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今年庆祝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与1968年日本官方高调主导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大论争相比较，一部分日本报刊和电视台虽然也配合今年的纪念活动推出专辑，但相对而言，迄今尚未热炒或热议。

　　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之所以受到各方密切关注，以及引发学界、言论界的大争议，与当时日本国内“国论二分”的政局，以及知识界为探索和寻求战后日本出路，而不得不面对历史总结之大背景分不开。

　　“国论二分”反战声势浩大

　　所谓“国论二分”，简单而言，就是舆论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支持《日美安保条约》，另一边反对安保条约。

　　一般上，反对安保条约者，也是维护战后和平宪法的“护宪派”;反之，支持安保条约者虽然不少内心主张或赞同修改“放弃武力”的宪法第九条，但鉴于国内反战声势浩大，以及各国对日本“重新武装”保持高度警惕，敏感的“修宪论”不敢公然摆在桌面上。为此，哪怕是处心积虑要修改宪法的自民党主流派(包括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表面上也要摆出恪守和平宪法的姿态。

　　由此可见，安保论争实际上还牵涉到是否赞同今日已被安倍晋三(岸信介的外孙)政府提到日程，快要付诸实现的“修宪”问题上。

　　针对美日缔结军事同盟的安保条约，在当年的反对者看来，无异于将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他们在高喊“粉碎日美安保条约”口号之际，也有不少市民团体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发出“别把子女送上战场”的洪亮声音。

　　在反战声浪响彻云霄、“好男不当兵”的舆论气氛中，一心一意想要重新武装的自民党当局面对的困境是：一、怎样分化和瓦解反战(包括反安保)阵营;二、怎样重新叙述历史，让战败国国民走出战争的阴影，带回“民族的荣光与信心”。

　　笔者是在1966年3月抵达东京留学的，时逢日本“国论二分”进入深水区，席卷全国的“1960年安保斗争”刚刚过去，狂风暴雨式的“70年安保斗争”即将来临。不管是在校园还是日比谷公园，或者新宿、银座的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示威游行的队伍和集会。

　　在早稻田大学校园的每个角落，几乎贴满了形形色色不同派系学生“粉碎安保、打倒佐藤(荣作)政权!!!”的标语和口号;在东京大学正门，中间悬挂的是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头像，大门两侧的标语则分别为“帝大解体”和“造反有理”。当时，尽管头戴钢帽、手持“格瓦拉棒”(长木棍)的学生派系林立，内部经常武斗，但总体口号都是反对安保和反对战争的。

　　战争阴影挥之不去

　　那时距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刚过20个年头，在美国远东战略的部署下，日本免除或减轻了对邻国的战争赔偿，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的刺激下，大发其战争横财;同时，在美国的特许和扶持下，日本资本向东南亚大举“南进”，逐步复苏了战败国的经济。

　　不过，一般老百姓还患有官方和保守人士所说的“谈战(特别是核武器)色变”的敏感症。不仅如此，在新宿等热闹地区，还经常可以见到断手断脚、穿着军装、奏着军歌的“征讨支那XX军团第XX支队兵曹”在变相乞食的悲凉街景。战争的影子的确还挥之不去。

　　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和窘境，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一再吁请国民要有“保卫国家的气概”。为此，官方及其舆论机构和智囊，也在谋求与策划前面提到的有关分化反战阵营的工作。

　　当局十分清楚，在反战队伍当中，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一是坚定果断的反战人士，其二是讨厌战争的“厌战者”，其三是害怕战争的“恐战分子”。坚定的反战人士不易“教化”，但为数毕竟不多;若要医治“厌战”和“恐战”的“病患者”，则除了要多说光明面，还得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编造“出兵有理”或“迫不得已”的理论和故事。这项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最终落在监管教科书书写的文部省(教育部)和与官方紧密挂钩的大众传媒的肩上。长达35年的家永三郎“日本史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今年庆祝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与1968年日本官方高调主导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大论争相比较，一部分日本报刊和电视台虽然也配合今年的纪念活动推出专辑，但相对而言，迄今尚未热炒或热议。

　　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之所以受到各方密切关注，以及引发学界、言论界的大争议，与当时日本国内“国论二分”的政局，以及知识界为探索和寻求战后日本出路，而不得不面对历史总结之大背景分不开。

　　“国论二分”反战声势浩大

　　所谓“国论二分”，简单而言，就是舆论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支持《日美安保条约》，另一边反对安保条约。

　　一般上，反对安保条约者，也是维护战后和平宪法的“护宪派”;反之，支持安保条约者虽然不少内心主张或赞同修改“放弃武力”的宪法第九条，但鉴于国内反战声势浩大，以及各国对日本“重新武装”保持高度警惕，敏感的“修宪论”不敢公然摆在桌面上。为此，哪怕是处心积虑要修改宪法的自民党主流派(包括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表面上也要摆出恪守和平宪法的姿态。

　　由此可见，安保论争实际上还牵涉到是否赞同今日已被安倍晋三(岸信介的外孙)政府提到日程，快要付诸实现的“修宪”问题上。

　　针对美日缔结军事同盟的安保条约，在当年的反对者看来，无异于将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他们在高喊“粉碎日美安保条约”口号之际，也有不少市民团体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发出“别把子女送上战场”的洪亮声音。

　　在反战声浪响彻云霄、“好男不当兵”的舆论气氛中，一心一意想要重新武装的自民党当局面对的困境是：一、怎样分化和瓦解反战(包括反安保)阵营;二、怎样重新叙述历史，让战败国国民走出战争的阴影，带回“民族的荣光与信心”。

　　笔者是在1966年3月抵达东京留学的，时逢日本“国论二分”进入深水区，席卷全国的“1960年安保斗争”刚刚过去，狂风暴雨式的“70年安保斗争”即将来临。不管是在校园还是日比谷公园，或者新宿、银座的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示威游行的队伍和集会。

　　在早稻田大学校园的每个角落，几乎贴满了形形色色不同派系学生“粉碎安保、打倒佐藤(荣作)政权!!!”的标语和口号;在东京大学正门，中间悬挂的是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头像，大门两侧的标语则分别为“帝大解体”和“造反有理”。当时，尽管头戴钢帽、手持“格瓦拉棒”(长木棍)的学生派系林立，内部经常武斗，但总体口号都是反对安保和反对战争的。

　　战争阴影挥之不去

　　那时距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刚过20个年头，在美国远东战略的部署下，日本免除或减轻了对邻国的战争赔偿，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的刺激下，大发其战争横财;同时，在美国的特许和扶持下，日本资本向东南亚大举“南进”，逐步复苏了战败国的经济。

　　不过，一般老百姓还患有官方和保守人士所说的“谈战(特别是核武器)色变”的敏感症。不仅如此，在新宿等热闹地区，还经常可以见到断手断脚、穿着军装、奏着军歌的“征讨支那XX军团第XX支队兵曹”在变相乞食的悲凉街景。战争的影子的确还挥之不去。

　　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和窘境，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一再吁请国民要有“保卫国家的气概”。为此，官方及其舆论机构和智囊，也在谋求与策划前面提到的有关分化反战阵营的工作。

　　当局十分清楚，在反战队伍当中，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一是坚定果断的反战人士，其二是讨厌战争的“厌战者”，其三是害怕战争的“恐战分子”。坚定的反战人士不易“教化”，但为数毕竟不多;若要医治“厌战”和“恐战”的“病患者”，则除了要多说光明面，还得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编造“出兵有理”或“迫不得已”的理论和故事。这项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最终落在监管教科书书写的文部省(教育部)和与官方紧密挂钩的大众传媒的肩上。长达35年的家永三郎“日本史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ABCD包围圈论”

　　当时，来自东南亚的留日学生最为惊憾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日本人在谈论太平洋战争时，还相信战前日本当局为发动战争炮制的“ABCD包围圈论”。所谓“ABCD包围圈论”，即日本是在A(America，美国)、B(Britain，英国)、C(China，中国)、D(Dutch，荷兰)包围下被迫开战的。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日本“自我保卫”的战争。

　　另一个来自保守阵营而令我们震惊的议题设定，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难道一无是处”。其潜台词是：一、大日本帝国打垮白种人的欧美帝国，给亚洲人带来了自信心;二、从结果来看，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欧美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不能不归功于大日本帝国。所谓“日本侵略东南亚有功(至少是部分有功)论”，正是此类的货色。

　　这样的“大东亚战争观”和“东南亚独立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根植在不少日本人脑中。1983年1月，远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工作的笔者就接到一封日本读者的来函。来函者自称曾经在50年前(正确应该是40年前)到马来半岛作战。这名前“皇军”来信谈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看了《朝日新闻》的“人物”栏对笔者的介绍，以及对拙作《从东南亚看日本》一书的评介之后，心里感到难以接受，提笔写了密密麻麻的两张信笺来抗议的。

　　“抗议”的中心内容，围绕着“日军侵占东南亚的功罪”问题。这名前“皇军”的基本看法是：

　　一、日本人为了亚洲的解放，曾经流出宝贵的血和汗(他本人还在攻打马来半岛时受伤)，亚洲人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的“恩惠”。

　　二、没有日本人的协助，亚洲各国是无法摆脱白种人统治而独立的。东南亚人不应该因为日本打了败仗，而忘却日本人的“一番好意”，更不应该落井下石，在日本人脸上涂鸦。

　　换句话说，这名前“皇军”满脑子装的仍然是战前“大东亚圣战”“打倒鬼畜美英，解放亚洲”的理论。这样的现象，既反映了战前日本的侵略史观在战后的日本未被彻底清算，也说明了当局战后不遗余力治疗“厌战病”与“恐战病”的药方，有其一定的疗效。

　　大型“演出”旨在重振“国威”

　　回过头来再谈1960年代当局为扭转其困境和窘境而开展的舆论攻势。当时，官方除了加强上面提到的对教科书和大众传媒的控制之外，还精心策划了三个旨在渲染日本光明面，激发国民“爱国心”的大型“演出”的活动：一、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二、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三、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

　　笔者1966年抵达东京，没能亲眼目睹一度丧失了“自信”的战败国国民，举国为东京奥运会狂欢鼓舞的情景，但从大众传媒及周围日本人的口中，多少还能领略奥运会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兴奋与刺激。当时东京可供游客消磨时间的现代化广场不多，位于千駄谷(离新宿不远)的东京奥运会遗址，遂成了市民与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笔者初抵东京的第一年，就不知被带到此遗址游玩了多少遍。

　　不过，对于1968年日本知识界针对明治维新100周年的大争议，以及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给“日本大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笔者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针对耗资超过1万亿日元的大阪万国博览会，当时刚考进硕士研究生的笔者曾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写了好几篇通讯稿。现摘录其中几则相关报道，借以反映当时日本人对大阪万博的定位：

　　一、《朝日新闻》的新年特刊，即怀着无比自傲的心情，描绘1970年博览会的到来：“从3月15日开始的半年间，远东的小国将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

　　二、通产省万国博览会准备室的池口小太郎更掩不住兴奋的心情说道：“在日本举办万国博是明治以来历经三代(按：指明治、大正和昭和)的民族梦想。”

　　三、万国博协会会长石坂强调：“万国博之主办，也含有将国民之视线，从安保骚动转移开去的目的。”(按：即较早前时任外长三木武夫所说的，1970年不是安保(AMPO)年，而是万国博(EXPO)年。)

　　对此，笔者的通讯稿评介道：“连日以来，日本的报章和电台不厌其烦地吹嘘‘万国博’为‘本世纪最大的祭典’。宣传的目的，其实是要炫耀日本之‘国威’和激发日本人的所谓‘爱国情绪’，并转移人民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视线。”

　　同样的，出于炫耀日本之“国威”(歌颂日本战前的光明面)和激发日本人的所谓“爱国情绪”，并转移人民对于《日美安保条约》视线的目的，日本官方在1968年主办了“明治百年纪念”的盛大庆典。

　　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之所以受到各方密切关注，以及引发学界、言论界的大争议，与当时日本国内“国论二分”的政局，以及知识界为探索和寻求战后日本出路，而不得不面对历史总结之大背景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