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稳定性是描述两个国家竞争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战略稳定性是研究以核武器为要素的国际安全关系的重要概念，其主要含义是两个国家的核力量结构使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动机发动核进攻，即两个国家的核力量皆具备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任何一方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都会遭受对方的核报复打击，且这一核报复打击能给先发动核打击的国家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两个国家即便出现摩擦、陷入危机，也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核武器的使用动机很少。

　　如果中美两国安全专家普遍认定对方拥有可靠的核报复能力，并接受这种状态，而不是通过发展本国的战略核对抗能力来抵消对手的核报复能力，那么两国就不会试图发动核攻击，也不会以发动核攻击相威胁。这样，战略稳定性就为两国关系的竞争划了一条底线。当两国的合作关系占主导地位时，战略稳定性划出来的底线并不引人注目;但当严重的安全竞争性事件触动两国关系的时候，战略稳定性可以引导两国政府谨慎行事，通过对话走出危机，而不是单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美国的核武器实力极为强大，在中国并不存在不认可美国核报复能力的现象。因此，是否接受中美战略稳定性就只是一个单边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和安全专家是否接受中美战略稳定性。这里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是否认定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这是一个实证的角度，反映了美国决策参与者对中国实力的判断。第二个层面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这反映了美国决策参与者的担心和敌视程度。

　　当今世界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拥核国家或试图拥核的国家中，美国主流的看法是接受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但不接受朝鲜这样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更不要说与其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国的核武器实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弱于俄罗斯，强于一些试图获取核武器的国家。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是小“莫斯科”还是大“平壤”，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声音。支持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从宏观角度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稳定性、抑或相互脆弱是事实而不是美国的政策选择还有的学者以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为切入点，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具备足够的生存能力，具备有效威慑性;其中，战略核潜艇由于其可靠的生存能力和隐蔽性，是一国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标志，有学者专门对中国海基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予以肯定，认可中国海基核威慑能力。

　　而反对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关系、抑或持回避观点的学者在美国战略学界也不在少数，这些美国安全专家从自身的意愿出发，不愿正视或者承认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他们的逻辑之一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不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之二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不利于盟国的安全。前者的观点态度清晰，即不希望中国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例如从技术角度，认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可能快速发射，需要准备许久，面对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中国的导弹不可能在被摧毁前发射出去等等;此外，美国要维持霸权、保持战略优势地位、不能轻易地让中国赶上等也是一种主要的声音。而后者的观点就可以用稳定—不稳定悖论来描述，其含义是：如果美国接受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国就不会担心来自美国的核攻击，从而中国就会在常规军事层次变得肆无忌惮，可能会利用不断提高的常规军事实力对美国东亚盟国，例如对日本进行常规军事层面的施压，从而导致常规层面的不稳定。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布拉德·罗伯茨这样的美国前政府安全问题高级官员，他的观点就是：从美日同盟的视角看，如果美国承认与中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让日本等盟友认为是对自己核保护伞的放弃，把这些盟友置于中国常规军力的威慑之下;中国不断增长的战略威慑能力，会使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变得越发不可信，从而使中国逐渐扩张，增加在海洋争议问题中的进攻性姿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占少数，一些主要智库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构建与日本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

　　(二)美国观点的不当之处

　　上文提及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两个逻辑漏洞所在，实际上，美国学者用稳定—不稳定悖论对中美关系的评述，恰反映了它的第三个逻辑错误，即应用时只考察和批评一方的行为。

　　自核武器诞生之日起，核武器所带来的威慑效应为国家间政治提供了新的互动元素，核威慑如何有效、何时有效等话题，成为了战略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恰值冷战对抗朝着加剧的方向发展，美国战略学界一些学者探讨了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与常规军事力量的互动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如果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构建了相互战略威慑的关系，那么谁都不敢轻易地使用核武器，以免遭到对手的报复性打击，导致不可接受的损失;但是，既然战略层面没人敢轻举妄动，那么常规军事层面的摩擦可能会增加。战略学界把这一观点称之为稳定—不稳定悖论即战略层面的稳定，有可能会带来常规层面的不稳定。在冷战时期，美国战略学界常用这一理论描述和阐释苏联的扩张行为。当时，这一理论似乎受到政策理论界的青睐。

　　作为一个诞生在冷战时期的理论概念，稳定—不稳定悖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备、完整的理论，近年来，学界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看似简单的“战略稳定导致常规不稳定”的逻辑推导，背后通过细致的调研可以发现存在一些逻辑上的不恰当和不完备之处。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安全互动备受关注，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用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思路来评述中美安全关系的声音，美国战略学界的这一做法，一方面继续暴露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错误;另一方面，也能从中反映出美国对安全威胁研究范式的特点，这一特点恰又可以反映出美国在安全理论制定方面较浓的单边主义色彩。本文试图以稳定—不稳定悖论为切入点，剖析该理论的逻辑错误所在、并结合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的评述，探究美国安全研究范式以及其理论机理，剖析美国安全政策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

　　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内涵和逻辑漏洞

　　(一)悖论的理论内涵

　　回顾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冷战初期。在早期美国战略学界的著作中，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内涵就已出现。1946年，弗雷德里克·邓恩等五位作者编纂的《终极武器》一书中，伯纳德·布罗迪提到一个比喻，即一个人不会用打大象的枪去射一只兔子，尤其是当大象还存在时。这一观点中，不要用打大象的枪射击兔子，表明了用核武器打击非战略目标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同层级的目标要用相应层级的武器，这一说法无形中为战略层面与非战略层面划了一道界限，不同冲突层面要用不同级别武器。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后来者研究战略领域和非战略领域的稳定与不稳定关系提供了带有启示性的思路。

　　20世纪60年代，有西方学者对战略层面的稳定态势和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的稳定态势之间的关系有所发现。利德尔·哈特在1960年所著的《威慑或防御》一书中提到：氢弹的出现减少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它增加了有限战争和局部冲突的可能性。这一思路正是稳定—不稳定悖论较为典型的理论要义，哈特的研究以核武器的角色和作用为出发点，指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由于彼此忌惮对方的战略核武器而使得战略层面获得了稳定;但是，战略层面的稳定反倒使低水平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即核武器在非战略层面可能导致不稳定效应。

　　最为西方学界所熟知的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提出学者当是格伦·斯奈德，斯奈德对稳定—不稳定悖论做了较为详尽的逻辑论述。

　　1961年，斯奈德在其著作《威慑与防御》一书中提到：虽然苏联考虑到(美国)大规模报复(核报复)的风险，但是还有一系列小的冒险行为可以尝试，尽管在客观上依然存在遭到报复的风险。1965年，斯奈德在保尔·西伯里所著的《权力的制衡》一书中提到：战略层面存在稳定的恐怖的平衡，低水平的层面(即非战略层面、或常规层面)的稳定性就会差的很多、出现各种低水平的暴力。斯奈德在这本书中可以说点出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核心思路。

　　斯奈德的观点指出了战略层面和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存在着一种可信的互动关系，根据这一逻辑，战略层面越是稳定，则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越是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同时，斯奈德还对非战略、抑或常规层面的冲突的交互关系做了阐述。斯奈德在书中指出，尽管战略层面的稳定性会减少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的稳定性，但是，由于非战略、抑或常规层面的不稳定有升级的风险，所以，这一升级的风险实际上对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的冲突也起到了一个威慑作用。即战略层面的稳定可以带来两类效应，其一是导致非战略层面、抑或常规层面的不稳定;其二是，这一不稳定行为会因为升级的风险而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通俗的理解，后者的含义是，由于存在升级的风险且两个国家都担心升级为更大规模的、不可控的冲突甚至升级为核冲突，从而使得两个国家对非战略、抑或常规层面的小冲突也存在着一种“克制”，这使得非战略、抑或常规层面的冲突“稳定”地保持在低水平。斯奈德的论述被西方战略学界普遍认为是稳定—不稳定悖论的经典出处。

　　(二)悖论的逻辑漏洞

　　虽然稳定—不稳定悖论诞生于冷战、且其理论初衷是用于评述美苏冷战期间苏联的扩张行为，例如美国学者评述苏联在非洲、东南亚的扩张等，但近些年则主要被战略学界用于对印巴两国安全关系的研究，随着对该理论研究的深入，其逻辑的漏洞也逐渐凸显。

　　1.常规层面可能在构建战略稳定前更不稳定

　　稳定—不稳定悖论的理论要义是，构建战略稳定关系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在战略层面的稳定会导致非战略层面、亦或是常规层面的不稳定。但是，存在一种情况是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前，这两个国家本身就在常规层面已经是不稳定的，即两个国家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前，常规层面亦或是非战略层面，比起构建战略稳定之后是更加不稳定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案例就符合这一情况，冷战后，稳定—不稳定悖论被学界用于分析南亚地区印巴两国的安全关系，较为典型的诸如迈克尔·克雷庞将南亚地区战略稳定和常规层面不稳定与如何对冲突管控、避免升级相结合的研究论述。此外，学界常用卡吉尔冲突(KargilWar)作为案例。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恰发生在1998年印巴两国各自公开宣布获得核武器之后，因此，就有学者指出，巴基斯坦的核能力在巴基斯坦决定发动卡吉尔地区的进攻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没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就缺乏了足够威慑印度的能力，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战略层面稳定)，才使得巴基斯坦不再忌惮印度可能实施的大规模报复行为，印度也对于巴基斯坦发动的小规模进攻(常规层面不稳定)无从应对。

　　而实际上，印巴在实现战略层面稳定之前的常规战争(不稳定状况)比起实现战略稳定之后(1998年)的烈度还要大。即按照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战略层面实现稳定后反而常规不稳定，而实际上，印巴在构建战略层面稳定前常规层面更加的不稳定，两个国家建立战略层面稳定关系之前，常规层面发生的是高烈度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即三次印巴战争，而建立战略层面稳定之后，则多是一些规模烈度较之前的战争要小得多的边境摩擦。

　　稳定—不稳定悖论似乎没有考虑到两个国家战略稳定关系构建之前的常规层面情况究竟是已经稳定了的，还是处在更加不稳定之中。如果是已经稳定了，这个理论在逻辑上就是通顺的。这一理论默认为两个国家实现战略层面稳定之后的常规层面是更加不稳定的，可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前的实际情况如何呢?该理论似乎就默认两个国家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前是相对之后更加稳定的，以此来凸显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后两个国家在常规层面更加不稳定。这一逻辑思路有失一个理论应有的客观性。

　　2.常规层面不稳定的判断标准随意

　　稳定可以用一些特定的专有名词来解释，例如战略稳定性等;而不稳定没有办法被具体地量化衡量，因此只能用相对衡量标准来进行判断。这里存在一个相对的比较关系，即稳定—不稳定悖论认为，构建战略层面稳定之后的常规层面比构建战略稳定之前显得更不稳定，可是如何界定常规层面的不稳定?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常规层面不稳定?战略学界似乎更多的是用其个体案例来界定，哪些常规冲突的情况对自己的研究有利，就把它认定为不稳定。

　　究竟是正规军之间的常规冲突算作不稳定?还是常规军事力量的对峙即算做不稳定?在研究印巴的案例中，学者对于印巴的直接武装冲突尤其是卡吉尔冲突，大多认为是常规层面不稳定的表现。按照这一标准，武装冲突即算作常规不稳定，那么冷战的情况可以说是稳定的，因为美苏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可研究美苏的学者却把冷战中苏联的扩张和支持一些地区国家颠覆政权的行为归于稳定—不稳定悖论中常规不稳定的范畴。由此可见，学界对常规层面不稳定的表述和定义存在随意性，即学者往往根据案例的范围定义各自的“不稳定”，没有一个统一的不稳定标准，这使人们对于稳定—不稳定悖论的理论逻辑完备与否产生了疑问。

　　悖论在中美战略问题中的应用

　　(一)美国对华战略关系呈现矛盾性

　　稳定不稳定悖论在应用中的另一个逻辑漏洞是只考察和批评一方的行为，这在近些年应用该悖论评述中美关系的研究中较为常见。中美关系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内涵，既有合作性又有竞争性。过去一些年，在中美合作不断推进的同时，两国之间的竞争性事件也此起彼伏。

　　战略稳定性是描述两个国家竞争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战略稳定性是研究以核武器为要素的国际安全关系的重要概念，其主要含义是两个国家的核力量结构使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动机发动核进攻，即两个国家的核力量皆具备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任何一方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都会遭受对方的核报复打击，且这一核报复打击能给先发动核打击的国家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两个国家即便出现摩擦、陷入危机，也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核武器的使用动机很少。

　　如果中美两国安全专家普遍认定对方拥有可靠的核报复能力，并接受这种状态，而不是通过发展本国的战略核对抗能力来抵消对手的核报复能力，那么两国就不会试图发动核攻击，也不会以发动核攻击相威胁。这样，战略稳定性就为两国关系的竞争划了一条底线。当两国的合作关系占主导地位时，战略稳定性划出来的底线并不引人注目;但当严重的安全竞争性事件触动两国关系的时候，战略稳定性可以引导两国政府谨慎行事，通过对话走出危机，而不是单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美国的核武器实力极为强大，在中国并不存在不认可美国核报复能力的现象。因此，是否接受中美战略稳定性就只是一个单边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和安全专家是否接受中美战略稳定性。这里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是否认定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这是一个实证的角度，反映了美国决策参与者对中国实力的判断。第二个层面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这反映了美国决策参与者的担心和敌视程度。

　　当今世界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拥核国家或试图拥核的国家中，美国主流的看法是接受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但不接受朝鲜这样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更不要说与其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国的核武器实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弱于俄罗斯，强于一些试图获取核武器的国家。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是小“莫斯科”还是大“平壤”，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声音。支持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从宏观角度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稳定性、抑或相互脆弱是事实而不是美国的政策选择还有的学者以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为切入点，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具备足够的生存能力，具备有效威慑性;其中，战略核潜艇由于其可靠的生存能力和隐蔽性，是一国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标志，有学者专门对中国海基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予以肯定，认可中国海基核威慑能力。

　　而反对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关系、抑或持回避观点的学者在美国战略学界也不在少数，这些美国安全专家从自身的意愿出发，不愿正视或者承认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他们的逻辑之一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不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之二是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不利于盟国的安全。前者的观点态度清晰，即不希望中国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例如从技术角度，认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可能快速发射，需要准备许久，面对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中国的导弹不可能在被摧毁前发射出去等等;此外，美国要维持霸权、保持战略优势地位、不能轻易地让中国赶上等也是一种主要的声音。而后者的观点就可以用稳定—不稳定悖论来描述，其含义是：如果美国接受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国就不会担心来自美国的核攻击，从而中国就会在常规军事层次变得肆无忌惮，可能会利用不断提高的常规军事实力对美国东亚盟国，例如对日本进行常规军事层面的施压，从而导致常规层面的不稳定。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布拉德·罗伯茨这样的美国前政府安全问题高级官员，他的观点就是：从美日同盟的视角看，如果美国承认与中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可能会让日本等盟友认为是对自己核保护伞的放弃，把这些盟友置于中国常规军力的威慑之下;中国不断增长的战略威慑能力，会使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变得越发不可信，从而使中国逐渐扩张，增加在海洋争议问题中的进攻性姿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占少数，一些主要智库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构建与日本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

　　(二)美国观点的不当之处

　　上文提及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两个逻辑漏洞所在，实际上，美国学者用稳定—不稳定悖论对中美关系的评述，恰反映了它的第三个逻辑错误，即应用时只考察和批评一方的行为。

　　在调研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时发现，对研究当事国往往只提到某一个，而不是双方都有提及，似乎使用该悖论的学者有意地使用该理论批评自己认为错的一方，而忽略自身国家的情况。这样的表述也是有失理论完备性的表现。

　　美苏也是稳定—不稳定悖论这一理论出现时期的主要案例来源。从历史上看，战略学界普遍的表述是，美苏在构建战略稳定关系后，苏联在常规层面所进行的军事扩张或军事挑衅行为是符合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即苏联获得了可靠的核威慑能力，因此对美国的核威慑不再忌惮，常规层面才进行了扩张和挑衅，导致了常规层面的不稳定。这是早期美国战略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判断两个国家常规层面是否稳定，需要考察当事国双方的行为，如果美国也因为与苏联构建了战略稳定关系而实施扩张，即美苏构建战略稳定———美苏都进行常规军事扩张———导致冲突对抗和摩擦，这样的情况才符合稳定—不稳定悖论的研究逻辑。但实际上，战略学界的研究往往回避了美国的做法，而是单纯的指责苏联是破坏稳定的一方。

　　美国单方面指责中国是破坏常规稳定的一方，并对中国采用了一种反向的“设想”，通俗的理解即：由于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还没能达到可信的威慑水平，因此为了保护盟友的安全，就要避免与中国构建战略层面的稳定。从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视角出发，这一设想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美国在中美安全互动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只考察了中国一方的行为且还是设想出来的中国的行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从历史上一直是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不稳定的始作俑者，是破坏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行为体，例如美国近年来在中国周边不断实施的海空抵近侦察，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派遣军事力量进入中国周边海域等不利于稳定的行为，而中国近些年的军事现代化是针对美国消极举动的防备行为。实际上，美国是导致中美两国以及亚太地区常规层面不稳定的一方，而美国学者把一直在努力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国假想为破坏稳定的一方，忽略了美国自身的行为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环境的破坏。基于这种设想给出批评恰反映出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错误，也显示出了美国在安全领域有失公允的思路模式。若探索其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对美国安全研究范式进行剖析。

　　美国安全研究范式的特殊性

　　如上文所述，美国战略学界通过设想的方式认为：若中美构建战略稳定性亦或美国承认中美存在战略稳定关系，会使得中国不再忌惮美国的战略核威慑，从而使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核保护伞失效，中国会凭借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对日本、韩国及美国驻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构成安全威胁。从深处来看，这一思路反映了美国对安全问题的研究范式的特点。

　　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是对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考量，在美国看来，国家安全威胁就是可能对美国带来伤害的外部敌人。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概念，其一是“可能给美国带来伤害”，其二是“外部敌人”。外部敌人这一概念的理解较为容易，不光是美国，任何国家在国家安全层面主要的安全威胁都是外部的。国内能够对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因素由国内安全部门或相关机构处理，例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众多情报、执法机构等。

　　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其重点在于前者，即：可能给美国带来的伤害。这一概念又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能力，即具备能够给美国带来伤害的军事能力，至于这一能力是不是真的如美国所认为的能够给美国带来伤害，用实证的研究较难予以明确的界定。这一能力的判断主要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考量，美国认为对手的能力能带来伤害，那么这一能力就被美国纳入分析国家安全的范式之中。其二是意图，即美国认定，某一个外部敌人有对美国带来伤害的意图，即对美国怀有敌意或是与美国处在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中。

　　从这一角度出发，以英国为例，英国的战略实力也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的，尤其是英国的海基核打击力量，其现役的“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性能指标优异，从能力角度看，理论上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安全威胁;可美国并没有把英国视作国家安全威胁，原因在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有能够伤害美国的“能力”、但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对比起来，朝鲜近年来不断进行核武器与导弹武器的试验，使得朝鲜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上的核作战能力，同时，朝鲜在各种场合、各种官方宣传中表达了对美国有敌意的言论，因此，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对抗性态势，使得美国把朝鲜视为具备伤害美国意图的外部敌人。在这一思路下，即便朝鲜的战略武器实力远不及英国，但是朝鲜有潜在的伤害美国的能力，同时美国认定朝鲜也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因此美国在国家安全的研究分析中“斩钉截铁”地把朝鲜看做国家安全威胁。客观的说，这里的“意图”也是美国单方面认定的，有些国家或许并不是真的对美国存在敌意，但是由于存在竞争关系，美国也会单方面认为该国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有明确的敌人。这点就决定了美国的安全战略往往带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针对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对手的某个军事能力而进行军事部署、制定军事战略。其次，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一旦确定敌人，大多时间决策者会想象这个敌人会如何运用它的军事能力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除了基于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思路设想中国会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带来军事威胁，近些年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所谓的中国A2/AD能力的表述。

　　A2/AD中文称之为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这是美国政界和军方人士挖空心思杜撰的带有中国威胁论色彩的词汇，A2/AD的含义是中国发展了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陆地、海洋和空中阻止外国军力、尤其是美国军事力量自由活动的战区级先进军事能力。从武器装备具体来看，美国提出中国所具备的A2/AD能力，主要包括先进的战区级武器，例如东风21等型号的弹道导弹、各类型号的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新型水面舰艇、潜艇、作战飞机等。美国提出中国发展A2/AD能力存在逻辑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把美国的“刻意”性暴露无遗。美国提出中国的A2/AD，对中国武器装备的采样具有局限性，中国近年来军事装备的发展是全方位的，而美国只选了对美国提出中国具备对美国带来威胁有利的样本，忽略甚至可以说刻意回避了整体。其次，对武器能力的采样也有局限性，忽略以及刻意回避了其他作用，中国的中近程弹道导弹等战区级先进中短程武器，其作用不完全是进行美国所谓的A2/AD作战。而美国则忽略了武器装备能力的多样性，把其中用于进行所谓A2/AD作战的能力，上升为中国发展A2/AD战略。早在2007年，美国兰德智库以颇为吸引眼球的“闯入龙潭”为标题发布了所谓中国的区域拒止战略报告，美国学者也对所谓的A2/AD战略从中国防御性政策的历史、理论等维度进行了各类研究。2017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7中国军力报告中，就用了一定篇幅论述了中国会以何种形式进行所谓的A2/AD作战。美国的这一做法，本质上就是美国以“能力”和“意图”为标杆所臆造出来的所谓中国的敌意。

　　美国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时，往往是带有“进攻性”，即大多时间是主动臆想对手的某一军事武器会给美国造成哪些威胁，从而想尽办法去抵消对手的能力。从美国对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的特点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战略学界会普遍接受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想象中国会在常规军事领域做出更多带有侵略性的举动。因为美国把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看做是对美国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威胁。美国认为，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具备了威胁美国亚太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能力;同时，中国由于领土争端、国家崛起需要等原因，也有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的意图。

　　美国的这一安全范式思路在美国国内高校、战略学界、安全学界以及政界和军界较为普遍，中国被美国冠以了“能力”和“意图”，从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范式看，中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臆想中国、想象中国的“侵略”行为，也就符合美国的逻辑范式。这也就是美国用稳定—不稳定悖论，臆想中国会对美国和其亚太盟友带来威胁的本质原因。

　　四、结语

　　稳定—不稳定悖论自身存在一定的逻辑漏洞，这主要取决于其诞生的时代较之现在久远，现在的国际战略态势和安全格局相对冷战时期要复杂得多，因此，稳定—不稳定悖论应用于当今战略安全问题分析时，其逻辑漏洞逐渐凸显。但是，美国战略学界依旧使用该理论分析研究中美两国的战略安全问题，并以反向的设想来臆想中国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威胁，本质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是以能力和意图作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判定标准，带有较浓的单边主义色彩。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涉及战略层面、安全范畴的理论多是美国学者主创的，美国从自身角度出发构建有利于自己的理论，又使理论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美国不顾及这一理论对自己是否适用，也不考虑这一理论是否逻辑完备。稳定—不稳定悖论就是这样的较为典型的例子。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安全政策主基调带有较浓的冷战时期对抗性思维，例如，核武器重新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早在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对增强核武器的作用有兴趣，曾经表示要让世界对核武器有所认识。其上台后即表达美国扩军、尤其扩充核武库的意图;在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及对中国、俄罗斯“量身定做”核战略，美国的核武库不能“一码通吃”，而是要做到灵活使用等。从战略领域看，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是世界上核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随着美国绝对核实力的上升，相对核实力与别国的逐步拉大，安全领域会出现更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虽然多边主义是当前世界政治的主流，但是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还在时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目前美国的总体政策倾向单边主义，国家视野回归国内，但是这要求美国对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对安全利益更加重视，单边主义基调下的安全政策更是强调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应对。结合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和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政策走势，未来美国或许会以应对美国单方面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做出更多安全方面的消极举动。

　　美国这种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视对手为安全威胁的政策思路倾向，会使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国防能力发展变得异常敏感，难以容忍军事现代化和武器数量落后于对手，美国未来有可能会抓住各种机会和场合，基于自身利益———诚如前文所提的稳定—不稳定悖论一样———构建所谓的安全理论和军事策略，炫耀自身的军事能力。这将不利于构建平等稳定的安全关系，极易引起国家间的对抗性态势。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除了核政策方面，美国其它带有对抗性的安全政策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忧虑。当下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表现消极，这会为国际安全局势和全球、地区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