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白宫开足马力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力保参议院多数席位，也试图扭转众议院选情的颓势。就在选战正酣，吸取媒体注意力之时，白宫又悄然创下一项新纪录，成为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总统首任任期内白宫高级顾问职位变更率最高的一届政府。

　　所谓白宫高级顾问，主要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白宫律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新闻发言人、总统经济顾问等在内的12位高级别政策咨询顾问，他们负责协调总统与行政部门的沟通、制定政治与经济领域内重大政策、协调执政团队等重要事务。根据布鲁金斯协会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10个职位易主，某些岗位还数度易手，变更率高达83%，同比达到前任奥巴马总统的两倍、小布什总统的五倍。这种频繁且大规模的更换高级顾问，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又一特色。

　　如果仔细分析留任和履新的人员，可以发现这其中不乏政界新人，还有许多长期被美国主流政治势力所压制与排斥的边缘人物。如今，在特朗普“反精英”、“反建制”的召唤下，他们大步跃入美国权力的中枢。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白宫权力版图与政治生态，还对美国外交政策、全球治理、以及美中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随着特朗普进入白宫的“非主流”政治人物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已经离职的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他曾经强烈抵制全球化、相信一场“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战争将开启、也视中国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班农已经告别白宫，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媒体世界和草根阶层，在总统权力中枢之外，继续为民粹主义站脚助威。

　　但是送别了班农，白宫却迎来了更多的“非主流”人物。其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信奉单边主义，对美国所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曾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但上任伊始，他就放言“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的大楼有38层，不过即使我今天砍掉10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联合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博尔顿于2006年辞职，在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做兼职评论员，淡出政界多年。而此次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他抨击联合国，力主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依然保持“鹰派”本色。

　　与博尔顿在国家安全领域内的强硬政策相呼应的是总统经济顾问纳瓦罗，他主导了对中国、加拿大、欧盟的关税制裁，开启了贸易战。如同博尔顿的单边主义强硬外交路线广受美国国安领域精英质疑，纳瓦罗的贸易政策也被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曾任小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曼昆曾经说：“你可以开清单列出当今世界100位著名经济学家，纳瓦罗肯定不在其中，他的观点非常、非常另类”。

　　“非主流”人物和新人云集的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处理全球事务、特别是处理美中关系之时，呈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其中博尔顿的“亲台”立场，在华盛顿众说周知。早在1993年，他曾经接受台湾政府资助，撰写文章阐述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此后他再也没有放弃台湾入联和对台军售的观点，甚至支持美国军事人员入台——“台湾比冲绳和关岛更要靠近中国大陆和南海争议岛礁，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将为美军迅速控制本地区提供便利”。身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重要位置，博尔顿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无疑为美中关系增添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甚至催生了擦枪走火的可能。

　　显然，博尔顿并非白宫中唯一能够引爆美中关系的决策团队成员，负责制定移民政策改革的总统顾问米勒，也值得注意。米勒年仅33岁，早在就读杜克大学期间就初露政治头角。在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的杜克大学运动员强奸案中，他为三位白人运动员辩护，频繁出现在几档大型的电视节目。在欣然接受大量媒体关注的同时，米勒在更大的范围内宣扬了自己的右翼政治立场，并借自己在大学期间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在毕业后进入华盛顿政界，为两位右翼国会议员工作，并效力于原联邦参议员、现任特朗普内阁司法部长的塞申斯。

　　2015年，米勒进入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他成为了特朗普最年轻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大多数国内事务中拥有参与权，在移民政策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曾经协助制定了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力主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童年抵达者暂缓遣返计划》，此举将导致约80万无证移民丧失工作和就学的机会。米勒并非美中关系的操盘手，但是据《金融时报》披露，他提议限制、甚至全面停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留学签证。如果此项提议获得通过，将不仅影响目前在美留学的30余万中国留学生的前途，还将基本断绝美中之间的教育交流，沉重打击美中关系。最终，在美国驻华大使等官员的强烈反对下，该提案被搁置。

　　如果说米勒的留学禁令提案不按常理，那么白宫其它的对华政策则显得不留情面。比如特朗普的第一轮针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决定，于中国时间7月7日生效，正值“七七事变”爆发纪念日;特朗普第二轮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于中国时间9月18日生效，正值“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两个历史纪念日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显耀地位，和与之相伴的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在这两个敏感的历史纪念日，实施对华关税制裁，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如果白宫此举果真并非巧合，而是借古讽今，通过羞辱中国而对中国全面施压，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特朗普执政之初，他似乎把全面且复杂的美中关系简约成“朝核”和“贸易”两个方面，此举极大缩小了两国潜在合作范围，同时也放大了美中关系中的冲突层面。然而，两年过去了，美中关系中的冲突层面已经扩大到了“全面竞争”的水平。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林林总总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从朝核、贸易、台湾、新疆、西藏、南海、“一带一路”、到中国间谍，几乎无所不包。这不禁令人怀疑，这一长串批评到底是特朗普本人授意，还是咄咄逼人的白宫执政团队，借着特朗普极限施压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掺杂了众多个人关心的议程和诉求，将美中关系带向“新冷战”的危险境地。

　　坦率地讲，在稳定和发展美中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有许多解释和改进的工作要做。但是美国目前奉行的全面施压，也绝非解决之道。全面对抗只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美国持续施压，直至中国全面妥协;或是中国“抗战”到底，美国全面认输。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恐怕都不会接受零和游戏中输家的结果，两国关系将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此看来，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或可提供一个契机，虽然选举的结果不会对白宫执政团队产生直接影响，但是新的政治环境可以促使美中关系的操盘手们，优选对华要求，提出一个可操作的路线图，等候中国政府的回应。

　　作者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白宫开足马力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力保参议院多数席位，也试图扭转众议院选情的颓势。就在选战正酣，吸取媒体注意力之时，白宫又悄然创下一项新纪录，成为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总统首任任期内白宫高级顾问职位变更率最高的一届政府。

　　所谓白宫高级顾问，主要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白宫律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新闻发言人、总统经济顾问等在内的12位高级别政策咨询顾问，他们负责协调总统与行政部门的沟通、制定政治与经济领域内重大政策、协调执政团队等重要事务。根据布鲁金斯协会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10个职位易主，某些岗位还数度易手，变更率高达83%，同比达到前任奥巴马总统的两倍、小布什总统的五倍。这种频繁且大规模的更换高级顾问，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又一特色。

　　如果仔细分析留任和履新的人员，可以发现这其中不乏政界新人，还有许多长期被美国主流政治势力所压制与排斥的边缘人物。如今，在特朗普“反精英”、“反建制”的召唤下，他们大步跃入美国权力的中枢。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白宫权力版图与政治生态，还对美国外交政策、全球治理、以及美中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随着特朗普进入白宫的“非主流”政治人物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已经离职的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他曾经强烈抵制全球化、相信一场“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战争将开启、也视中国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班农已经告别白宫，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媒体世界和草根阶层，在总统权力中枢之外，继续为民粹主义站脚助威。

　　但是送别了班农，白宫却迎来了更多的“非主流”人物。其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信奉单边主义，对美国所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曾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但上任伊始，他就放言“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的大楼有38层，不过即使我今天砍掉10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联合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博尔顿于2006年辞职，在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做兼职评论员，淡出政界多年。而此次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他抨击联合国，力主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依然保持“鹰派”本色。

　　与博尔顿在国家安全领域内的强硬政策相呼应的是总统经济顾问纳瓦罗，他主导了对中国、加拿大、欧盟的关税制裁，开启了贸易战。如同博尔顿的单边主义强硬外交路线广受美国国安领域精英质疑，纳瓦罗的贸易政策也被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曾任小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曼昆曾经说：“你可以开清单列出当今世界100位著名经济学家，纳瓦罗肯定不在其中，他的观点非常、非常另类”。

　　“非主流”人物和新人云集的特朗普执政团队，在处理全球事务、特别是处理美中关系之时，呈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其中博尔顿的“亲台”立场，在华盛顿众说周知。早在1993年，他曾经接受台湾政府资助，撰写文章阐述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此后他再也没有放弃台湾入联和对台军售的观点，甚至支持美国军事人员入台——“台湾比冲绳和关岛更要靠近中国大陆和南海争议岛礁，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将为美军迅速控制本地区提供便利”。身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重要位置，博尔顿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无疑为美中关系增添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甚至催生了擦枪走火的可能。

　　显然，博尔顿并非白宫中唯一能够引爆美中关系的决策团队成员，负责制定移民政策改革的总统顾问米勒，也值得注意。米勒年仅33岁，早在就读杜克大学期间就初露政治头角。在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的杜克大学运动员强奸案中，他为三位白人运动员辩护，频繁出现在几档大型的电视节目。在欣然接受大量媒体关注的同时，米勒在更大的范围内宣扬了自己的右翼政治立场，并借自己在大学期间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在毕业后进入华盛顿政界，为两位右翼国会议员工作，并效力于原联邦参议员、现任特朗普内阁司法部长的塞申斯。

　　2015年，米勒进入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他成为了特朗普最年轻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大多数国内事务中拥有参与权，在移民政策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曾经协助制定了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力主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童年抵达者暂缓遣返计划》，此举将导致约80万无证移民丧失工作和就学的机会。米勒并非美中关系的操盘手，但是据《金融时报》披露，他提议限制、甚至全面停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留学签证。如果此项提议获得通过，将不仅影响目前在美留学的30余万中国留学生的前途，还将基本断绝美中之间的教育交流，沉重打击美中关系。最终，在美国驻华大使等官员的强烈反对下，该提案被搁置。

　　如果说米勒的留学禁令提案不按常理，那么白宫其它的对华政策则显得不留情面。比如特朗普的第一轮针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决定，于中国时间7月7日生效，正值“七七事变”爆发纪念日;特朗普第二轮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于中国时间9月18日生效，正值“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两个历史纪念日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显耀地位，和与之相伴的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在这两个敏感的历史纪念日，实施对华关税制裁，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如果白宫此举果真并非巧合，而是借古讽今，通过羞辱中国而对中国全面施压，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特朗普执政之初，他似乎把全面且复杂的美中关系简约成“朝核”和“贸易”两个方面，此举极大缩小了两国潜在合作范围，同时也放大了美中关系中的冲突层面。然而，两年过去了，美中关系中的冲突层面已经扩大到了“全面竞争”的水平。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林林总总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从朝核、贸易、台湾、新疆、西藏、南海、“一带一路”、到中国间谍，几乎无所不包。这不禁令人怀疑，这一长串批评到底是特朗普本人授意，还是咄咄逼人的白宫执政团队，借着特朗普极限施压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掺杂了众多个人关心的议程和诉求，将美中关系带向“新冷战”的危险境地。

　　坦率地讲，在稳定和发展美中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有许多解释和改进的工作要做。但是美国目前奉行的全面施压，也绝非解决之道。全面对抗只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美国持续施压，直至中国全面妥协;或是中国“抗战”到底，美国全面认输。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恐怕都不会接受零和游戏中输家的结果，两国关系将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此看来，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或可提供一个契机，虽然选举的结果不会对白宫执政团队产生直接影响，但是新的政治环境可以促使美中关系的操盘手们，优选对华要求，提出一个可操作的路线图，等候中国政府的回应。

　　作者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