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高调访华，使得冷清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官媒也完全变了口吻，连胡锡进也说：中日互怼该结束了。中日社会要相互尊重，肯定、接受对方的长处，坦然面对自己的短处。中国现在强大了，日本很难再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对日心态需做重大调整。在确立了彼此尊重和共存共荣的大原则后，中日就容易和而不同了。两国需彻底走出日本人说中国“支那”，中国人则叫它“小日本”的相互蔑视。

　　今年李克强访日，尽管国内媒体刻意淡化，但很显然，那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暖春之旅。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从来就不乏有识之士，传说中的徐福带着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可追溯到秦朝，今天日本的奈良或者京都，有很多古典建筑，都是标准的唐式建筑，盛世唐朝中国更是日本仰慕朝拜的乐土，从唐之后，唐、宋、元、明、清，日本跟中国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

　　清末时期，孙中山等一批有识之士以日本为基地，策动谋划了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统治。新政权成立后，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中日历史问题，毛主席说中日关系是“不打不成交”。1972年7月，周总理对日本人说：“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对裕仁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1949年之后的中国，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外交孤立，日本则是频频向中国示好，更早于美国之前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再次陷入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与孤立，日本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经济发达国家，而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足他曾下令侵占过的最大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关系如火如荼，日本是工业大国中对中国援助最慷慨的国家，也是对中国输出技木最多的国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总额为3.64兆円，折合2852亿人民币。日本的援助占到了中国接受总体外援的67.2%，高于第二名德国33倍之多。

　　日本不象西方世界常常利用中国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从毛时代起，中国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没有建交时大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促成1972年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多来自日本。没有日本早期的经援，中国改革开放很难走到现在，更不可能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后将外资吸引到大陆，使之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工厂。

　　安倍晋三高调访华，使得冷清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官媒也完全变了口吻，连胡锡进也说：中日互怼该结束了。中日社会要相互尊重，肯定、接受对方的长处，坦然面对自己的短处。中国现在强大了，日本很难再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对日心态需做重大调整。在确立了彼此尊重和共存共荣的大原则后，中日就容易和而不同了。两国需彻底走出日本人说中国“支那”，中国人则叫它“小日本”的相互蔑视。

　　今年李克强访日，尽管国内媒体刻意淡化，但很显然，那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暖春之旅。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从来就不乏有识之士，传说中的徐福带着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可追溯到秦朝，今天日本的奈良或者京都，有很多古典建筑，都是标准的唐式建筑，盛世唐朝中国更是日本仰慕朝拜的乐土，从唐之后，唐、宋、元、明、清，日本跟中国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

　　清末时期，孙中山等一批有识之士以日本为基地，策动谋划了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统治。新政权成立后，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中日历史问题，毛主席说中日关系是“不打不成交”。1972年7月，周总理对日本人说：“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对裕仁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1949年之后的中国，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外交孤立，日本则是频频向中国示好，更早于美国之前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再次陷入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与孤立，日本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经济发达国家，而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踏足他曾下令侵占过的最大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关系如火如荼，日本是工业大国中对中国援助最慷慨的国家，也是对中国输出技木最多的国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总额为3.64兆円，折合2852亿人民币。日本的援助占到了中国接受总体外援的67.2%，高于第二名德国33倍之多。

　　日本不象西方世界常常利用中国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从毛时代起，中国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没有建交时大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促成1972年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多来自日本。没有日本早期的经援，中国改革开放很难走到现在，更不可能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后将外资吸引到大陆，使之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工厂。

　　日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虽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败没落或者说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清醒明智的李光耀生前多次告诫国民，不把日本当一回事是“极其愚蠢的”。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1960年12月27日，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大胆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GDP总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GDP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那以后，日本一直保持第二的位置，直到被中国超越。

　　这期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从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位，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日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之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发展就会井然有序，以GDP增长为目标，经济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与当时日本重视智囊建议以及政党、政府密切配合有关，也与日本企业和国民的共同努力有关。

　　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来看，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门制定详细实施方案，下达指令性必须完成的任务，对民间则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政来推动、诱导、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日本行会、商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广泛采纳吸收了学者的意见，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科学制定倍增计划，提出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倍增。这等于逼迫企业不能继续实行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在日本市场经济体系下，一切与经济有关的要素一旦进入经济体系必然按照资本化运作，成为具备资本价值的资产，并且所有资产都有明确所有者，所有者权益不得侵犯。在日本普遍宣传知识产权不仅仅是资本利益，而且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核心利益。

　　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是一种极容易流失、易遭到侵权的资本权益。需要举国上下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和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坚决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此举，让日本企业放开手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人才进行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在实现员工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日本的专利授权率竟然高达80%，可见其专利申请的高质量。

　　日本政府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时，也充分考虑到缩小收入差距并扩大中低阶层的收入;提高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不仅扩大了内需求，更有利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