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随之终结，俄罗斯开始走上社会政治的转型之路。此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热点。中国许多重要的官方智库和学术机构，纷纷成立了研究俄罗斯的专门机构，跟踪研究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发展，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自然成为跟踪研究的重点内容。在官方智库的研究中，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西方国家政治现状的关注。①正像关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为何失败一样，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的热切关注，既有学术的原因即探索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途径，更有现实的原因即总结俄罗斯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借鉴。然而，由于这些专家学者观察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视角不同，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理念不同，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持有的理想目标不同，他们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解释也极不相同，甚至常常针锋相对。

　　一、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吗?

　　什么是民主政治?经典的定义是“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对于民主的意义和判断民主的标准，从来都充满着分歧和争论。苏联时期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少数统治者的民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掌国家政权，它不与任何其他政党分享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随着苏联的解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俄罗斯都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俄罗斯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呢?转型后的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呢?大体说来，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有三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还有一种则认为，俄罗斯选择了一种“俄式民主”。

　　自由民主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民主理论，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民主理论。按照这种自由民主观，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所以都不是民主国家。该理论认为，判断民主政治主要有三个标准，即多党竞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自由选举，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其中，“一人一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选举，是自由民主的最低标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俄罗斯引入了多党政治体制，开始实行全民“一人一票”的总统直接选举，建立了司法、行政和立法相互独立的宪政体制。据此，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从国家的法律制度看，俄罗斯在终结社会主义政体后，也走上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

　　一些学者明确指出，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时间不长，民主的发展程度也不高，但“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门槛，踏入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合格的民主国家”。②有学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证：(1)分权制约机制已经确立。从横向上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尽管目前总统权力巨大，但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纵向上看，俄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也受到来自选民的监督。(2)多党制已经建立。虽然政党政治尚不成熟，政党作用受到限制，但俄政党活动已从混乱、无序步入了文明和法治轨道。政党制度开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议会政治功能和选举功能。(3)议会制基本建立。俄联邦议会是俄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它拥有广泛的立法权及一定的司法权、监督权、罢免权等。议会成为政党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4)走向法治国家。俄吸收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内容，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5)公民自由初步得到保障。目前俄公民的言论、结社等各项自由初步得到实现，包括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没有受到特别限制。③

　　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门槛，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但俄罗斯的民主不是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俄罗斯自身特色的“俄式民主”。持这些观点的学者首先反对把俄罗斯列入“不民主的国家”，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经过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艰难转型，已经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即使根据熊彼特的定义，“俄罗斯似乎没有疑义地可以归为民主国家了”。④首先，俄罗斯的各级政府官员和代表，特别是总统和国家杜马的代表，都是经过全民的、自由的、不记名的投票选举产生的;其次，俄罗斯宪法已经确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相互独立的基本分权制度;其三，俄罗斯已经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即使是反政府和反当局的观点和媒体也允许存在;其四，公民开始拥有自由的结社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合法登记成立;其五，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公民社会得到政府当局的肯定和鼓励;其六，多种形式的经济自由得到切实保护。但俄罗斯“却又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仍是一个不发达的民主国家”。⑤

　　许多学者进而认为，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民主形式不仅异于西方民主，而且具有显明的俄国特色。这些专家对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俄罗斯在经过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民主”和“自由民主”，普京执政早期的“可控民主”后，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民族文化特质和国情的民主形式，这就是普京所倡导的“主权民主”。他们通过引用俄罗斯学者的观点，高度赞赏普京的“主权民主”。他们解释说，“主权民主”的基本意义，就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即既坚持民主的基本价值，又坚持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则;既坚持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又要使民主适合本国的特点;既反击了对“可控民主”的责备和诘难，又成功抵御了“美式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威胁。⑥在这些学者看来，“主权民主”的提法既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主权民主”已经上升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将民主的普世价值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理想民主模式，也是有效抵御西方自由民主的锐利武器。“主权民主”是适合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特殊民主形式，因此也代表了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⑦

　　然而，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不同意上述两种判断。他们明确或隐晦地指出，俄罗斯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威权政治”或“专权政治”。“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不过是玩弄概念的游戏，实质上是为了拒绝普世民主。“可控民主”与其说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不如说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的一种倒退。一位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明确指出：“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垂直管理体制，是继承自沙皇或斯大林时期，这是俄国的传统，只不过用西方民主的表面形式来加以包装。”⑧另有一些学者进一步论证说，普京执政后大大加强了总统的集权，已经把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主要政党和媒体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表明，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制度已经在俄罗斯基本形成。“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被有的俄罗斯学者称为“准民主”或“民主的非民主形式”，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的特点。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而是一种新的集权形式;它既不是传统意义的专制主义，也不是西方意义的自由主义，当然也区别于拉美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威权主义”。⑨

　　二、为何选择“俄式民主”?

　　尽管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民主政治现状有极不相同的判断，但就俄罗斯的现实政治仍有着某些基本的共识。其一，俄罗斯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俄罗斯选择的模式是自己的模式，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实质就是一个强权总统加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包装的政权党独大的多党议会和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⑩换用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经改变“颜色”，即已经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而是走上了民主化的进程。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人们对传统苏联体制抱有何种态度，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传统政治体制。其二，宪政民主的体制框架在俄罗斯已经基本上奠定。随着1993年新宪法的实行，主权在民、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公民社会、多元主义、两院制、分权和法治等政治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俄罗斯已经从原先的“专政体制”转型为“宪政体制”。其三，政治上高度集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之间没有平衡，行政权力过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超级总统制”，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普京执政时期，政治集权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是不断加强的趋势。”(11)其四，俄罗斯民主还处于转型之中，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其实都是不成熟的政治模式，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尚未定型，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要素上都具有过渡政治的性质，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模式别具特色。它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体制，又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俄式民主”呢?或者说，俄罗斯的这种政治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找到了五个方面的原因。

　　1.传统苏联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苏联的政治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全部集中于党，地方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所有重要的权力最终都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事实上这是一种领袖个人的专权体制。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领导人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的决策体制极其僵化，官僚主义盛行，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同时，党的各级领导人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而普通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形成明显对立的利益矛盾，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活力。与政治上的高度专权相一致，思想文化上也奉行专制主义，对党的领袖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严重扼杀了广大民众的自由个性和创造精神，社会政治进步缺少动力。(12)苏联政权的解体，实质上是广大民众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抛弃，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都不愿再回到苏联的政治模式去。因此，尽管俄罗斯的转型并未结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政治民主化的不充分，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能源原材料，人口问题也很突出，劳动力供应不足，腐败日益严重，“但俄罗斯人已能平静看待苏联解体，中青代也没太多人愿意回到过去的制度”。(13)

　　2.俄罗斯悠久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现实离不开历史，是历史的某种延续。中国学者无论在分析苏联高度集权的原因时，还是在解释现行“主权民主”的根源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是一种典型的专制主义，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沙皇专制独裁，家长主义、父权主义、国家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相反，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法治、参与、选举等要素，也从未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因此，俄罗斯人对近代西方民主水土不服，俄民意调查显示，约41%的“传统派”受调者认为，“家长制更适合于俄罗斯”。(14)强调主权优先于民主的“主权民主”，则更契合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正如一位俄罗斯研究者所说：“‘主权民主’孕育于俄罗斯历史传统之中，深受俄罗斯政治文化因素的驱动。自伊凡雷帝确立‘贱民之生死皆操吾手’的专制政权以来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权威主义根深蒂固，成为俄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15)

　　3.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需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上，从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开始进入全面的私有化过程;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转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从原来的一党政治和高度集权，转向多党政治和代议民主;从政治权力垄断，转向适度的分权竞争。意识形态上，从原先的思想文化一元化，转向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国际关系上，冷战时代结束，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舞台上的美苏两霸变成了美国一霸。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的经济迅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贪污腐败成风，犯罪率上升，国内民族分裂，社会秩序失控，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这样一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俄罗斯不能回到苏联的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控制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在此情况下，俄广大国民厌倦无政府状态，要求民主政治有序发展，加强国家的可控性和政府的行为能力;抛弃经济的‘休克疗法’，采取政府主导的渐进方法。因此，国家实行权威主义统治，摆脱政治、经济危机，自然就成了俄社会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16)所谓“可控民主”，也正是这一社会转型的某种产物。

　　4.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也随之解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则乘势东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俄罗斯处于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的中间地带，它必须在“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这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一方面，俄罗斯不得不在政治和外交上向西方国家做出重大让步，北约东扩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有效地遏制北约东扩，维护最低限度的地缘政治安全，并且在“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维护某种平衡。这种地缘政治新格局势必影响其国内政治选择。正如一位俄罗斯专家敏锐地看到的那样，“地缘政治思想已渗透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转型必然使得新生的俄罗斯极力向世界特别是西方证明：其外交政策从根本上有别于苏联时代的外交，即抛弃苏联和冷战时代共产党的旧模式。但俄罗斯同时又身负苏联历史包袱的重负，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导致西方和周边国家的疑虑。”(17)所谓的“主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地缘政治新格局的需要。

　　5.俄罗斯领导人个人的性格。从最终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和地缘政治格局，但是，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常常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俄罗斯今日的政治模式，就与叶利钦和普京两位领导人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都属于强势人物，这种强势个性给俄罗斯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得俄罗斯的宪政民主制度带有强烈的个人威权色彩。叶利钦制定了一部“超级总统制”的宪法，普京则把总统的超级权力发挥到了极致。诚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民主不成熟的最主要的制度性因素是超级总统制。过分强大的总统不断销蚀着俄罗斯的民主。它是俄罗斯民主缺乏责任的主要原因。1993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由于是在叶利钦以武力解散议会后的特定时期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强总统的格局。”到了普京时代，这种超级总统制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即使俄罗斯的不少政治和知识精英已经发现了“超级总统制削弱国家能力的后果必然阻碍民主的制度化”。“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修正宪法以减少总统权力的机会似乎还不存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叶利钦政权控制减弱，许多早期支持超级总统制的领袖们开始相信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结构是必要的。精英们已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改变宪法。但普京接管权力以后事实上终止了任何有关限制行政权力的严肃讨论。普京执政以来，公众和精英一味地谈论扩大总统权力，普京当然也乐意运用自身权威扩大权力。看来，在普京威望和魅力下降之前，改变超级总统制似乎难以摆上议事日程。”(18)

　　三、后果与前景是什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依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所谓民主转型，给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它不仅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且使俄罗斯从苏联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转型是失败的选择。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繁荣和民主的基础，是俄罗斯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长远看，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否定俄罗斯“民主化”转型的中国学者认为，“民主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为俄罗斯设下的一个“陷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把俄罗斯人民带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少数人已经断定，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已经失败，他们甚至开始寻找“民主在俄罗斯为什么如此短命”的原因了。(19)还有个别人走得更远，他们相信，俄罗斯的未来前景不在“民主化的转型”，而在回到苏联的传统体制。2013年有一篇在中国各大网站广为流传的文章，历数俄罗斯“民主化”的种种“罪状”：在宏观经济方面，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在人均寿命方面，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的63.4岁低了4.8岁;在贫富分化方面，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在工业化方面，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在黑社会方面，俄内政部长称1/10国土受黑社会操控，1/4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国际政治方面，俄罗斯已经从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三流的国家。文章作者借用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的话说：“民主化”后的俄罗斯是“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不过，在该文作者看来，“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换言之，俄罗斯的“民主化”没有任何未来，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20)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给予了积极和乐观的评价。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导致的经济负增长、人民生活的回落、综合国力的下降，是俄罗斯在探索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付出的一种代价。一位资深专家如此比喻：形象地说，俄罗斯好比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仅仅是实现了“康复”。俄罗斯“康复”以后，将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世界乞丐”。随着政策调整和国力增强，俄罗斯以世界强国的姿态重返国际舞台，成为多极化世界重要的力量中心。(21)另一位学者更加乐观，认为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代价，只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短期的阵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抛弃表明俄罗斯可以自由地探索新的未来，深藏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俄罗斯精神重新绽放，但同时也挪开了防范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栅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俄罗斯打开了选择民主和市场作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组织原则大门，但伴随着这一选择而来的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阵痛和混乱。”(22)就其长远和整体来看，俄罗斯已经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已经十分明确，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逆转。一位学者论证说：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俄罗斯的转型是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转变，从本质上说，向民主制度过渡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发展道路概括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社会国家，其政策旨在创造保障人的正当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独立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不同阶段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和目的上从未改变。他的结论是：“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来，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23)

　　当然，即使在对俄罗斯“民主化”转型抱乐观态度的学者中间，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俄罗斯近期的政治发展和民主进程表示出明显的担忧。一些人担心，俄罗斯民众承受不了“民主转型”的阵痛和代价，会日益怀念苏联的传统集权体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美好希望化为泡影，不少人自然而然转而怀念民主化之前苏联的政治稳定、社会福利和良好的秩序。”(24)一些人担心现行俄罗斯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国家最高领导人太多的权力，这种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最终将葬送俄罗斯的民主事业。尽管俄罗斯国内已经发出了修改宪法的强烈呼声，但是“实际修宪问题非常复杂，更取决于俄罗斯总统的意志”。(25)因此，有的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前景十分悲观，明确断定“这样的体制不可持续。”(26)一些人担心普京的过于强势和个人集权，如果不加以制度性的制约，那么，他本人有可能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俄罗斯将重回政治专制主义的时代。一些人担心俄罗斯历史上专制集权的传统过于强大，民主的力量最终也难以战胜专制的传统，俄罗斯政治有可能陷入“专制—民主—专制—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一些人担心，俄罗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制度设计，缺乏脚踏实地的实际措施。“关于政治现代化，除了现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反对腐败等具体行动外，还看不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只能看到某些意向和原则，其中包括打破政治垄断，实行多元竞争。”(27)也有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担心，民粹主义的兴起，一旦与政治反对派相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生活有可能出现“乌克兰化”，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危机。(28)

　　但是，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俄罗斯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上述担忧，似乎并不会对俄罗斯民主的未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首先，尽管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有许多缺陷，还很不完善，但毕竟“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体制框架。“俄罗斯不太可能回归到专制制度，而更可能在民主框架内发展，俄罗斯民众不可能不支持民主道路的发展，俄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唯一可能的是速度和阶段的变化而已。”(29)其次，普京虽然是一位强势政治领袖，并且成功地加强了个人的集权，但他并不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他的一切政治措施仍然在宪政民主框架之内。一位女性俄罗斯研究专家这样称赞说：“追溯普京的治国理念可见，他无疑是民主制度的崇奉者。他在首次担任总统之前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就强调：‘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在就任总统以后的历次国情咨文中，普京也从来没有忘记强调民主的价值。”(30)还有一位资深专家则从俄罗斯改革的成就、国内局势、制度框架、行政体制和国际形势等五个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普京何以“不大可能发展到极权化或变为独裁政治”。(31)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学者进而还为俄罗斯的民主进步提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其中，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首先，修改宪法，进一步完善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特别是限制总统的权力，扩大杜马和内阁的权力，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一位学者甚至说：“必须修正宪法以减少总统的特权，并赋予国家立法机关以更多的权力”。(32)其次，改革现行的联邦体制、选举体制、行政体制和政党体制，打破政治垄断，实行政治多元竞争，推进政治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承认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是俄罗斯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还要与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相结合。如何把民主的价值观同俄罗斯国情结合好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33)再次，追求自由、多元、民主的国家意识形态，消除和遏制俄罗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人崇拜。恪守俄罗斯宪法确立的“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的原则，警惕并且遏制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公民必须遵守的官方意识形态，包括“主权民主”在内的政治理念也不应上升为新的官方国家意识形态。(34)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俄罗斯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民主政治之路”，俄罗斯的这条独特的民主之路将十分漫长，需要做出艰难的探索。“对于俄罗斯而言，建立稳定、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35)

　　四、对中国有何启示?

　　纵观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转型”的阐释、分析和评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正像当年关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和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关注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或者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他们的许多评论和判断，与其说是说给俄罗斯读者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中国读者听的。更进一步说，中国学者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讨论，是中国民主政治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已经对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综合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各种观点，就其主流而言，至少可以概括出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若干重要启示。

　　1.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俄罗斯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余毒十分严重，在这样一个国度推行民主政治，势必会受到极大的阻力，也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走向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俄罗斯而言，民主同样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正如普京所说：“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任何专制和独裁都是短暂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久不衰。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36)因而，叶利钦和普京虽然都是俄罗斯的强势领导人，但即便是拥有如此权势的政治强人，他们既无意也无法阻挡民主化的进程。具有战略眼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不会中断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而重新回到苏联的政治体制。转型时期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将集中体现为在俄罗斯民主化转型过程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推进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2.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虽然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各国的民主政治都有着共同的要素，例如选举、法治、参与、制衡、透明和责任等，但是，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和素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因此，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也各不相同，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势必会有自己的民主模式。民主没有单一的模式，照抄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不仅是懒惰的做法，而且也多半不会成功。从历史看，俄罗斯缺乏民主的传统;从现实看，俄罗斯缺乏健康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很难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相反，强调国家权威、民族自主和社会秩序的“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反而能够收到实际效果，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无怪乎，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主权民主”不过是普京个人专权的幌子时，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却认为，“主权民主”是俄罗斯“国内制度的精髓”，“俄罗斯只能搞主权民主，否则我们将会既没有民主，也会失去俄罗斯”。(37)

　　3.民主政治必须有序推进，增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限制权力的过程，是对政治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步推进，切不可冒进。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现实社会秩序的失控，引起社会动荡不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失控，国民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生凋敝。俄罗斯“民主转型”早期的做法也类似于“休克疗法”，过于急速冒进，结果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失控，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治理严重失效。贪污腐败横行、黑社会势力猖狂、犯罪率高升、民怨沸腾。“可控民主”实际上就是对早期民主转型进程的一种扭转，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国家治理重新回到有序状态，但代价高昂，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威和个人集权某种无奈的回归。“从民主的本义讲，‘可控民主’无疑是一种倒退。”(38)俄罗斯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再一次表明，增量改革是推进民主政治的最优选择，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4.推进民主必须与增进民众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相结合，让民主造福于民。在非民主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极容易产生出对民主的过高期望，以为一旦实现了民主转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良好治理之间虽然有紧密的关系，而且从长远看，三者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的相互契合，但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三者之间并非同步关系。民主不是万能的，推进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宁，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如果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民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社会没有安宁的局面，那么，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就会锐减，强势领导人就会应运而生，民主进程可能会因此受挫。正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在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阶段导致的大规模贫困期间，‘民主’这个词本身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话。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民主变得较易理解了，或者成为有效益的了。它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我国相当多的民众现在不再拒绝民主，也不把民主当作别人的东西了”。(39)因此，民主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将民主的推进与民生的改善结合起来，让民主真正造福人民。

　　5.制约公共权力与增进公民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颇。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实质上就是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政治权利。它们是同一民主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现代的宪政制度，实质上是公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一份契约，它分别给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划定了边界，公民和政府均不得逾越这条边界。因此，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既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这样的法治，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民主。只要存在一个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组织或个人，那就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不应当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对立，相反，“主权民主”意味着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超级总统制”也不意味着总统可能有超越宪法的权力，最强势的领导人也必须在宪政框架内活动。普京自己也多次重申：俄目前正在酝酿的各项改革不会超出现行宪法范畴，也不会背离民主原则。据一些中国学者观察，从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实际情况看，“普京实行的政治转型措施，并没有背离民主的总原则”。(40)换言之，公共权力的扩张，是为了增进公民的权益。一旦公共权力的扩张，损害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倒退。

　　简言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向民主导向的政治转型，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的重大事件。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进程，而且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人类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有认识论的意义，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多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进程的阐释和评判，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取向。每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既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合理成分。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步，既要遵循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律，也要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如此，中国的民主进步也同样如此。

　　本文试图概括中国学界，特别是俄罗斯研究专家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一般性观点。在文献搜集等方面，笔者得到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徐向梅研究员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权威智库和著名高校，均设立了专门的俄罗斯研究机构，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对美国研究的机构。

　　②王立新：《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第86页。

　　③同上书，第85-86页。

　　④黄军甫：《俄罗斯政治转型：路径、成因、意义》，载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⑤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13-14页。

　　⑥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2期，第44-48页。

　　⑦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6-31页。

　　⑧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第123页。

　　⑨分别参见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第83-87页;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1页;冯绍雷：《政治强人语境下的独特威权逻辑：关于普京与俄罗斯民主未来的争论》，《学术前沿》2003年第4期，第25-30页。

　　⑩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第123页。

　　(11)陆南泉：《20年来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分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3页。

　　(12)高放：《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第8-13页。

　　(13)徐向梅：《俄转型成绩不容小觑》，《环球时报》2013年8月16日。

　　(14)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6页。

　　(15)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第7页。

　　(16)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4-45页。

　　(17)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12期，第56页。

　　(18)黄军甫：《政治选择与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36-44页。

　　(19)张树华：《民主的艰辛与神话的破灭：对俄罗斯十年政治转轨的分析与反思》，《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20)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参见新华网2013年8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1/c_116766533.htm，2016-03-08。

　　(21)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第8页。

　　(22)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第60页。

　　(23)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53-83页。

　　(24)王立新：《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第84页。

　　(25)董晓阳：《俄罗斯宪法制度的演变与时代特征》，《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第30页。

　　(26)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第123页。

　　(27)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第9页。

　　(28)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第73页。

　　(29)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第16页。

　　(30)徐向梅：《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依然是可控民主》，《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第93页。

　　(31)陆南泉：《评普京强化中央权力》，《学习时报》2005年5月2日。

　　(32)黄军甫：《政治选择与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第42页。

　　(33)庞大鹏：《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第18页。

　　(34)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第10页。

　　(35)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第87页。

　　(3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7)转引自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8页。

　　(38)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第85页。

　　(39)[俄]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论俄罗斯民主》，李兴耕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1期，第112页。

　　(40)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第15页。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随之终结，俄罗斯开始走上社会政治的转型之路。此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热点。中国许多重要的官方智库和学术机构，纷纷成立了研究俄罗斯的专门机构，跟踪研究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经济发展，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自然成为跟踪研究的重点内容。在官方智库的研究中，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西方国家政治现状的关注。①正像关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为何失败一样，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的热切关注，既有学术的原因即探索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和不同的政治发展途径，更有现实的原因即总结俄罗斯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借鉴。然而，由于这些专家学者观察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视角不同，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理念不同，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发展持有的理想目标不同，他们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解释也极不相同，甚至常常针锋相对。

　　一、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吗?

　　什么是民主政治?经典的定义是“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对于民主的意义和判断民主的标准，从来都充满着分歧和争论。苏联时期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少数统治者的民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掌国家政权，它不与任何其他政党分享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看到，随着苏联的解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俄罗斯都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俄罗斯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呢?转型后的俄罗斯政治是否是民主政治呢?大体说来，中国学者对此问题有三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还有一种则认为，俄罗斯选择了一种“俄式民主”。

　　自由民主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民主理论，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民主理论。按照这种自由民主观，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所以都不是民主国家。该理论认为，判断民主政治主要有三个标准，即多党竞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自由选举，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其中，“一人一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选举，是自由民主的最低标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俄罗斯引入了多党政治体制，开始实行全民“一人一票”的总统直接选举，建立了司法、行政和立法相互独立的宪政体制。据此，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从国家的法律制度看，俄罗斯在终结社会主义政体后，也走上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

　　一些学者明确指出，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时间不长，民主的发展程度也不高，但“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门槛，踏入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合格的民主国家”。②有学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证：(1)分权制约机制已经确立。从横向上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尽管目前总统权力巨大，但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纵向上看，俄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也受到来自选民的监督。(2)多党制已经建立。虽然政党政治尚不成熟，政党作用受到限制，但俄政党活动已从混乱、无序步入了文明和法治轨道。政党制度开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议会政治功能和选举功能。(3)议会制基本建立。俄联邦议会是俄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它拥有广泛的立法权及一定的司法权、监督权、罢免权等。议会成为政党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4)走向法治国家。俄吸收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内容，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5)公民自由初步得到保障。目前俄公民的言论、结社等各项自由初步得到实现，包括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没有受到特别限制。③

　　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已经越过了民主政治的最低门槛，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但俄罗斯的民主不是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俄罗斯自身特色的“俄式民主”。持这些观点的学者首先反对把俄罗斯列入“不民主的国家”，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经过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艰难转型，已经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即使根据熊彼特的定义，“俄罗斯似乎没有疑义地可以归为民主国家了”。④首先，俄罗斯的各级政府官员和代表，特别是总统和国家杜马的代表，都是经过全民的、自由的、不记名的投票选举产生的;其次，俄罗斯宪法已经确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相互独立的基本分权制度;其三，俄罗斯已经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即使是反政府和反当局的观点和媒体也允许存在;其四，公民开始拥有自由的结社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合法登记成立;其五，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公民社会得到政府当局的肯定和鼓励;其六，多种形式的经济自由得到切实保护。但俄罗斯“却又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仍是一个不发达的民主国家”。⑤

　　许多学者进而认为，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民主形式不仅异于西方民主，而且具有显明的俄国特色。这些专家对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俄罗斯在经过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民主”和“自由民主”，普京执政早期的“可控民主”后，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民族文化特质和国情的民主形式，这就是普京所倡导的“主权民主”。他们通过引用俄罗斯学者的观点，高度赞赏普京的“主权民主”。他们解释说，“主权民主”的基本意义，就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即既坚持民主的基本价值，又坚持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则;既坚持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又要使民主适合本国的特点;既反击了对“可控民主”的责备和诘难，又成功抵御了“美式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威胁。⑥在这些学者看来，“主权民主”的提法既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主权民主”已经上升为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将民主的普世价值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理想民主模式，也是有效抵御西方自由民主的锐利武器。“主权民主”是适合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特殊民主形式，因此也代表了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⑦

　　然而，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不同意上述两种判断。他们明确或隐晦地指出，俄罗斯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威权政治”或“专权政治”。“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不过是玩弄概念的游戏，实质上是为了拒绝普世民主。“可控民主”与其说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不如说是俄罗斯民主在普京时代的一种倒退。一位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明确指出：“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垂直管理体制，是继承自沙皇或斯大林时期，这是俄国的传统，只不过用西方民主的表面形式来加以包装。”⑧另有一些学者进一步论证说，普京执政后大大加强了总统的集权，已经把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主要政党和媒体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表明，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制度已经在俄罗斯基本形成。“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是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被有的俄罗斯学者称为“准民主”或“民主的非民主形式”，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的特点。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权，而是一种新的集权形式;它既不是传统意义的专制主义，也不是西方意义的自由主义，当然也区别于拉美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威权主义”。⑨

　　二、为何选择“俄式民主”?

　　尽管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的民主政治现状有极不相同的判断，但就俄罗斯的现实政治仍有着某些基本的共识。其一，俄罗斯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俄罗斯选择的模式是自己的模式，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实质就是一个强权总统加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包装的政权党独大的多党议会和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⑩换用传统的政治话语来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经改变“颜色”，即已经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而是走上了民主化的进程。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人们对传统苏联体制抱有何种态度，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传统政治体制。其二，宪政民主的体制框架在俄罗斯已经基本上奠定。随着1993年新宪法的实行，主权在民、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公民社会、多元主义、两院制、分权和法治等政治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俄罗斯已经从原先的“专政体制”转型为“宪政体制”。其三，政治上高度集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之间没有平衡，行政权力过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超级总统制”，具有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普京执政时期，政治集权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是不断加强的趋势。”(11)其四，俄罗斯民主还处于转型之中，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其实都是不成熟的政治模式，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尚未定型，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要素上都具有过渡政治的性质，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模式别具特色。它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体制，又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俄式民主”呢?或者说，俄罗斯的这种政治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找到了五个方面的原因。

　　1.传统苏联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苏联的政治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全部集中于党，地方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所有重要的权力最终都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事实上这是一种领袖个人的专权体制。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领导人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的决策体制极其僵化，官僚主义盛行，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同时，党的各级领导人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而普通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官僚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形成明显对立的利益矛盾，国家的政治生活缺乏活力。与政治上的高度专权相一致，思想文化上也奉行专制主义，对党的领袖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严重扼杀了广大民众的自由个性和创造精神，社会政治进步缺少动力。(12)苏联政权的解体，实质上是广大民众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抛弃，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都不愿再回到苏联的政治模式去。因此，尽管俄罗斯的转型并未结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政治民主化的不充分，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能源原材料，人口问题也很突出，劳动力供应不足，腐败日益严重，“但俄罗斯人已能平静看待苏联解体，中青代也没太多人愿意回到过去的制度”。(13)

　　2.俄罗斯悠久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现实离不开历史，是历史的某种延续。中国学者无论在分析苏联高度集权的原因时，还是在解释现行“主权民主”的根源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是一种典型的专制主义，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沙皇专制独裁，家长主义、父权主义、国家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相反，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法治、参与、选举等要素，也从未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因此，俄罗斯人对近代西方民主水土不服，俄民意调查显示，约41%的“传统派”受调者认为，“家长制更适合于俄罗斯”。(14)强调主权优先于民主的“主权民主”，则更契合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正如一位俄罗斯研究者所说：“‘主权民主’孕育于俄罗斯历史传统之中，深受俄罗斯政治文化因素的驱动。自伊凡雷帝确立‘贱民之生死皆操吾手’的专制政权以来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权威主义根深蒂固，成为俄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15)

　　3.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需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上，从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开始进入全面的私有化过程;从原先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转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从原来的一党政治和高度集权，转向多党政治和代议民主;从政治权力垄断，转向适度的分权竞争。意识形态上，从原先的思想文化一元化，转向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国际关系上，冷战时代结束，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舞台上的美苏两霸变成了美国一霸。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的经济迅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贪污腐败成风，犯罪率上升，国内民族分裂，社会秩序失控，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这样一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一方面，俄罗斯不能回到苏联的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控制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在此情况下，俄广大国民厌倦无政府状态，要求民主政治有序发展，加强国家的可控性和政府的行为能力;抛弃经济的‘休克疗法’，采取政府主导的渐进方法。因此，国家实行权威主义统治，摆脱政治、经济危机，自然就成了俄社会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16)所谓“可控民主”，也正是这一社会转型的某种产物。

　　4.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苏联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也随之解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则乘势东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俄罗斯处于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的中间地带，它必须在“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这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一方面，俄罗斯不得不在政治和外交上向西方国家做出重大让步，北约东扩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有效地遏制北约东扩，维护最低限度的地缘政治安全，并且在“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之间维护某种平衡。这种地缘政治新格局势必影响其国内政治选择。正如一位俄罗斯专家敏锐地看到的那样，“地缘政治思想已渗透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转型必然使得新生的俄罗斯极力向世界特别是西方证明：其外交政策从根本上有别于苏联时代的外交，即抛弃苏联和冷战时代共产党的旧模式。但俄罗斯同时又身负苏联历史包袱的重负，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导致西方和周边国家的疑虑。”(17)所谓的“主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地缘政治新格局的需要。

　　5.俄罗斯领导人个人的性格。从最终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和地缘政治格局，但是，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常常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俄罗斯今日的政治模式，就与叶利钦和普京两位领导人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都属于强势人物，这种强势个性给俄罗斯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得俄罗斯的宪政民主制度带有强烈的个人威权色彩。叶利钦制定了一部“超级总统制”的宪法，普京则把总统的超级权力发挥到了极致。诚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俄罗斯民主不成熟的最主要的制度性因素是超级总统制。过分强大的总统不断销蚀着俄罗斯的民主。它是俄罗斯民主缺乏责任的主要原因。1993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由于是在叶利钦以武力解散议会后的特定时期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强总统的格局。”到了普京时代，这种超级总统制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即使俄罗斯的不少政治和知识精英已经发现了“超级总统制削弱国家能力的后果必然阻碍民主的制度化”。“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修正宪法以减少总统权力的机会似乎还不存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叶利钦政权控制减弱，许多早期支持超级总统制的领袖们开始相信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结构是必要的。精英们已然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改变宪法。但普京接管权力以后事实上终止了任何有关限制行政权力的严肃讨论。普京执政以来，公众和精英一味地谈论扩大总统权力，普京当然也乐意运用自身权威扩大权力。看来，在普京威望和魅力下降之前，改变超级总统制似乎难以摆上议事日程。”(18)

　　三、后果与前景是什么?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给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依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所谓民主转型，给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它不仅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且使俄罗斯从苏联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转型是失败的选择。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繁荣和民主的基础，是俄罗斯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长远看，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否定俄罗斯“民主化”转型的中国学者认为，“民主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为俄罗斯设下的一个“陷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把俄罗斯人民带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少数人已经断定，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已经失败，他们甚至开始寻找“民主在俄罗斯为什么如此短命”的原因了。(19)还有个别人走得更远，他们相信，俄罗斯的未来前景不在“民主化的转型”，而在回到苏联的传统体制。2013年有一篇在中国各大网站广为流传的文章，历数俄罗斯“民主化”的种种“罪状”：在宏观经济方面，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在人均寿命方面，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的63.4岁低了4.8岁;在贫富分化方面，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在工业化方面，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在黑社会方面，俄内政部长称1/10国土受黑社会操控，1/4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国际政治方面，俄罗斯已经从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三流的国家。文章作者借用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的话说：“民主化”后的俄罗斯是“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不过，在该文作者看来，“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换言之，俄罗斯的“民主化”没有任何未来，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20)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给予了积极和乐观的评价。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导致的经济负增长、人民生活的回落、综合国力的下降，是俄罗斯在探索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付出的一种代价。一位资深专家如此比喻：形象地说，俄罗斯好比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仅仅是实现了“康复”。俄罗斯“康复”以后，将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世界乞丐”。随着政策调整和国力增强，俄罗斯以世界强国的姿态重返国际舞台，成为多极化世界重要的力量中心。(21)另一位学者更加乐观，认为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代价，只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短期的阵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抛弃表明俄罗斯可以自由地探索新的未来，深藏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俄罗斯精神重新绽放，但同时也挪开了防范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栅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俄罗斯打开了选择民主和市场作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组织原则大门，但伴随着这一选择而来的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阵痛和混乱。”(22)就其长远和整体来看，俄罗斯已经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已经十分明确，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逆转。一位学者论证说：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俄罗斯的转型是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转变，从本质上说，向民主制度过渡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发展道路概括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社会国家，其政策旨在创造保障人的正当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独立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不同阶段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和目的上从未改变。他的结论是：“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来，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23)

　　当然，即使在对俄罗斯“民主化”转型抱乐观态度的学者中间，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俄罗斯近期的政治发展和民主进程表示出明显的担忧。一些人担心，俄罗斯民众承受不了“民主转型”的阵痛和代价，会日益怀念苏联的传统集权体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美好希望化为泡影，不少人自然而然转而怀念民主化之前苏联的政治稳定、社会福利和良好的秩序。”(24)一些人担心现行俄罗斯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国家最高领导人太多的权力，这种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最终将葬送俄罗斯的民主事业。尽管俄罗斯国内已经发出了修改宪法的强烈呼声，但是“实际修宪问题非常复杂，更取决于俄罗斯总统的意志”。(25)因此，有的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前景十分悲观，明确断定“这样的体制不可持续。”(26)一些人担心普京的过于强势和个人集权，如果不加以制度性的制约，那么，他本人有可能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俄罗斯将重回政治专制主义的时代。一些人担心俄罗斯历史上专制集权的传统过于强大，民主的力量最终也难以战胜专制的传统，俄罗斯政治有可能陷入“专制—民主—专制—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一些人担心，俄罗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制度设计，缺乏脚踏实地的实际措施。“关于政治现代化，除了现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反对腐败等具体行动外，还看不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只能看到某些意向和原则，其中包括打破政治垄断，实行多元竞争。”(27)也有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担心，民粹主义的兴起，一旦与政治反对派相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生活有可能出现“乌克兰化”，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危机。(28)

　　但是，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俄罗斯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上述担忧，似乎并不会对俄罗斯民主的未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首先，尽管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有许多缺陷，还很不完善，但毕竟“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体制框架。“俄罗斯不太可能回归到专制制度，而更可能在民主框架内发展，俄罗斯民众不可能不支持民主道路的发展，俄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唯一可能的是速度和阶段的变化而已。”(29)其次，普京虽然是一位强势政治领袖，并且成功地加强了个人的集权，但他并不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他的一切政治措施仍然在宪政民主框架之内。一位女性俄罗斯研究专家这样称赞说：“追溯普京的治国理念可见，他无疑是民主制度的崇奉者。他在首次担任总统之前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就强调：‘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在就任总统以后的历次国情咨文中，普京也从来没有忘记强调民主的价值。”(30)还有一位资深专家则从俄罗斯改革的成就、国内局势、制度框架、行政体制和国际形势等五个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普京何以“不大可能发展到极权化或变为独裁政治”。(31)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学者进而还为俄罗斯的民主进步提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其中，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首先，修改宪法，进一步完善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特别是限制总统的权力，扩大杜马和内阁的权力，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一位学者甚至说：“必须修正宪法以减少总统的特权，并赋予国家立法机关以更多的权力”。(32)其次，改革现行的联邦体制、选举体制、行政体制和政党体制，打破政治垄断，实行政治多元竞争，推进政治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承认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是俄罗斯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还要与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相结合。如何把民主的价值观同俄罗斯国情结合好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33)再次，追求自由、多元、民主的国家意识形态，消除和遏制俄罗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和个人崇拜。恪守俄罗斯宪法确立的“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的原则，警惕并且遏制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公民必须遵守的官方意识形态，包括“主权民主”在内的政治理念也不应上升为新的官方国家意识形态。(34)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俄罗斯正在探索一条独特的民主政治之路”，俄罗斯的这条独特的民主之路将十分漫长，需要做出艰难的探索。“对于俄罗斯而言，建立稳定、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35)

　　四、对中国有何启示?

　　纵观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转型”的阐释、分析和评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正像当年关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注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和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关注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或者阻碍中国的民主进步;他们的许多评论和判断，与其说是说给俄罗斯读者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中国读者听的。更进一步说，中国学者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讨论，是中国民主政治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已经对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进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综合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各种观点，就其主流而言，至少可以概括出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若干重要启示。

　　1.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俄罗斯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余毒十分严重，在这样一个国度推行民主政治，势必会受到极大的阻力，也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走向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俄罗斯而言，民主同样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正如普京所说：“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任何专制和独裁都是短暂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久不衰。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36)因而，叶利钦和普京虽然都是俄罗斯的强势领导人，但即便是拥有如此权势的政治强人，他们既无意也无法阻挡民主化的进程。具有战略眼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不会中断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而重新回到苏联的政治体制。转型时期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对俄罗斯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将集中体现为在俄罗斯民主化转型过程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推进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2.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虽然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各国的民主政治都有着共同的要素，例如选举、法治、参与、制衡、透明和责任等，但是，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和素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不同，因此，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也各不相同，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势必会有自己的民主模式。民主没有单一的模式，照抄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不仅是懒惰的做法，而且也多半不会成功。从历史看，俄罗斯缺乏民主的传统;从现实看，俄罗斯缺乏健康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典型的西式自由民主很难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相反，强调国家权威、民族自主和社会秩序的“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反而能够收到实际效果，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无怪乎，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主权民主”不过是普京个人专权的幌子时，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却认为，“主权民主”是俄罗斯“国内制度的精髓”，“俄罗斯只能搞主权民主，否则我们将会既没有民主，也会失去俄罗斯”。(37)

　　3.民主政治必须有序推进，增量发展，不能急于求成。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限制权力的过程，是对政治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步推进，切不可冒进。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现实社会秩序的失控，引起社会动荡不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失控，国民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生凋敝。俄罗斯“民主转型”早期的做法也类似于“休克疗法”，过于急速冒进，结果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失控，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治理严重失效。贪污腐败横行、黑社会势力猖狂、犯罪率高升、民怨沸腾。“可控民主”实际上就是对早期民主转型进程的一种扭转，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国家治理重新回到有序状态，但代价高昂，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威和个人集权某种无奈的回归。“从民主的本义讲，‘可控民主’无疑是一种倒退。”(38)俄罗斯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再一次表明，增量改革是推进民主政治的最优选择，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4.推进民主必须与增进民众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相结合，让民主造福于民。在非民主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极容易产生出对民主的过高期望，以为一旦实现了民主转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良好治理之间虽然有紧密的关系，而且从长远看，三者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的相互契合，但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三者之间并非同步关系。民主不是万能的，推进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宁，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如果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民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社会没有安宁的局面，那么，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就会锐减，强势领导人就会应运而生，民主进程可能会因此受挫。正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在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阶段导致的大规模贫困期间，‘民主’这个词本身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话。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民主变得较易理解了，或者成为有效益的了。它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我国相当多的民众现在不再拒绝民主，也不把民主当作别人的东西了”。(39)因此，民主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将民主的推进与民生的改善结合起来，让民主真正造福人民。

　　5.制约公共权力与增进公民权利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颇。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实质上就是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政治权利。它们是同一民主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现代的宪政制度，实质上是公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一份契约，它分别给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划定了边界，公民和政府均不得逾越这条边界。因此，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既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这样的法治，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民主。只要存在一个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组织或个人，那就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不应当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对立，相反，“主权民主”意味着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超级总统制”也不意味着总统可能有超越宪法的权力，最强势的领导人也必须在宪政框架内活动。普京自己也多次重申：俄目前正在酝酿的各项改革不会超出现行宪法范畴，也不会背离民主原则。据一些中国学者观察，从俄罗斯民主进程的实际情况看，“普京实行的政治转型措施，并没有背离民主的总原则”。(40)换言之，公共权力的扩张，是为了增进公民的权益。一旦公共权力的扩张，损害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倒退。

　　简言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向民主导向的政治转型，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的重大事件。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重新塑造了俄罗斯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进程，而且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不仅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人类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既有认识论的意义，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多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民主进程的阐释和评判，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取向。每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既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合理成分。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步，既要遵循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律，也要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如此，中国的民主进步也同样如此。

　　本文试图概括中国学界，特别是俄罗斯研究专家关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一般性观点。在文献搜集等方面，笔者得到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徐向梅研究员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权威智库和著名高校，均设立了专门的俄罗斯研究机构，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对美国研究的机构。

　　②王立新：《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第86页。

　　③同上书，第85-86页。

　　④黄军甫：《俄罗斯政治转型：路径、成因、意义》，载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⑤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13-14页。

　　⑥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2期，第44-48页。

　　⑦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6-31页。

　　⑧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第123页。

　　⑨分别参见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第83-87页;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1页;冯绍雷：《政治强人语境下的独特威权逻辑：关于普京与俄罗斯民主未来的争论》，《学术前沿》2003年第4期，第25-30页。

　　⑩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第123页。

　　(11)陆南泉：《20年来俄罗斯国家转型进程分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3页。

　　(12)高放：《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第8-13页。

　　(13)徐向梅：《俄转型成绩不容小觑》，《环球时报》2013年8月16日。

　　(14)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6页。

　　(15)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第7页。

　　(16)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4-45页。

　　(17)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12期，第56页。

　　(18)黄军甫：《政治选择与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36-44页。

　　(19)张树华：《民主的艰辛与神话的破灭：对俄罗斯十年政治转轨的分析与反思》，《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20)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参见新华网2013年8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1/c_116766533.htm，2016-03-08。

　　(21)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第8页。

　　(22)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第60页。

　　(23)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53-83页。

　　(24)王立新：《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解析》，第84页。

　　(25)董晓阳：《俄罗斯宪法制度的演变与时代特征》，《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第30页。

　　(26)徐向梅：《“近期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第123页。

　　(27)李静杰：《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第9页。

　　(28)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第73页。

　　(29)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第16页。

　　(30)徐向梅：《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依然是可控民主》，《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第93页。

　　(31)陆南泉：《评普京强化中央权力》，《学习时报》2005年5月2日。

　　(32)黄军甫：《政治选择与俄罗斯民主化的前景》，第42页。

　　(33)庞大鹏：《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第18页。

　　(34)范建中、徐宜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与前景》，第10页。

　　(35)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第87页。

　　(3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7)转引自赵龙庚：《主权民主：普京对俄罗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第48页。

　　(38)范建中：《“可控民主”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走向》，第85页。

　　(39)[俄]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论俄罗斯民主》，李兴耕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1期，第112页。

　　(40)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的内在逻辑及发展前景》，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