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峰会期间，美国一方面仍然与中国就传统多边贸易体制地位问题达成共识;但另一方面，随着地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美国也有意弱化类似于WTO这样的传统全球性贸易体制，通过另一种形式推动其主导的新型多边贸易体制，如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尽管TPP和TTIP的原产地原则与G20所强调的全球价值链原则不符，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两者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力推的新型多边贸易体制，美国希望利用它们突破现有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的束缚，借以在国际贸易与金融治理领域制定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规范机制。因此，在杭州峰会期间，奥巴马多次宣介TPP的优势，一再强调TPP的开放性贸易不仅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能够提高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还可以鼓励各国的结构性改革，重振各国经济。TPP已然成为美国在复杂动荡时期为世界经济秩序提供领导力的试金石，其提供的产业链已成为生产和贸易的主要驱动力，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强烈。通过TPP，美国可以展现其在协商制定贸易规则上的号召力，进而设计出新形式的多边贸易体系。

　　但是，特朗普执掌白宫后，美国重塑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努力遭到重挫。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转而谋求以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外交目标。故而在汉堡峰会上，全球贸易体制的调整和创新几无进展。囿于其国内政治的演变，美国与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似乎注定波折不断，也许要经过一个政治轮回，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三)在具体的议题领域发力

　　1、推动世界经济的数字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利用数字与信息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中美两国信息产业巨大，通过数字与信息技术发展经济是两国互动以及多边国际合作的新领域。美国借助杭州峰会向G20成员国表达了推动创新和数字经济的意愿。2015年G20安塔利亚峰会的主要突破在于，确认了网络空间中负责任国家的重要义务与和平时期的准则。G20杭州峰会做出了额外的突破性政策承诺，旨在促进创新和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这一设想得到了G20成员国的广泛响应。G20成员国认识到数字经济工作组在G20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助于讨论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G20将促进成员国与其它国家的沟通与合作，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美国还在促进金融包容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G20成员国认可了一套高级别的数字金融包容性原则和附加指标。在汉堡峰会上，各成员国进一步确认G20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鉴于有效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投资和创新,各成员国将继续推动各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合作，鼓励开发和利用市场及行业领先的数字化生产国际标准。为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互操作性和安全性，G20成员国同意，产品和服务是以开放、透明度、共识和标准的原则为基础的，不应成为贸易、竞争或创新的障碍。

　　此外，美国在杭州峰会期间也提出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美国与各成员国认识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的重要性，肯定执行“2030年议程”的坚定承诺。美国还在推动食品安全、农业农村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表达了关注，希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减少最贫穷国家民众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

　　2、应对气候变化

　　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分别提交了两国加入《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意味着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在抗击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深刻的共识。正如奥巴马所言：“尽管我们在其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愿意在这一领域一起工作，激励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树立雄心和采取行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重要举措使得《巴黎协定》的有效性与约束性大为提升。美国制定了在2025年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26-28%的目标。奥巴马政府《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美国落实这一承诺提供了一种途径，有助于最终在全球层面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

　　在中美两国的示范下，G20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就气候行动保持了强劲势头。首先，在促进能源效率方面，G20欢迎各国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并着重致力于提升重型车辆的燃油效率。自G20运输任务组2014年成立以来，美国一直领导小组工作，包括最近完成第二阶段提升重型车辆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预计将减少11亿吨碳排放。其次，G20成员国希望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达成更多的相关协议，期待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国际航空理事会的关键谈判中取得成功。美国打算继续与G20和全球伙伴合作，通过一项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氢氟碳化合物减排修正案，以在本世纪末避免全球0.5摄氏度的升温，并采取基于市场的措施解决国际航空理事会的航空排放问题。再次，G20认识到与私营部门合作扩大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希望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补充了正在进行的改进气候财务公开的工作。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不时出现，深刻影响着各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走向，呼唤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协调一致应对。作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磋商性机制，西方七国集团(G7)倡议设立了二十国集团(G20)这一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而同时作为G7和G20的发起国，美国在这一机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成为评估这一机制影响力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2016年9月，G20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美国在此次峰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此次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自然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美国对于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敦促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在其中扩大影响力。2017年汉堡峰会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参与的首场G20领导人峰会，但其反全球化理念不利于其它成员国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达成更积极共识的愿景。本文以美国与G20机制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美国对该机制的认知和影响，并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分析美国对G20杭州峰会和汉堡峰会采取的政策举措。

　　1 G20机制的缘起与美国的角色

　　二十国集团起源于1999年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由七国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加上中国、俄罗斯、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和欧盟组成。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G20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金融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在美国的推动下升级为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开始在全球经济危机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成立之初作为危机应对机制到如今逐渐变成发达国家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协商性论坛，G20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非强制性，这种特性使得其对于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道德约束，也便于各成员国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身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意图和目标,尤其是使得G7成员国与新兴经济体得以开诚布公地探讨各自在经济与发展等重大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G20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由于七国集团深陷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通过G20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加强全球金融架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9年开始，G20动员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重建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信心，并承诺防止后退到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政策。G20领导人还发起了改革，包括推出历史性的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计划，赋予国际金融机构对变化的世界以更强的反应能力。G20已采取措施制定财务条例，加强在税务问题和财务透明度方面的合作，以防止另一次金融危机，并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挑战。G20在金融危机应对方面的作用逐渐增强，从而演变成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处于危机之中的美国也乐于看到这个包含着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论坛的出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调动其中的金融和经济资源为己所用。因此，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总体上对G20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推动其成为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组织。

　　可见，G20机制的兴起凸显了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从西方向新兴国家的转移，映衬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日益依赖于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的现实，同时也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从正式机制向灵活的、非正式机制和多边有限成员组织的转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美国对G20机制采取的政策目标变得较为务实，承认其在世界经济乃至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其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不过，美国并没有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放松对G20机制的掌控。保证美国对于G20机制的主导权与美元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克服金融危机影响、推动经济复苏和繁荣，是美国积极参与G20机制的基本出发点和关键战略目标。

　　G20机制的成长伴随着美国政策的演变。面对金融危机的迁延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自利倾向愈益明显，要求G20在议程设置等方面配合美国政策。虽然金融改革仍是重要议题，但汇率及贸易问题亦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输出国内通货膨胀，主张通过“经常项目设限”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而中国作为G20成员中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其时又正值主办G20峰会，自然成为美国在该机制中双边互动的主要对象。美国试图在通过参与杭州峰会加强主导G20议题的同时，也希望借助中美首脑会晤，与中国进一步明确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职责，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美国认为开放、一体化、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全球经济环境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在杭州峰会上，奥巴马重申美国支持一个开放的、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支持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作为回应，G20领导人在解决腐败、逃税和避税以及其它破坏全球金融体系完整性的挑战方面,已经采取了重要举措。

　　2美国在G20机制中的作用模式

　　为了在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搭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对话、协商平台，美国倡导和发起创立了G20机制。但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其对参与国际组织及多边机制始终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和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国际组织，但是只把它当成鼓吹美国人价值观的一种途径，而不是损害自己的价值观来迎合大多数国家。”这种行为特征也体现在美国与G20机制的关系上。十多年来，美国对于G20的态度一直在积极与消极之间徘徊。此种态度的变化伴随着其国家利益的变迁，也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的起伏以及世界经济的走势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美国参与G20机制带来了新的变化。特朗普涵盖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反多边主义的外交理念，给美国与G20的关系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综括来看，美国在G20机制中的作用表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主导性

　　G20机制的创立，源于美国对G7全球治理机制的扩充和增容。因此，美国一开始便主导着G20的初创和发展。正是在美国的力推下，二十国集团才从成立之初的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机制升格为成员国领导人峰会。美国对G20的主导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即克服和超越固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不足和有限性。美国希望主要新兴经济体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以缓解西方发达国家的负担，提升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的有效性。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缓慢复苏，美国的领导力虽然有所削弱，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其在G20机制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权始终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2011年G20戛纳峰会上，美国虽然表示希望中国在危机期间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促进国际金融稳定，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依然稳固。由此可见,美国希望G20超越危机管理而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常设的经济监督组织,能够打破僵局，并通过针对关键经济议题的领导人协定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尽管在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这种全球经济的增长不是以牺牲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为代价的。一旦世界经济回稳，美国一定会寻求重新主导国际经济治理。

　　(二)协商性

　　在G20机制从创立到壮大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推动协商一致原则在G20决策程序中的运用，协商一致原则由此在G20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20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G20“非正式对话”性质。投票制固然可以提高G20决策的效率，但会破坏G20的协商精神。如果G20采用投票的方式在某些议题上做出具体的决策，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中小国家的反对，并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这也与G20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领导人引领”的定位不符。鉴于此,美国希望这一原则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继续发挥有效的作用，以期新兴经济体带动西方七国集团经济复苏和发展。在G20机制逐渐向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协商一致原则也需要美国和中国予以支持和维护。尤其是考虑到G20机制约束性较弱的特点，协商一致原则在现阶段及可见的将来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变化性

　　自G20机制创立初始，伴随国际金融格局的变迁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美国对该机制的态度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游离。美国的对外战略奉行实用主义，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复苏，它对从G20上受到的制约就有可能从比较谨慎变成满不在乎的态度。然而，危机影响的不断消退使美国自信心大为恢复，其对世界多极化的抵触可能重新抬头，对G20的态度同样会发生变化。

　　在经济持续向好和国内政治变迁的背景下，美国对G20的政策立场或许会趋于强硬，倾向于阻止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这正是当下美国对外政策政治中一个明显的趋势。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对包括G20在内的诸多多边机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First)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GreatAgain)的竞选口号就是其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核心原则。这种以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为导向的外交观念表明,特朗普并不看重多边机制对全球贸易之类的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相反其更注重双边外交能否为美国带来切实的利益。

　　对于G20这样融合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多边组织，特朗普关注的重点在于该组织能否有助于美国国内经济的重振，而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疾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并不是其核心的关切。同时，特朗普试图把美国从纷繁复杂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中解脱出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巴黎协定》都是其独特外交思维的显著实践，即便这使得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贸易关系陷入僵局。特朗普多次宣称,他不会允许其它国家再次“利用”美国。无论是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巴黎协定》，只要他认为其它国家在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就会退出协议或重新谈判协议。在特朗普看来，这是美国保护自己利益的做法，也是在为美国工人和工业界而战，为保护“美国制造”而战。

　　而对于中国在G20机制中影响力和地位的上升，美国表面上持欢迎态度，但实际上并不希望中国冲击美国在诸如G20之类的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此外，在关税贸易、网络安全、南海争端等其它热点问题领域的竞争和冲突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美国对G20态度的一个重要变量。

　　3美国对G20杭州峰会及汉堡峰会的政策举措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美国作为G20成员国希望在国际投资合作、多边贸易机制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有效的机制性协定，助力世界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且作为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轮值国，有责任为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在杭州峰会上，中国考虑到G20处理宏观经济与市场稳定议题比贸易发展议题更为有效的机制特点，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并在数字经济创新、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技术性层面，以及国际投资、人才创业等政策性层面设计具体议题，推动成员国协商与讨论。2017年的汉堡峰会延续了杭州峰会的主要成果，进一步加深了相关议题的讨论。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美两国借助峰会机制，同意继续扩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议题范围。纵观G20杭州峰会及汉堡峰会公布的一系列成果文件，美国在这两次峰会上发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推动中美两国共同在G20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美两国“共治”世界的G2概念早在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时便由美国经济学界提出，意在促使中国为全球治理承担更大责任.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指出：“没有一个强劲的G2，那么G20将看不到希望。”但是中国并未认可这一说法，代之以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如今在G20框架内，美国依然希望G2能够逐渐获得中国的认可，以期在多边框架内通过与中国的协调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而中国领导人相信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赋予了G20更大的责任，中国有信心利用G20的集体领导力，在设置杭州峰会议程，尤其是在致力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遵循全球金融安全网行动以及新的全球增长和发展措施方面迅速行动。

　　可见，中美两国需要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中美共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双边关系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进展。在杭州峰会上，双方积极评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意按照两国首脑达成的共识继续共同努力构建这一关系，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和机制性对话，提升战略互信，进一步深化各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可成为两国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行模式。在汉堡峰会上，这一模式虽然由于特朗普的“内向”眼光而受到影响和冲击，但却以中欧合作的另一种方式进一步发挥了其在G20机制中的领导力。

　　(二)提升美国主导新贸易体制的能力

　　在贸易发展领域，G20成员国希望通过贸易部长会议和系列工作组会议，就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加强投资政策协调与合作、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争取实现加强G20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做出更多贡献、推动全球贸易投资恢复强劲增长这三个主要目标。近年来，G20领导人峰会一直希望重树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G20成员同意终止包括非关税在内的保护性贸易措施，以及围绕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治理打造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

　　在杭州峰会期间，美国一方面仍然与中国就传统多边贸易体制地位问题达成共识;但另一方面，随着地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美国也有意弱化类似于WTO这样的传统全球性贸易体制，通过另一种形式推动其主导的新型多边贸易体制，如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尽管TPP和TTIP的原产地原则与G20所强调的全球价值链原则不符，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两者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力推的新型多边贸易体制，美国希望利用它们突破现有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的束缚，借以在国际贸易与金融治理领域制定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规范机制。因此，在杭州峰会期间，奥巴马多次宣介TPP的优势，一再强调TPP的开放性贸易不仅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能够提高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还可以鼓励各国的结构性改革，重振各国经济。TPP已然成为美国在复杂动荡时期为世界经济秩序提供领导力的试金石，其提供的产业链已成为生产和贸易的主要驱动力，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强烈。通过TPP，美国可以展现其在协商制定贸易规则上的号召力，进而设计出新形式的多边贸易体系。

　　但是，特朗普执掌白宫后，美国重塑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努力遭到重挫。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转而谋求以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外交目标。故而在汉堡峰会上，全球贸易体制的调整和创新几无进展。囿于其国内政治的演变，美国与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似乎注定波折不断，也许要经过一个政治轮回，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三)在具体的议题领域发力

　　1、推动世界经济的数字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利用数字与信息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中美两国信息产业巨大，通过数字与信息技术发展经济是两国互动以及多边国际合作的新领域。美国借助杭州峰会向G20成员国表达了推动创新和数字经济的意愿。2015年G20安塔利亚峰会的主要突破在于，确认了网络空间中负责任国家的重要义务与和平时期的准则。G20杭州峰会做出了额外的突破性政策承诺，旨在促进创新和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这一设想得到了G20成员国的广泛响应。G20成员国认识到数字经济工作组在G20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助于讨论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G20将促进成员国与其它国家的沟通与合作，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美国还在促进金融包容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G20成员国认可了一套高级别的数字金融包容性原则和附加指标。在汉堡峰会上，各成员国进一步确认G20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鉴于有效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投资和创新,各成员国将继续推动各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合作，鼓励开发和利用市场及行业领先的数字化生产国际标准。为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互操作性和安全性，G20成员国同意，产品和服务是以开放、透明度、共识和标准的原则为基础的，不应成为贸易、竞争或创新的障碍。

　　此外，美国在杭州峰会期间也提出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美国与各成员国认识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的重要性，肯定执行“2030年议程”的坚定承诺。美国还在推动食品安全、农业农村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表达了关注，希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减少最贫穷国家民众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

　　2、应对气候变化

　　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分别提交了两国加入《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意味着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在抗击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深刻的共识。正如奥巴马所言：“尽管我们在其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愿意在这一领域一起工作，激励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树立雄心和采取行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重要举措使得《巴黎协定》的有效性与约束性大为提升。美国制定了在2025年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26-28%的目标。奥巴马政府《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美国落实这一承诺提供了一种途径，有助于最终在全球层面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目标。

　　在中美两国的示范下，G20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就气候行动保持了强劲势头。首先，在促进能源效率方面，G20欢迎各国合作所取得的进展，并着重致力于提升重型车辆的燃油效率。自G20运输任务组2014年成立以来，美国一直领导小组工作，包括最近完成第二阶段提升重型车辆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预计将减少11亿吨碳排放。其次，G20成员国希望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达成更多的相关协议，期待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国际航空理事会的关键谈判中取得成功。美国打算继续与G20和全球伙伴合作，通过一项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氢氟碳化合物减排修正案，以在本世纪末避免全球0.5摄氏度的升温，并采取基于市场的措施解决国际航空理事会的航空排放问题。再次，G20认识到与私营部门合作扩大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希望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补充了正在进行的改进气候财务公开的工作。

　　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当下美国国内政治光谱的变迁又一次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增加了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宣称在保证对美国公平且不影响美国民众就业的前提下，修改协定相关条款，方可重新加入。这难免为G20汉堡峰会的召开蒙上一层阴影，对各成员国在峰会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制造了一定的阻力。不过，仅仅从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就认为美国与其它各国的环境保护政策背道而驰，未免过于轻率。有观点认为，特朗普退出协定或许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若此举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他不会就此一意孤行。也有美国学者指出，虽然特朗普宣布将停止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但美国正在采取一种降低排放的新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并希望在液化天然气和节能循环热电厂等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随着新能源成本的降低，美国可能会重返《巴黎协定》。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G20汉堡峰会宣言中仍以包括美国在内20个成员领导人的名义指出《巴黎协定》是不可逆转的，并重申发达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重要性。通过提供各种实施方法，包括借助财政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采取有关减缓和适应行动，以符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及经合组织发布的《投资气候，投资增长》报告,G20领导人重申对《巴黎协定》的坚定支持，强调根据不同的国情，迅速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的能力执行这一协定。为此，G20领导人同意将《G20汉堡气候和能源增长行动计划》作为峰会宣言的附件。

　　3、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面中国一直是积极主动的，要求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份额比例，以反映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G20杭州峰会上，美国也支持IMF的相关改革议程。中美双方支持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赞同IMF份额调整、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维护IMF的现有贷款能力，维持和进一步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力。

　　对于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简称SDR)货币篮子的决定，美国也予以支持。双方同意对扩大SDR的使用进行研究及探索相关举措，包括更广泛地发布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SDR作为IMF创设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既不是一种货币，也不是IMF的债务。设立SDR的目的在于补充国际储备的不足。显然，人民币纳入SDR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缓解中国经济下行的潜在压力。

　　4、规范税收与打击腐败

　　G20杭州峰会对非法资金流动与反腐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美国意识到，与腐败紧密相关的逃税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其国内财政收入和税收公平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国也希望在G20框架内促进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改革，加强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减少相关行业的过剩产能;同时开放服务业竞争和市场主导的信贷分配,以应对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务风险和银行系统风险。由此，国际税收议题不再只是经合组织的核心议题。G20探讨国际税收议题不仅能够促进国际税法的现代化，也有助于国际协商的进步。因而在杭州峰会期间，美国推动国际税收议题在G20议程中的发酵，宣称其支持一个公平的现代国际税收制度。G20成员国支持国际税务合作，并呼吁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简称BEPS)方案，这将有助于确保公平和有效的全球业务税制。各国还呼吁尚未通过BEPS一揽子计划的相关国家和地区通过这一方案，并加入G20或经合组织关于BEPS的包容性框架。G20汉堡峰会宣言也明确表明公平与现代化的国际税收制度对国际税务合作有着重要意义。G20欢迎关于增值税政策的国际合作，宣布仍然致力于实施BEPS一揽子计划，并鼓励所有相关司法管辖区加入包容性框架。同时，G20还将继续致力于提高全球国家税收制度的透明度、公平性、可靠性以及税务诚信，继续执行G20国际税收议程，并就数字技术对税收的影响进行讨论。而在打击腐败问题上，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峰会上已达成共识。G20汉堡峰会也指出，腐败是增长和发展的障碍。它破坏了国家机构的信誉，阻碍了社会市场经济，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G20将夯实和扩大打击腐败的现行原则。鉴于此,中美决定加强两国反腐败和执法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个案合作，重申将发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探索提升合作效果的方式方法。中美还就加大反洗钱和返还腐败资产合作达成共识，商谈相互承认和执行没收事宜以及资产分享协议，并同意协商制定劝返程序。此外，双方支持G20领导人峰会通过的《反腐追逃追赃高级原则》，承诺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落实。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G20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

　　5、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失为治疗经济疲软的一剂良方。当前低迷的全球需求和缓慢的世界经济增速，产生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时机。基础设施建设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就是一项重要议题，在那次峰会上G20发起了《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上，G20领导人制定了基础设施“投资议程”，各成员国更注重基础设施投资的质量，尤其希望借助私营部门的融资，并优先选择能够较为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以期产生较大的社会网络效益。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一直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施政重点，双方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较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期待。2016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启动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在G20杭州峰会上，中美就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达成了一定的成果。双方承诺，与WTO协定相一致，以非歧视方式对待商业领域通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流转和安全关切。峰会发表的公报也重申继续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公报支持11个多边开发银行提出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鼓励多边开发银行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项目质量与项目储备、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有利环境，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确保经济效率，从而落实和优化经济和发展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关键，G20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调合作。汉堡峰会确认了杭州峰会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目标，尤其强调非洲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峰会公报明确表示完全欢迎非洲联盟的2063议程以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纲要》。

　　6、保障女性权益

　　在G20汉堡峰会上，美国为借助金融手段保障女性权益积极发声,促进峰会在该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峰会期间，特朗普出席了女性创业金融活动并致辞。特朗普宣布，作为促进女性经济权力全球倡议的一部分，美国将承担5000万美元，以增强女性在现代经济中的权力。特朗普认为，女性创业金融活动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地女性的经济权力，而且赋予女性权利也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特朗普积极支持这一议题。①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的努力得到G20汉堡峰会的肯定和支持。峰会发布的优先事项报告明确表示，G20承诺在2025年前将男女就业差距减少25%。在2017年，G20应审查女性就业状况，加强审议工作，着力提高女性就业质量，包括女性收入、工作保障、社会保障和工作条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正在为女性创造新的就业前景，而女性却往往被排除在获取及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之外。G20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7、打击恐怖主义

　　由于近年来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反恐议题在汉堡峰会上得到各成员国的极大重视。相对于贸易、气候等争议较大的议题，G20成员国把反恐提到了优先关注的位置，这有效积累了各方的互信。汉堡峰会发布的优先事项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洗钱以及非法资金流,G20成员需要各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更好地合作，尤其是在公司、信托、基金会和其它法律安排的所有权方面提升合作透明度。具体而言,为了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融资，G20的目标是确保全面执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G20成员国领导人一致支持这一努力。

　　对于美国来说，反恐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击败“伊斯兰国”以及其它激进组织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当务之急，必要时美国会积极实施联合军事行动。同时，特朗普政府谋求打造反恐“统一战线”，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寻求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扩大情报共享，并通过网络手段打击恐怖组织的宣传和招募行动。

　　综上，在G20杭州峰会与汉堡峰会上，美国与G20成员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诸多具体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鼓励新兴经济体在具体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分析，美国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其自身以及G7在G20机制内乃至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不被边缘化。然而,美国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政策深受其固有的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过程的影响，这使其全球参与总是显得“半心半意、若即若离”。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多边机制的轻视达到一个新高度，美国相继退出TPP和《巴黎协定》，给相关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G20等多边机制对各项议题的看法。例如，美国处理气候变化的方式就迫使G20放弃以前拒绝保护主义的承诺。因此从长远来看，虽然美国作为体系大国必将试图重新主导多边机制，但未来数年内伴随美国政治钟摆的变化，包括G20在内的国际多边机制会迎来一定的震荡。

　　结语

　　作为涵盖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性论坛，G20正在从经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变。这一转变本身凸显了美国对G20机制生发演变的主导性影响。而作为中国2016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G20杭州峰会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有目共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随着中国在G20等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既防范中国在G20日渐上升的影响力对其在该机制中的领导地位形成冲击，又希望中美主导G20能够为这个机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进而为其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欲拒还迎的心理使得美国在G20的某些具体议题领域,如货币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够与中国等成员国达成较为成熟的共识，协力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当前西方七国集团，尤其是美国经济日渐复苏的背景下，G20达成协议与共识的道义性大于强制性的决策特点渐为美国政治文化所难容，美国当下对G20机制的关注明显弱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的嬗变也为未来美国对G20的态度增添了新的变数。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经贸政策趋于保守，有可能会寻求通过运行时间长、机制更为成熟的G7来发挥美国在国际经贸与金融治理中的作用，这势必将对G20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态度，使美国在G20汉堡峰会上的存在感降低，更加深了外界对美国G20政策倾向的疑虑。概言之，未来美国对G20的政策取向取决于美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