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仍有能力制约

　　特朗普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美国政治得以维系的几大支柱已是伤痕累累，但是否真正伤到筋骨，定论为时过早。相反，正因为受到严重冲击，这些支柱的功底、功能和功效反而令人看得更加清楚。这些支柱包括美国的法治体系，新闻自由和成熟的联邦体制。

　　以美国法治体系为例，两百多年延续下来，美国政府办事事事得有法律依据，层层有法律复议渠道，人人得咨询法律顾问，次次受到多重法律监督的传统和先例即便政权交替也不曾中断。特朗普执政后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从禁止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到不允许变性人群在军队内任职都因为上诉法庭的决定要么被推迟执行，要么被卷入冗长的法律程序而被搁置。特朗普的减税法案尚未正式通过前，一些反对者已在积极准备用法律手段挑战这一法案。由于这一法案涉及广泛，对它的法律挑战在今后几年将会层出不穷。

　　当然，法律不是单行道。特朗普政府在受到法律体系制约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律程序推动它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想推翻奥巴马医改计划不成，便利用奥巴马医改计划中的一些法律漏洞，如它未经过立法程序便规定政府会以降低共享成本补贴(cost-sharingreductionsubsidies)名义付钱给医疗保险公司，后者则用这些补贴实际降低低收入人群购买医疗保险的成本，通过威胁停止支付这类津贴，奥巴马医疗计划即使未被推翻，也面临难以维系的窘境。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程序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执政后攻击最多的莫过于主流新闻媒体。据统计，在特朗普发出的大量推特短文中，直接抨击一些新闻节目的占四分之一之多。然而，正是这些媒体在不断披露特朗普团队成员和俄罗斯的种种接触，爆料特朗普和共和党既合作又冲突的内幕,揭露特朗普政府官员不良行为,如“旅行门”和议员官员性骚扰等方面,继续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结果，一些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官员被迫辞职，特朗普政府根据自己需要引导大众关注点的努力受到了极大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特朗普执政的步骤、方向和效率。

　　近年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媒介的兴起冲击了主流媒介的市场份额。政治分裂不仅导致社会碎片化，新闻媒介的受众也越来愈“部落化”。如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自称的保守主义者通常观看福克斯新闻台，35%自称的自由主义者通常观看CNN。这一趋势随着特朗普主义的产生变得日益强烈。但主流媒体对执政党的牵制作用依然很大，这也是特朗普常常对媒体发飙的原因。

　　另外，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和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由于政治纷争不断，联邦政府执政效率低下，政策混乱，公众对政府和国会的信任度下降到历史新低。然而，由于美国实行联邦体制，主要的国内民生事务,如教育、治安、经济实际上是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的。特朗普继承共和党的传统主张，比民主党更强调地方政府的权利，进一步凸显了地方政府在联邦政治混乱和动乱的时候保障美国政府运行大致稳定、治理有序进行的作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特朗普一些激进主张和做法的实际冲击。

　　从以上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轮廓来看，特朗普执政尽管“先天不足,后天不顺”，但他的政权仍然相对稳固。从目前至少到2018年中期选举前，看不出他有被弹劾的现实可能。不仅如此，在经历了执政初期的混乱和犯了不少“非对手造成的错误(non-forcederror)”之后，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进入一段执政相对顺利时期。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除了在减税法案上取得不俗的胜利之外，他还可能在推动基础建设，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限制，让更多为保守派青睐的联邦法官上位，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等方面取得不少放得上台面的成果。一些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也承认，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在执政一年后，比绝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强大”，而反对他的人因为“仇恨”往往忽视了这一对美国和世界极其重要的现象。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这些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执政成果中绝大部分是主流保守派的传统主张，而那些真正属于特朗普主义特有的激进政策主张少的可怜。究竟是美国主流保守势力被特朗普所劫持为后者作嫁衣裳，还是主流保守势力借特朗普这个壳生自己的蛋，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执政元年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治就像一部超级真人秀，剧情跌宕起伏，人物个个丰满，表演亦真亦假，结局难以预测。然而，透过杂音和浮尘,依然可以找到美国政治现状及其变化的一些基本轮廓。从大的方面看，这个轮廓呈现出至少以下四个显著特征。

　　(一)特朗普的“刚性”支持率居高不下

　　特朗普执政以来，民调支持率一直不高，除了就任后前两周支持他的比率高于反对的比率外，支持率一直低于反对率。执政4个月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各种民调的平均数)跌至40%以下，反对的则在55%上下波动。2017年12月的综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占39.9%，反对的为56.5%。

　　然而，尽管总体支持率低下，特朗普的执政地位迄今为止却相当稳固。这里至少有四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刚性”支持率居高不下。从民调来看，至少有30%的民众是他的“铁杆粉丝”。在支持共和党的人群中，支持特朗普的人一直稳定在80%左右，即便在“通俄门”事件不断发酵、白宫重要人事变动、推翻奥巴马医改受挫以后也是如此。党内的占压倒优势的支持使共和党实质上成了“特朗普党”。大选前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建制派基本失去了发言权。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Ryan)曾对特朗普不当发言多有批评，然而当人们日前问他在传统共和党政策和特朗普共和党政策间如何选择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已作出选择——我们站在特朗普一边”。共和党内支持特朗普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几个敢于公开批评特朗普的参议员被形容是选择了“政治自杀”。

　　其次，即便心有不满，共和党高层至少有一个共识，特朗普是实现共和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政治目标最好的人物。因为有了特朗普当政,共和党才有可能在减税、推翻奥巴马医疗改革、特别是在司法体系内从最高法院到各级联邦法院任命大批认同保守主义理念的法官等方面有所作为。特朗普在帮助共和党募捐方面的号召力也无人可以替代。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共和党领导层迄今为止对特朗普几乎言听计从。昔日面和心不和的党内同仁却成了运作起来得心应手的合作伙伴，而坚持不愿意和特朗普合作的往日共和党的一些精英多半被边缘化，毫无进行有效对抗的平台和能力，美国政治之现实可见一斑。

　　再次，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尽管争议极大，但对他巩固在共和党内的地位、掌控议事日程、控制媒体注意力却很管用。他坚持使用推特直接和美国民众沟通，既避免了媒体对他立场的过滤作用，又可以以推特不是正式文件为由，不时跨过以往总统不敢跨越的政治红线。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利用推特时时推出新话题。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他永远处于媒体注意力中心(这对一个货真价实以自我为中心的总统来说是最佳位置);另一方面又使他和他的核心支持者沟通渠道保持畅通，产生很强凝聚力。他以主流媒介为主要攻击目标，先以“假新闻”给它们定位，然后随时敲打，同时极力扶持若干对他和共和党友好的媒体，逼着选民选择谁的信息他们全盘接受，谁的信息他们全盘拒绝。这样他既挑起和加深不少人对主流媒体的怀疑，又给他的支持者明确指明在何处和如何接受特定媒体提供的信息，并以此做出政治判断。同他的前任不同，特朗普特别注重兑现和实施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口号和目标。这种前后一贯的作风使反对他的选民更加坚定了反对他到底的决心，而对他的支持者来说，这不仅难能可贵，同时也给他们足够理由对他的一些瑕疵如说大话，说过头话，甚至说谎视而不见。同时特朗普也并非处处走极端，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不顾党内同事的情感和反对，和政治对手做交易，使对手捉摸不定。(如特朗普多次褒扬福克斯电视台，尤其是其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如FoxandFriends)。一个例子是2017年9月上旬，为了得到民主党人对提高联邦政府借钱上限的支持，特朗普放弃共和党领袖提出的提高上限两年的主张，而同民主党领袖达成仅提高上限三个月的协议，以便尽快同意联邦向受飓风灾害的几个州拨款。有人甚至称特朗普是“不粘锅(Teflon)总统”。特朗普自己也常说他的诀窍之一是从来不宣布自己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走着瞧(Wewillsee)”是他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班农8月份离开白宫后，重新披上他反共和党建制派的战袍，誓言要取代所有不是真心实意支持特朗普路线的共和党执政者，俨然成了共和党反体制造反派的领袖。班农和特朗普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关系最近因一本新书揭露班农在私下对特朗普多出言不驯而破裂。但特朗普这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力量“通吃”的意图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最后，也是最有特朗普特色的是他身居白宫但却不以体制内领袖自居。相反，他处处刻意塑造自己独立甚至超越党派的身份。从他本人不时攻击华盛顿建制派到他和原白宫高级顾问班农离开政府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唱一和，包括默认后者对反对或不全心全意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士的肆意攻击，到他故意不时对共和党提议的政策主张表示异议,特朗普的意图十分明显。他力图利用共和党体制内和体制外两股势力为他的政治目标服务，同时又对两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可以突出他的政治新人光环，同时又让他在这两种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必要时还可以以一方势力制约甚至削弱另一方势力，从而使自己总是处于被人有所求的有利地位。

　　由于这些因素，竞选时的“特朗普效应”已俨然演变成实践中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竞选时，特朗普自称他将开启一个重造美国的运动。当时不少人认为他的宣称近乎荒唐，执政一年后，人们不得不承认他走得比绝大部分人预期的更远。

　　(二)美国经济全面上升有助于特朗普巩固执政地位

　　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政治纷争恶化，对外关系一波三折。然而，美国经济却是“阳光普照”。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美国经济正出现180度的好转”。这种转折可以从三方面来判断。首先，美国经济的三大指标—消费者消费意愿、劳动生产率和市场总信心在2017年有了全面改善。除了股市连创新高(至2018年1月1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特朗普当选300多天内已99次创新高)外，商界和一般民众对经济前景看好是不争的事实;其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除了在第一季度低迷外，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市场增长3%以上。加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得以通过，美国经济近期内持续甚至加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最后，特朗普执政后，虽然在通过重大议案道路上屡遭“滑铁卢”(如推翻奥巴马医改)，但他通过大量使用总统行政命令在减少或放松政府对经济管制方面动作快、幅度大。这些行政命令虽多有争议，尤其是在放宽对传统能源产业的管制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严格要求等方面，但对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甚至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等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减税和放松政府管制犹如拳击组合，单个使用也许效果有限，但配合使用很可能事半功倍。美国经济很有可能以此为契机，打破多年来低通膨低增长的陷阱而出现“中兴”局面，尽管这样也会带来不少长期的负面效应。

　　特朗普作为商人，念念不忘在各种场合包括国际场合自我吹捧。但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在重大选举尤其是总统大选时，最终能打动中间选民的议题不多,而经济尤其是涉及民生的经济问题是其中一个。当年里根一句“比四年前，你们的经济状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Areyoubetteroffthanfouryearsago?)”的口号使他彻底打败对手民主党副总统蒙代尔，赢得50个州中的49个。克林顿的高级助手卡威尔(JamesCarville)在1992年以“除非你是傻瓜，除了经济，还是经济(It’stheeconomy,stupid)”为选举牌帮助克林顿一举战胜企图连任的老布什总统。特朗普民调低迷，非共和党选民包括独立选民对他的表现有诸多不满，但他们仍在两个方面给了他相对高的分数，一是保护美国安全;二是经济表现。如果美国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继续表现良好，尤其是在提高个人收入方面有明显进步，尽管这些不一定都是特朗普政府的功劳，但足以为他继续当政奠定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最新的(2018年1月19日)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民众目前对经济的满意程度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69%的民众对目前美国经济表现表示满意，比2017年4月的比例高了14%。

　　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的减税法案是特朗普上台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有利于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该法案由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了一些效果，如沃尔玛把员工最低工资从10美元一小时提高到11美元一小时，福特公司把设在墨西哥的一座工厂迁回美国，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计划把多年来放在国外的巨额资金转回美国，用于扩大业务，以及许多公司还多年来第一次给员工发放年终奖金。这些都显示减税对刺激经济的效应已经开始发力，对急于证明自己政绩的特朗普来说无疑是大好消息，对巩固对他的政治支持亦帮助不少。

　　(三)美国社会出现“部落化(tribalism)现象”

　　美国政治学家早就把美国政治的本质定义为“争议或抗争型政治”(contentiouspolitics)，即通过抗争来表达政治诉求或达到政治目标。这是美国多元政治的常态。虽然也有妥协甚至两党合作的时候,但美国政治和社会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便愈来愈多地呈现零和游戏特征,特朗普执政导致这一趋势全面化。特朗普在移民政策、变性人参军、白人极端组织等问题上，无一不是在用一个群体反对另一个群体，用一种理念攻击另一种理念，用一种价值观对抗另一种价值观。原来已经严重分裂的美国在特朗普言行的作用下，变得更加碎片化。不少人把这种分裂描述成传统政党之间的对立，或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

　　实际上，这种笼统的分析已不足以描绘美国政治现状。相比之下，“部落化”一词似乎更能确切地揭示目前美国政治对立的根源和动力。首先，对美国政治的分析已无法简单从两党对立、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有钱人和穷人鸿沟、白人和少数民族的对立、甚至“代沟”等种种二分法来进行。党内有党，派中有派，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错位，同一种族内分歧不亚于和其它种族的分歧是不争的事实。

　　特朗普当选后，不少人(包括笔者在内)多用白人造反来形容他的核心支持者及其动力来源。深入的研究表明，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来自同一层次和同一群体，而是来自多重、多层次群体。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此，反对他或保持独立立场的人群之分散、理念之复杂、目标之差异以及利益之分化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碎片化”深刻地描绘了这一根本性变化。其次，由于碎片化，传统上把美国偌大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糅合在一起的大框架和价值基础,如美国梦、多元体系、中产阶级等虽依然存在，但已失去了不少吸引力。对各个部落的人群来说，与其追求或捍卫这些激动人心但距离遥远的大目标，不如取其简而从之。

　　以对部落的忠诚为行为目标比在茫茫意见争论中确定路线图要简单得多。而以对部落的忠诚换取部落保护自己或帮助自己夺回失去的东西比为某种共同目标努力吸引力更大。行为准则一旦发生变化，行为本身的变化便是必然的了。因此，特朗普执政后，一些以前不登大雅之堂的主张和要求成了时髦货;激进比稳重更赚便宜，激进组织(左右派都有)反而比主流组织更吸引人。如班农以及他所办的布莱特巴特网站(Breitbart.com)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边缘政治力量，如今居然可以携众公开对共和党领袖和所有不赞成其主张的共和党议员挑战，而且付诸行动。

　　再次，美国研究利益集团的文献中通常把利益或倡导(advocacy)集团分成两大类：单一目标利益集团和多重目标利益集团。前者如美国步枪协会，所有努力只有一个目标：防止依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保证公民拥有枪支权利被削弱，更不要说被剥夺。后者如美国退休者协会,尽管在保护退休者权益方面它的定位明确，但退休者是个庞杂的群体，而所谓退休者的权益更是因人而异。这两种利益集团做得好都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和政策影响。但就行动有效性和内部步调一致而言，单一目标利益集团的优势更突出。美国政治和社会部落化和这个判断直接有关。激进的组织通常目标集中且坚持不懈。比较之下，即使比较主流的社会团体因为对这些激进团体不满而站出来阻止前者的日益坐大，它们的反应也往往会因为慢半拍而效果欠佳。

　　最后，由于这些原因，社会部落化对挑战者尤其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挑战的政治领袖如特朗普等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社会越是部落化,他们越能“四两拨千斤”，以小搏大;社会越是部落化，他们的主张越能得到某些人群盲目或无条件的支持;社会越是部落化，他们越能混淆视听，混水摸鱼。特朗普的崛起和成功就是美国部落化的结果，又可能成为社会部落化越演越烈的动因之一。

　　当然，事物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美国社会政治部落化的结果一方面是它极大地调动了支持和反对特朗普人群的积极性，造成对美国政治参与度的极度上扬，对各类持激进主张的群体和个人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说美国政治因此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并非危言耸听;另一方面，部落化的快速崛起也使得对立的种种势力过度分散，难以形成主流甚至准主流力量或气势。两百多年来，美国政治发展出现类似部落化的状况也并非少见。然而，美国政治过程有它自己的向心力(politicalgravity)，飞出去再远早晚会回归主轴线。特朗普路线促进了美国政治对立朝极端方向发展，但这样产生的结果会延缓还是加速美国政治回归正常尚不得而知。有一点是肯定的，特朗普主义短期效应越强烈，极端发展越显著，政治向心力发生作用，迫使美国政治回归的压力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未必不会成为另一个“昙花一现”现象。

　　(四)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仍有能力制约

　　特朗普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美国政治得以维系的几大支柱已是伤痕累累，但是否真正伤到筋骨，定论为时过早。相反，正因为受到严重冲击，这些支柱的功底、功能和功效反而令人看得更加清楚。这些支柱包括美国的法治体系，新闻自由和成熟的联邦体制。

　　以美国法治体系为例，两百多年延续下来，美国政府办事事事得有法律依据，层层有法律复议渠道，人人得咨询法律顾问，次次受到多重法律监督的传统和先例即便政权交替也不曾中断。特朗普执政后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从禁止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到不允许变性人群在军队内任职都因为上诉法庭的决定要么被推迟执行，要么被卷入冗长的法律程序而被搁置。特朗普的减税法案尚未正式通过前，一些反对者已在积极准备用法律手段挑战这一法案。由于这一法案涉及广泛，对它的法律挑战在今后几年将会层出不穷。

　　当然，法律不是单行道。特朗普政府在受到法律体系制约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律程序推动它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想推翻奥巴马医改计划不成，便利用奥巴马医改计划中的一些法律漏洞，如它未经过立法程序便规定政府会以降低共享成本补贴(cost-sharingreductionsubsidies)名义付钱给医疗保险公司，后者则用这些补贴实际降低低收入人群购买医疗保险的成本，通过威胁停止支付这类津贴，奥巴马医疗计划即使未被推翻，也面临难以维系的窘境。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程序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执政后攻击最多的莫过于主流新闻媒体。据统计，在特朗普发出的大量推特短文中，直接抨击一些新闻节目的占四分之一之多。然而，正是这些媒体在不断披露特朗普团队成员和俄罗斯的种种接触，爆料特朗普和共和党既合作又冲突的内幕,揭露特朗普政府官员不良行为,如“旅行门”和议员官员性骚扰等方面,继续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结果，一些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官员被迫辞职，特朗普政府根据自己需要引导大众关注点的努力受到了极大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特朗普执政的步骤、方向和效率。

　　近年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媒介的兴起冲击了主流媒介的市场份额。政治分裂不仅导致社会碎片化，新闻媒介的受众也越来愈“部落化”。如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近一半自称的保守主义者通常观看福克斯新闻台，35%自称的自由主义者通常观看CNN。这一趋势随着特朗普主义的产生变得日益强烈。但主流媒体对执政党的牵制作用依然很大，这也是特朗普常常对媒体发飙的原因。

　　另外，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和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由于政治纷争不断，联邦政府执政效率低下，政策混乱，公众对政府和国会的信任度下降到历史新低。然而，由于美国实行联邦体制，主要的国内民生事务,如教育、治安、经济实际上是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的。特朗普继承共和党的传统主张，比民主党更强调地方政府的权利，进一步凸显了地方政府在联邦政治混乱和动乱的时候保障美国政府运行大致稳定、治理有序进行的作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特朗普一些激进主张和做法的实际冲击。

　　从以上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轮廓来看，特朗普执政尽管“先天不足,后天不顺”，但他的政权仍然相对稳固。从目前至少到2018年中期选举前，看不出他有被弹劾的现实可能。不仅如此，在经历了执政初期的混乱和犯了不少“非对手造成的错误(non-forcederror)”之后，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进入一段执政相对顺利时期。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除了在减税法案上取得不俗的胜利之外，他还可能在推动基础建设，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限制，让更多为保守派青睐的联邦法官上位，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等方面取得不少放得上台面的成果。一些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也承认，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在执政一年后，比绝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强大”，而反对他的人因为“仇恨”往往忽视了这一对美国和世界极其重要的现象。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这些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执政成果中绝大部分是主流保守派的传统主张，而那些真正属于特朗普主义特有的激进政策主张少的可怜。究竟是美国主流保守势力被特朗普所劫持为后者作嫁衣裳，还是主流保守势力借特朗普这个壳生自己的蛋，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执政面临的挑战

　　那么特朗普的执政前景如何?尽管他在短期内被弹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他能否在执政第二年进一步推行他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甚至取得更亮丽的成绩单，从而为他2020年争取连任做准备呢?现实情况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内能否有效执政甚至完成两届任期并非由总统本人或其它任何人和组织说了算。美国再强势的政治家也躲不过政治周期的制约。2018年11月6日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就是这个周期的重要一环。

　　美国中期选举历来是执政党的揪心之痛。克林顿1994年当选，推行医疗改革未遂，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众议院失去了54席，参议员少了8席;小布什2006连任成功，2008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众议院失去了30席，参议员少了6席;奥巴马更惨,他2008年就任，两年后在2010年3月通过了医疗保险改革，同年11月年中期选举，民主党众议院失去了63席，参议员少了6席。加上2012年选举中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使奥巴马2012年以后施政举步维艰，不仅政治雄心无法实现，还给2016年以后的民主党政治布局带来重大隐患。如201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卡利亚因心脏病去世，这本来是奥巴马的天赐良机，因为当时最高法院法官中有四名坚定的自由派法官，如果再增加一位自由派法官,自由派法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拥有确定多数。然而由于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拒绝将奥巴马的提名法官纳入批准程序，以至让特朗普一上台，就有机会提名一位保守派人士填补空缺，从而改变了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此举被认为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中期选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018年中期选举的前景如何呢?从国会目前力量对比来看,2018年的中期选举对民主党并不特别有利。在众议院,共和党目前占有240席位,民主党拥有194席。民主党需要至少净增24席才能重新夺回多数。参议院的情况对民主党来说更为不利。在2018年需要选举的34席中，目前由民主党人占据席位的有25席，共和党9席。也就是说，民主党要想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他们不仅需要保住现有的25席，还要从共和党手中夺走3席。这样做，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困难极大。

　　另外由于共和党长期以来控制了州一级议会中的大部分，通过以党派利益重新划分选区(即所谓的Gerrymanders)，使民主党候选人在不少选区几乎没有希望当选。按芝加哥大学斯特凡诺普洛斯(NicholasStephanopoulos)教授的估算，即便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拿到了53-54%的选票，共和党仍旧有可能掌控众议院多数。

　　最后，民主党本身也是问题重重。希拉里竞选总统失败后，民主党并没有完全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首先，民主党尚未完成详尽的总结选举失败的报告。希拉里本人一边倒地指责他人或外部因素导致她竞选失利于事无补;其次，选举期间，民主党内严重分裂，形成以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华伦(ElizabethWarren)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传统派两大势力集团。尽管选举后两派并没有如不少人预测的那样公开分手，但双方在争取民主党控制权和提出中期选举口号及策略等问题上明争暗斗、乐此不疲。只是双方都意识到共同对抗特朗普对民主党性命攸关、更为紧迫，这种争斗才未演化成公开对立;最后，民主党在奥巴马之后缺乏登高一呼、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由此也无法形成除了反特朗普之外为大多数支持者认可并竭尽全力争取的目标和共识。

　　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一方面极大地激怒了民主党人,另一方面也使传统共和党人疲于应付包括调整竞选口号、策略和筹款渠道。他们同时还必须面临如何一方面表现出和特朗普一致以免遭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唾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和特朗普阵营走的太近而成为反特朗普选民迁怒对象的窘境。

　　从最近的几场地方选举来看，民主党有对今年中期选举前景感到乐观的理由。2017年11月7日，维吉尼亚州举行州长选举。选举结果，民主党候选人以53.9%比46.1%大比分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由于选前多家民调显示双方势均力敌，加上特朗普的支持，很多人并不看好民主党候选人。很多人认为这次民主党以大比分获胜，显示今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应该有戏可唱。连知名度极高的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里·努南(PerryNoonon)也指出选举结果对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她指出，年龄45岁以下选民的68%，非白人选民的80%投了民主党票，除非我们(指共和党)找出吸引这两个群体的办法，否则2018年选举前景黯淡。

　　其它民调的结果也大致相同。CNN最近一份民调显示，当问到总体上来说在2018年中期选举愿意投哪一个党派时，愿意投民主党的有54%，远超过愿投共和党的38%。如果这一趋势能保持到今年年中,共和党继续掌控参众两院会日趋困难。更重要的是，维吉尼亚州选举的胜利似乎使民主党人找到了战胜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成功诀窍。首先，在希拉里2016大选中领先但在国会选举中失败的选区，通过激发选民反特朗普情绪，大幅度增加了投票率。在特朗普大选领先但领先度不大的选区，利用选民对特朗普执政的不安和疑虑,扩大民主党传统支持人群。因为即使只是扩大一点点这类人群，也会帮助他们的候选人夺取胜利。同时，不少观察家也指出，维吉尼亚州选举同时表明民主党尚未找到如何从特朗普手上夺回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蓝领群体的办法，这对他们夺回2016年大选失去的几个关键州来说不是好消息。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人们有理由认为相较一年前,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打翻身战、夺回参众两院至少一个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增加。风水轮流转，对民主党来说，这一时刻也许就在今年。然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2018年中期选举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是2018年中期选举结果还受到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超乎寻常数量的现任众议员选择不再参选或竞选其它职务(如州长和参议员)。至2017年11月4日，已有33位现任众议员(三分之二为共和党议员)宣布不再参选。由于现任议员通常享有所谓“在职优势(incumbencyadvantage)”，至少8%的现任议员不参选使中期选举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到2018年中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从大概率的事件看，以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领衔任特别顾问，对于特朗普选举团队在2016年竞选期间和俄罗斯政府有无“联系(link)”和“共谋(coordination)”以及与此相关的“任何个人或事项”的调查一般预计会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结案。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特朗普团队中已有4人被调查团起诉(其中2人已认罪)。特朗普本人被指控直接涉案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他的团队中还有多人包括家庭成员有可能被指控涉案。他是否被指责阻碍司法调查(obstructionofjustice)成了最大悬案。这一事件会对特朗普执政带来严重冲击，并从根本上动摇他2020年争取连任的基础。日前，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就向联邦调查局说谎一事认罪。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向联邦调查局说谎一事较弗林本来可能被起诉的其它几项罪名相对要轻，穆勒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换取弗林同意提供对其上级不利的证据。这对特朗普一直以来否定他和他的团队与俄国在竞选期间有过联系，更不用说共谋的说法极其不利。反过来说，如果特朗普认为穆勒的调查严重危及到他的政权，因此动用总统合法权利，解除穆勒职务，这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地震，后果无法估量。除非特朗普团队在穆勒调查案中全身而退(机率很小)，否则穆勒调查结果这个“黑天鹅”何时出现、如何出现,将对中期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以至影响到特朗普继续执政的前景。

　　除了这两个重大变量外，特朗普在2018年还面临一系列影响相对小但政治冲击力不容忽视的挑战。从国内来看，特朗普要想继续推进他的政策目标，通过基础建设法案，解决当年非法移民所携子女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法案，在墨西哥边境建墙，改革福利制度，以及大量的行政和司法官员的任命审核通过等，无一不需要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的配合，而国会内两党对立如此严重，加上特朗普不时以推特为平台给这种对立加码，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微乎甚微。除了国内挑战外，特朗普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加。执政第一年，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全面修改美国对外政策，虽然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传统盟国关系形成重大冲击，但尚未达到危机的地步。在执政第二年，从处理朝鲜核危机、是否继续执行伊朗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订、如何应付叙利亚冲突转型到既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又不使中美贸易冲突失控，处处有陷阱，个个是难题，一旦处理不好或出现严重失误，都可能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

　　结论

　　特朗普当选是个异数，特朗普执政突破了美国政治常规。尽管如此，美国体制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力。精力充沛的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在不少地方把这些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就像人们在大选时期低估了特朗普现象一样，人们对特朗普主义的迅速上升尤其是他对共和党的掌控能力也有估计不足的问题。至少，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政治由此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研究。特朗普目前执政的基础相对稳固，受弹劾或因支持率崩盘而引咎辞职的可能性微乎甚微，因为即使是共和党内坚决反对特朗普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特朗普远比反对他的势力高明。但特朗普也有两把利剑高悬在他头上，一是“通俄门”的调查进度和结果很有可能危及到特朗普的政治生命;二是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其中一个，尤其是众议院多数的可能性正在明显上升,从而再次改变美国政治生态。因此，说特朗普主义会最终站稳脚跟，顺利坚持到2020年大选甚至再次当选，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新主流为时尚早，因为2018年尤其是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才是决定特朗普执政前景的关键时间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