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1947年，乔治·凯南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该文明确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containment)。从此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都被称为“遏制战略”，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保罗·希尔(Paul Heer)，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前国家东亚情报局人员，这篇文章节选自其即将出版的《“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在东亚政策》(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书。作者指出遏制理论一开始是针对苏联而提出的，乔治·凯南最初明确将中国在遏制战略之外，因为在其看来，中国对美国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具有战略价值。但是乔治·凯南提倡对中国采取的对策，与他针对苏联制定的许多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凯南主张阻止中国影响力在东亚的上升，这与今天美国领导人的做法不谋而合。

　　乔治·凯南认为他最初的遏制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如果这位传奇的苏联专家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认可一项旨在限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战略—那就是中国领导人今天所称的“遏制政策”。

　　在凯南的学说形成过程中，遏制理论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在对美国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影响力或控制权的扩张。在他负责执行该战略期间——从1947年到1950年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他明确排除了中国，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会服从苏联的控制表示怀疑，即使真是这样，在他看来，中国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也不会对美国造成潜在威胁。事实上，凯南以同样的理由将整个东亚大陆都排除了—包括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后来的越南)。在冷战初期，他准备接受苏联对东亚大陆的控制——如果成真的话——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可以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在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支持美国驻军从南韩撤离，反对支持或继承法国在印度支那(越南)中的角色。

　　凯南认为在远东地区适用遏制战略的唯一地方就是日本，他认为这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同时日本容易受到苏联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相当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因此，他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惩罚性方式转向了助其重建家园，类似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而且目的是一样的：为了将其与任何苏联设计隔离开来。正如凯南在1948年写的那样，华盛顿需要“制定日本相关的政策，保证这些岛屿的安全，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以及苏联的军事打击，并且使该国的经济潜力再次成为远东的重要力量，以响应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事实上，凯南可以说是“边缘防卫”概念的第一鼓吹者，它在朝鲜战争前成为美国制定西太平洋战略的事实依据。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随后破坏了凯南在东亚边缘适用遏制政策的战略设想。它导致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长期军事投入，为保留美驻日军事基地(他本人对此是反对的)和美国在印度支那(越南)对法国的援助提供了依据，并且基本上因为防卫台湾的承诺再次将美国插入到中国内战中。所有这些使得凯南的计划黯然失色，使得该地区的遏制战略仅仅是“离岸”[1]的并且是非军事的。

　　在接下来十年的中苏分裂证实了他对苏联不会控制东亚大陆的预测，同时也验证了他不在那里实施遏制理论的理由。他在1967年写道，中苏裂变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单一遏制措施。它不仅使最初的遏制概念无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它要处理的问题”——即抵消苏联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本身的威胁呢?凯南原本驳回了这一说法，理由是在任何政府之下的北京永远不会有能力以对美国利益严重不利的方式投放军力。他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他最初确定了世界上应用遏制政策的五个战略权力中心：美国，英国，欧洲大陆，日本和俄罗斯。“请注意，”他评论道，“中国没有进入这一行列。我个人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可以进入这一行列。”遏制战略是关于让其他权力中心保持在苏联控制之外。中国在那个范围之外，即使它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因为它不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而且在凯南看来无论如何都不是战略权力中心。因此，虽然他将共产主义中国视为是不可取和令人遗憾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对世界和平的不可容忍的威胁，也不代表我们长期以来无法共存的任何东西”。凯南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扩张会构成隐藏的威胁，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似乎只在对美国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或者即使在中国共产主义控制下但不会构成实质性军事威胁的地区才具有可能性。在凯南看来，这些情况进一步否定了他的遏制理论对中国共产主义适用性。而且他从来不接受它对越南的适用性。事实上，他成了一位雄辩且有影响力的越战的批评家。

　　凯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新确认了这个观点，重申了遏制战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因为除了先前的领土主张(特别是台湾)，中国不是一股“高度扩张的势力”，并且似乎没有在设法对邻国施加“直接的中国统治”。他特别排除东南亚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那儿的控制“从我们的利益角度不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共产主义政权都会更可能挑拨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使他们鹬蚌相争，而非成为他们中任何一个的傀儡。

　　在我看来，凯南对中国的战略潜力的否定，更不用说他对中国与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战略关联性的否定，都是一反常态地目光短浅。这也与他自己对中苏分裂的影响的判断不符，中苏分裂以他认可和承认的方式大大增强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但更根本的是，凯南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表现出苏联在冷战大部分时期所构成的那种威胁，后者为他的遏制理论提供了基础。1947年7月他以“X”署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介绍了他的理论，凯南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基本对立”的基础上的，并且该意识形态让苏联的领导人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最终推翻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政治势力”，而且“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共同的目标之类的任何假设在莫斯科这方永远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完全赞同这个观点，这样一个零和[2]目标，他们并不认同在中国边界之外强加“直接的中国统治”的需要。而且，他们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对立的信念：他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合并。习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提倡的发展模式—与流行的错误解读相反—并不是要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相反，北京真正追求的是与西方列强的“共同目标”—这与传统观点相悖。凯南并没有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他无疑会鉴别出今天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差别—特别是会承认中国并不满足他在“X”文章中对苏联的描述，也就是没有“真实的物质力量与繁荣”来支持其外部野心的这一段。由于这些原因，他会认识到，中国不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值得适用遏制战略，而且任何战略都不能够对抗中国。

　　上图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

　　然而，矛盾的是凯南提倡对中国采取的对策，与他针对苏联制定的许多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1960年，中国在朝鲜战争后对美国的敌意持续了十年，在一次讲话中，凯南断言说，为他所谓的“当代中国帝国主义”建立“牢固的壁垒”是美国的一项重大利益，特别是要“注意东亚沿海的主要群岛和岛屿不会成为威胁到太平洋地区和平与自由的大陆势力的剥削对象”。在四年后的另一场讲话中，他评论说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憎恨美国因为美国“鲁莽地挡了他们的路要阻挠他们的权力扩张。”凯南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置身于那条路上”，为了维护二战后地区势力平衡，防止“亚洲被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有巨大偏见的人所控制，譬如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坚持认为，华盛顿只是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展到“亚洲大陆的附属岛屿和半岛”—这一次包括韩国—并强调美国的做法完全是防御性的，“不是纯粹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军事战略”，也不是旨在推翻中国共产主义政权。

　　这显然意味着凯南希望阻止中国势力在最初遏制苏联影响力扩张的目标地区蔓延。更重要的是，凯南的建立反对中国影响力的“牢固的壁垒”和挡在中国势力扩张的的路上的这两种想法似乎与他在“X”文章中关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对策相呼应：通过“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阶段灵活而又谨慎地运用对抗势力。”

　　这可以说是美国今天正在追求的，通过各种政策和战略谋求平衡，从而限制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的传播。亚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员将其视为奥巴马政府“重新平衡”东亚的一个中心目标，并且希望真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维持的美国外交与经济参与，安全合作和军事部署—如今在追求“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框架内—都被广泛认为是针对相同的目标。凯南一定会赞同这种方法，他早在1960年就基本上认可它了。

　　今天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这套政策的目标与部署定性为“遏制政策”。许多其他东亚观察员，包括在美国亲密的盟友之间都可能是这么想的而且就其本身而言是支持它的。华盛顿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界定这个词，认识到中国是一种与苏联不同的挑战，因此制定的关于中国的战略也是不同的。但是以华盛顿没有适用与其曾经适用于苏联的相同的战略为由否认遏制政策的存在, 是没有将北京考虑在内，因为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些邻居)只是简单地将“遏制”定性为美国试图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相对于华盛顿的影响力。这种不一致只是语义上的。底线是凯南如果活着基本上就会提倡中国人选择称之为“遏制”的东西。因此，他的理论在东亚也是可行的，尽管它已经放弃或改变了它的名字。

　　凯南最初的遏制理论的另一个适用于今天东亚的核心因素：基于美国方面的要求。他在“X”的文章中指出，“苏美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对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面价值的考验”。他写道，美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在世界人民心中树立一个知道它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的印象”，并且“正在成功地解决其内部生活问题和世界大国的责任“。同样的条件在今天一样适用，而且不仅限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在凯南用这些词来形容美国“遏制战略”外部挑战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七十年之后，该国再次面临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愿承担的考验。

　　本文注释

　　[1] 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也被译为“离岸平衡手”， 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 offensive realism) 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 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2]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法意导言：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1947年，乔治·凯南以“X”的署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该文明确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containment)。从此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对苏战略都被称为“遏制战略”，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保罗·希尔(Paul Heer)，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前国家东亚情报局人员，这篇文章节选自其即将出版的《“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在东亚政策》(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书。作者指出遏制理论一开始是针对苏联而提出的，乔治·凯南最初明确将中国在遏制战略之外，因为在其看来，中国对美国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具有战略价值。但是乔治·凯南提倡对中国采取的对策，与他针对苏联制定的许多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凯南主张阻止中国影响力在东亚的上升，这与今天美国领导人的做法不谋而合。

　　乔治·凯南认为他最初的遏制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如果这位传奇的苏联专家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认可一项旨在限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战略—那就是中国领导人今天所称的“遏制政策”。

　　在凯南的学说形成过程中，遏制理论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在对美国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影响力或控制权的扩张。在他负责执行该战略期间——从1947年到1950年作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他明确排除了中国，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会服从苏联的控制表示怀疑，即使真是这样，在他看来，中国在战略上并不重要，也不会对美国造成潜在威胁。事实上，凯南以同样的理由将整个东亚大陆都排除了—包括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后来的越南)。在冷战初期，他准备接受苏联对东亚大陆的控制——如果成真的话——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可以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在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支持美国驻军从南韩撤离，反对支持或继承法国在印度支那(越南)中的角色。

　　凯南认为在远东地区适用遏制战略的唯一地方就是日本，他认为这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同时日本容易受到苏联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相当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因此，他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惩罚性方式转向了助其重建家园，类似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而且目的是一样的：为了将其与任何苏联设计隔离开来。正如凯南在1948年写的那样，华盛顿需要“制定日本相关的政策，保证这些岛屿的安全，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以及苏联的军事打击，并且使该国的经济潜力再次成为远东的重要力量，以响应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事实上，凯南可以说是“边缘防卫”概念的第一鼓吹者，它在朝鲜战争前成为美国制定西太平洋战略的事实依据。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随后破坏了凯南在东亚边缘适用遏制政策的战略设想。它导致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长期军事投入，为保留美驻日军事基地(他本人对此是反对的)和美国在印度支那(越南)对法国的援助提供了依据，并且基本上因为防卫台湾的承诺再次将美国插入到中国内战中。所有这些使得凯南的计划黯然失色，使得该地区的遏制战略仅仅是“离岸”[1]的并且是非军事的。

　　在接下来十年的中苏分裂证实了他对苏联不会控制东亚大陆的预测，同时也验证了他不在那里实施遏制理论的理由。他在1967年写道，中苏裂变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单一遏制措施。它不仅使最初的遏制概念无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它要处理的问题”——即抵消苏联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中国共产主义本身的威胁呢?凯南原本驳回了这一说法，理由是在任何政府之下的北京永远不会有能力以对美国利益严重不利的方式投放军力。他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他最初确定了世界上应用遏制政策的五个战略权力中心：美国，英国，欧洲大陆，日本和俄罗斯。“请注意，”他评论道，“中国没有进入这一行列。我个人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可以进入这一行列。”遏制战略是关于让其他权力中心保持在苏联控制之外。中国在那个范围之外，即使它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因为它不在苏联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而且在凯南看来无论如何都不是战略权力中心。因此，虽然他将共产主义中国视为是不可取和令人遗憾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对世界和平的不可容忍的威胁，也不代表我们长期以来无法共存的任何东西”。凯南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扩张会构成隐藏的威胁，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似乎只在对美国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或者即使在中国共产主义控制下但不会构成实质性军事威胁的地区才具有可能性。在凯南看来，这些情况进一步否定了他的遏制理论对中国共产主义适用性。而且他从来不接受它对越南的适用性。事实上，他成了一位雄辩且有影响力的越战的批评家。

　　凯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新确认了这个观点，重申了遏制战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因为除了先前的领土主张(特别是台湾)，中国不是一股“高度扩张的势力”，并且似乎没有在设法对邻国施加“直接的中国统治”。他特别排除东南亚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那儿的控制“从我们的利益角度不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共产主义政权都会更可能挑拨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使他们鹬蚌相争，而非成为他们中任何一个的傀儡。

　　在我看来，凯南对中国的战略潜力的否定，更不用说他对中国与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战略关联性的否定，都是一反常态地目光短浅。这也与他自己对中苏分裂的影响的判断不符，中苏分裂以他认可和承认的方式大大增强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但更根本的是，凯南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表现出苏联在冷战大部分时期所构成的那种威胁，后者为他的遏制理论提供了基础。1947年7月他以“X”署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介绍了他的理论，凯南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基本对立”的基础上的，并且该意识形态让苏联的领导人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最终推翻他们边界之外的所有政治势力”，而且“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共同的目标之类的任何假设在莫斯科这方永远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完全赞同这个观点，这样一个零和[2]目标，他们并不认同在中国边界之外强加“直接的中国统治”的需要。而且，他们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对立的信念：他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合并。习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提倡的发展模式—与流行的错误解读相反—并不是要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相反，北京真正追求的是与西方列强的“共同目标”—这与传统观点相悖。凯南并没有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他无疑会鉴别出今天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差别—特别是会承认中国并不满足他在“X”文章中对苏联的描述，也就是没有“真实的物质力量与繁荣”来支持其外部野心的这一段。由于这些原因，他会认识到，中国不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值得适用遏制战略，而且任何战略都不能够对抗中国。

　　上图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

　　然而，矛盾的是凯南提倡对中国采取的对策，与他针对苏联制定的许多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区别。1960年，中国在朝鲜战争后对美国的敌意持续了十年，在一次讲话中，凯南断言说，为他所谓的“当代中国帝国主义”建立“牢固的壁垒”是美国的一项重大利益，特别是要“注意东亚沿海的主要群岛和岛屿不会成为威胁到太平洋地区和平与自由的大陆势力的剥削对象”。在四年后的另一场讲话中，他评论说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憎恨美国因为美国“鲁莽地挡了他们的路要阻挠他们的权力扩张。”凯南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置身于那条路上”，为了维护二战后地区势力平衡，防止“亚洲被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有巨大偏见的人所控制，譬如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坚持认为，华盛顿只是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展到“亚洲大陆的附属岛屿和半岛”—这一次包括韩国—并强调美国的做法完全是防御性的，“不是纯粹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军事战略”，也不是旨在推翻中国共产主义政权。

　　这显然意味着凯南希望阻止中国势力在最初遏制苏联影响力扩张的目标地区蔓延。更重要的是，凯南的建立反对中国影响力的“牢固的壁垒”和挡在中国势力扩张的的路上的这两种想法似乎与他在“X”文章中关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对策相呼应：通过“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阶段灵活而又谨慎地运用对抗势力。”

　　这可以说是美国今天正在追求的，通过各种政策和战略谋求平衡，从而限制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的传播。亚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员将其视为奥巴马政府“重新平衡”东亚的一个中心目标，并且希望真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维持的美国外交与经济参与，安全合作和军事部署—如今在追求“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框架内—都被广泛认为是针对相同的目标。凯南一定会赞同这种方法，他早在1960年就基本上认可它了。

　　今天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这套政策的目标与部署定性为“遏制政策”。许多其他东亚观察员，包括在美国亲密的盟友之间都可能是这么想的而且就其本身而言是支持它的。华盛顿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界定这个词，认识到中国是一种与苏联不同的挑战，因此制定的关于中国的战略也是不同的。但是以华盛顿没有适用与其曾经适用于苏联的相同的战略为由否认遏制政策的存在, 是没有将北京考虑在内，因为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些邻居)只是简单地将“遏制”定性为美国试图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相对于华盛顿的影响力。这种不一致只是语义上的。底线是凯南如果活着基本上就会提倡中国人选择称之为“遏制”的东西。因此，他的理论在东亚也是可行的，尽管它已经放弃或改变了它的名字。

　　凯南最初的遏制理论的另一个适用于今天东亚的核心因素：基于美国方面的要求。他在“X”的文章中指出，“苏美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对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面价值的考验”。他写道，美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在世界人民心中树立一个知道它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的印象”，并且“正在成功地解决其内部生活问题和世界大国的责任“。同样的条件在今天一样适用，而且不仅限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在凯南用这些词来形容美国“遏制战略”外部挑战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七十年之后，该国再次面临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愿承担的考验。

　　本文注释

　　[1] 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也被译为“离岸平衡手”， 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 offensive realism) 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 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2]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