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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桥:安倍主义与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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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 2018-03-06 10:03:25

陈洪桥:安倍主义与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

作者:陈洪桥

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为了遏止日本不断衰落的命运,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被外界统称为“安倍主义”。而对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基于这种本质,可以想见安倍政府对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日本面临着尖锐的国内外矛盾,已经威胁到了“安倍主义”想要实现的目标。从目前来看,有三方面风险正清晰地显现于世。

  第一,安倍政府只顾奉行“安倍主义”,而不管它对全球治理机构的运作是否恰当,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通过“安倍经济学”搞好日本经济固然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冲突,然而安倍政府抓住每一个时机去解释、宣传并请求国际支持,最后把国际认可变为了压制国内反对意见的手段。2014年1月,有人对日本外交部高官进行了采访。整个过程中很少有人理解全球治理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反映出日本在全球治理中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更加强烈,而对其传统的国际主义愈加忽视的状况。日本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最近,维基解密揭露的关于日朝私下就日本人质谈判的事件令日本的盟国变得分外恼怒,它们纷纷批评日本优先考虑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把地区和全球利益放在靠后位置。安倍政府无视传统的国际主义及过分看重本国利益的行为,会使得日本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第二,安倍政府想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并“洗白”不光彩历史的做法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中引起冲突。自安倍重新上台那天起,国际社会担心安倍本人及其政府推行历史修正主义的声音便不绝于耳。2013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政府一反常态,使用了“失望”这一语气严厉的词汇。

  一个月后,中国和韩国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中就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日方回应称,日本已经直面了历史,表达了后悔和道歉之意。日本还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场合提起这些问题很不合适。但如果比照安倍在全球治理会议场合大肆宣传“安倍主义”的做法,上述回应就显得特别虚伪。

  日本的所作所为有可能刺激邻国在全球治理机制中采取类似的做法,造成合作失败甚至引发冲突。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积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由此可见,中国也在利用全球治理机制来宣传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韩国总统朴槿惠更是利用联合国的场合和日本打起了历史战。她在2014年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战争时期针对女性的侵害行为是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女性和儿童在纷争地区历经苦难,韩国对此深表关注。

  有分析认为,朴槿惠在讲话中虽然未直接使用“日军慰安妇”一词,但意在间接指出慰安妇问题,并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她继续就慰安妇问题批评日本,并对安倍的安全事务改革特别提出警告,“这些新举措可能会对东亚的安全秩序带来严重的后果,已经让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惶惶不安。日本最近通过了国防和安全法案,其实施应当透明,并且应当对地区各国友好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益”。

  第三,安倍政府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追求的“价值观外交”和普世价值观并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在对华外交战中运用的一种武器而已。而且安倍政府还从狭隘的现实主义出发构建将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伙伴关系,拖延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改革,并鼓吹逐渐过时的全球治理理念以维护日本的利益和地位。日本这种全球治理的战略观无疑会造成自身的孤立,上文述及的亚投行一例就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更趋一致性和战略性。然而,日本把重心放在狭隘的国家利益上,将国际主义规范、全球治理前景以及全球共同发展意识抛诸脑后,其风险可能会出乎意料,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从全球治理的一些具体议题如维和、气候变化以及核不扩散等方面,都已经或正在得到验证。

  结 语

  安倍是在日本国力不断衰退的情况下上台的,而他也以振兴日本为己任。从目前来看,安倍比以往的日本首相地位都更为稳固,很可能会一直执政到2018年。换句话说,“安倍主义”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影响日本全球治理战略。2016年,日本主办了G7峰会而中国举办了G20峰会,安倍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紧迫感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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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桥:安倍主义与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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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 2018-03-06 10:03:25

陈洪桥:安倍主义与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

作者:陈洪桥

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为了遏止日本不断衰落的命运,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被外界统称为“安倍主义”。而对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一职,这对于饱受经济衰退及领导人乏力之苦的日本来说,无异于打了一剂强心针。重新披挂上阵的安倍也似乎摇身一变而成了主动出击型的强势领导人,打破了以往“短命”首相的怪圈,还与他本人数年前留给世人的失败者形象形成了强烈对比。他试图在各个领域展现自己的领导能力,包括利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重振日本经济、支持历史修正主义以及挑战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主流认知、试图通过“积极和平主义”修宪、重新解读日本放弃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安全方面把日本变为更“正常”的国家,等等。安倍这一系列的治国方略皆可归到“安倍主义”名下。它不仅在日本国内政治、安全及经济诸领域中得到了深入的贯彻,在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上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1安倍主义的形成背景及基本内容

  总体上看,安倍主义的形成肇因于日本国力的衰落。自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受到经济停滞、国内政治惰性和社会一系列痼疾的影响,日本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再加上日本未能抓住国际上两极对抗结束的良机发展自己,这种徘徊的状态更加剧了日本的衰落。尽管此间小泉政府曾一度带来复苏的迹象,但终属昙花一现。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日本的衰落速度有增无减。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有迹可循。不过也有人认为,日本衰落的说法过于简单,低估了日本或能再度振兴的潜力。而事实上自民党从2012年12月重新执政以来,就已将主要精力再次放在了日本的振兴问题上,其中安倍本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安倍的领导下,日本在较短时间内就显现出了经济复苏的迹象。自民党执政六个月后,民意支持率也相对反弹,一度高达60%。2013年夏,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2014年12月在众议院获得第二次压倒性胜利,确保了在2018年之前,安倍能一直担任首相,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会分裂的立法僵局。

  尽管之后日本经济表现有所滑坡,但总的来看,安倍的确提升了日本的经济活力,也发挥了个人政治领袖的作用。这种情况也大大刺激了安倍的政治热情,他开始做起了大国领袖梦,在对外政策方面则迅速显露出鹰派倾向。他自2012年12月以来的一系列讲话均能反映出这一点。外界将安倍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以“安倍主义”统称之,具体说来“安倍主义”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外交政策上,安倍采取了“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做法。该做法在其第一次任职期间即已出现,还对后来领导人的外交路线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价值观外交”的正式提法出自时任安倍政府外相麻生太郎在2006年11月30日的讲话。

  在这篇题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日本的外交地平面”的讲话中,麻生太郎指出,“日本在推动外交事业过程中将把重心放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观’上”。他还具体描述,“这个弧覆盖范围广泛,从东北亚开始,一直延伸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中欧和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

  在这个弧里,日本将发挥‘火炬护跑手’的作用,支持那些在这场真正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赛跑中刚刚启程的国家……日本必须和那些享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友好国家保持更加牢固的关系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此同时,还要和这些朋友共同努力,迈向更加扩展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从这些表述来看,这一外交战略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

  第二,“安倍主义”强调,要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就必须搬开阻碍日本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拦路石”。其中包括日本战后的宪法,特别是第九条,同时还有其他限制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条款,例如武器出口禁令等。这意味着日本会一改过去几十年在安全事务上的低调姿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与此同时,修宪的目标还拓展到了其他与安全事务无关的方面。例如,自民党在2012年4月制订的一项宪法草案中对普遍人权的基本概念提出异议,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将“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置于“基本人权”之前。安倍在2012年12月当选后不久,就试图修改宪法第九十六条,因为该条文规定了修宪所需满足的条件。

  不过,这个计划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很快就破产了。接着,2014年7月,安倍内阁宣布决定行使日本的集体自卫权,由此为2015年夏季紧张的立法程序埋下了伏笔。也正是从那时起,安倍主义开始暴露出真实面目。

  第三,除了移除和平宪法等限制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现实障碍,安倍还想移除压在日本头上的历史障碍,其中就包括对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重新解读。为此他摆出了一系列的姿态,包括挑战东京审判作出的“日本是侵略者”的判决,还包括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河野谈话”提出质疑等。

  最后,安倍主义要重振日本的经济雄风。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实现上述几个目标,即保障日本的大国地位、挣脱战后的种种束缚以及让日本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一般认为,安倍是以双重面孔示人,一个是务实的经济动物,他从第一次任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以积极推动“安倍经济学”著称;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者,重新执政后想要让日本变得“正常”,逆转其衰落趋势,还积极修宪,奉行历史修正主义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强有力的回应。

  然而,这二者并不能完全分割开来,因为“实用主义者安倍”和“民族主义者安倍”是相辅相成的。在安倍看来,日本要想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强大影响力,就必须从长期的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安倍经济学”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同样关乎地区安全以及日本的国际地位。因此,“安倍经济学”作为“安倍主义”的核心原则,也应当是日本恢复大国地位、结束战后体制以及奉行历史修正主义的一部分。这些都和主导冷战时期的“吉田主义”截然相反。自2013年和2014年选举胜利后,安倍就开始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和一系列重大的双边和地区关系中,更加大张旗鼓地推行“安倍主义”。

  2日本传统全球治理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

  全球治理机制中日本的传统角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主义规范的影响,与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和规范高度契合。有学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传统之一,也就是“遵循并巩固国际规范和制度,增强日本自我提升以及在全球化更加深入的背景下与他国加强合作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是表现出“不动声色”的领导力同时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中等强国。而无论对日本的角色定位如何,全球治理及其机制对日本而言都十分重要。

  最典型的例子首推日本在联合国的表现。日本在1956年才加入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心机制。然而,无论在规范层面还是事实层面上,联合国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均占有特殊地位。尽管身处严峻的冷战环境中,日本仍公开宣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UN-centred Diplomacy)和“联合国中心主义”(UN-centrism)是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

  日本承担了相当高比例的联合国会费,而且缴纳非常及时,极少拖欠。日本非常看重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非常任理事国角色,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力倡导联合国改革,同时努力提高联合国日本籍工作人员的身份级别,最终目标是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另一个可用来阐释国际主义规范对日本影响的例子,是G7/G8。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全球治理机制的种种约束,而G7/G8则赋予了日本一定的地位,这是对日本较高的认可。作为回应,日本多年来苦心营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确保这一机制的成功而尽心尽力,这一点从日本成功主办过五次G7/G8峰会上即可看出来。在日本的努力下,这几次峰会确实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例如,日本倡议把抗击传染病纳入2000年G8峰会的议程,借此成立了全球健康基金;另一方面,日本破天荒地邀请民间团体参加这一峰会。除此之外,日本还较为严格地遵守了在历届峰会上许下的承诺。

  最后,日本和IMF的关系也能生动说明国际主义规范对日本的影响。1952年日本加入IMF后曾一度表现得缩手缩脚,而现在早已变得积极主动,敢于向别国推销自己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观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扮演了IMF拯救者的角色,它向IMF提供了1000亿美元贷款。

  有学者分析这种做法的背后是精明的现实主义:首先风险很小;其次日本还能将其属意的条件强加在任何贷款的审批程序中,从而巧妙地回避外界对本国的批评;再次日本想通过巩固IMF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等等。但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日本的做法是遵守国际主义规范及履行大国责任的体现。用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话讲就是,“此时的日本绝不会自私、短视”。

  虽然日本努力想在全球治理方面跟上时代步伐,但无情的现实是,旧的全球治理机制正在不断变动的国际秩序的冲击下快速更新。例如,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已从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G7/G8变为了包括很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IMF董事会也于2010年12月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成员的份额比重也将进行调整,约6%的份额将向更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最后是中国在2013年10月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金砖国家在2014年7月达成协定,成立新开发银行。全球治理的这些变化,给日本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日本对上述变化和挑战反应比较迟缓,刚开始仍选择坚守国际主义规范。在此期间,日本继续为频繁举行的G8、G20等会议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在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上,还提供了史上最大的一笔贷款。但日本遭受的挫折也越来越多——最明显的是日本无法保住G20的轮值主席国地位,而且实际上还分别在2010年和2016年输给了韩国和中国。日本还发现自己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亚洲代表地位受到了威胁,在G20之中受到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甚至澳大利亚的强烈冲击。

  作为对策,连续几任的日本领导人都采取了更具竞争力的现实主义手段,公开质疑中国和韩国在G20峰会上所许下承诺的兑现程度,进而质疑中韩两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以及作为新兴国家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领导人虽然对G20的作用大加赞赏,希望G20能够成功,但同时又表示希望不以牺牲G8为代价。

  日本不断强调G8仍然十分重要,还用G8领导人的志同道合作为引证,认为G8可以在首次G7峰会宣言阐明的“开放、民主的社会,为各国自由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继续存在。由此可见,日本对G20最初的热情不断消退,造成其一切后续行为都不断自我设限、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形势变化对日本传统的全球治理战略形成了巨大挑战,过去的国际主义运作方式已不再够用。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安倍作为政治领袖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会也因此而大大增加。

  3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全球治理战略调整的动向

  安倍一旦获得调整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良机,就绝不会放过。仅从2013年1月(安倍刚执政不久)到2015年11月(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刚刚结束)这个时间段来看,安倍政府就已采取一系列的实际举措将“安倍主义”逐步深入地贯彻到了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过程之中。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动向:

  1.日本试图确立于己有利的全球治理价值观

  尽管安倍上台以来向中韩等邻国示好不断,但他内心从头到尾想的却是如何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确立于日本有利的全球治理价值观。为此他不分时间与场合,反复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不仅奠定了其外交政策的基调,而且还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纽带,让日本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得以巩固。而对于像G20这样价值高度多元化且又包括了像中韩等竞争对手的全球治理机制,日本更想在其中抢占价值高地并以此形成对上述对手的软实力优势。这一点从安倍出席全球治理的各种峰会和会议的表现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例如,在2014年11月G20布里斯班峰会前夕,安倍在一场晚宴中对印度总理莫迪大谈日印两国应彼此珍视两国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在2015年G7埃尔毛城堡峰会上安倍又数次强调,正是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把G7领导人联系在一起,让该机制具有独特性。

  安倍还突出陈述了俄罗斯和中国与G7之间的差异,指出两国分别在乌克兰和南海问题上藐视这些价值观。安倍试图借此举强化G7内部团结以共同对付中俄并力图把世界的关注焦点引向中国的不足之处。要为全球治理树立价值标杆就必须以大国地位作为支撑。

  因此日本把自己定位为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亚洲国家代表。在G20提出对IMF表决权重新分配的问题上,日本近来的表现可以说是较为积极。然而,就G20支持的其他方面改革来看,安倍政府却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不惜出尔反尔。例如,安倍把日本人中尾武彦推上亚行行长的位置,以加强对该机构的控制,毫不顾及日本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许下的承诺,即任何国际机构的负责人都应该通过“公开、透明和为贤选举的程序”选拔任命。

  中日在亚行中的关系一直以来还算得上是相安无事。但这种状况到2013年10月中国提议成立亚投行之时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外界十分看好亚投行,正如俄勒克所言,“成立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大规模商业经济基础设施融资,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大有发展空间……世界银行和亚行现在正专注于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分享知识,为新的金融机构留出了重要的空间……亚投行会给世界银行和亚行带来新的竞争,但是亚投行也有与它们合作的强烈动机”。而安倍政府的回应就是借贬低亚投行的管理能力及质疑亚投行的透明度来维持亚行的影响力和日本的利益。

  但大部分国家并不认同安倍的做法。安倍不顾自己的孤立处境,继续利用G7德国埃尔毛城堡峰会这一时机,向与会各国领导人传达自己的担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些领导人反过来建议安倍尽早加入亚投行。最终加入亚投行的想法成为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英国等国的共识,这些国家都对日本的警告置之不理,于2015年3月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日本只能悄悄打消做全球治理价值观旗手的念头。

  2.日本试图借“参与全球治理”的旗号全面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安倍政府全球治理战略调整的第二个动向,就是在“参与全球治理”旗号的掩护下全面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大作为。安倍早在2013年9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大肆宣扬“积极和平主义”,承诺日本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包括维和行动”,同时表示日本将坚持以“人类安全”的理念为指导。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维护“人类安全”当作全球知识型领导的样本,同时竭力与“保护责任”的概念撇清关系。日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不是担心“保护责任”会成为单边干预的借口,而是因为怕受到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连累。

  然而,安倍似乎想要改变日本的这一传统做法,代之以提高日本“为和平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力。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安倍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安全问题,如强调六月份在横滨举行的第五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战略意义和巨大成就,指出日本是“与非洲肩并肩织梦的永久伙伴”。安倍还就朝鲜核试验及绑架人质等事件公开谴责了朝鲜。他还宣称,“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公共海域的稳定紧密相关,任何情况下,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高压手段改变海洋秩序的做法都不能容忍”。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含沙射影的批评。

  在201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安倍又一次抓住机会宣传日本“为和平做出的积极贡献”,强调自卫队在菲律宾救灾工作和在吉布提打击海盗中做出的贡献。安倍形容道,“一个崭新的日本正在挥舞着旗帜,为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在某些代表看来,与之前无足轻重的作用相比日本确实有了微小的进步,而另一些人则直接联想到代表军国主义的太阳旗。安倍还把重心转向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问题和潜在的军事升级问题上,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海洋法治和在军事预算上保持透明,同时再次对中国进行了攻击。

  G7/G8峰会也是安倍发力的重点方向。例如,2013年G8厄恩湖峰会原拟讨论经济问题,但他还是成功地将安全议题加入到讨论中。在他的努力下,最后的联合声明提到了朝鲜特工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后来他在2014年G7布鲁塞尔峰会和2015年G7埃尔毛城堡峰会上也如法炮制。2013年初,G8试图就英国与日本的情报共享和国防装备的联合发展一事达成一致。尽管有人担心这与禁止武器和相关技术出口的历史原则相抵触,但在厄恩湖峰会上与会各国仍决定予以支持。日英合作的实现表明,安倍有意加强日本在安全领域中的作用,想让日本摆脱所谓的战后安全体制的束缚。它同时也表明,安倍想要利用全球治理机制来达到这个目的。

  除了武器出口问题外,政府开发援助政策(ODA)也鲜明地打上了“安倍主义”的烙印。安倍政府提出要从战略高度重新检视传统的外援政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同时它还不断贬低几十年来ODA所坚持的国际主义规范,包括禁止将援助用于军事目的的方针。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

  以援非为例,日本向非洲提供ODA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非洲开发会议(TICAD)。安倍在2013年6月1-2日主持了第五届TICAD,庆祝这一会议开展20周年。安倍再次承诺为非洲下一个五年的经济发展提供共计3.2万亿日元的公共和私有基金,其中ODA约1.4万亿日元,其他公私基金约为1.6万亿日元。

  日本承诺认购最高为2000亿日元的贸易保险,还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教育发展与维和方面加大了投入。安倍政府如此大手笔援非显然考虑到了非洲在中日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在海洋安全方面,安倍也渴望在全球治理机制方面形成对日本有利的氛围。尽管不是南海领土争端的当事方,安倍仍想就此问题大大谴责中国一番,还想将此问题与中日东海领土争端相挂钩。

  在海洋安全和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安倍反复把中国的行为比作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以获取G7领导人的支持。他不断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还指责强国对弱国单边使用武力。安倍采取的是一种走钢丝的策略,既想做到不损及日渐改善的日俄关系,又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中国。安倍还利用G7峰会场合强调,日本政府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立法符合日本宪法精神,确保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这一趋势也延伸到日本对待人权的立场。2013年5月22日,在G8外长会议和首脑峰会召开的间隙,日本驻联合国的人权大使上田秀明在为日本刑事司法系统辩护时遭到了酷刑委员会委员的嘲笑,他便公开要求成员“闭嘴”。整个事件被拍了下来并上传到YouTube上,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安倍政府企图篡改有关人权的宪法条例的担忧。为了淡化国际社会的担忧,安倍政府不得不在峰会之前频频出招弥补。其中,外相岸田文雄在6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日本会在外交上不断努力,让21世纪不再有人权滥用。但整起事件显然对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日本参与全球治理制造了新的障碍。

  3.日本试图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洗白”不光彩的历史

  一般而言,历史问题似乎和全球治理不太相关,也并不宜放在全球治理框架中讨论。然而,安倍政府却在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当中强行塞进了“洗白”不光彩历史的内容。这种做法还对安倍政府参与某些全球治理峰会的议程设定起到了掩饰作用。2014年8月,当很多人都在猜想安倍政府是否会修改“河野谈话”之际,《朝日新闻》突然爆出其1992年慰安妇问题报导失实的新闻。

  安倍政府闻风而动,其中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要求联合国修改1996年特别报告员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报告,以提升有关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准确性”。这一要求被该报告的起草者拉蒂卡·库玛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所拒绝,理由是这些不准确的证据只是该报告的部分依据,报告结论和提议仍然靠得住。

  她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道歉并给予补偿。在其他的联合国机构中,安倍政府也十分强势地为日本的历史行为辩护。2015年10月,中国申请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有争议的文件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用来反对日本在这件事上洗白自己的企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此,日本政府不仅抵制中国的申请,质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批程序,而且还考虑要暂停对该组织的预算拨款。

  当安倍政府发现露骨地推行历史修正主义的效果并不理想之时,它便开始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全球治理机制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日本不光彩的历史转移到日本“光鲜”的现实贡献上来。例如,G8外长为推动《防止sexual violence倡议》于4月10日至11日在伦敦进行了会晤并发表了宣言。随后由安倍牵头,G8领导人在厄恩湖为这一宣言背书,承认“……国际军事冲突中的严重的sexual violence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安倍在2013年9月的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也不断提到这一主题。他重点提到日本在制定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打击针对女性的犯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愿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受害者。日本已考虑到在自然灾害中女性容易受到伤害的特点,打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有关女性地位的草案。安倍在第69届和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声称“在消除sexual violence问题上,日本将站在前列,领导国际社会做出努力”,强调了日本“坚持妇女权利”的历史以及他本人对“让21世纪成为女性人权不再受到侵犯的时代”的呼吁。

  然而,岸田文雄强调,日本政府只是从维护女性人权的角度出发才对此问题给予支持,任何倡议都应该着眼未来,应避免谈及对妇女施加sexual violence的历史案件.这番表态明显是想限制G8的讨论范围。综上所述,可知历史修正主义思维始终或明或暗地贯穿于安倍政府全球治理战略发展的全过程,也越来越被外界所感知。

  4.日本试图利用全球治理机制重振其国内经济

  作为一名老牌政客,安倍深知其政治生命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安倍极力利用全球治理机制的最终目的是为本国经济的振兴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安倍在2013年厄恩湖峰会上曾明确表示,“在我的经济政策上,我要获得G8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

  安倍在厄恩湖峰会上的战略是内外兼顾的。具体说来,他对外界的公开批评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坚持高调宣扬“安倍经济学”。安倍的企图得到了部分实现。他在会上获得了支持,还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得到了“高度好评”。不过,安倍在峰会结束后的联合声明中也不得不表示“要迎接挑战,制定一份可靠的中期财政计划”。

  2013年9月26日,安倍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亢奋地强调,他“坚信未来的日本外交之路将从此开始,会凭借我们重新恢复的实力,不遗余力地积极应对当今世界面对的历史性挑战”。为此,安倍又一次抓紧时机宣传“安倍经济学”,声称“……首先,我的责任就是重建日本经济,振兴日本经济,然后让日本成为可以依赖的力量,为世界做出贡献”。

  在2014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集会上,各国领导人、媒体工作者和学者齐聚一堂,安倍再次抓紧时机发表了题为“新日本的新视野”的演说。但通篇演说安倍都没有提到任何与“新视野”有关的内容,而是老调重弹,列举了“安倍经济学”的相关政策并炫耀了自己的成功。安倍把自己比作“足够坚硬的钻头,能够钻透最坚硬的岩石……在未来两年内,将没有既定利益者能躲过我的钻头”。

  为了宣扬“安倍经济学”的成功,打消有关日本衰落的猜想,安倍讲到,“专家过去常说日本已是日薄西山。他们宣称,像日本这样成熟的国家,增长是不可能的了。这些看法听起来似乎有理。在我就任首相之前,日本的面貌的确不佳。但你们现在很少能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的增长率大幅提高,以前是负增长,现在是正增长了……现在不是黄昏,相反,日本正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因此,安倍在此次世界经济论坛重演了厄恩湖的戏码。他使用同样的战略,一边利用国际论坛为自己的政策涂脂抹粉,一边把目光瞄向了国内的民众,确保在国内也能获得支持。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安倍还在布里斯班出席了第七届G20峰会。尽管日本增长数据令人失望,安倍还是利用这一时机,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此外,G7埃尔毛城堡峰会的宣言中,有一部分专门是围绕妇女经济赋权的,反映了“安倍经济学”强调结构性改革的观点。但对于安倍提高妇女地位的诚意和具体结果,外界仍然存在严重的担忧。而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上,安倍将会议主题——巴黎恐怖袭击问题抛在一边,继续宣传“安倍经济学”。

  经过安倍政府的不懈公关,现在“安倍经济学”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已获取了不少支持。客观地说,就国内问题求助于外的做法并非安倍政府所独有。例如,安倍的前任野田佳彦在2011年G20戛纳峰会上,也就消费税问题采取了相同的方法。但安倍与其前任相比,无疑要积极得多。

  4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全球治理战略调整的本质及后果

  安倍主义的目标很明确,即消除所有对于日本一流国家地位的质疑。为了让日本自身更强大,它力争在各方面创造条件,全球治理自然也包含在内。这就与日本带有强烈国际主义色彩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添谷芳秀在考察了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之后认为,就日本而言,其“外交行为从根本上反应出中等强国的国际主义”。

  这段话十分简明扼要地刻画出了日本战后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角色。不过,在安倍的领导下,添谷描述的这种特征被逆转,日本的地位如今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其战略也更加连贯,而外交行为中的“中等强国的国际主义”色彩也大幅褪去。但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本质上是为了谋求日本乃至安倍一己之私利,而不是通过全球机制谋求世界公益。

  基于这种本质,可以想见安倍政府对全球治理战略的调整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日本面临着尖锐的国内外矛盾,已经威胁到了“安倍主义”想要实现的目标。从目前来看,有三方面风险正清晰地显现于世。

  第一,安倍政府只顾奉行“安倍主义”,而不管它对全球治理机构的运作是否恰当,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通过“安倍经济学”搞好日本经济固然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冲突,然而安倍政府抓住每一个时机去解释、宣传并请求国际支持,最后把国际认可变为了压制国内反对意见的手段。2014年1月,有人对日本外交部高官进行了采访。整个过程中很少有人理解全球治理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反映出日本在全球治理中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更加强烈,而对其传统的国际主义愈加忽视的状况。日本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最近,维基解密揭露的关于日朝私下就日本人质谈判的事件令日本的盟国变得分外恼怒,它们纷纷批评日本优先考虑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把地区和全球利益放在靠后位置。安倍政府无视传统的国际主义及过分看重本国利益的行为,会使得日本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第二,安倍政府想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并“洗白”不光彩历史的做法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中引起冲突。自安倍重新上台那天起,国际社会担心安倍本人及其政府推行历史修正主义的声音便不绝于耳。2013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政府一反常态,使用了“失望”这一语气严厉的词汇。

  一个月后,中国和韩国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中就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日方回应称,日本已经直面了历史,表达了后悔和道歉之意。日本还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场合提起这些问题很不合适。但如果比照安倍在全球治理会议场合大肆宣传“安倍主义”的做法,上述回应就显得特别虚伪。

  日本的所作所为有可能刺激邻国在全球治理机制中采取类似的做法,造成合作失败甚至引发冲突。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积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由此可见,中国也在利用全球治理机制来宣传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韩国总统朴槿惠更是利用联合国的场合和日本打起了历史战。她在2014年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指出,战争时期针对女性的侵害行为是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女性和儿童在纷争地区历经苦难,韩国对此深表关注。

  有分析认为,朴槿惠在讲话中虽然未直接使用“日军慰安妇”一词,但意在间接指出慰安妇问题,并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她继续就慰安妇问题批评日本,并对安倍的安全事务改革特别提出警告,“这些新举措可能会对东亚的安全秩序带来严重的后果,已经让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惶惶不安。日本最近通过了国防和安全法案,其实施应当透明,并且应当对地区各国友好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益”。

  第三,安倍政府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追求的“价值观外交”和普世价值观并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在对华外交战中运用的一种武器而已。而且安倍政府还从狭隘的现实主义出发构建将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伙伴关系,拖延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改革,并鼓吹逐渐过时的全球治理理念以维护日本的利益和地位。日本这种全球治理的战略观无疑会造成自身的孤立,上文述及的亚投行一例就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安倍主义”框架下,日本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更趋一致性和战略性。然而,日本把重心放在狭隘的国家利益上,将国际主义规范、全球治理前景以及全球共同发展意识抛诸脑后,其风险可能会出乎意料,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从全球治理的一些具体议题如维和、气候变化以及核不扩散等方面,都已经或正在得到验证。

  结 语

  安倍是在日本国力不断衰退的情况下上台的,而他也以振兴日本为己任。从目前来看,安倍比以往的日本首相地位都更为稳固,很可能会一直执政到2018年。换句话说,“安倍主义”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影响日本全球治理战略。2016年,日本主办了G7峰会而中国举办了G20峰会,安倍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紧迫感进一步加强。

  尽管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分散了一定的注意力,但各国仍然有机会联合起来,把全球治理议程稳步深入向前推进。然而在此过程中,安倍政府逆全球治理的大势而动,逐步背离传统的国际主义,转向更为狭隘的利己主义,具体表现在力图维护日本的大国地位、热衷于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以及推行历史修正主义等方面。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在全球治理战略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激进动向。这也反映出日本仍在努力挽救本国的衰落,集中精力关注国内问题,而回避其作为大国真正应负的责任。

  “安倍主义”的实施肯定会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日本应对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因此会比前几届政府采取的方法更加连贯及更具战略性。不过,虽然“安倍主义”可能给日本全球治理战略带来短暂的利好,但由于其出发点过于自私,又与国际主义规范影响下日本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传统角色冲突甚大,因此极有可能无功而返。(注释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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