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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研: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寻求对华关系的有限改善

关键词: 日本 中国

来源:大国策智库 2018-11-13 11:28:06

宗研: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寻求对华关系的有限改善

作者:宗研

日本维持美日同盟的经济负担与日俱增,而美日同盟对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发挥的真正作用却在逐渐弱化,从长期角度来看,美日同盟对日本逐渐从强助力向弱助力,再向拖累日本蜕变。相比之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需要使日本背负政治、安全上的过重负担,却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日本急于同中国拓展合作,补偿、转价“反哺”美国经济的损失。

    安倍访华,中日首脑会晤,中日关系关系重回正轨。然而,此次中日关系的转圜或为安倍政权在原有对华外交方针与策略框架内的局部政策调整,虽然此次访问取得一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但日方对“一带一路”表态仍然延续了谨慎与暧昧的一贯作风,我们尚未看到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发生重大改变的征兆。因此,在此中日关系初现好转而前景又尚未完全明朗之际,我们不仅要客观分析安倍访华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更要全面把握日与美、欧、印等其他盟国、准同盟国互动关系中所蕴藏的战略内涵,以日本整体外交布局为坐标系和参照物,准确评估与判断日对华外交的真实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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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对华外交仍需服从美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安排

  准确把握中日关系,首先要客观认识日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外交政策虽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总体上离不开美国为其设定的边界和方向。从战后日本的外交实践上来看,日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自主空间大于安全政策,日本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不必完全与美国一致,有时甚至会同美国产生贸易摩擦,但是日本的安全政策却未曾越雷池一步,一直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亦步亦趋。然而,战略安全上的互信是发展外交关系的基石,安全问题上的互疑势必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埋下严重隐患。一个无法实现安全保障自主的国家,必然在外交政策上受制于人。

  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造,并向日本政府返还了施政权,但仍继续保留了“占领军”的各项军事特权。除了各驻日美军基地外,美军继续保持了对“横田空域、岩国空域”等部分日本领空的绝对支配权,并在法理上保留了紧急事态下在日本增设军事基地和设施的特权。尽管日本和平宪法尚未修改,日本在理论上不能主动对他国开展军事行动,但是美军却拥有从日本领土、领海、领空对他国开战的法律权力。美国通过《日美地位协定》牢牢掌控了日本军事主导权,日本整体外交布局必然服从于美国对区域秩序的安排,美国战略利益与目标即是日本外交战略的极限和底线。因此,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加强对华围堵的亚太大环境下,日本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与中国单独实现战略释疑。

1安倍马克龙.jpg

  10月18日,安倍同马克龙举行首脑会谈,强调维护海洋法律秩序的合作,其矛头暗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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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研: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寻求对华关系的有限改善

关键词: 日本 中国

来源:大国策智库 2018-11-13 11:28:06

宗研: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寻求对华关系的有限改善

作者:宗研

日本维持美日同盟的经济负担与日俱增,而美日同盟对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发挥的真正作用却在逐渐弱化,从长期角度来看,美日同盟对日本逐渐从强助力向弱助力,再向拖累日本蜕变。相比之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需要使日本背负政治、安全上的过重负担,却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日本急于同中国拓展合作,补偿、转价“反哺”美国经济的损失。

    安倍访华,中日首脑会晤,中日关系关系重回正轨。然而,此次中日关系的转圜或为安倍政权在原有对华外交方针与策略框架内的局部政策调整,虽然此次访问取得一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但日方对“一带一路”表态仍然延续了谨慎与暧昧的一贯作风,我们尚未看到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发生重大改变的征兆。因此,在此中日关系初现好转而前景又尚未完全明朗之际,我们不仅要客观分析安倍访华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战略信号,更要全面把握日与美、欧、印等其他盟国、准同盟国互动关系中所蕴藏的战略内涵,以日本整体外交布局为坐标系和参照物,准确评估与判断日对华外交的真实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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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对华外交仍需服从美对亚太地区的秩序安排

  准确把握中日关系,首先要客观认识日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外交政策虽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总体上离不开美国为其设定的边界和方向。从战后日本的外交实践上来看,日本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自主空间大于安全政策,日本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不必完全与美国一致,有时甚至会同美国产生贸易摩擦,但是日本的安全政策却未曾越雷池一步,一直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亦步亦趋。然而,战略安全上的互信是发展外交关系的基石,安全问题上的互疑势必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埋下严重隐患。一个无法实现安全保障自主的国家,必然在外交政策上受制于人。

  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造,并向日本政府返还了施政权,但仍继续保留了“占领军”的各项军事特权。除了各驻日美军基地外,美军继续保持了对“横田空域、岩国空域”等部分日本领空的绝对支配权,并在法理上保留了紧急事态下在日本增设军事基地和设施的特权。尽管日本和平宪法尚未修改,日本在理论上不能主动对他国开展军事行动,但是美军却拥有从日本领土、领海、领空对他国开战的法律权力。美国通过《日美地位协定》牢牢掌控了日本军事主导权,日本整体外交布局必然服从于美国对区域秩序的安排,美国战略利益与目标即是日本外交战略的极限和底线。因此,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加强对华围堵的亚太大环境下,日本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与中国单独实现战略释疑。

1安倍马克龙.jpg

  10月18日,安倍同马克龙举行首脑会谈,强调维护海洋法律秩序的合作,其矛头暗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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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改善中日关系或是日本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权宜之计

  在此次访华前夕,安倍于10月18日同法国总理马克龙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深化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与防务合作达成一致,强调了维护海洋法律秩序的合作,矛头暗指南海。而仅仅在访问中国结束后的第二天10月28日,安倍即在私人别墅马不停蹄地招待访问日本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在正式的首脑会谈后发表了日印共同宣言,高调宣布了日印今后一系列经济、军事合作计划的同时,不忘宣誓共同合作保护所谓海洋安全秩序,强调南海地区的航行和航空通行权,牵制中国的含义不言而喻。在短短的十余天内,长袖善舞的安倍玩转于中、法、印三个政治经济大国之间,一方面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不忘拉拢印欧牵制中国。

  虽然美日同盟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划定了边界,但在这有限的空间中,安倍通过“长袖善舞”的外交策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为日本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不难判断出,安倍政权此次积极改善中日关系,或许仅仅是在特朗普要求日本“反哺”美国经济之时,在不触碰美国战略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应对“特朗普冲击”的权宜之计。在美围堵中国的计划中,安倍将日本的角色从“冲锋陷阵”调整为适度配合,保持原有对华外交方略不变的前提下,为日本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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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权不断要求日承担更多的防卫费和安保责任,日本维持美日同盟的经济负担与日俱增。图为日本和美国在驻日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举行基地警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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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东亚战略格局的变化趋势

  在过去的战后70多年时间里,美国以日本为抓手使西太平洋地区维持了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秩序格局,日本对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功不可没”,在充当美日同盟排头兵的同时,也依靠美国的保护获得了经济飞速发展。然而,作为一个域外国家,美国在日本驻军必然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其根本目的是防止东亚地区出现能够挑战美国的区域力量,减缓甚至是遏制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使东亚各主要国家保持相互持有敌意而又不会发生冲突的“均衡破碎”状态,最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一旦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政治、经济乃至安全上的一体化区域力量,将对美国造成重大挑战。因此,日本获得的只是在美国综合国力允许前提下帮助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地位所获得的“利益分红”,即在不损害美国利益前提下能够给予日本的那部分好处,而这一“利益分红”是以阻碍区域一体化,损害地区利益为代价获得的。在过去70多年里,这部分红利一直非常可观。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下滑以及全球多个政治、经济中心的崛起,美国越来越难像过去一样游刃有余地维持霸权时代下的高额战略红利。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向同盟国输送“分红”变为要求日欧等同盟国向美国经济“反哺”,美日同盟的高红利时代结束。不仅如此,特朗普政权还不断要求日承担更多的防卫费和安保责任,日本维持美日同盟的经济负担与日俱增,而美日同盟对日本在安全保障上发挥的真正作用却在逐渐弱化,从长期角度来看,美日同盟对日本逐渐从强助力向弱助力,再向拖累日本蜕变。相比之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需要使日本背负政治、安全上的过重负担,却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日本急于同中国拓展合作,补偿、转价“反哺”美国经济的损失。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忧虑加剧,日本被牢牢绑在了围堵中国崛起的战车之上,近日发表的第四期《阿米蒂报告》就建言美日政府成立美日联合司令部,其指向性和危险性不容忽视。

  美日同盟几十年来对日本来说一直是利大于弊,然而符合美国利益的秩序安排与东亚区域整体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在美国经济不尽人意的当下,美国必然依靠现有体系向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国家谋取高于正常贸易状态的超额回报。美国为了继续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关系,将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风险更高的军事手段来维持现状。在未来某个时期,当美日同盟红利耗尽,超过一定临界点,美日同盟对日本之弊开始大于利,届时日本也将面临对地区关系的重新战略选择。或许只有在日本重新审视中日关系对日本国家命运的重要战略意义,意识到“脱欧返亚”的重要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华乃至整个区域外交方针和策略的时候,中日才能迎来真正的战略互信,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

        作者原题为《新阶段日本对华外交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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