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现年81岁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将于7月31日辞职，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朝野。近十多年来,肯尼迪在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各占四席的情况下，长期充当“摇摆票”，在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决中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的辞职，给予了特朗普再次提名保守派人士任职最高法院的机会。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卡瓦诺获得参议院通过的话，将使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里固定化，从而进一步推动最高法院向右转。

　　“肯尼迪法院”

　　肯尼迪大法官于1987年由里根总统提名、1988年走马上任，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

　　在意识形态上，肯尼迪秉持温和保守主义的理念，因此，在他担任大法官30年的时间里，多数情况下站在了保守派的阵营。在最高法院对案件审理相持不下时，肯尼迪的一票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肯尼迪的这一作用在2006年另一温和派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后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控、宗教祈祷和隐私权、竞选财政、死刑等当今美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上。

　　在堕胎问题上，自由派倾向于支持妇女的堕胎权，而保守派则反对堕胎。但在此问题上，肯尼迪基本上持自由派主张。在1992年最高法院审理的“计划生育诊所诉凯西”案中，他是著名的第五票，该案裁决重申了妇女堕胎权是受到宪法“合适程序条款”保护的基本自由。2016年，在最高法院作出的否决得克萨斯州制定的对堕胎诊所实施严格限制的裁决中，肯尼迪也是关键的一票。但他曾在2007年站在保守派一边，支持联邦政府制定的《禁止早期妊娠堕胎法》。

　　在同性恋和同性婚姻问题上，肯尼迪自1996年以来，撰写了每一份最高法院审理的同性婚姻案件裁决意见书。在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中(“奥伯戈菲尔诉霍奇斯”案)，他站在自由派一边投下了关键票。该案是继2013年6月“温莎诉美国”案后，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案件的又一次历史性裁决。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多数，裁决同性伴侣结婚的基本权利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适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的保护，要求联邦所有州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同时承认其他州合法的同性婚姻，为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了宪法依据。

　　在2010年竞选财政(“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死刑和“肯定性行动”等问题上，肯尼迪站在保守派一边。特别是在最高法院今年开庭期间审理的有关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宗教自由、选举权、公共部门工会等13起案件中，肯尼迪的一票使保守派获得了胜利。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最高法院加速右转，与肯尼迪在这些案件裁决中的决定性一票不无关联。

　　肯尼迪的“摇摆票”在最高法院的中心作用可从下列数据中看出：在他担任大法官的30年时间里，他撰写了276份多数意见，其中有92份是以5∶4的投票裁定的案件。由于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特别是在堕胎和同性恋权利案件上，肯尼迪的投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段时间以来，最高法院常常被称为“肯尼迪法院”。

　　特朗普和保守派的重大利好

　　肯尼迪的辞职再次给予了特朗普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也为共和党和保守派提供了一个重塑未来数十年最高法院意识形态构成的良机。

　　“在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美国最高法院虽自诩“超越政治”，但作为美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架构之一，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具有政策制定功能，而且在塑造美国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法官职位的终身制，随着司法权的扩张，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总统政策议程实施的影响显著增大。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社会围绕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息。同性恋的日益蔓延和社会对之日益包容的态度，引起围绕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激烈争议;在堕胎问题上的“生命权”和“选择权”及其所包含的妇女权益和隐私权问题之争愈演愈烈，使该问题上升为最重要的全国性政治议题之一;美国社会独特而悠久的枪支文化和强大枪权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加上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公民持枪权的保护，使得控枪立法步履艰难。上述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成为美国社会陷入分裂的主要因素，也成为最高法院案件审理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的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造成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和蓝领工人就业竞争加剧，加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分裂，使得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对少数族裔就业、升学、晋升实施照顾性政策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工会权利，国会选区划分等问题成为司法诉讼的新焦点，许多案件最后都需要最高法院做最后定夺。此外，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联邦和州围绕电子商务、数字通信隐私权等问题的争端不断涌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也离不开最高法院。近20多年来，尽管最高法院在堕胎、民权、同性恋权利、“肯定性行动”等问题上作出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裁决，但总体上保守主义占上风。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开庭期里，由于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科萨奇的加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在本次开庭期以5∶4的投票结果赢得了十多场官司，对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裁决明显右转，肯尼迪的辞职再次给予特朗普把最高法院稳固地向右推的机会。

　　6月27日，现年81岁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将于7月31日辞职，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朝野。近十多年来,肯尼迪在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各占四席的情况下，长期充当“摇摆票”，在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决中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的辞职，给予了特朗普再次提名保守派人士任职最高法院的机会。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卡瓦诺获得参议院通过的话，将使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里固定化，从而进一步推动最高法院向右转。

　　“肯尼迪法院”

　　肯尼迪大法官于1987年由里根总统提名、1988年走马上任，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

　　在意识形态上，肯尼迪秉持温和保守主义的理念，因此，在他担任大法官30年的时间里，多数情况下站在了保守派的阵营。在最高法院对案件审理相持不下时，肯尼迪的一票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肯尼迪的这一作用在2006年另一温和派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后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控、宗教祈祷和隐私权、竞选财政、死刑等当今美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上。

　　在堕胎问题上，自由派倾向于支持妇女的堕胎权，而保守派则反对堕胎。但在此问题上，肯尼迪基本上持自由派主张。在1992年最高法院审理的“计划生育诊所诉凯西”案中，他是著名的第五票，该案裁决重申了妇女堕胎权是受到宪法“合适程序条款”保护的基本自由。2016年，在最高法院作出的否决得克萨斯州制定的对堕胎诊所实施严格限制的裁决中，肯尼迪也是关键的一票。但他曾在2007年站在保守派一边，支持联邦政府制定的《禁止早期妊娠堕胎法》。

　　在同性恋和同性婚姻问题上，肯尼迪自1996年以来，撰写了每一份最高法院审理的同性婚姻案件裁决意见书。在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中(“奥伯戈菲尔诉霍奇斯”案)，他站在自由派一边投下了关键票。该案是继2013年6月“温莎诉美国”案后，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案件的又一次历史性裁决。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多数，裁决同性伴侣结婚的基本权利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适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的保护，要求联邦所有州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同时承认其他州合法的同性婚姻，为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了宪法依据。

　　在2010年竞选财政(“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死刑和“肯定性行动”等问题上，肯尼迪站在保守派一边。特别是在最高法院今年开庭期间审理的有关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宗教自由、选举权、公共部门工会等13起案件中，肯尼迪的一票使保守派获得了胜利。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最高法院加速右转，与肯尼迪在这些案件裁决中的决定性一票不无关联。

　　肯尼迪的“摇摆票”在最高法院的中心作用可从下列数据中看出：在他担任大法官的30年时间里，他撰写了276份多数意见，其中有92份是以5∶4的投票裁定的案件。由于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特别是在堕胎和同性恋权利案件上，肯尼迪的投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段时间以来，最高法院常常被称为“肯尼迪法院”。

　　特朗普和保守派的重大利好

　　肯尼迪的辞职再次给予了特朗普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也为共和党和保守派提供了一个重塑未来数十年最高法院意识形态构成的良机。

　　“在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美国最高法院虽自诩“超越政治”，但作为美国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架构之一，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具有政策制定功能，而且在塑造美国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法官职位的终身制，随着司法权的扩张，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总统政策议程实施的影响显著增大。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社会围绕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息。同性恋的日益蔓延和社会对之日益包容的态度，引起围绕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激烈争议;在堕胎问题上的“生命权”和“选择权”及其所包含的妇女权益和隐私权问题之争愈演愈烈，使该问题上升为最重要的全国性政治议题之一;美国社会独特而悠久的枪支文化和强大枪权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加上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公民持枪权的保护，使得控枪立法步履艰难。上述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成为美国社会陷入分裂的主要因素，也成为最高法院案件审理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的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造成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和蓝领工人就业竞争加剧，加剧了美国社会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分裂，使得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对少数族裔就业、升学、晋升实施照顾性政策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工会权利，国会选区划分等问题成为司法诉讼的新焦点，许多案件最后都需要最高法院做最后定夺。此外，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联邦和州围绕电子商务、数字通信隐私权等问题的争端不断涌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也离不开最高法院。近20多年来，尽管最高法院在堕胎、民权、同性恋权利、“肯定性行动”等问题上作出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裁决，但总体上保守主义占上风。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开庭期里，由于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科萨奇的加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在本次开庭期以5∶4的投票结果赢得了十多场官司，对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裁决明显右转，肯尼迪的辞职再次给予特朗普把最高法院稳固地向右推的机会。

　　在美国，总统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仅依赖于他们倡导的立法和采取的行政措施，还依赖于最高法院作出反映他们意识形态的裁决。特朗普就任以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美国优先”、反移民、反建制的政策。尽管特朗普的旅行禁令数次被美国地方法院否决，但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特朗普诉夏威夷”案)，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肯尼迪判定旅行禁令合宪。这一裁决表明，用一名坚定的保守派接替肯尼迪对特朗普政策议程实施的重要性，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将起到为特朗普保守政策保驾护航的作用，并使得特朗普的政策能够作为政治遗产长期保留下来。

　　尽管肯尼迪在多数情况下站在保守派大法官一边，但在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等问题上他却站在自由派一边，引发了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不满。在肯尼迪辞职后，他们希望能用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来接替他。

　　目前，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和保守派大法官人数各有四名，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法官卡瓦诺获得国会参议院批准的话，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多数，最高法院起码将在今后一二十年保持保守的方向，成为近80年来最为保守的最高法院。

　　在保守派大法官中，目前年龄最长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70岁，塞缪尔·阿利托(SamuelAlito)68岁，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63岁，尼尔·科萨奇(NeilGorsuch)51岁。反观自由派阵营，鲁斯金斯·伯格(RuthBaderGinsburg)和史蒂芬·布里厄(StephenBreyer)分别到了85岁和79岁高龄，因此不排除在特朗普任期内还有可能获得提名大法官的机会。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肯尼迪辞职后，特朗普“立即启动”遴选新法官的程序。7月10日，特朗普通过全国电视讲话的方式，提名保守派人士布雷特·卡瓦诺(BrettKavanaugh)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又一场大对决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有权提名，并于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于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的终身制，加之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扩张导致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增大，当代总统十分重视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人数大致相当，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往往都是一票之差，仅仅替换一个法官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十分重视联邦大法官的任命，这也造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围绕联邦法官的提名之争愈演愈烈，成为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也不例外。

　　民主党和自由派认为，与去年批准尼尔·科萨奇之战不同，特朗普提名任何保守派候选人，都将推动最高法院进一步右转，因此他们把这场大法官提名称为一场“为了美国的灵魂的战斗”，声称如果失败的话，民主党“将不得不与特朗普主义的影响共处40年”，“即使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也难以弥补这一损失”。

　　民主党和自由派还担心，如果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人选获得参议院批准，他们将在涉及美国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一系列案件审理中处于不利地位，首当其冲的是堕胎问题。特朗普在竞选中公开支持“生命权”，反对堕胎。自由派和民权团体担心，如果由保守派人士担任大法官，最高法院于1973年作出的使堕胎合法化的“罗诉韦德”案的历史性裁决将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即使最高法院没有正式推翻这一裁决，各州也会出台各种对堕胎权加以更加严格限制的法律。在过去的一年里，艾奥瓦、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相继制定了严格限制堕胎的法律，目前全美至少有20个州制定了一旦“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立刻实施禁止堕胎的法律。鉴于此，民主党明确表示将拒绝任何寻求推翻“罗诉韦德”案的人选担任大法官，并要求把提名听证会延迟到中期选举后，期望能在今年11月6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对参议院的主导权，从而能成功阻挠保守派当选。自由派团体还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宣称任何民主党参议员只要投票同意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都将失去竞选资金和基层选民的支持，同时加紧对主张妇女堕胎“选择权”的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和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墨科夫斯基的游说，力求使特朗普的提名胎死腹中。这预示在政治极化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运作和政策制定的基本环境下，对肯尼迪继任者的任命将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具分裂性的提名和批准战争。

　　但由于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微弱优势，而参议院规则修改后，只需要51票就可以中止少数党利用“冗长发言”来阻止投票的议程，按照目前参议院两党的结构，民主党难以取得成功。

　　加剧两党在中期选举的争夺

　　大法官提名之战使得今年的参议院选举尤为重要。特朗普称，最高法院“使参议院控制权问题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废除“冗长发言”的规则意味着执掌白宫的党实际上可以提名极左和极右的人担任大法官而不用担心不会获得参议院通过，两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实质上已成为对最高法院的“全民公决”。不管两党中哪个党赢得参议院，实际上掌握了对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特别是联邦法官的批准任命过程的完全控制权。2016年大选出口民调显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成为选民投票的议题之一，20%的选民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这使得围绕大法官的任命将与特朗普移民政策、枪支管控、种族问题等一起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目标是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对国会的主导权。民主党目前已赢得了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以及共和党占优势的44个州议会席位。把大法官提名作为选举议题之一，对民主党鼓动选民踊跃投票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共和党也认识到是否继续控制参议院的重要性，认为大法官的任命将刺激保守选民，特别是特朗普的基础选民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投票热情，从而有助于共和党保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这必将加剧两党在中期选举的争夺。

　　因此，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未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的话，这场大法官提名大战可能出现的前景是，肯尼迪辞职空出的最高法院席位在出现一段时期的空档期后，仍会为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接替。这样的话，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大局基本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