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过去若干年里，不论是政治实体还是政治规范，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衰败，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应然层面的“政治正确”现象，虽然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的中心，但是其约束力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其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演变，特别是近些年来就业岗位、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对于自身生活状况感到焦虑。在此背景下，对比事关现实利益的经济、民生等议题，相对“形而上”的“政治正确”在部分民众心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正被“挤”出政治舞台的中央。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民权法》、“肯定性行动”的实施，相关群体的权益得到显著提升;而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正确”理念也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也在深入影响民众的现实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全球化背景下工作岗位的持续流失，以及近几十年来非欧洲裔移民比例的不断上升，这些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十年来日益凸显。虽然近年来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前后大衰退的低谷，但是上述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岗位流失等具体问题并未得到改善，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甚至还有所上升;同时，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等问题的矛盾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述经济社会状况的演变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感到不满与愤怒，也使其对于“政治正确”等“形而上”议题的关注更多被“形而下”的现实议题所取代，在此影响下，美国政治的重心趋于下沉，“政治正确”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出现动摇。

　　再次，就“政治正确”现象本身而言，它在深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等问题，这类情况往往引发民众的负面情绪。同时，由于近年来“政治正确”现象在诸多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中发挥重要影响，也使得部分民众对其态度日趋复杂化。这些因素为“政治正确”现象在此次选举中的变化埋下了伏笔。随着“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社会中的“遍地开花”，在具体议题中，出于对“政治正确”的遵守或提倡，存在着诸多“矫枉过正”的情况，即“政治正确”的过度化。一方面，基于对特定群体文化或权益的尊重，时常引起过度敏感，致使其他群体受到困扰，进而引发对于“政治正确”的负面情绪。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正确”现象的影响日益扩大，近些年来它在种族、LGBT等议题中都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甚至关系到相关议题的走向，而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议始终存在，也间接导致部分民众对于“政治正确”有不同意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近年来“政治正确”所引发的负面意见一直在上升，也为此次大选中的争议提供了口实;而以上“政治正确”在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还将对其未来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此次总统选举与其说是一场四年一次的政治活动，不如说是一场以选举为外在形式的社会运动。在这场由特朗普激发的具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中，“政治正确”与精英政治、全球化一道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而“反‘政治正确’”则与“反建制”、“反全球化”一起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符号。

　　如前文所述，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在过去若干年的深刻变化，使得部分民众对于现有政治体系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将更多关切投入到涉及切身利益的现实议题中。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以“局外人”的姿态参加选举，并且通过提出“美国优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主导了选举走向。在特朗普的影响下，此次“非常规”选举实际成为了一场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而多年来一直受到政治精英、主流媒体所推崇的“政治正确”，则在特朗普等人的裹挟下，成为了这场“反体制”、“反建制”，甚至是具有反智色彩社会运动的攻击对象;

　　“反‘政治正确’”与“反建制”、“反全球化”进而演化为了这场民粹主义运动的符号，并一起成为了部分民众对于政治体系不满情绪的主要表达;而正是这些在政治上失势、经济上失利、文化上失语的民众，成就了特朗普这个历史上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总统。

　　“政治正确”，是美国社会中以尊重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相关群体、持不同信仰者为主要体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它所引发的讨论与争议也长期存在。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部分参选人对于“政治正确”展开一系列炮轰，使其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而随着特朗普的执政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国内正在面临新的局面。

　　一、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现象的发展历程

　　“政治正确”这一词组的出现，可追溯至179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切斯霍尔姆诉佐治亚州案”的回应。但在当时，这种用法并非固定搭配，并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有所不同。作为一个概念的“政治正确”，通常被认为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认为，为了让共产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就有必要使西方文化走向自我消亡，而改变人们的传统言论与思维习惯，使之“政治正确”，是促成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又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联系起来，提出“批判理论”。在这一理论下，女性、同性恋、黑人等都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他们正是几十年后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现象关注的主要群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演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与1965年《选举权利法》的颁布。其中，1964年《民权法》将消除种族歧视、结束种族隔离作为核心内容，明确了在社会生活中不得歧视有色人种、女性的条款。为了有效促进该法的实施，约翰逊政府于1965年颁布第1124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在1965年肯尼迪政府第10925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有关企业采取“肯定性行动”，保障求职者不因种族、肤色等因素而受到区别对待。在其后的若干年里，一系列相关措施相继出台，对于维护与保障黑人、女性等群体的权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民权法》与“肯定性行动”在体制层面上，加强了对于有色人种、女性等群体的权益维护，如在就业与教育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但是在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在语言表达中对于上述群体的歧视现象却依然存在。在自由主义勃兴的20世纪60年代，这一状况很快获得重视，部分人士对于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歧视有所认识，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语言纠偏来改变传统意识。在此背景下，消除语言表达中的歧视开始从美国知识界兴起。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推动，这种消除语言表达中歧视现象的意识逐渐走出以知识界为主的校园，为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消除语言表达方面的歧视逐步成为美国社会一种风尚.就在这一时期，众多社会团体加入到维护女性、有色人种权益的队伍中来。

　　1975年12月，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卡伦·德克劳在一次活动中发表有关反对歧视的讲话，她指出“全国妇女组织正在朝着‘智力上与政治上正确’的方向发展”。自此“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开始被频频引用，同时也时常被反对者来进行批评或嘲讽。以德克劳的发言为标志，“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中正式提上桌面，影响逐渐扩大。

　　在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在知识界占主导的校园内发挥重要影响，如使用“政治正确”的语言、文字，增设有关有色人种与女性的相关课程等，都是“政治正确”的具体体现。而在校园之外，“政治正确”的影响也在扩大。如在日常用语方面，越来越多带有“政治正确”色彩的表达出现，并逐渐为媒体乃至社会大众所熟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制度层面的“肯定性行动”虽然遇到“巴基案”等波折，但仍在推行之中，这也在客观上回应了文化层面的“政治正确”现象。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系列围绕“政治正确”报道的出现，它所引发的争议也进入高潮。1990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是这一时期“政治正确”引发关注的典型事例。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报道了德州大学教授艾伦·格里本对于该校一个写作课程项目的抵制，该项目要求所有学生在有关“差异”的写作中必须按照“肯定性行动”、有关民权法案等作为文献来源。在格里本看来，这是要求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上的思考来打分。这一报道很快引发各界关注，该项目也最终未能落实。以此报道为代表“，政治正确”迅速成为了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并且日益深入到公众生活之中。

　　近十余年来，“政治正确”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于美国社会产生空前影响。2002年，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因为发表涉及种族隔离的言论，被迫辞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一职。

　　2006年，劳伦斯·萨默斯辞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就与其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贬低女性科研能力的言论有着密切关系。而近年来，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文化，也越来越多受到“政治正确”的深刻影响。然而，在“政治正确”现象深入社会生活的同时，它所引发的争议也在不断发酵，部分美国民众对它的负面情绪也在滋长。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以及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反‘政治正确’”的姿态，就与部分美国民众对于“政治正确”的消极态度有着重要关系。

　　二、“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社会中的具体体现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正确”现象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高等教育、商业文化等多个领域。

　　首先，语言表达中的“政治正确”现象，主要表现在涉及性别、种族等议题的词汇中。

　　以涉及性别色彩的词汇为例，其中含有“man”的常用名词与含有“he”、“his”的第三人称代词或物主代词，都被认为带有轻视女性的色彩。前者如“chairman”、businessman”等，后者如采用“he”、“his”来泛指包含女性在内的第三方。而随着“政治正确”的深入，前者改为“chairperson”、“businessman/businesswoman”等，后者则改用“they”、“them”、“their”等不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词汇，或者在表述中使用“heorshe”指代第三方。

　　在涉及少数族裔的词汇方面，对于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称呼，“nigger”、“negro”逐渐被“AfericanAmerican”所取代;对于华人的“Chink”被“ChineseAmerican”取代;对于日本人的“Jap”被“JapaneseAmerican”取代;而指称印第安人的“Indian”被“NativeAmerican”代替。

　　在涉及同性恋等相关词汇方面，“gay”与“lesbian”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用来分别指代男、女同性恋者;而“skeletoninthecloset”(衣橱里的骷髅)这一短语里的“closet”，则被引申为同性恋者对于公开性取向的态度，如“comeout”(出柜)，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跨性别者、双性恋者，则分别由“transgender”、“bisexuals”指代。“政治正确”现象的普及，对于以同性恋者为代表的LGBT群体的权益维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包括职业、年龄、身体状况等众多方面的语言表达也都受到了“政治正确”的影响。如“salesman”被“salesrepresentative”代替，“oldperson”被“goldenager”替代，“肥胖”或被称为“horizontallychallenged”(水平方向上受到挑战)，而“精神病患者”也有“dedevelopmentallydisabled”(发育方面障碍)等代称。

　　其次，“政治正确”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主要在于规范师生言行与多元化的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为“政治正确”的发源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所美国大学制定了体现“政治正确”色彩的相关规范，这些规范通常规定了哪些带有歧视色彩或强调“差异”的言行是不被允许的。如在密歇根大学的有关规定中，就曾将在种族等问题上的不当言论作为惩处学生的依据。

　　也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中的课程设置日趋多元化。在“政治正确”的引领下，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其他宗教信仰研究的课程进入大学课堂，甚至成为必修课;更多女性、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被选入课本。除此之外，原本一些旨在从生物学角度进行人类行为研究的学术项目，也因被认为“政治不正确”而受到影响。总之，作为最早推动“政治正确”的主战场，大学校园中的“政治正确”现象不仅历时较长，而且范围甚广。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政治正确”现象在高等教育中的深刻影响，由此引发关于“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的争议也颇为激烈，包括弗朗西斯·福山、艾兰·布鲁姆、托迪·吉特林等知名学者均加入有关讨论。

　　再次，在语言与教育之外，近二十年来“政治正确”现象向影视、网络等商业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展。

　　其一，“政治正确”现象在影视文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同性恋、女权等主题或角色的影视作品日益增多，这些作品不仅逐渐获得主流舆论的认可，并且对于相关群体权益的维护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同性恋题材方面，2005年上映的影片《断背山》是其中的代表。该片改编自普利策奖得主安妮·普劳克斯的同名小说，描写了发生在怀俄明州两个牛仔之间的感情故事。

　　《断背山》上映后取得空前成功，不仅促使了长期以来被归类于“小众电影”、“艺术电影”的同性恋题材影片进入主流视野，而且使得同性恋议题再一次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相关群体权益的维护提供了有力助益。

　　除《断背山》等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影片之外，近年来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影视作品中，同性恋角色的嵌入也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现象的进一步体现。在2016年9月上映的《星际迷航》系列电影的新一集中，主人公之一的苏鲁就被设定为同性恋者，这一设定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关女性题材方面，以1991年上映影片《塞尔玛与路易丝》国内译作《末路狂花》)为标志，越来越多带有女权色彩的影视作品出现。同时，女性在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也日益多元化，如女总统、女飞行员等突破以往男权社会传统的角色频频出现，这些变化都是“政治正确”现象在影视文化中的具体体现。

　　在影视文化方面，另一个带有“政治正确”色彩的变化就是以黑人、亚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角色的增多。近年来，不管是在如《变形金刚》这样的好莱坞大片中，还是在如《迷失》这样的热门美剧中，亚裔面孔明显增多。这些变化一方面与资方、市场等商业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

　　此外，在近年奥斯卡奖、金球奖等重要奖项的评比中，“政治正确”也被认为正在成为一种“潜规则”，而围绕有关话题的讨论也屡屡成为热点。

　　其二，在网络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现象在近年来得到充分体现。

　　一方面，“政治正确”现象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产品中得到丰富展现，如脸书在其界面中增加了数十种非传统性别选项;苹果公司在其应用的表情包中就提供了至少6类的不同肤色表情、十余种家庭组合类别。诸如此类的现象在网络平台上不胜枚举，网络的开放性为“政治正确”的推广与普及提供了便利途径。

　　另一方面，近年来多位美国网络公司巨头均公开发表对于“政治正确”的支持态度，其中马克·扎克伯格多次强调企业文化的多元性与相关产品的开放性。而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以来，亚马逊等网络企业CEO与特朗普之间的互动，也被认为是主推“政治正确”的硅谷与标榜“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在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区别。

　　其三，在其他商业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现象可谓是数不胜数。

　　2015年圣诞节前，美国星巴克推出全新设计的当季杯型，以往该季设计中的驯鹿、雪花等圣诞元素都已消失，仅仅保留了红色作为当季特征。这一设计变化被认为是星巴克为了顾及其他信仰者而做出的调整。无独有偶，考虑到对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尊重，

　　“Happyholiday”这个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问候语被服务行业更多地采用来取代“MerryChristmas”。

　　上述在语言、教育、商业文化领域的事例，只是近年来“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社会中的部分体现。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从语言表达方面的纠偏意识，逐步转化成了广泛存在于公共生活空间里的文化现象，甚至成为了公众的言行准则。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虽然围绕“政治正确”现象的争议始终存在，但是在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政治正确”逐渐成为一种“公序良俗”，其意涵与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其提出之时。

　　三、“政治正确”现象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演变

　　(一)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议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部分参选人却对“政治正确”展开猛烈抨击，其中特朗普一系列有违甚至直接针对“政治正确”的言行成为此次选举的焦点。

　　在“政治正确”涉及的多个方面，特朗普都做出了出格言行：在涉及少数族裔方面，特朗普多次发表关于墨西哥裔移民的不当言论;在涉及女性方面，特朗普对于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多位女性发表侮辱性言论;在涉及不同宗教信仰者方面，特朗普于公开提出“‘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策主张，引发轩然大波。此外，特朗普还因在竞选舞台上涉嫌侮辱一名身体残疾的专栏记者而饱受批评。

　　上述令人瞠目的言行，只是特朗普有违“政治正确”的部分表态，在其一年半的竞选历程中，他不断对于“政治正确”进行公开批判。在共和党初选第一场辩论中，特朗普直言不讳的宣称：“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正确’……而我没有时间全面‘政治正确’;老实说，这个国家也没有。”以此次发言为标志，“反‘政治正确’”成为特朗普竞选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其后多个选举场合，特朗普数次表态“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继续‘政治正确’了”。

　　此外，在此次总统选举中，包括共和党主要参选人泰德·克鲁兹、本·卡森、里克·桑托勒姆，数位参选人均对“政治正确”进行批评。其中本·卡森在竞选过程中，数次指出“‘政治正确’文化正在破坏这个国家”。

　　上述2016年总统选举中部分参选人针对“政治正确”的言行与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中“一切以‘政治正确’为纲”的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冲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等人对于“政治正确”的违反与抨击，尽管引发主流媒体、其他参选人的一片挞伐，但却并未对2016年的选举走势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特朗普在不断刷新“政治不正确”纪录的同时，其支持率不仅未受到严重冲击，而且于2016年11月8日凭借选举人票的多数，战胜了长期以来在“政治正确”方面堪称楷模的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

　　在特朗普胜选之后，美国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在公共场合语言冒犯，甚至直接侵犯少数族裔的事件;一些以公开发表针对少数族裔、LGBT群体仇恨言论著称的争议人物与团体也频频活跃，“反‘政治正确’”活动有加剧的趋势。特朗普本人在就任总统之后，“反‘政治正确’”的姿态也无明显转变。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等机构的研究显示，特朗普的胜选使得部分民众相比起2016年大选之前，更愿意公开自身“反‘政治正确’”的态度。

　　(二)“政治正确”现象受到冲击的深层原因

　　那么，为何近些年来在美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正确”现象在此次选举中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而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姿态不但没有对于选举走势造成影响，甚至还获得部分民众的回应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美国政治因为极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而日益走向困局，原本旨在“解决问题”的政治体系正在走向失序。在此状况下，当现实层面的政治架构不能有效运转，长久以来的政治规范逐渐式微时，“政治正确”这一形式上的政治文明也很难再具有约束力。

　　政治极化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政治最为重大的变化。尽管极化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但是最近一轮两党精英的极化已经严重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在最近十余年里愈演愈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2010年“奥巴马医保”投票、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门、2016年联邦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席位长期空缺为例，极化背景下的“党争”，特别是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否决政治”正在不断侵蚀美国政治，使其走向愈发严重的功能失调。2009-2011年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兴起的右翼“茶党”、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充分体现出了现有政治体系的回应性下降、与民意脱节。而相较于上述政治现象与社会运动所折射出的运转失灵，在近年来“党争”加剧、“茶党”左右共和党的政治表象之后，是长久以来的政治规范的式微.

　　总之，在过去若干年里，不论是政治实体还是政治规范，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衰败，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应然层面的“政治正确”现象，虽然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的中心，但是其约束力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其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演变，特别是近些年来就业岗位、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对于自身生活状况感到焦虑。在此背景下，对比事关现实利益的经济、民生等议题，相对“形而上”的“政治正确”在部分民众心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正被“挤”出政治舞台的中央。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民权法》、“肯定性行动”的实施，相关群体的权益得到显著提升;而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政治正确”理念也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也在深入影响民众的现实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全球化背景下工作岗位的持续流失，以及近几十年来非欧洲裔移民比例的不断上升，这些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十年来日益凸显。虽然近年来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前后大衰退的低谷，但是上述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岗位流失等具体问题并未得到改善，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甚至还有所上升;同时，美国社会中围绕种族等问题的矛盾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述经济社会状况的演变使得相当数量的民众感到不满与愤怒，也使其对于“政治正确”等“形而上”议题的关注更多被“形而下”的现实议题所取代，在此影响下，美国政治的重心趋于下沉，“政治正确”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出现动摇。

　　再次，就“政治正确”现象本身而言，它在深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等问题，这类情况往往引发民众的负面情绪。同时，由于近年来“政治正确”现象在诸多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中发挥重要影响，也使得部分民众对其态度日趋复杂化。这些因素为“政治正确”现象在此次选举中的变化埋下了伏笔。随着“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社会中的“遍地开花”，在具体议题中，出于对“政治正确”的遵守或提倡，存在着诸多“矫枉过正”的情况，即“政治正确”的过度化。一方面，基于对特定群体文化或权益的尊重，时常引起过度敏感，致使其他群体受到困扰，进而引发对于“政治正确”的负面情绪。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正确”现象的影响日益扩大，近些年来它在种族、LGBT等议题中都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甚至关系到相关议题的走向，而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议始终存在，也间接导致部分民众对于“政治正确”有不同意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近年来“政治正确”所引发的负面意见一直在上升，也为此次大选中的争议提供了口实;而以上“政治正确”在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还将对其未来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此次总统选举与其说是一场四年一次的政治活动，不如说是一场以选举为外在形式的社会运动。在这场由特朗普激发的具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中，“政治正确”与精英政治、全球化一道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而“反‘政治正确’”则与“反建制”、“反全球化”一起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符号。

　　如前文所述，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在过去若干年的深刻变化，使得部分民众对于现有政治体系的失望情绪不断累积，将更多关切投入到涉及切身利益的现实议题中。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以“局外人”的姿态参加选举，并且通过提出“美国优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主导了选举走向。在特朗普的影响下，此次“非常规”选举实际成为了一场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而多年来一直受到政治精英、主流媒体所推崇的“政治正确”，则在特朗普等人的裹挟下，成为了这场“反体制”、“反建制”，甚至是具有反智色彩社会运动的攻击对象;

　　“反‘政治正确’”与“反建制”、“反全球化”进而演化为了这场民粹主义运动的符号，并一起成为了部分民众对于政治体系不满情绪的主要表达;而正是这些在政治上失势、经济上失利、文化上失语的民众，成就了特朗普这个历史上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总统。

　　综上而言，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政治正确”成为了主要话题之一，虽然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议与其在实践中的“矫枉过正”等问题不无关系，但在有关争议的表象后，则是美国政治体系的衰朽，政治规范的式微，以及国内政治重心的下沉。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特别是其“社会运动化”执政风格的延续，“政治正确”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文明都将面临挑战。

　　四、结语

　　第一，“政治正确”现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社会中兴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美国公共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不同于以行政命令作为主要形式、体现国家意志、拥有明文规定的“肯定性行动”，从文化层面出发的“政治正确”现象不由政府主导，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涵与外延都已远远超出其提出之时。

　　第二，近些年来，“政治正确”现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入，但与此同时，由于在具体实施中的“矫枉过正”等问题，“政治正确”现象也引发了相当数量民众的负面情绪;特别是随着种族、LGBT等议题的持续发酵，在有关议题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政治正确”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虽然“政治正确”现象旨在消除歧视的初衷已被广泛接受，但其在具体实践中引发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容回避。

　　第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政治正确”受到了特朗普等参选人的强烈批评，而受特朗普胜选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反‘政治正确’”活动有加剧的趋势。上述演变反映出随着美国政治的衰败，国内政治重心的下沉，“政治正确”的约束力与重要性都出现动摇。如果美国国内政治进一步走向民粹化、碎片化，而特朗普“社会运动化”的执政路线长期延续，那么以“政治正确”为代表的政治文明将会受到进一步冲击。

      原标题：《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现象的发展及其最新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