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而欧盟历来在中日之间左右逢迎，两面下注。欧盟在2003年分别与中国和日本确立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2013年分别启动了对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对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18年7月1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飞抵北京，与李克强总理举行了第20次中欧首脑峰会，旋即在第二天飞抵东京，与安倍晋三举行了欧日首脑峰会。从2003年至今，欧盟几乎每年都与中国和日本分别举行双边首脑峰会和工商峰会，维持着对中日的平行接触。不过，在当前中欧关系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的同时，欧盟正在积极推进欧日关系，其背后的战略考量，值得深入观察和探究。

　　2018年7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右)、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左)一同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经济和战略两个层面向日本靠拢

　　2013年3月25日，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启动，欧盟将其处理对日关系的主要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一谈判上。2015年10月美国与日本等亚太经济体之间基本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而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却陷入僵局，欧盟的焦虑感越来越强，担心自身在国际社会建立新游戏规则的变局中被边缘化。2016年6月英国公投确定脱欧，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欧盟政治精英一直推崇的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观念体系与制度大厦遭遇到强烈冲击，出现了严重动摇，欧盟内外都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危机。

　　在新形势的影响下，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欧盟大幅度加速推进“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2017年12月7日，欧盟宣布基本完成这一谈判，2018年7月17日，欧盟与日本签订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欧日经济伙伴”架构中，总体上欧盟向日本做出的让步要多于日本向欧盟提供的利益。对于日本最关切的谈判焦点，即欧盟汽车市场的开放问题，欧盟几乎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欧盟的核心诉求，即日本农产品市场和公共采购体系对欧开放的问题，日本却并未给予充分的关照。日本对于从欧盟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的所有种类中的25%左右，仍保留12.5%〜9%左右的关税，同时仅允许欧盟供应商进入48个人口规模在30万以下的日本小城市参与公共采购竞标。考虑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极高，其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占日本城市总数的比重接近70%，日本的公共采购市场只是对欧盟“开了一条缝”。这一架构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性，说明欧盟在经济领域靠拢日本的心态较为急切。

　　欧盟认为，日本的价值理念与欧盟相同，是欧盟真正的战略安全盟友，因而也在积极寻求与日本开展战略安全协作。欧盟认为，当前中东和乌克兰等地的对抗与冲突，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亚太局部冲突，如朝鲜半岛局势、东海与南海争端等，连为一体，形成了从地中海沿岸经过中东、中亚一直延伸到东亚沿海的“动乱的弧形地带”。在此形势下，欧盟不能再满足于充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架构，而应发挥“全球性”战略安全行为体的功能，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应对安全威胁。

　　基于这样的认识，欧盟对东亚的安全政策以欧日在七国集团中建立的实质性的战略关系为支点，积极拓展欧日安全合作。欧盟对日本安倍政府的强势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表示肯定，对安倍政府在2015年9月通过的“新安保法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致力于将日本纳入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CSDP)架构。

　　欧盟向日本靠拢的战略考量

　　当前欧盟着力向日本靠拢的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

　　首先，引入新的动力，来帮助欧盟“重返亚洲”。2011年11月以后，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大幅度减少了对欧洲的战略投入。欧盟不甘心被美国边缘化，希望能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对亚太事务发挥影响，因而推出了自己的“重返亚洲”计划，包括在2012年出台的“欧盟在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导原则”、2016年出台的“欧盟全球战略”等文件。然而，欧盟未能实现其雄心，至今在亚太的地区事务中仍处在相当边缘的尴尬位置，甚至连搅局者都算不上。欧盟希望通过推进对日关系来提升欧盟在亚太的地位，帮助欧盟对亚太地区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实现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

　　其次，为有效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推进全球化而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2016〜2017年以来，强烈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激进民粹力量借助议会选举，堂而皇之地进入欧洲主流政坛，欧洲传统的意识形态谱系和政治力量格局都出现急剧的动荡。面对危机，欧盟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美两个大国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支持，然而欧盟既无法再依靠美国，也不愿去信任中国。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已将美国带入逆全球化的轨道，导致美欧关系趋冷。同时欧盟又严重缺乏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和价值认同。由于欧盟对华贸易长期存在巨额逆差，近年来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增长过快，欧盟对中欧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制度的负面认知愈加强烈，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破坏欧盟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在此情形下，欧盟需要在中美之外寻找的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力量，因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对支持全球化的安倍政府寄予厚望。

　　与美日开展三边协作对付中国

　　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的贸易制裁的压力并未减轻，美欧之间的裂痕仍然相当深刻。即便如此，欧盟仍然希望将美国的贸易战压力引向中国，考虑与美国和日本一起构建三边协作架构，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共同对付中国。2017年12月、2018年5月和9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先后三次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日本产经大臣世耕弘成举行会晤，并发表三边联合声明，批评所谓“第三方国家”的“非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如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强制”外企技术转让等，并且表示要共同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其矛头明显指向中国。在未来，欧日关系必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制约，需要将其置于美欧日三边关系的宏观全局中加以观察，才能确定其走向。欧盟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变局中与美日联手的危险，值得加以密切关注。

　　中国与日本在亚太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而且彼此间还存在一些深层矛盾。欧盟对其中一方的战略认知或决策意向出现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对另一方的政策与态度，两者互相牵涉，不可能截然分开。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经完成，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却显得裹足不前;欧盟希望“欧日战略伙伴关系”今后能“掀开新的篇章”，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却谈得越来越少，欧洲战略研究界甚至有人公开质疑中欧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明确支持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却很少谈及。虽然欧盟尽量避免在亚太事务的敏感议题上摆出“选边站”的姿态，但其倾向已经相当明显。目前欧盟向日本靠拢的态势，恐怕难免对欧盟处理对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逐渐疏离中国。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

 　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而欧盟历来在中日之间左右逢迎，两面下注。欧盟在2003年分别与中国和日本确立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2013年分别启动了对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和对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18年7月1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飞抵北京，与李克强总理举行了第20次中欧首脑峰会，旋即在第二天飞抵东京，与安倍晋三举行了欧日首脑峰会。从2003年至今，欧盟几乎每年都与中国和日本分别举行双边首脑峰会和工商峰会，维持着对中日的平行接触。不过，在当前中欧关系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的同时，欧盟正在积极推进欧日关系，其背后的战略考量，值得深入观察和探究。

　　2018年7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右)、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左)一同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经济和战略两个层面向日本靠拢

　　2013年3月25日，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启动，欧盟将其处理对日关系的主要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一谈判上。2015年10月美国与日本等亚太经济体之间基本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而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却陷入僵局，欧盟的焦虑感越来越强，担心自身在国际社会建立新游戏规则的变局中被边缘化。2016年6月英国公投确定脱欧，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欧盟政治精英一直推崇的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观念体系与制度大厦遭遇到强烈冲击，出现了严重动摇，欧盟内外都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危机。

　　在新形势的影响下，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欧盟大幅度加速推进“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2017年12月7日，欧盟宣布基本完成这一谈判，2018年7月17日，欧盟与日本签订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欧日经济伙伴”架构中，总体上欧盟向日本做出的让步要多于日本向欧盟提供的利益。对于日本最关切的谈判焦点，即欧盟汽车市场的开放问题，欧盟几乎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欧盟的核心诉求，即日本农产品市场和公共采购体系对欧开放的问题，日本却并未给予充分的关照。日本对于从欧盟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的所有种类中的25%左右，仍保留12.5%〜9%左右的关税，同时仅允许欧盟供应商进入48个人口规模在30万以下的日本小城市参与公共采购竞标。考虑到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极高，其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占日本城市总数的比重接近70%，日本的公共采购市场只是对欧盟“开了一条缝”。这一架构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性，说明欧盟在经济领域靠拢日本的心态较为急切。

　　欧盟认为，日本的价值理念与欧盟相同，是欧盟真正的战略安全盟友，因而也在积极寻求与日本开展战略安全协作。欧盟认为，当前中东和乌克兰等地的对抗与冲突，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亚太局部冲突，如朝鲜半岛局势、东海与南海争端等，连为一体，形成了从地中海沿岸经过中东、中亚一直延伸到东亚沿海的“动乱的弧形地带”。在此形势下，欧盟不能再满足于充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架构，而应发挥“全球性”战略安全行为体的功能，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应对安全威胁。

　　基于这样的认识，欧盟对东亚的安全政策以欧日在七国集团中建立的实质性的战略关系为支点，积极拓展欧日安全合作。欧盟对日本安倍政府的强势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表示肯定，对安倍政府在2015年9月通过的“新安保法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致力于将日本纳入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CSDP)架构。

　　欧盟向日本靠拢的战略考量

　　当前欧盟着力向日本靠拢的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

　　首先，引入新的动力，来帮助欧盟“重返亚洲”。2011年11月以后，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大幅度减少了对欧洲的战略投入。欧盟不甘心被美国边缘化，希望能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对亚太事务发挥影响，因而推出了自己的“重返亚洲”计划，包括在2012年出台的“欧盟在东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导原则”、2016年出台的“欧盟全球战略”等文件。然而，欧盟未能实现其雄心，至今在亚太的地区事务中仍处在相当边缘的尴尬位置，甚至连搅局者都算不上。欧盟希望通过推进对日关系来提升欧盟在亚太的地位，帮助欧盟对亚太地区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实现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

　　其次，为有效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推进全球化而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2016〜2017年以来，强烈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激进民粹力量借助议会选举，堂而皇之地进入欧洲主流政坛，欧洲传统的意识形态谱系和政治力量格局都出现急剧的动荡。面对危机，欧盟希望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美两个大国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支持，然而欧盟既无法再依靠美国，也不愿去信任中国。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已将美国带入逆全球化的轨道，导致美欧关系趋冷。同时欧盟又严重缺乏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和价值认同。由于欧盟对华贸易长期存在巨额逆差，近年来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增长过快，欧盟对中欧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制度的负面认知愈加强烈，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破坏欧盟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在此情形下，欧盟需要在中美之外寻找的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力量，因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对支持全球化的安倍政府寄予厚望。

　　与美日开展三边协作对付中国

　　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的贸易制裁的压力并未减轻，美欧之间的裂痕仍然相当深刻。即便如此，欧盟仍然希望将美国的贸易战压力引向中国，考虑与美国和日本一起构建三边协作架构，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共同对付中国。2017年12月、2018年5月和9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先后三次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日本产经大臣世耕弘成举行会晤，并发表三边联合声明，批评所谓“第三方国家”的“非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如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强制”外企技术转让等，并且表示要共同改革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其矛头明显指向中国。在未来，欧日关系必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制约，需要将其置于美欧日三边关系的宏观全局中加以观察，才能确定其走向。欧盟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变局中与美日联手的危险，值得加以密切关注。

　　中国与日本在亚太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而且彼此间还存在一些深层矛盾。欧盟对其中一方的战略认知或决策意向出现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对另一方的政策与态度，两者互相牵涉，不可能截然分开。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经完成，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却显得裹足不前;欧盟希望“欧日战略伙伴关系”今后能“掀开新的篇章”，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却谈得越来越少，欧洲战略研究界甚至有人公开质疑中欧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明确支持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却很少谈及。虽然欧盟尽量避免在亚太事务的敏感议题上摆出“选边站”的姿态，但其倾向已经相当明显。目前欧盟向日本靠拢的态势，恐怕难免对欧盟处理对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逐渐疏离中国。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学术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