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5日下午两点半，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主办、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协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支持。此次沙龙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宇洁、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以“新冷战的幽灵——从‘中美贸易战’到‘叙利亚危机’”为题，分别从当代中东困局、中美贸易战的角度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变局进行解读。

　　达巍：中美贸易战：“新冷战”的开始?

　　中美关系40年

　　达巍老师在讨论目前“中美贸易战”局势前，回顾了自1978年中美签署联合公报迄今40年来的历史。指出中美40年的历史节点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也会发生重要变化。

　　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框架的格局基础，达巍老师用“内外/强弱”来形容。“强弱”意味着在过去40年里，尽管中国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小国，但是相对于美国一个强国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弱国。“内外”之说则牵涉到这期间世界体系的运行：美国作为西方体系里的主导者、头号强国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而中国一直置身于此体系外部或者边缘。

　　中美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以上格局基础。因此，达巍老师进一步对解释了过去四十年中美战略特点。首先，他指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可称为“接触(engagement)战略”——通过交往，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得战略与经济利益的同时，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接触战略”使美国获得了两项重大利益。第一，完全扭转了70年代美国在冷战中的颓势;第二，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美国与世界最大市场中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反观中国，中国的对美战略可概括为“融入战略”，即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现代化，同时保持特色。因此从两国的战略方式上看，各自战略的前端目标彼此高度契合，而彼此的最终目标却高度不同，两国在这种“同床异梦”的格局下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

　　当前中美矛盾的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格局随着双方力量的演进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接触-融入”框架逐渐接近历史终局。一系列的变化总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中美关系从“内外强弱”变成“体系内两强”，中国不再居于国际体系的外部或边缘，而是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二，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发生变化，美国期待的中国，是一个政治更多元、市场更自由、社会更开放并且在外交上紧跟美国脚步的国家。未能按照美国意愿发展的中国，却在世界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这无形中促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达巍老师也强调，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蹴而就。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在两国一直不绝于耳，从2007年的《中国幻想曲》、2008年的“强大中国范式”到2015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达老师认为，要厘清当前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掌握当前中美矛盾的本质。谈及中美矛盾，不能避免聚焦于中美经贸矛盾，这之中涉及到复杂的因素，包括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高端制造业与科技竞争等。单从经贸角度就可看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非西方模式的、由政府发挥核心作用的结构，而以这种非“美国”的特征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两种模式能否兼容共生，仍是一个双方都必须面对的深刻议题。

　　对于“新冷战”的看法，达巍老师认为，当下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接近“新冷战”模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关系——正常而有限交往下的敌视对立。美国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定义解释为“大国竞争”，包含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地缘政治竞争、军事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等等。而中国与美国未来关系的大致也面临多重抉择：短期来看，中国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但此非美国所愿;近期掀起热议的“贸易战”当然也是选项之一，但无疑会对双方都造成重大损耗;总体来看，想取得双赢，则是在博弈中形成两种模式共生的规则与边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艰难的挑战。

　　2018年5月5日下午两点半，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主办、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协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支持。此次沙龙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宇洁、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以“新冷战的幽灵——从‘中美贸易战’到‘叙利亚危机’”为题，分别从当代中东困局、中美贸易战的角度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变局进行解读。

　　达巍：中美贸易战：“新冷战”的开始?

　　中美关系40年

　　达巍老师在讨论目前“中美贸易战”局势前，回顾了自1978年中美签署联合公报迄今40年来的历史。指出中美40年的历史节点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也会发生重要变化。

　　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框架的格局基础，达巍老师用“内外/强弱”来形容。“强弱”意味着在过去40年里，尽管中国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小国，但是相对于美国一个强国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弱国。“内外”之说则牵涉到这期间世界体系的运行：美国作为西方体系里的主导者、头号强国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而中国一直置身于此体系外部或者边缘。

　　中美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以上格局基础。因此，达巍老师进一步对解释了过去四十年中美战略特点。首先，他指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可称为“接触(engagement)战略”——通过交往，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得战略与经济利益的同时，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接触战略”使美国获得了两项重大利益。第一，完全扭转了70年代美国在冷战中的颓势;第二，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美国与世界最大市场中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反观中国，中国的对美战略可概括为“融入战略”，即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现代化，同时保持特色。因此从两国的战略方式上看，各自战略的前端目标彼此高度契合，而彼此的最终目标却高度不同，两国在这种“同床异梦”的格局下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

　　当前中美矛盾的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格局随着双方力量的演进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接触-融入”框架逐渐接近历史终局。一系列的变化总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中美关系从“内外强弱”变成“体系内两强”，中国不再居于国际体系的外部或边缘，而是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二，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发生变化，美国期待的中国，是一个政治更多元、市场更自由、社会更开放并且在外交上紧跟美国脚步的国家。未能按照美国意愿发展的中国，却在世界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这无形中促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达巍老师也强调，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蹴而就。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在两国一直不绝于耳，从2007年的《中国幻想曲》、2008年的“强大中国范式”到2015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达老师认为，要厘清当前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掌握当前中美矛盾的本质。谈及中美矛盾，不能避免聚焦于中美经贸矛盾，这之中涉及到复杂的因素，包括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高端制造业与科技竞争等。单从经贸角度就可看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非西方模式的、由政府发挥核心作用的结构，而以这种非“美国”的特征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两种模式能否兼容共生，仍是一个双方都必须面对的深刻议题。

　　对于“新冷战”的看法，达巍老师认为，当下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接近“新冷战”模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关系——正常而有限交往下的敌视对立。美国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定义解释为“大国竞争”，包含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地缘政治竞争、军事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等等。而中国与美国未来关系的大致也面临多重抉择：短期来看，中国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但此非美国所愿;近期掀起热议的“贸易战”当然也是选项之一，但无疑会对双方都造成重大损耗;总体来看，想取得双赢，则是在博弈中形成两种模式共生的规则与边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艰难的挑战。

　　王宇洁：解读当代中东困局

　　何为“中东”?

　　谈及世界政治、宗教问题，“中东”已经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王宇洁老师指出，事实上，用来代指以伊斯兰教信仰或伊斯兰文化为主的西亚、北非之“中东”概念，诞生不过一个半世纪——19世纪中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理格局中，“中东”是指在“近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远东”(印度)之间的一片区域，即现在的波斯湾地区，二战后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也被纳入“中东”的范围。尽管“中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涉不同的区域，但今日之“中东”，自古以来都是欧亚各大帝国争霸夺权的核心区域——从罗马帝国到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与现今所指的“中东”或说穆斯林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对抗又紧密联系的复杂关系之中。

　　十九世纪后，日益崛起的欧洲，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匹克协定完成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瓜分，也意味着其对中东建立了实际的控制权。作为一战战胜国，英法陆续接收昔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屈辱的殖民经历经由世界大战的催化激发出民族主义独立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阵痛后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中，伊朗、土耳其、埃及等现代中东国家建立，逐步构成当今“中东”地缘格局。

　　曲折中探索

　　回顾每个中东国家的发展历史，无疑能发现他们共同经历了“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过程。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穆斯林国家在建国和独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范例。这也使得这些国家与欧洲各国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而特殊的亲近关系。

　　中东国家在建国初期，多尝试采用西方式的世俗化道路，努力以所谓民主或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来探索适合自身的路线，比如上世纪中期的伊朗、阿富汗等国青年男女，喜好穿着西式的服装示人——王老师强调，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世俗化的西式道路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的撕裂，一方面西方化的上层得利并积极支持，另一方面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日益严峻。这种社会撕裂的景象进一步促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国家左翼思潮的盛行。

　　左翼思潮盛行的年代，正是中东处于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历史时期。如今常被忽略的中东左翼思潮，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产生剧烈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上，一些统治者开始试图以社会主义思路治理国家，伊斯兰社会主义随之应运而生。

　　左翼思潮兴起并没有对中东各国的国家建构产生明显而积极的作用，很多人逐渐意识到，不管是向东还是向西，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与伊斯兰社会相适应。伊斯兰主义思潮渐渐兴起，它倡导“伊斯兰道路”是符合中东实际发展的唯一路线，主张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等各个领域发挥统摄性的作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无疑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中东事务造成巨大打击，至此伊朗开始转入全面反美路线。此外，让欧洲、美国、苏联都折损甚巨的阿富汗战争，为中东地区留下一支庞大的、受过训练的，而且善于从伊斯兰思想来阐发自己革命意识形态的圣战组织。这些都对之后中东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左右为难的中东困局

　　王宇洁老师指出，20世纪前半期建立的大多数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整体上处于颓势，面临发展困境。首先，在政治经济方面，表现为三点：其一，丧失主权，外来干涉频现，沦为代理人战争战场;第二，政治无序，内战频繁，教派、民族冲突不断;第三，科技落后，经济衰退，民生艰难。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王老师认为，伊斯兰思想的激进化发展是其当前最为重要的挑战。具体而言，20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环境的恶劣为激进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在中东地区传统深厚的伊斯兰教时常为极端主义绑架，成为他人眼中的异己和令人警惕的他者;激进思想(比如圣战赛莱菲主义)流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伊斯兰教污名化，而“温和的大多数”却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政治权威、宗教领袖，还是普通大众，似乎没有人有能力为未来发展开出更为光明的处方。

　　中东地区的问题向来无法回避外部世界与其的博弈。王宇洁老师提醒，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讨论中东内部自身问题时，同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的外溢和扩散。除了伊斯兰激进主义外，当前变局下的人口迁移使欧洲一些传统上受伊斯兰教影响极小的国家中的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并且伊斯兰教成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很多人担忧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欧洲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进而征服欧洲;不断升温的难民潮更加剧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