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但不幸的是这又是一次“胡说”，如果人们认不清楚“胡说”的本质，就会陷入到其设下的陷阱当中，这一陷阱就是必将走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胡教授的开讲中，几乎每一步都先为听众设下认识的误区，人们稍不注意就会落入其圈套。

　　为了证实胡教授的“胡说”，先要树立几个观点：

　　1、改革就是对历史的否定。

　　胡教授信誓旦旦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其却又告诉大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过前人。而今人很快就会变为前人，成为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其已经知道改革开放是标志中国封闭时代成为历史，封闭时代是被否定才成为历史的。却偏偏证明“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让此段历史为之延续，那不是在自相矛盾。

　　2、解释经济优势是要用政治话语来解释。

　　胡教授在开讲中称：“因此，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用同一个政治上的话语根本就无法解释两个截然相反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观，计划经济制度的依据是消灭了剥削，增长率体现的价值根本就不一样，逻辑也不一样，胡教授能解释出一致的逻辑来，真能胡扯。

　　3、闭关锁国等同于被“封锁”

　　西方国家的政治是开放的，任何政治主张都可以去竞争，当年中苏的政治是封闭的，没有其他政治主张的活动余地。如果和平共处，西方国家是能被意识形态攻击，反之却不行，就像现在一样，中国可以在美国办报、办学校，反过来就不可以。西方国家随后采取的对等的手段，即冷战的铁幕，在苏看来就是“封锁”，而实际上是国家之间通常会采用的对等措施。胡教授称“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本末倒置的谬论在广泛传播。中国只要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就会必然改善，这是对等的，主动权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是一直在促使中国开放，而不是改善了中美关系，中国才会开放。中国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才改革开放的。

　　如果依据胡教授称的，就只能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富裕是美国的功劳。

　　4、诡辩的一个重要方式，“用事实说明事实”、“用概念解释概念”。

　　相互关联不是因果关系。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众多的相互关联，但绝对不存在辩解关系。

　　胡教授表述“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美国从建国特别是从1820年到1870年，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到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用了43年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3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发展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和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

　　胡教授能把相互关联解释成逻辑关系，还有什么不能找到因果解释，谁说“关公不能战秦琼”。

　　5、革命的无辜牺牲品

　　胡教授称：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来看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坏事就是坏事，是不可能变成好事，因为是有“无辜的牺牲者”，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时，就可以毫无羞耻的作恶了。黑格尔说“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从中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7、“试错法”行事

　　胡教授称“中国的改革属于挑战型的改革。改革起因于各种内外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作出的主动回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体制内的改革，即改革的发动者、推动者、领导者，都是体制内领导人的自我发动、自我改革，并且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它就有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不是大的“翻烧饼”，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冠冕堂皇声称会用“试错法”行事，这需要有多么无耻的勇气啊。“试错法”行事是必然会出现“代价”，他一定知道自己不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也一定具有视别人的生命如粪土的气概。

　　8、“独立自主”的概念

　　胡教授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现代社会对于国家的强大，不是国家间的生产能力与物质资源相比较，而是国家运用外部资源的能力。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就可以帮助自身战胜自然，可以依靠其他国家帮助得到足够的物资，而不至于自身时常处在危机孤立状态。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独立自主”的概念，是国家能够获得拥有购买所需商品财富的能力。市场自由竞争经济规则是“独立自主”的保证，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规则，其有四个主要特征：自主、平等、竞争、开放。这是既保证获得财富的规则，又保证用财富交换到所需商品的规则，而不用担心必须依附于某个国家成为其殖民地的可能。

　    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但不幸的是这又是一次“胡说”，如果人们认不清楚“胡说”的本质，就会陷入到其设下的陷阱当中，这一陷阱就是必将走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胡教授的开讲中，几乎每一步都先为听众设下认识的误区，人们稍不注意就会落入其圈套。

　　为了证实胡教授的“胡说”，先要树立几个观点：

　　1、改革就是对历史的否定。

　　胡教授信誓旦旦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其却又告诉大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过前人。而今人很快就会变为前人，成为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其已经知道改革开放是标志中国封闭时代成为历史，封闭时代是被否定才成为历史的。却偏偏证明“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让此段历史为之延续，那不是在自相矛盾。

　　2、解释经济优势是要用政治话语来解释。

　　胡教授在开讲中称：“因此，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用同一个政治上的话语根本就无法解释两个截然相反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财富的可交换的正义观，计划经济制度的依据是消灭了剥削，增长率体现的价值根本就不一样，逻辑也不一样，胡教授能解释出一致的逻辑来，真能胡扯。

　　3、闭关锁国等同于被“封锁”

　　西方国家的政治是开放的，任何政治主张都可以去竞争，当年中苏的政治是封闭的，没有其他政治主张的活动余地。如果和平共处，西方国家是能被意识形态攻击，反之却不行，就像现在一样，中国可以在美国办报、办学校，反过来就不可以。西方国家随后采取的对等的手段，即冷战的铁幕，在苏看来就是“封锁”，而实际上是国家之间通常会采用的对等措施。胡教授称“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这种本末倒置的谬论在广泛传播。中国只要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就会必然改善，这是对等的，主动权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是一直在促使中国开放，而不是改善了中美关系，中国才会开放。中国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才改革开放的。

　　如果依据胡教授称的，就只能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富裕是美国的功劳。

　　4、诡辩的一个重要方式，“用事实说明事实”、“用概念解释概念”。

　　相互关联不是因果关系。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众多的相互关联，但绝对不存在辩解关系。

　　胡教授表述“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美国从建国特别是从1820年到1870年，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到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用了43年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3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发展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和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

　　胡教授能把相互关联解释成逻辑关系，还有什么不能找到因果解释，谁说“关公不能战秦琼”。

　　5、革命的无辜牺牲品

　　胡教授称：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来看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坏事就是坏事，是不可能变成好事，因为是有“无辜的牺牲者”，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时，就可以毫无羞耻的作恶了。黑格尔说“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从中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7、“试错法”行事

　　胡教授称“中国的改革属于挑战型的改革。改革起因于各种内外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作出的主动回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体制内的改革，即改革的发动者、推动者、领导者，都是体制内领导人的自我发动、自我改革，并且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它就有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不是大的“翻烧饼”，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的过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冠冕堂皇声称会用“试错法”行事，这需要有多么无耻的勇气啊。“试错法”行事是必然会出现“代价”，他一定知道自己不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也一定具有视别人的生命如粪土的气概。

　　8、“独立自主”的概念

　　胡教授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现代社会对于国家的强大，不是国家间的生产能力与物质资源相比较，而是国家运用外部资源的能力。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就可以帮助自身战胜自然，可以依靠其他国家帮助得到足够的物资，而不至于自身时常处在危机孤立状态。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独立自主”的概念，是国家能够获得拥有购买所需商品财富的能力。市场自由竞争经济规则是“独立自主”的保证，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规则，其有四个主要特征：自主、平等、竞争、开放。这是既保证获得财富的规则，又保证用财富交换到所需商品的规则，而不用担心必须依附于某个国家成为其殖民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