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竞争是大国长期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出现了三个大国军事竞争较为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十九世纪末期到1914年一战爆发，包括英国先后与法国、俄国和德国开展的海上战略竞争和法俄与德奥之间的陆上战略竞争。第二个时期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30年代，包括以美英日为主导的太平洋海上竞争和德国、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主导的欧洲陆上和海上竞争。第三个时期为冷战，美苏展开了核军备竞赛、在欧洲的陆上军事竞争，以及随着苏联海上力量的发展和美苏全球争夺的加剧，由苏联周边向全球扩展的海上竞争。

　　成本控制

　　任何大国的人力和物力都有限，在和平时期资源的动员也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大国长期军事竞争需要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是针对竞争对手的弱点迫使其承担竞争成本。在冷战时期基于这一设想调整美国对苏联竞争战略的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因此广受关注。

　　然而，控制自身的成本是长期竞争的基础。

　　第一，在战略规划上，需要重视维护国内可持续发展。1904年，虽然海上挑战日益突出，但英国政治领导人还是给踌躇满志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菲舍尔上将明确了减少开支的目标，这一考虑也成为菲舍尔调整全球海上战略部署和采用新技术的重要动力。冷战初期，美国决策者同样明确了不能因为与苏联竞争而牺牲遏制战略所要维护的美国国内繁荣和生活方式的原则。

　　第二，在大战略的指导下，军事手段需要进一步和非军事手段整合，防止被滥用。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虽然在地中海拥有海上优势，但也利用这一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减少投入。英国与法俄就殖民地和海外利益问题达成协约后，英国在地中海部分区域主要依赖法国海上力量来保卫英国利益，以便于进一步将海军力量集中部署到本土周边威慑德国。1895年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英国的挑战与日俱增，英国却选择依靠日本制衡俄国而非进一步加强海上部署。

　　第三，在应对突发情况中，应避免“战区中心主义”。局部危机和冲突打破和平对现状和认知都造成强烈冲击，容易引发各方强烈反应。在朝鲜战争中，美苏都依据朝鲜半岛在竞争全局中的地位来确定反应的方式，避免陷入被动。在仁川登陆后，苏联没有直接派出地面部队试图扭转战局;中国参战并将联合国军赶出三八线以北地区后，美国也没有大幅向朝鲜半岛增兵和升级战争。

　　第四，长期竞争中，阶段性的战略收缩和调整是成本控制的有效途径。艾森豪威尔政府利用美国核优势扭转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扩军成本失控的趋势，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形成了重新聚焦苏联的军事态势;而苏联则缺乏类似战略收缩和调整，在长期竞争中不堪重负。

　　军力平衡

　　军事力量对比与平衡是大国长期军事竞争中的重要问题。

　　第一，军事竞争的一个前提是围绕竞争领域各方至少都不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甚至不相上下。在海上战略竞争中，处于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国家虽然相较于经济发达并长期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在总兵力上处于优势，但由于其全球或两洋战略的需求，兵力部署较为分散。只要其他大国海上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霸权国在特定地区就不再具备压倒性优势，在各方战略目标冲突的条件下，海上竞争就会出现。因此，十九世纪末，英国虽掌握海上总体优势，但仍面临在地中海和法俄等国竞争的格局。二十世纪初，美国在综合国力和海军总兵力上遥遥领先日本，但在西太平洋也需要和日本竞争。

　　第二，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军力对比和平衡并非刚性。英国在应对二十世纪初全球海上战略的变化时，并未拘泥于十九世纪末针对法俄的“两强标准”，到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最后阶段，只坚持对德国60%的优势。提尔皮茨等德国海军领导人认为英国为了应对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承担与崛起的德国海上力量开战的风险，得出德国海上力量建设可以使英国屈服的结论，挑起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低估了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和英国的适应能力，德国的海上挑战不仅没有实现胁迫英国的战略目标，还消耗了宝贵资源，影响了更重要的陆上力量建设。

　　军事竞争是大国长期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出现了三个大国军事竞争较为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十九世纪末期到1914年一战爆发，包括英国先后与法国、俄国和德国开展的海上战略竞争和法俄与德奥之间的陆上战略竞争。第二个时期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30年代，包括以美英日为主导的太平洋海上竞争和德国、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主导的欧洲陆上和海上竞争。第三个时期为冷战，美苏展开了核军备竞赛、在欧洲的陆上军事竞争，以及随着苏联海上力量的发展和美苏全球争夺的加剧，由苏联周边向全球扩展的海上竞争。

　　成本控制

　　任何大国的人力和物力都有限，在和平时期资源的动员也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大国长期军事竞争需要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是针对竞争对手的弱点迫使其承担竞争成本。在冷战时期基于这一设想调整美国对苏联竞争战略的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因此广受关注。

　　然而，控制自身的成本是长期竞争的基础。

　　第一，在战略规划上，需要重视维护国内可持续发展。1904年，虽然海上挑战日益突出，但英国政治领导人还是给踌躇满志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菲舍尔上将明确了减少开支的目标，这一考虑也成为菲舍尔调整全球海上战略部署和采用新技术的重要动力。冷战初期，美国决策者同样明确了不能因为与苏联竞争而牺牲遏制战略所要维护的美国国内繁荣和生活方式的原则。

　　第二，在大战略的指导下，军事手段需要进一步和非军事手段整合，防止被滥用。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虽然在地中海拥有海上优势，但也利用这一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减少投入。英国与法俄就殖民地和海外利益问题达成协约后，英国在地中海部分区域主要依赖法国海上力量来保卫英国利益，以便于进一步将海军力量集中部署到本土周边威慑德国。1895年到1905年，俄国在远东对英国的挑战与日俱增，英国却选择依靠日本制衡俄国而非进一步加强海上部署。

　　第三，在应对突发情况中，应避免“战区中心主义”。局部危机和冲突打破和平对现状和认知都造成强烈冲击，容易引发各方强烈反应。在朝鲜战争中，美苏都依据朝鲜半岛在竞争全局中的地位来确定反应的方式，避免陷入被动。在仁川登陆后，苏联没有直接派出地面部队试图扭转战局;中国参战并将联合国军赶出三八线以北地区后，美国也没有大幅向朝鲜半岛增兵和升级战争。

　　第四，长期竞争中，阶段性的战略收缩和调整是成本控制的有效途径。艾森豪威尔政府利用美国核优势扭转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扩军成本失控的趋势，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形成了重新聚焦苏联的军事态势;而苏联则缺乏类似战略收缩和调整，在长期竞争中不堪重负。

　　军力平衡

　　军事力量对比与平衡是大国长期军事竞争中的重要问题。

　　第一，军事竞争的一个前提是围绕竞争领域各方至少都不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甚至不相上下。在海上战略竞争中，处于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国家虽然相较于经济发达并长期重视海上力量的国家在总兵力上处于优势，但由于其全球或两洋战略的需求，兵力部署较为分散。只要其他大国海上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霸权国在特定地区就不再具备压倒性优势，在各方战略目标冲突的条件下，海上竞争就会出现。因此，十九世纪末，英国虽掌握海上总体优势，但仍面临在地中海和法俄等国竞争的格局。二十世纪初，美国在综合国力和海军总兵力上遥遥领先日本，但在西太平洋也需要和日本竞争。

　　第二，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军力对比和平衡并非刚性。英国在应对二十世纪初全球海上战略的变化时，并未拘泥于十九世纪末针对法俄的“两强标准”，到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最后阶段，只坚持对德国60%的优势。提尔皮茨等德国海军领导人认为英国为了应对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承担与崛起的德国海上力量开战的风险，得出德国海上力量建设可以使英国屈服的结论，挑起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低估了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和英国的适应能力，德国的海上挑战不仅没有实现胁迫英国的战略目标，还消耗了宝贵资源，影响了更重要的陆上力量建设。

　　第三，新技术的应用不会轻易颠覆已有军力平衡。技术创新、成熟和应用都有门槛，二十世纪军事力量处于优势的国家也长期引领技术创新。一战前英国引领以无畏舰为代表的海军技术变革;冷战时期美国也一直占据核武器、电子计算机和精确制导技术的制高点。其他国家可以应用新技术缩小差距，例如苏联发展核潜艇缩小了和美国在海上力量上的差距，但并未根本动摇美国的海上霸权。

　　作战体系

　　长期军事竞争也催生了热点地区的作战体系竞争，包括兵力和火力的部署，作战支援体系的建立，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作战计划和理论的不断完善。技术对于作战体系的变革产生推动作用，但局部的技术创新无法使整个作战体系翻新。

　　根据战区地理环境的差异，作战体系分别以海陆为中心。各方陆上兵力和装备，在竞争中会呈现出不断对称的趋势，但作战理论可能分化，对于战争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一战爆发时双方的作战理论都是攻势主导，但都没有经受住战争初期的考验。二战时德军对阵采取片面防御的英法军队，虽然装备和兵力总体处于劣势，但因重视发挥装甲部队优势采取“闪击战”，取得了美国战略史学家厄内斯特·梅形容的“奇怪的胜利”;然而在面对苏联的巨大战略纵深和苏军的苦战时，德军的攻势却陷入了僵局。同样，苏军的攻势作战理论也使其对德国全线进攻缺乏准备并付出惨重代价。

　　相比而言，海上作战体系由于各方在同一战区的攻防态势不一，制海、破交、投送的任务不同，陆基支援体系存在差异，体现出更大的不对称性。一战时期，英国寄希望于依靠优势兵力，歼灭德国公海舰队，完全消除本土周边的海上威胁的作战思想，没有充分考虑特拉法加海战一百年后海军技术的发展对于海上作战的影响，以及德国海军在决战与否上的选择空间。而美国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制定的对日海上作战计划“橙色作战计划”，则根据国际关系、技术变迁、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修订，尽量去除各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以来，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作战体系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决战的淡化。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海陆决战，即单一战役的胜利催生战略目标的实现。冷战时期，苏联军事学术高度重视战争初期的研究也表明核武器出现后，作战层面的挑战进一步增加。冷战时期，无论是苏联不断修订完善的“大纵深作战理论”，还是美军的“空地一体战”和“海上战略”等陆海作战体系，在理论上很难解决控制战争升级的问题，更没有在双方对抗的环境下得到检验，也为后人留下遐想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