述成一件好事是危险的：就像面对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与它们打交道时，我们宁愿抱有刻板的印象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这些是常常导致战争的因素。

　　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美国表亲”是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他知道如何践行他在演讲时引用的那句“说话温和，手持大棒”的西非谚语。然而，成了日本的朋友，如今关于珍珠港的叙述仍然给泰迪的主张蒙上阴影。

　　今天，在美国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向此前美国同日本的关系演变时，我们或许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借鉴一页，找到更真实的，不那么沾沾自喜的对“珍珠港事件”的叙述。

　　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与战争教授。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官网，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earl-harbors-forgotten-lessons-38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