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曾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帝国。早在18世纪晚期，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便提出“文明使命论”，作为论证帝国统治合法性的说辞。按照此论调，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前进，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非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非洲人被殖民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发明任何文明的事物，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弘的宗教的标签，“多重劣势”注定非洲人被统治的命运。英国政府允诺一旦殖民地达到宗主国的标准便准许其独立。1839年，“达勒姆报告”可视为完整表述此种宣传口径的标志性文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957—1963年在任)在回忆录中将英帝国解体过程宣扬为英国完成“文明传播使命”之后，“自愿放弃”帝国的行为。英国官方帝国史学者摩根(D.J.Morgan)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除在巴勒斯坦和亚丁，权力转移带着一种相互尊重的情绪平稳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开了个相当好的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获得了稳定的收益”。上述观点宣扬的帝国“文明使命论”，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

　　权力转移的非计划性

　　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没有解散帝国的长期政策。英国决策者怀有保持英国世界强权角色的决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预见到未来帝国的解体。直到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高潮前夕，英国政府仍旧认为依“准备”状况，殖民地独立应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些学者将帝国解体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实际上忽视了不同时期英国各届政府施政重心的不同。帝国解体事实上发生在一连串非匀速前进的历史事件中。

　　有学者认为，1951—1957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承认帝国解体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延缓殖民地独立的进程。虽然有学者认为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解体，遵循了英国政府自1957年开始制定的计划，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1957年之后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报告，仅仅是分析问题而已。英国学者哈格里夫斯(J.D.Hargreaves)认为，“在英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中，非洲殖民地的有利性几乎是压倒性的”。

　　英国学者海因莱因(F.Heinlein)认为，战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是受外部环境刺激的产物，没有遵循某一“宏伟”的战略，也没有出台过任何一项普遍性的政策。即使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实行的也不是一项共同政策。如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解体的全面启动，源于麦克米伦政府对外部突发事件(特别是苏伊士危机)的反应，而非主动计划的结果。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56年英国侵略埃及的失败。如中国学者李安山所言，战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规划本质上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在民族主义因素或国际因素的推动下制定的。因而，权力转移并非“文明使命”作用下的产物。

　　殖民统治具有虚伪性

　　事实上，强烈的虚伪性是殖民统治者“文明使命论”的本质属性。在优越感驱使下，英国等殖民宗主国要求殖民地逐步赶上自身的文明水平，却又不真正给予帮助。

　　从广义的文明传播来讲，殖民统治者的虚伪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投入少”。第一，经济投入少。殖民统治者推行转移财富的政策，出口产品积累的货币储备被输出非洲，非洲经济被塑造为农矿产品出口依附型。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自1880年以来世界原材料的价格跌势不止，而制成品价格则持续上扬。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换的制成品数量在1938年比1880年时下降了40%。……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断扩大，1800年时这一比率为3∶1，1914年为7∶1，1975年为12∶1”。第二，政治投入少。为节约花费、加强殖民统治，以尊重当地传统的名义，殖民统治者强化了落后的非洲部落、印度种姓制度。人口普查以部落名义对人口分类，保留地中的土地也是按照部落分配，城市人口往往以部落出身划定工种和居住地。这导致非洲政党每每以部落身份划界，政府建立在浮沙之上。第三，技术投入少。不允许殖民地发展工业、禁止非洲小农种植某些经济作物、技术工作岗位的“有色人种禁令”，都阻碍着技术传播。宗主国普遍实行的上述政策，重要意图之一在于缓和宗主国的阶级矛盾、维护殖民统治。

　　英帝国曾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帝国。早在18世纪晚期，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便提出“文明使命论”，作为论证帝国统治合法性的说辞。按照此论调，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前进，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非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非洲人被殖民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发明任何文明的事物，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弘的宗教的标签，“多重劣势”注定非洲人被统治的命运。英国政府允诺一旦殖民地达到宗主国的标准便准许其独立。1839年，“达勒姆报告”可视为完整表述此种宣传口径的标志性文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957—1963年在任)在回忆录中将英帝国解体过程宣扬为英国完成“文明传播使命”之后，“自愿放弃”帝国的行为。英国官方帝国史学者摩根(D.J.Morgan)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除在巴勒斯坦和亚丁，权力转移带着一种相互尊重的情绪平稳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开了个相当好的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获得了稳定的收益”。上述观点宣扬的帝国“文明使命论”，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

　　权力转移的非计划性

　　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没有解散帝国的长期政策。英国决策者怀有保持英国世界强权角色的决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预见到未来帝国的解体。直到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高潮前夕，英国政府仍旧认为依“准备”状况，殖民地独立应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些学者将帝国解体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实际上忽视了不同时期英国各届政府施政重心的不同。帝国解体事实上发生在一连串非匀速前进的历史事件中。

　　有学者认为，1951—1957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承认帝国解体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延缓殖民地独立的进程。虽然有学者认为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解体，遵循了英国政府自1957年开始制定的计划，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1957年之后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报告，仅仅是分析问题而已。英国学者哈格里夫斯(J.D.Hargreaves)认为，“在英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中，非洲殖民地的有利性几乎是压倒性的”。

　　英国学者海因莱因(F.Heinlein)认为，战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是受外部环境刺激的产物，没有遵循某一“宏伟”的战略，也没有出台过任何一项普遍性的政策。即使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实行的也不是一项共同政策。如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解体的全面启动，源于麦克米伦政府对外部突发事件(特别是苏伊士危机)的反应，而非主动计划的结果。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56年英国侵略埃及的失败。如中国学者李安山所言，战后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规划本质上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在民族主义因素或国际因素的推动下制定的。因而，权力转移并非“文明使命”作用下的产物。

　　殖民统治具有虚伪性

　　事实上，强烈的虚伪性是殖民统治者“文明使命论”的本质属性。在优越感驱使下，英国等殖民宗主国要求殖民地逐步赶上自身的文明水平，却又不真正给予帮助。

　　从广义的文明传播来讲，殖民统治者的虚伪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投入少”。第一，经济投入少。殖民统治者推行转移财富的政策，出口产品积累的货币储备被输出非洲，非洲经济被塑造为农矿产品出口依附型。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自1880年以来世界原材料的价格跌势不止，而制成品价格则持续上扬。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换的制成品数量在1938年比1880年时下降了40%。……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断扩大，1800年时这一比率为3∶1，1914年为7∶1，1975年为12∶1”。第二，政治投入少。为节约花费、加强殖民统治，以尊重当地传统的名义，殖民统治者强化了落后的非洲部落、印度种姓制度。人口普查以部落名义对人口分类，保留地中的土地也是按照部落分配，城市人口往往以部落出身划定工种和居住地。这导致非洲政党每每以部落身份划界，政府建立在浮沙之上。第三，技术投入少。不允许殖民地发展工业、禁止非洲小农种植某些经济作物、技术工作岗位的“有色人种禁令”，都阻碍着技术传播。宗主国普遍实行的上述政策，重要意图之一在于缓和宗主国的阶级矛盾、维护殖民统治。

　　从狭义的文化传播来看，虚伪性同样体现在文化教育投入不足上。突出表现之一是长期依赖教会进行文化传播，基督教成为殖民统治者文化侵略的载体。非洲殖民地教育长期依赖教会学校，公共资源投入极少，造成当地管理和技术人才缺乏。在殖民统治下，无论是政治教育目标还是经济教育目标，殖民地都无法获取资源去实施，无论是正规中小学教育还是技术教育都很缺乏，而殖民地有限的教育资源被按照种族分配。1955年，坦噶尼喀殖民地政府将71.1万镑资金用来发展该地2.2万欧洲移民的教育事业，同样数目的金钱拨给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教育事业，该地非洲人口达800万、亚洲移民也有8万人。英国官方有意限制发展殖民地大学教育。英国官方认为，1857年开办的3所印度大学产生了大量远远超过需求的、易失业的、拥有政治野心和难驾驭的年轻人。

　　严重破坏殖民地文明进程

　　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帝国“文明使命论”的虚伪性。自近现代殖民事业开展以来，殖民活动严重破坏了文明进程，殖民地文明呈现不同发展类型：一种是北美、加勒比型，土著民族被屠杀殆尽，该地原有文明进程中断;第二种是非洲型，原有文明在曲折中徘徊前进;第三种是东亚、南亚型，在遭受重创后，当地人民经过不懈努力，使得原有文明得到发展。

　　为何面对殖民者冲击后，亚非历史发展轨迹有所不同。有人从殖民者渗透的不同力度进行解释，认为殖民者对非洲剥削太少导致这一结果。深入思考，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和孟加拉均归属英属印度，孟加拉遭受沉重盘剥，但发展极为缓慢。显然这不足以解释亚非不同的发展轨迹。

　　我们需要分析被殖民地区的情况。如果说15世纪后，殖民活动部分反映着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求，同时夹带着大量西方利益诉求，那么殖民地自我组织水平的高低，造成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吸收能力和对殖民者掠夺的抵抗能力不同。以东亚和非洲的具体情况来看，殖民主义对非洲造成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如在经济结构、国家制度、族群关系和语言等方面，似乎可以从非洲地区自我组织力较东亚偏弱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现代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如殖民时期那般以人类某一部分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取整体生产力的进步。战后民族民主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其成功大大解放了全球生产力，中国和印度等被殖民国家摆脱奴役后，生产力逐渐恢复和发展，这标志着人类文明真正步入新阶段。

　　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作为殖民时期“文明使命论”的变种，甚嚣尘上。凭借此一论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帝国秩序”。归根结底，这一提法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恐惧和对自身国际地位合法化的需要。西式文明冲突方的划分，往往同民族联系在一起。在“文明冲突论”的大伞下，美国等国家滥用人道主义干预、打着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幌子，肆意侵夺发展中国家利益。

　　“文明冲突论”的经济背景是全球分工的新变化：东亚和南亚主要提供廉价劳动力，西亚和非洲主要提供原材料，南北方的整体差距扩大。即使中国、印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高新产业技术和产品受到发达国家进出口双向限制，遏制两国产业升级，两国劳动环境恶劣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难以快速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共性作为拉力，南北方民族矛盾作为推力，共同促使西方国家走向联合殖民道路，经济全球化的霸权主义色彩愈发浓厚，南北方经济冲突呈现激烈之势。因而，时代迫切要求我们肃清帝国“文明使命论”及其变种的思想毒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15CSS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