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世界政治潮流对中日两国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主导世界政治的是两大潮流。一个潮流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地领土、资源的巧取豪夺。欧美列强表面上讲和平，实际上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作为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日本参与到列强争霸的斗争中，结果是加害于其他亚洲国家，自己也最终成为受害者。另一个潮流是推翻旧秩序的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中共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和基本的领土完整。

　　在接下来的冷战初期，世界政治潮流的特征，是苏联和美国主导的两大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中日两国分属不同阵营，相互交往的愿望和努力遭到了阻隔。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中美之间的坚冰也被打破。中日两国抓住了战略机遇，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

　　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中日关系进入了“黄金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日本的国内繁荣和外部环境的改善。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几经曲折。冷战刚刚结束那几年，美国和西方似乎在引领世界潮流和国际秩序，向着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的“右”的方向偏转。到了本世纪初，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和传统保守思想的冲突，因移民的大批涌入而日益深化。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上，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在上升。

　　近些年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飘忽不定，等等。部分中东、非洲国家的安全形势在恶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挑战。

　　2017年10月发表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论证国际形势时，既坚持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传统观点，更突出了今日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

　　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惊人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方便了人们找到同胞、同乡，或者结成价值观上“志同道合”的“知音”。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

　　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首先，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的政党，近年来在欧洲和澳洲各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国民支持。在区域层面，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地区政治整合趋势开始倒退，欧盟、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都出现了更多困难，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也停滞不前。

　　其次，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发生种种乱象，使人们更加怀疑西方民主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各国也在重新探索政府同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三，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许多国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政策;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则是增加对社会安全和国防的投入，加剧地缘政治竞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

　　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

　　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负面作用，都应当引起世界各国包括中日两国人民的警惕。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下，在美国政治走向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同时，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指出，当今的世界分成了两个，一个是有序的世界，另一个是无序的世界，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中日两国都是有序世界的一部分，都应当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毋庸讳言，美国在中日两国的对外关系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在中国、日本、美国的三对双边关系中，极少有三对关系同时恶化的情形，也极少有三对关系同时改善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两对关系比较稳定时，第三对关系就出现波动;两对关系出现困难时，第三对关系就容易改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开始回暖，这是十分值得珍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处理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争取中日美三边关系同时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并且同我们的亚洲邻国友好相处，以促进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我们两大民族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本文是王缉思教授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演讲节选

　　近现代以来，世界政治潮流对中日两国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主导世界政治的是两大潮流。一个潮流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地领土、资源的巧取豪夺。欧美列强表面上讲和平，实际上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作为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日本参与到列强争霸的斗争中，结果是加害于其他亚洲国家，自己也最终成为受害者。另一个潮流是推翻旧秩序的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中共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和基本的领土完整。

　　在接下来的冷战初期，世界政治潮流的特征，是苏联和美国主导的两大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中日两国分属不同阵营，相互交往的愿望和努力遭到了阻隔。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中美之间的坚冰也被打破。中日两国抓住了战略机遇，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

　　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中日关系进入了“黄金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日本的国内繁荣和外部环境的改善。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几经曲折。冷战刚刚结束那几年，美国和西方似乎在引领世界潮流和国际秩序，向着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的“右”的方向偏转。到了本世纪初，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和传统保守思想的冲突，因移民的大批涌入而日益深化。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上，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在上升。

　　近些年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飘忽不定，等等。部分中东、非洲国家的安全形势在恶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挑战。

　　2017年10月发表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论证国际形势时，既坚持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传统观点，更突出了今日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

　　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惊人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方便了人们找到同胞、同乡，或者结成价值观上“志同道合”的“知音”。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

　　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首先，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的政党，近年来在欧洲和澳洲各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国民支持。在区域层面，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地区政治整合趋势开始倒退，欧盟、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都出现了更多困难，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也停滞不前。

　　其次，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发生种种乱象，使人们更加怀疑西方民主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各国也在重新探索政府同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三，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许多国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政策;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则是增加对社会安全和国防的投入，加剧地缘政治竞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

　　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

　　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负面作用，都应当引起世界各国包括中日两国人民的警惕。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下，在美国政治走向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同时，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指出，当今的世界分成了两个，一个是有序的世界，另一个是无序的世界，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中日两国都是有序世界的一部分，都应当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毋庸讳言，美国在中日两国的对外关系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在中国、日本、美国的三对双边关系中，极少有三对关系同时恶化的情形，也极少有三对关系同时改善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两对关系比较稳定时，第三对关系就出现波动;两对关系出现困难时，第三对关系就容易改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开始回暖，这是十分值得珍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处理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争取中日美三边关系同时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并且同我们的亚洲邻国友好相处，以促进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繁荣。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我们两大民族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本文是王缉思教授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