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它在政治文件、传媒评论、社会生活中常常被提及，所有改善人类现状的事务都与其相关，它被称作“全球道德思想的通用语”。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人道主义理念早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权”作为英美等国在二战中的战争目标及战后制度安排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国际人权标准和区域人权保护机制随之得到发展。70年代，人权议题扩展至全球，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人权研究开始起步，1979年《人权季刊》的发行代表着这一领域逐渐成型。起初，研究者主要从政治理念与制度、思想起源与演变、法律制定与实施等角度探讨当代人权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人权外交的研究开始出现，但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评价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提出改进建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形势和学术潮流的双重影响，人权史学逐渐兴起。从国际局势来看，冷战结束后围绕联合国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取得了较大发展。联合国新设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职，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又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跨国人权组织不断设立。与此相对的是，东西方之间围绕人权的争论日趋激烈，卢旺达大屠杀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使得人权成为当时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又充满争议的话题，从而促使更多的学者投身人权史研究。从学术潮流来看，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对“自然权利观念”的研究热潮，推动史学家尝试将一些经典史学论题纳入人权史中。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方兴未艾的跨国史研究也与现代人权超越国家疆界的理念有暗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跨国史或全球史的框架比民族国家框架更适合理解人权现象”，跨国组织与人权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在研究内容方面，人权史学主要关注现代人权的起源、国际人权标准的形成、大国政治与人权外交、跨国人权组织的发展等议题。

　　从整体上看，已有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人权史整体框架的奠基阶段，代表人物有保罗·劳伦和米舍利娜·伊谢。前者率先梳理了人权史的整体脉络，探讨了历史上与“权利”相关的社会组织、运动领袖和权利文本。后者则以核心问题为导向，关注各个时期的重要人权事件、人权内容、人权引起的争议和享受人权的主体范围等主题，突出了人权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不过，第一阶段的人权史研究很快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这种从长时段、宽泛意义上定义人权的处理方式被认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忽视了不同组织运动、社会思想、人物经历背后的政治社会背景，未能展现出人权史更为复杂的面相。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10年，研究特点是个案研究盛行，比较强调历史背景，研究时段集中在美法革命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研究者多来自美国。第三阶段以2010年塞缪尔·莫恩的《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的出版作为起始，研究时段转向了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中，出现了对人权通史性论述的进一步批判甚至颠覆。受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的新研究认为，人权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连续向上、不断进步的，而是充满断裂性和偶然性。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体现出“多样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史学家对人权史研究的问题切入乃至历史解释本身，并非产生于真空的环境，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以保罗·劳伦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权史学者对人权历史发展脉络的构建，洋溢着“欢快的庆祝”气氛，体现出后冷战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式民主与人权观念的乐观态度。然而，塞缪尔·莫恩等人提出的人权史新论则反映出冷战结束二十余年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霸权理念在国内外遭受重重困境，非西方国家倡导的人权观念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对此，新的研究试图重新阐释人权史的脉络，为改变西方既有的人权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按照研究时段的先后顺序，分四个部分对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即对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权史的研究，对40年代“人权革命”与国家、社会组织、个人关系的研究，对五六十年代人权议题在国际、区域、国家三个层面发展的研究，对70年代人权取得全球性突破的研究。

　　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它在政治文件、传媒评论、社会生活中常常被提及，所有改善人类现状的事务都与其相关，它被称作“全球道德思想的通用语”。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人道主义理念早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权”作为英美等国在二战中的战争目标及战后制度安排才开始被广泛使用，国际人权标准和区域人权保护机制随之得到发展。70年代，人权议题扩展至全球，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人权研究开始起步，1979年《人权季刊》的发行代表着这一领域逐渐成型。起初，研究者主要从政治理念与制度、思想起源与演变、法律制定与实施等角度探讨当代人权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人权外交的研究开始出现，但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评价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提出改进建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形势和学术潮流的双重影响，人权史学逐渐兴起。从国际局势来看，冷战结束后围绕联合国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取得了较大发展。联合国新设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职，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又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跨国人权组织不断设立。与此相对的是，东西方之间围绕人权的争论日趋激烈，卢旺达大屠杀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使得人权成为当时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又充满争议的话题，从而促使更多的学者投身人权史研究。从学术潮流来看，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对“自然权利观念”的研究热潮，推动史学家尝试将一些经典史学论题纳入人权史中。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方兴未艾的跨国史研究也与现代人权超越国家疆界的理念有暗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跨国史或全球史的框架比民族国家框架更适合理解人权现象”，跨国组织与人权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在研究内容方面，人权史学主要关注现代人权的起源、国际人权标准的形成、大国政治与人权外交、跨国人权组织的发展等议题。

　　从整体上看，已有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人权史整体框架的奠基阶段，代表人物有保罗·劳伦和米舍利娜·伊谢。前者率先梳理了人权史的整体脉络，探讨了历史上与“权利”相关的社会组织、运动领袖和权利文本。后者则以核心问题为导向，关注各个时期的重要人权事件、人权内容、人权引起的争议和享受人权的主体范围等主题，突出了人权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不过，第一阶段的人权史研究很快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这种从长时段、宽泛意义上定义人权的处理方式被认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忽视了不同组织运动、社会思想、人物经历背后的政治社会背景，未能展现出人权史更为复杂的面相。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10年，研究特点是个案研究盛行，比较强调历史背景，研究时段集中在美法革命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研究者多来自美国。第三阶段以2010年塞缪尔·莫恩的《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的出版作为起始，研究时段转向了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中，出现了对人权通史性论述的进一步批判甚至颠覆。受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的新研究认为，人权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连续向上、不断进步的，而是充满断裂性和偶然性。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体现出“多样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史学家对人权史研究的问题切入乃至历史解释本身，并非产生于真空的环境，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以保罗·劳伦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权史学者对人权历史发展脉络的构建，洋溢着“欢快的庆祝”气氛，体现出后冷战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式民主与人权观念的乐观态度。然而，塞缪尔·莫恩等人提出的人权史新论则反映出冷战结束二十余年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霸权理念在国内外遭受重重困境，非西方国家倡导的人权观念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对此，新的研究试图重新阐释人权史的脉络，为改变西方既有的人权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按照研究时段的先后顺序，分四个部分对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即对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权史的研究，对40年代“人权革命”与国家、社会组织、个人关系的研究，对五六十年代人权议题在国际、区域、国家三个层面发展的研究，对70年代人权取得全球性突破的研究。

　　一、 对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权史的研究

　　尽管“人权”一词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频繁出现，但有不少史学家将这之前的某些议题也纳入人权史范畴之中。在这些学者看来，这并非时间倒错，而是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定义人权。对40年代之前人权史的研究，重点关注权利理念与革命、奴隶制度、战争等议题的关系，研究目的在于探寻人权的起源。保罗·劳伦认为，人权思想可追溯到世界主要宗教典籍和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古代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对人权思想都有所贡献。不少学者认为，人权起源于西方世界。约翰·黑德利提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地理知识的丰富增进了对人类一致性的理解，自然法和基督教的发展确立了内在人权的法律原则。米舍利娜·伊谢也认为，西方文明的兴起推动着启蒙时期人权观念的发展，为现代人权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18世纪美法革命时期诞生了《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诸多权利文本，这被一些学者视作现代人权的起源。文化史学者林恩·亨特认为，18世纪晚期的革命时代是人权观念获得极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人权观念兴起的基础在于人对他人的平等性想象。法国大革命前的人们通过阅读书信体小说等方式产生了“想象的移情”，情感共鸣的机制使人作为平等的个体从旧制度的封建秩序中被解放出来，具备普遍性、自然性、平等性三大特征的权利观念得以确立，推动了废除酷刑运动，并扩大了享受权利的主体范围，人权观念和实践都获得发展。保罗·劳伦基本认同亨特的观点，但他指出，这一时期仍然未能实现人人皆可享有的人权，而且这一新生观念的影响也仅限于少数地区。

　　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以亨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权利观念备受重视，而人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受到压制。但也有学者主张，这一阶段仍然存在人权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保罗·劳伦将19世纪的反奴隶制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各国规范战争行为的国际会议等纳入人权史范畴，认为这些实践推动了人权观念及人道主义理念的发展。米舍利娜·伊谢认为，19世纪工业化时代诞生了社会主义人权理念，它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强调成为后来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珍妮·马丁内斯考察了19世纪奴隶贸易结束的历程，称这期间形成的跨国性条约和机制构成了当代国际人权法的起源。还有学者关注了法国在西非殖民统治时期的人权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如何避免战争，消除战争对人类权利乃至生命的践踏是战后国际秩序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建立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联盟，以创造安全的国际环境。有些学者将威尔逊对国际秩序的改造视为人权史的一部分。迈克尔·菲洛佐夫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强调民族自决权和劳工权利，主张通过国际联盟保护东欧少数民族权利，这也被后来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所借鉴。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威尔逊是现代人权的拥护者。保罗·劳伦指出，巴黎和会期间，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领导人出于国内政治及帝国政策等因素的考虑，最终否决了种族平等提案，这为战后世界的持续冲突埋下了伏笔。1915—1917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这是一起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米歇尔·图珊研究了英国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认为人道主义理念与现实政治的交锋降低了实现人权保障的可能性。

　　二、 对20世纪40年代“人权革命”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人权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人权研究十分关注的时期。著名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提出：“当代人权理念形成于二战及其后续事件之中”。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联合国的建立、纽伦堡审判、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出台，都被看作人权史上的重要事件。人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领域的地位大为提升，因此有的学者称40年代出现了“人权革命”。对这一阶段人权史的研究多关注国家、社会组织及个人在“人权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突出了人权理念与推动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实践之间的博弈。

　　如何解释20世纪40年代人权议题的兴起，荷兰学者简·博格斯认为，一战后战胜国通过订立条约来保护东欧少数民族的权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有国际法学家试图通过国联机制保障个人权利。二战爆发后，捍卫人权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战争目标之一，在社会组织和拉美国家代表的强烈呼吁下，1945年旧金山会议制定的《联合国宪章》最终包含七处涉及人权保障的内容。正如博格斯所说，社会组织在40年代“人权革命”中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些组织通过制定人权宣言、制造社会舆论、游说国会成员等方式增进公众对人权议题的认可，推动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围绕社会组织与人权的关系，学者们分别考察了新教、天主教教会与犹太人组织、非裔美国人组织卡、法学家组织、国际主义组织在“人权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大国与人权的关系也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马克·马佐尔认为，巴黎和会后，战胜国试图通过订立合约与国际联盟机制来保护东欧的少数民族权利，但最终这一机制收效甚微，反而成为希特勒借助苏台德问题扩张领土的借口。二战中人权议题对大国的吸引力在于，它既能提供与纳粹思想对立的自由政治理念，还能代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效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机制。具体到国别研究，学者们着墨最多的是美国与人权的关系。英国学者托尼·埃文斯考察了人权国际机制的建立与美国的关系，认为人权的发展与霸权国家美国的意愿和支持相关。伊丽莎白·伯格瓦特将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改造视作美国国内新政的延续，认为以《大西洋宪章》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体现了美国将其人权观念国际化的构想。不过，罗兰·布鲁肯主张，人权在美国政府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中只占边缘性地位。在制定国际人权标准时，为了避免国际条约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涉，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不会批准任何人权条约，短暂的“人权革命”就此结束。

　　此外，其他大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英国法律史学者布莱恩·辛普森通过研究英国政府的人权政策，认为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及其殖民统治的历史中几乎没有现代人权的因素。二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也抱着现实主义的谨慎态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帝国彻底瓦解后，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权才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英国的人权政策才转向积极。詹妮弗·阿莫斯关注了苏联的人权政策，认为苏联人权理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非简单的反西方立场;苏联并未要求将社会经济权利置于公民政治权利之上，而是认为二者密不可分;苏联人权政策的底线是维护绝对的国家主权;苏联更加重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而不是一般宣言性质的《世界人权宣言》。

　　作为“人权革命”中的标志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围绕《世界人权宣言》产生过程中英国和美国对社会经济权利的态度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英美历史传统和二战后对外政策都体现了它们对社会经济权利的支持。也有学者主张，这类权利在英美国内只有少数支持者，并很快被保守主义声音完全覆盖。还有学者指出，尽管美国对待社会经济权利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出现过摇摆，但它对社会经济权利表示支持的文本对后来的《国际人权公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世界人权宣言》是各方协商妥协的产物，所以制定宣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代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这类研究体现了不同政治社会背景和人权理念之间的交锋。苏珊·华尔兹认为，小国代表在宣言制定过程中贡献较大，他(她)们在社会经济权利、妇女权利、反对歧视和殖民统治等问题上态度坚决。玛格丽特·麦吉尼斯则强调二战的经历对宣言制定者的不同影响。克里斯托弗·罗伯茨指出，在人权委员会内部，美国与其他国家代表在社会经济权利、殖民地权利、权利实施手段等条款上争论不断，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迟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出台。同时，社会公众也并非完全支持国际人权，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人权条约表示质疑甚至是反对，这体现了国际人权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复杂性一面。

　　三、 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权史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权史发展体现在多个层次，国际层面的人权条约进一步深化，区域层面的欧洲人权标准及机制开始形成，国家层面的人权发展体现出国际人权标准与第三世界及英美国家历史、法律和政治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是五六十年代人权不同层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学者对这一阶段人权史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三个层面展开，学术视野也拓展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群体也更加多元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合国着手制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人权公约。丹尼尔·惠兰从人权的“不可分割性”来考察这两项公约代表的两大类权利——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关系。

　　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一大主题。有关民族独立运动是否属于人权运动，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看法。布莱恩·辛普森认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外国统治，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民族自决权首先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利，而人权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利，因此民族独立运动并非人权运动。德国学者扬·埃克尔认为，人权在民族独立运动、新生国家建立以及不结盟运动和泛非运动中都处于边缘地位。

　　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学者认为，应当把民族独立运动纳入人权史研究当中。澳大利亚学者罗兰德·伯克认为，民族独立运动对国际人权发展起到了推动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承认人权的重要性，并将民族自决权视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前提，而西方殖民帝国以文化相对论为借口，认为殖民地人民并不享有人权。另一方面，到了六七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转向威权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强调超过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英国学者查尔斯·帕金森通过分析1953—1963年苏丹等英帝国殖民地独立后的立宪过程，认为英帝国为了使非殖民化进程平稳过渡，对人权的态度由漠视和怀疑转向支持。德国学者费边·克洛泽在研究五六十年代肯尼亚茅茅起义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发现，英国和法国使用了双重的人权标准，尽管两国此前支持普遍人权标准，但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殖民地。在镇压反叛运动时，酷刑、集体惩罚、强制迁移等侵犯人权的事件频频发生，帝国仍然使用旧式的文明话语来为自己辩护。丹麦人权研究所的史蒂文·詹森认为，南方国家围绕种族歧视和宗教宽容等议题在联合国人权问题上的不懈努力，促成了60年代国际人权条约的签署，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70年代跨国人权活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欧洲人权的发展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以《欧洲人权公约》为基础的欧洲人权机制是第一个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冷战时期欧洲的人权》一书将其视为欧洲人权的奠基。该书的部分内容涉及挪威政府如何处理区域人权机制与联合国机制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保守主义如何将社会经济权利排除在《欧洲人权公约》之外，瑞典政府的难民政策与难民权利保护在冷战背景下的冲突。欧洲各国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反应也是人权史研究的新热点。悉尼大学历史系学者马可·杜兰迪的最新研究表明，《欧洲人权公约》是一场“保守主义人权革命”，英法等国的保守主义力量将公约视为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工具，从而实现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和解，防止战后民选政府的左翼政策对自由权利的侵犯。

　　美国与国际人权的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大卫·斯洛斯认为，《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反种族歧视人权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宪法实践，最终推动了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布朗案中推翻了“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娜塔莉·考夫曼关注了国际人权公约与美国国会的关系，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律师协会等保守主义势力以反共为由发动舆论攻势，使《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她强调，美国国内对联合国机制和国际条约的不信任是此后美国消极对待国际人权条约的重要原因。莎拉·斯奈德通过分析美国约翰逊政府对希腊和南罗德西亚的政策，认为人权在对外议题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此外，学界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组织与国际人权的关系也有一定研究，包括国际劳工组织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与经济发展等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大赦国际人权活动模式的形成及其与美国分部的关系等。

　　四、 对20世纪70年代“人权突破”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是人权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全球范围内的人权议题获得巨大关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人权内容、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跨国人权活动的显著增长，这些都表明人权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这一阶段的人权史研究体现出人权“全球化”的开始，人权涉及的地域扩大，人权议题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张。对人权“突破”的研究诞生了莫恩为代表的修正派，他们决心突出70年代的重要地位并重新解释整个人权史的发展脉络，其观点及引起的争论影响至今。

　　塞缪尔·莫恩指出，20世纪70年代才是当代人权的真正起源，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他主张，美法革命时期的权利观念仅限于国家框架内，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人”的身份，这与现代人权强调的摆脱国家权力束缚截然相反。40年代的人权话语没有在当时主流舆论中站稳脚跟，也并未激起广泛持久的民众运动。《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得以通过，主要是因为大国认为它不会对其内政外交产生约束力。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不是人权运动，民族自决反而正是人权所要取代的理念。此外，莫恩等人还主编了《突破：20世纪70年代的人权》一书，探讨了60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东德、波兰、阿根廷、印尼、南非等国兴起的人权话语和活动，美国卡特政府及共和党的人权主张等议题，关注人权如何进入国内和国际政治竞技场，突出了国际政治、国内政策、社会观念等因素对人权观念和实践的挑战，展示出人权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可塑性。

　　美国在“人权突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肯尼斯·卡密尔的研究关注了这一时期美国国内人权政治的发展，认为美国国会和人权社会组织比行政部门更重要，社会组织在信息收集、筹集资金、舆论影响方面发展出新的模式，提升了人权在国内生活中的影响力。墨尔本大学历史系学者芭芭拉·基斯认为，人权在美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普遍人权之间并不存在较大联系。越战结束后，人权作为挽回美国自信心和重振美国道德的方式才被重新纳入美国政治生活中。人权议题能同时满足美国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同要求：自由派希望人权政策能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道德地位，保守派则借人权来结束冷战缓和政策，重拾对苏联政权的攻击，获取冷战的最终胜利。此外，学者也不乏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进行个案研究，比如卡特政府对苏联的人权政策和对韩国人权的关注等。

　　社会组织与跨国人权活动网络的发展也是关于这一时期人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威廉·科里关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福特基金会与跨国人权的关系。萨拉·斯奈德则考察了这一时期跨国人权进程与冷战结束的关系，认为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人权条款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70年代兴起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及赫尔辛基进程是这一时期人权史研究的新热点，已有不少欧洲学者开始探讨民主德国、瑞典、波兰、英国在该历史进程中的决策。

　　尽管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修正派强调人权历史的断裂性和偶然性，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修正派忽略了20世纪40至70年代人权发展的联系性。这方面的代表作为《20世纪的人权》和《人权革命：一部国际史》两部论文集。前书指出，人权史中的许多重要主题，如非洲民族主义与人权、国际劳工组织与人权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权的关系等，在此期间都经历了阶段性演变，不能将其割裂看待。后书中的某些观点对莫恩的主张提出了挑战：大屠杀经历虽未反映在《联合国宪章》中，却影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纽伦堡原则虽未能使人权保护在国际法中得到立刻体现，但法治的理念在更长的时段内获得了胜利;《日内瓦公约》在欧洲引起的不同反应和德国被占领区围绕食物供应引发的对人权问题的争议都表明，40年代人权议题并非无足轻重。围绕人权历史发展特征的争论并未停息，反而推动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人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复杂历程。

　　结语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的人权史研究在构建研究框架、挖掘重要文本、考察个人和组织的影响、阐释历史演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权问题不断受到学界的重视。《人权季刊》的历史类文章所占比例大幅增加，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的人权研究系列也加入了许多史学家的著作，相关的历史词典、文献读本也已经出现。人权已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琳达·科伯尔称：“我们都是人权史学家”。人权史学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美国对外关系、冷战史、20世纪国际史乃至整个世界史的书写，填补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经验，深化了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他学科人权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塞缪尔·莫恩等人的批判性论述，引发了其他学科学者的热议，促使学界重新思考人权概念及其在当代世界的发展走向。有的学者更称：“自2010年以来，历史学为人权研究提供了最富活力的贡献。”可见，人权史研究也为理解当代人权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人权史研究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学者对概念和主题的界定不是非常清晰，造成学术讨论中的混乱。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观念，如果将历史上的权利运动都归结于人权之下，那这个概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权与公民权及其他权利观念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史学家不应忽视的问题。就主题界定而言，学者们在人权起源问题上的争论体现出已有研究的缺陷。人权起源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不同的主题，人权观念、人权活动、人权机制、现代国际人权的起源等都可以被纳入人权起源的叙事之中。史家对这一主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对人权史进行考察。保罗·劳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权观念和活动的起源，考察20世纪40年代“人权革命”的学者实际讨论的是国际法中的人权标准和机制的起源。塞缪尔·莫恩等人则主张，以个人权利独立于国家之外作为特征的当代西方人权观念始于70年代。事实上，学者对“人权起源”的争论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这些研究不能相互取代，而应互相补充。二，既有研究未能将人权放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人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以莫恩为代表的修正派强调人权是个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利，公民政治权利的地位高于社会经济权利，这是对人权历史的片面理解。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人权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权力是人权的潜在危害，却也是改善人权的重要手段，社会经济权利以及非西方国家提出的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都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辨析。人权史领域需要更为精细的个案研究，这既包括对非西方国家的不同人权理念更为深入的历史阐释，也包括对西方国家历史上作为人权的社会经济等权利观念及活动的进一步挖掘。已有研究的这些不足反映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偏见及其对人权史研究的危害。三，除了非殖民化问题，对人权与其他重要国际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待加强。已有学者注意到70年代兴起的人权理念强调公民政治权利，这与同一时期国际经济动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颓势、福利国家下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质疑有关。除此之外，人权与巴以冲突、反核运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苏缓和等重大议题和事件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明。

　　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中国学界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对国际人权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人权史学的研究主题和路径都需进一步深化。就研究主题而言，学者可以从上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推动人权研究主题的多样化。当代人权议题内涵丰富，人道主义干涉、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生育权、同性恋权利等议题也进入人权领域，这些都是人权史学界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就研究路径而言，人权史学的既有研究较多关注观念和活动两个方面，体现了思想史和社会史在人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两类路径的相关研究将继续发展。同时，也可将跨国因素带进人权史研究中来，特别是冷战与人权发展的研究。新文化史将有助于展示人权史的微观层面，在此路径下，记忆、情感、叙述、身体感知等因素对人权史的影响都将体现出来。总之，这些新的主题和路径体现出人权史学的广泛前景，将人权写入历史既是对史学研究的补充，又将推动关于现实人权问题的更深入理解，为当代人权状况的改善提供具有历史维度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