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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纯粹的贸易问题吗?不!

　　我们如果仅仅从贸易摩擦来分析本次贸易摩擦，是根本不能理解这次摩易擦的。如果将它视为纯粹的摩易擦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当前的摩易摩擦与特朗普之前的贸易摩擦的区别。很显然，这次贸易摩擦并非纯粹的贸易问题，而是长期积累问题的综合性爆发，是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观念与价值矛盾的“三碰头现象”。

　　一是结构性矛盾即贸易结构问题、实力结构问题、国际体系的结构问题所积累起来的总体性结构性矛盾。贸易结构问题应该追述一下，自1890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也正是在这时候，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衰落论”，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他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苏美霸权争夺中美国处于守势，而苏联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而且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之中。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保罗·肯尼迪的观点是给苏联放了一颗“烟幕弹”，正是在“美国衰落论”的舆论之中，苏联走向了崩溃。不过，苏联当时那种态势以及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的确使美国进行了战略收缩。

　　为此，美国在1974年制定了《美国贸易法案》，也意味着美国从自由贸易政策走向了保护性贸易政策。这个法案最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所谓的“301条款”。“301条款”又分为“一般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极富弹性，它规定，当认定贸易对手采取“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使美国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受到限制时，美国贸易代表团在采取强制措施时，要受到美国总统具体指标的约束，而且要在总统的权限内采取其他适当的实际可行的行动，以协助这一权力，消除外国政府这一法律、政策或做法，来进行报复。而“超级301”是指经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补充后，对“301条款”新增加的“第1302节”。该条款的款名为“贸易自由化重点的确定”。该条款要求美国政府一揽子调查解决某个外国的整个对美出口产品方面的贸易壁垒问题。所以，该条款的规定比“普通301条款”更强硬，适用范围更广泛，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故俗称为“超级301条款”。长期来，美国政府就是以“301条款”，一是作为一种监督、威胁和干预工具，每年通过拟定“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等各种名单，发布《国别贸易障碍评估报告》等措施，对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干预影响其国内政策乃至国内政治。

　　二是作为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磋商程序，经磋商后决定是否提交世贸组织;三是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业界提供了沟通和磋商的桥梁，使业界的诉求能够迅速地传递给美国政府并得到后者的支持。不仅如此，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还源于1950年1月成立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统”)。当时，有大约30个国家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巴统制定了“国际安全清单”，将“美国安全清单”1A中的144种物品列入禁运范围。根据“巴统”规定，成员国准备向受限制的国家出口受控货物和技术时，必须向“巴统”提出申请，并且只有在“巴统”所有成员国政府一致同意后，该出口国政府才能签发本国的出口许可证。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个问题是实力结构问题，也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崛起的速度非常快，而美国则因单边主义战争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不断消耗自身的实力。因此，沃勒斯坦都指出，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实力衰落了。在这种情形下，中美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实力框架：美国实力下降的的趋势图和中国实力上升的趋势图。这个框架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美国作为守成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国之间的一种恐惧与担忧。由此引发出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对国际体系参加者和建设者的中国的矛盾心理：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成就了中国走向大国成长的历史进程;希望中国为美国的霸权肩负，却又担心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主导者。诸如此类的矛盾心理构筑起国际体系中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

　　二是制度性矛盾，即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自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着民主与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代表着集权与国有经济(政府控制的经济)。在苏美争霸的时期，两种制度的竞争非常突出，但冷战时期更多地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之争。冷战结束后，虽然依然是“一球两制”，但有一段时间两种制度的矛盾曾经一度被淡化了。就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冷战结束后不再是两种制度的矛盾，而是“文明断层线”地带的“文明的冲突”，也即是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又被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概括“历史终结论”。然而，随着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国对自己实力的过度外宣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美国鹰派也迅速对中国在理论和舆论上进行围堵，在这种舆论、理论的围堵和反围堵战中，“一球两制”中的制度性矛盾又骤然凸显出来。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与中国作为世界老二之间的矛盾也必然集中到两种制度的矛盾上来。

　　三是观念与价值矛盾，即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观念认知的矛盾。不同的制度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上的。美国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是以美国精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而中国所坚持的“中国特色”则往往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是以“中国特色”的名义背离人类所共同遵循的价值原则，从而导致相互之间产生认知偏见和认知固化。在中国龙眼中，美国鹰究竟是深夜中的安全与宁静的守护神，还是能够撕裂肉体并把的肉体吞噬下去的秃鹫?在美国鹰眼里，中国龙究竟是西方文化中的魔鬼，还是中国文化想象中的吉祥物?相互之间的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与实现它的偏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所导致的“陌生感”，相互之间的认知就会是积极的。然而，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客观冲击，而且美国往往认为这种冲击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说，美国鹰看中国的眼睛是“斜视”的，也就不可能对中国产生正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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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特朗普吗?不!

　　国内普遍都认为是因为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而挑起的事端。难道没有特朗普，中美贸易摩擦就不发生?错!我们回顾一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会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上，美国几乎是犯了间歇性的“抽风病”，每个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

　　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三次对中国进行“特别301调查”，分别是1991年、1994年和1996年。

　　2009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随后，美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以79比19的投票结果，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此案以所谓“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汇率问题进一步升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2012年9月底，奥巴马签署了22年来第一个禁止外国投资的总统令，否决三一重工的关联公司在美国的风电投资。

　　▲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要求政府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图为指责华为和中兴的报告。

　　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发布调查报告，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两家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系统设备领域。

　　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终裁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2012年10月13日，美国太阳能公司Solyndra向中国最大的三家光伏制造企业尚德、英利和天合提起“反垄断”诉讼。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

　　2018年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铝箔产品厂商征收48.64%至106.09%的反倾销税，以及17.14%至80.97%的反补贴税”。

　　2018年3月9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法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在特朗普时期贸易摩擦的案例更加频繁，对中国相关商品惩罚的力度更加。但是，摩易摩擦绝非是特朗普政府的特有现象。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特朗普，可能会有什么“李兰普”、“奥朗普”等，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是长期性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中国崛起的势头之下，都会对美国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忧虑，而对中国崛起的势头充满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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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纯粹的贸易问题吗?不!

　　我们如果仅仅从贸易摩擦来分析本次贸易摩擦，是根本不能理解这次摩易擦的。如果将它视为纯粹的摩易擦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当前的摩易摩擦与特朗普之前的贸易摩擦的区别。很显然，这次贸易摩擦并非纯粹的贸易问题，而是长期积累问题的综合性爆发，是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观念与价值矛盾的“三碰头现象”。

　　一是结构性矛盾即贸易结构问题、实力结构问题、国际体系的结构问题所积累起来的总体性结构性矛盾。贸易结构问题应该追述一下，自1890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也正是在这时候，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衰落论”，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他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苏美霸权争夺中美国处于守势，而苏联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攻势，而且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之中。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保罗·肯尼迪的观点是给苏联放了一颗“烟幕弹”，正是在“美国衰落论”的舆论之中，苏联走向了崩溃。不过，苏联当时那种态势以及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的确使美国进行了战略收缩。

　　为此，美国在1974年制定了《美国贸易法案》，也意味着美国从自由贸易政策走向了保护性贸易政策。这个法案最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所谓的“301条款”。“301条款”又分为“一般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极富弹性，它规定，当认定贸易对手采取“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使美国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受到限制时，美国贸易代表团在采取强制措施时，要受到美国总统具体指标的约束，而且要在总统的权限内采取其他适当的实际可行的行动，以协助这一权力，消除外国政府这一法律、政策或做法，来进行报复。而“超级301”是指经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修改补充后，对“301条款”新增加的“第1302节”。该条款的款名为“贸易自由化重点的确定”。该条款要求美国政府一揽子调查解决某个外国的整个对美出口产品方面的贸易壁垒问题。所以，该条款的规定比“普通301条款”更强硬，适用范围更广泛，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故俗称为“超级301条款”。长期来，美国政府就是以“301条款”，一是作为一种监督、威胁和干预工具，每年通过拟定“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等各种名单，发布《国别贸易障碍评估报告》等措施，对其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干预影响其国内政策乃至国内政治。

　　二是作为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磋商程序，经磋商后决定是否提交世贸组织;三是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业界提供了沟通和磋商的桥梁，使业界的诉求能够迅速地传递给美国政府并得到后者的支持。不仅如此，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还源于1950年1月成立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统”)。当时，有大约30个国家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巴统制定了“国际安全清单”，将“美国安全清单”1A中的144种物品列入禁运范围。根据“巴统”规定，成员国准备向受限制的国家出口受控货物和技术时，必须向“巴统”提出申请，并且只有在“巴统”所有成员国政府一致同意后，该出口国政府才能签发本国的出口许可证。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个问题是实力结构问题，也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崛起的速度非常快，而美国则因单边主义战争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不断消耗自身的实力。因此，沃勒斯坦都指出，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实力衰落了。在这种情形下，中美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实力框架：美国实力下降的的趋势图和中国实力上升的趋势图。这个框架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美国作为守成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国之间的一种恐惧与担忧。由此引发出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对国际体系参加者和建设者的中国的矛盾心理：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成就了中国走向大国成长的历史进程;希望中国为美国的霸权肩负，却又担心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主导者。诸如此类的矛盾心理构筑起国际体系中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

　　二是制度性矛盾，即美国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自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着民主与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代表着集权与国有经济(政府控制的经济)。在苏美争霸的时期，两种制度的竞争非常突出，但冷战时期更多地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之争。冷战结束后，虽然依然是“一球两制”，但有一段时间两种制度的矛盾曾经一度被淡化了。就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冷战结束后不再是两种制度的矛盾，而是“文明断层线”地带的“文明的冲突”，也即是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又被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概括“历史终结论”。然而，随着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国对自己实力的过度外宣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美国鹰派也迅速对中国在理论和舆论上进行围堵，在这种舆论、理论的围堵和反围堵战中，“一球两制”中的制度性矛盾又骤然凸显出来。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与中国作为世界老二之间的矛盾也必然集中到两种制度的矛盾上来。

　　三是观念与价值矛盾，即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观念认知的矛盾。不同的制度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上的。美国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是以美国精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而中国所坚持的“中国特色”则往往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是以“中国特色”的名义背离人类所共同遵循的价值原则，从而导致相互之间产生认知偏见和认知固化。在中国龙眼中，美国鹰究竟是深夜中的安全与宁静的守护神，还是能够撕裂肉体并把的肉体吞噬下去的秃鹫?在美国鹰眼里，中国龙究竟是西方文化中的魔鬼，还是中国文化想象中的吉祥物?相互之间的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与实现它的偏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所导致的“陌生感”，相互之间的认知就会是积极的。然而，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客观冲击，而且美国往往认为这种冲击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说，美国鹰看中国的眼睛是“斜视”的，也就不可能对中国产生正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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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持久战的态度来对待贸易摩擦吗?不会!

　　2018年8月22日商务部王受文副部长应邀到美国进行谈判，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相持阶段”。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美国要中国进行谈判，原因很简单，11月份有两个多边会议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会议，按照常理中美两国元首都要参加。在多边场合，两国元首究竟是擦肩而过还是握手言和，这是世界经济乃至现有国际体系的信心的重要指标。假若两国元首握手言和，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关键是贸易摩擦谈判必须要有进展，否则两国领导人的面子和里子都不太好看。因此，启动谈判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了11月的两次重要多边会议更好地设置议程。假若两国元首擦肩而过，那么对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以及对国际体系来说都无疑是在深秋中遭遇冷霜。这是非常危险的。好在尽管这次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都主张继续谈判。这就意味着即便没有任何进展，只要谈判的大门没有关闭，那么11月的多边会议上即便不能言和但握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在相持阶段，一方面，美国一直利用各种重要场合包括联合国大会等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势，诋毁和歪曲中国如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另一方面，美国继续推动对中国商品进行制裁如9月26日，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正是征收25%的关税，以及对中国一些具体的企业继续进行技术禁运。国内一些观察家便提出要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显然，他们主张在贸易摩擦问题上要与美国打持久战。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观点。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绝对不允许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虽然中美关系重要，中美经贸关系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相比之下，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更为重要。中国四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仅有城乡二元现象，更有地区二元现象，而且中国过去的发展是绕开问题谋发展的，有不少遗留问题，中国在新的发展中国还会遇到诸多新的问题。老问题与新问题纠集在一起就是大问题，因此，当前中国依然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为主要的责任。中美贸易问题是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其中以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正如前面所说，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必费太多的精力来处理。至于美国的霸凌主义行为挑起此事，所谓解铃还是系铃人，既然是美国挑起，自然最终还需美国来平息。

　　第二，美国实际上也不愿意打持久战，虽然在短期内美国因挑起贸易摩擦而获得了一些利益，如经济增长、资本回流、失业率创新低等，但持久战也会拖累美国经济。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来看，3月下旬，贸易摩擦开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3月23日的7356.99点上升到8月31日的8109.54点，达到这半年来的峰值，随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始一路回落，到10月30日只有7305.90点。比贸易摩擦启动之时还要低。也就是说，美国贸易摩擦初期的优势实际上开始丧失，而贸易摩擦对美国的消极影响逐渐路出水面。虽然影响美国股市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冲击，但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而对美国带来的乐观情绪正在减退。

　　第三，既然贸易摩擦的持久战对美国、中国都不利，如果拖累了世界老大、老二的两个经济体，那就无疑会拖累世界经济。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而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特别是缺乏创新的动力。如果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长期无法走出困境，那对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绝不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相反中国更加强调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使命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如此，中国绝对不会迎合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更不要被美国绑架在“贸易战”甚至是“新冷战”的战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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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爆发新冷战吗?不会!

　　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现实，无论是国内一些学者和观察家还是美国一些观察家，都在炒作“新冷战”这个概念，认为中美之间正在走向新冷战。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大多来自于中美各自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对对方抱有成见和鹰派的一些观察家。而这些人的看法往往是偏激的，也缺乏表的理性。美国固然有不少对话强硬的鹰派和民粹主义者，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芒罗等)、“中国崩溃论”(章家敦)、“脆弱的超级大国”(谢淑丽)、“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沈大伟)、“致命中国”(纳瓦罗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对中国的刻意歪曲和刻板认知。当然，中国也有诸如“中国可以说不论者”、“中国不高兴论者”、“战狼2派”，乃至于“厉害论者”等等，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虽然虽然染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但实际的结果可能与爱国主义本身背道而驰。中国要崛起一个世界性大果，那么中国更应该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根本不可能支撑一个世界大国。一个大国的崛起，不只是要有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硬实力的崛起，更加需要拥有健康的民族心理，尤其是要有包容、开放、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胸襟，这才能够支撑一个大国的崛起进程，并使大国成长拥有持久不衰的动力。

　　从诸多迹象来看，中美爆发新冷战的概率的确非常高，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一些企业进行技术禁运等的同时，美国也顺利地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如果美加墨三方正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根据第31.10条规定，缔约方不仅应在启动谈判前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还应该尽早将缔约目标尽可能告知其他缔约方;还需要再签署前至少30天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各缔约方审查(review)，以评估该文本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影响;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的六月内，允许其他缔约方终止并替换美墨加贸易协定相关条款。

　　换言之，加拿大和墨西哥要不要跟中国签自由贸易协定、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什么目标、谈判文本草案、拟签署文本都要送美国政府审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加墨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有什么不好影响，还可以美墨加贸易协定为后盾要挟加墨两国。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包括欧盟一直就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很显然是对中国有针对性的。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即将与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也将重新签订贸易协定，假若在与这些国家的协定中也把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添加到其中，那么就很有可能使中国即便要开放也很难开放。邓小平当年曾经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崛起来的中国同样离不开世界。所以，“一带一路”实际上从内部来讲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2.0版，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具体抓手。假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都有辱美加墨贸易协定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内容，那么中国真的是打开了窗户以后，面对的是一堵墙，中国努力冲破这堵墙，却面临的是美国构筑的一道铁丝网。这样就真的回到了两个阵营、两种体系的冷战时代。

　　然而，现实不没有如此悲观。诸多的因素正在朝着乐观的态势发展。特别是两大因素最为重要，一是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访问中国，在经贸方面至少取得了两大收获，即两国加强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中日重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两大收获可以明确地告诉世界所有观察家们，不久或许就在明年的1月份，美国与日本签署的贸易协定肯定不会有经贸上“屏蔽”中国的条款。二是在11月1日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电话“聊天”。特朗普在通话中表示，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愿继续扩大对华出口。两国经济团队有必要加强沟通磋商。特朗普还表示，支持美国企业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两国元首表示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并就中美关系及其他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的高烧将在11月的深秋季节真的要降温了。那所谓的“新冷战”也很快淹没在微信的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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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会脱钩吗?不会!

　　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会脱钩，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包括一部分特朗普的智库、美国一些学者和观察家，还包括中国一些学者和观察家。但是，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中美关系真的脱钩，这的确会导致“新冷战”，甚至是一定规模的热战。那么，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就真的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关系除了崛起国与守成国这种身份上同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相似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一点与之相似。雅典与斯巴达是为了争夺希腊地区的霸权;两国城邦联盟之间利益上没有任何的相互依存;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需要。相反，第一，中美之前至少中国从来不主张谋求霸权，中国是通过对外开放进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走上了大国崛起的进程，因而中国不仅不会摧毁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相反要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

　　第二，中美之间利益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利益相互嵌入程度也非常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所以，中美关系真的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三，美国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因而也就必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承担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世界的公害，而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流行疾病防疫等，都具有跨国性、跨地区性，因而需要跨国、跨地区治理。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具有推卸不掉的大国责任，但美国要发挥这方面的功能，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当然，中国同样是联合国餐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会有这方面的国际责任，同样需要美国的支持。

　　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这是错误的;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美国政府。这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中美关系不但不能停滞，而且要大力发展。从那时以来，中国就一直把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也说过，我们有一千条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用一条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这也充分地彰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总之，中美关系不会脱钩也不应该脱钩，尤其是双方都不允许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更不允许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样的热战。《道德经》说：“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战争不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只有当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之时，才会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开展维护正义的合法性战争。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