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6年6月7日晚，希拉里·克林顿在赢得纽约州民主党党内初选。她在获胜演讲中说:“这场选举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老矛盾和旧纷争的再次上演。这场选举与以往不一样，因为它真真正正关系到作为美国人，我们到底是谁。”

　　一个月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鲜明差异表明,2016年大选正在演变为一次美国国家认同的全民公决。美国的经济、人口和文化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选战的一方是团结在希拉里周围的“变革的同盟”(coalitionoftransformation)，他们中大多数对文化和人口变化已经习以为常;选战的另一方则是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的“复兴同盟”(coalitionofrestoration),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这些变化感到忐忑不安。

　　时间回溯到2015年底，也就是两党党内初选尚未正式开始之时，美国《国家杂志》(TheNation)的一位资深编辑写道:“当美国经济还在试图摆脱大衰退并且中东乱局在抢占媒体头条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下一次总统选举将围绕经济或者外交问题展开。然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辩论已经表明，认同政治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其他议题”。

　　事实上，2016年美国大选的历程无疑准确地呼应了上述三段引文的判断。2016年大选不仅仅是四年一次的白宫争夺战的重复，更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一次激烈争论。那么，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大选会引发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激烈争论?

　　本文认为，种族、政治制度和霸权是考察当今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三个维度，美国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在三个维度上可以概括为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2016年大选之所以演变成美国国家认同的全民公决，是因为在这三个维度上，美国的国家认同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只有深刻认识这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内政外交。

　　1美国国家认同的三个维度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其核心就是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只有知道了“我们是谁”，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进而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以实现和保护这些利益。在亨廷顿之前已经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过美国的国家认同。不过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研究美国国家认同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著作。

　　他指出，美国的国家认同并非世人熟知的“美国信念”(AmericanCreed)，而是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culture)。他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元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虔诚;起源于英国的法治理念、统治者的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敢于持异议的新教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和义务创造人间天堂，即‘山巅之城’”。

　　在亨廷顿看来，盎格鲁-新教文化三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社会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其“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了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浪潮、学界和政界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族群和性别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以及精英人士日益强调的跨国身份认同等等。他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家认同可能朝多个不同方向演变，而他个人明显倾向于“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美国，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并因与一个不友好的外部世界对峙而充实力量”。

　　由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起源于第一批抵达北美的殖民者，而后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因此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国家认同可以被称为白人族群中心主义(whiteethnocentrism)，也就是“白人(我们)”对“有色人种(他们)”的广义上的偏见(prejudice，broadlydefined)，而这种偏见的具体表现就是，把社会分为“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并且想当然地对“我们”充满好感而对“他们”充满恶感。另外，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是并非所有移民都是白人，因此他所说的国家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白人本土主义(whitenativism)，也就是歧视和排斥非白人移民。

　　当地时间2016年6月7日晚，希拉里·克林顿在赢得纽约州民主党党内初选。她在获胜演讲中说:“这场选举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老矛盾和旧纷争的再次上演。这场选举与以往不一样，因为它真真正正关系到作为美国人，我们到底是谁。”

　　一个月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鲜明差异表明,2016年大选正在演变为一次美国国家认同的全民公决。美国的经济、人口和文化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选战的一方是团结在希拉里周围的“变革的同盟”(coalitionoftransformation)，他们中大多数对文化和人口变化已经习以为常;选战的另一方则是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的“复兴同盟”(coalitionofrestoration),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这些变化感到忐忑不安。

　　时间回溯到2015年底，也就是两党党内初选尚未正式开始之时，美国《国家杂志》(TheNation)的一位资深编辑写道:“当美国经济还在试图摆脱大衰退并且中东乱局在抢占媒体头条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下一次总统选举将围绕经济或者外交问题展开。然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辩论已经表明，认同政治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其他议题”。

　　事实上，2016年美国大选的历程无疑准确地呼应了上述三段引文的判断。2016年大选不仅仅是四年一次的白宫争夺战的重复，更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一次激烈争论。那么，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大选会引发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激烈争论?

　　本文认为，种族、政治制度和霸权是考察当今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三个维度，美国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在三个维度上可以概括为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2016年大选之所以演变成美国国家认同的全民公决，是因为在这三个维度上，美国的国家认同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只有深刻认识这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内政外交。

　　1美国国家认同的三个维度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其核心就是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只有知道了“我们是谁”，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进而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以实现和保护这些利益。在亨廷顿之前已经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过美国的国家认同。不过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研究美国国家认同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著作。

　　他指出，美国的国家认同并非世人熟知的“美国信念”(AmericanCreed)，而是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culture)。他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元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虔诚;起源于英国的法治理念、统治者的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敢于持异议的新教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和义务创造人间天堂，即‘山巅之城’”。

　　在亨廷顿看来，盎格鲁-新教文化三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社会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但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其“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了诸多挑战，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浪潮、学界和政界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族群和性别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以及精英人士日益强调的跨国身份认同等等。他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家认同可能朝多个不同方向演变，而他个人明显倾向于“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美国，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并因与一个不友好的外部世界对峙而充实力量”。

　　由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起源于第一批抵达北美的殖民者，而后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因此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国家认同可以被称为白人族群中心主义(whiteethnocentrism)，也就是“白人(我们)”对“有色人种(他们)”的广义上的偏见(prejudice，broadlydefined)，而这种偏见的具体表现就是，把社会分为“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并且想当然地对“我们”充满好感而对“他们”充满恶感。另外，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是并非所有移民都是白人，因此他所说的国家认同也可以被理解为白人本土主义(whitenativism)，也就是歧视和排斥非白人移民。

　　诚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渐次经历了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和移民结构深刻变化(尤其是非欧洲裔人口激增)的美国，种族平等与文化多元已经成为其主流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白人至上主义也因此成为了当今美国主流社会的禁忌。但是，这并不表明大多数欧洲裔白人已经与白人族群中心主义和白人本土主义完全决裂。相反，考虑到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非欧洲裔移民激增对白人价值观主导地位的挑战以及这些移民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很多白人群体对白人族群中心主义和白人本土主义的认同反而有所加强，只不过出于“政治正确”等考虑，种族歧视变得更加隐性。

　　亨廷顿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美国国家认同的种族维度而忽略了政治维度和全球维度。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政治维度上的特质就是所谓的民主，在全球维度的特质就是霸权。世人熟悉的美国信念，其核心就是这种民主，包括自由、平等、代议制政府和有限政府。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从盎格鲁-新教文化衍生出来的。

　　然而鉴于美国的移民历史和种族关系，本文认为该文化更多地体现了种族维度的认同而不是政治维度的认同。至于全球维度，他在书中几乎完全忽略。没有民主的美国不是美国;没有霸权的美国也不是美国。种族、政治制度和霸权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当今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国家。

　　从第一批殖民者抵达北美大陆开始，民主制度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观还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这种民主在《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三个历史性文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和体现。无论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还是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些经典著述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虔诚信仰的“世俗宗教”(secularreligion)。

　　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不仅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精髓: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它的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价值观，而不是归属性特征(如肤色和语言);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普世性”国家，因为它所信仰的价值观也适用于其他社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式民主，苏联的解体则被认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决定性胜利，迎来了“历史的终结”。

　　考察当今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后一个维度是全球霸权。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1898年美西战争是美国进入地区强国之列的宣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主导巴黎和会标志着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开始。美国发起并主导的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美国主导了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和安全稳定。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对峙让美国成为所谓“自由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21世纪，虽然中国等国家的崛起让美国的相对实力削弱，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且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领袖角色。

　　从亨利·卢斯(HenryR.Luce)笔下的“美国世纪”(即20世纪)，到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1世纪)，美国的全球霸权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无论是约瑟夫·奈(JosephS.Nye)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还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Romney)20年后所著的《永不道歉:美国的伟大》，都反映了美国的霸权情结。在美国人看来，不是世界第一的美国就不是美国;全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之一。

　　总之，,当今美国的国家认同就是白人至上、民主至上、美国至上.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这三个维度上，美国都面临严峻挑战。

　　2白人的认同危机

　　美国国家认同在种族维度上的危机源自两个重要因素:非洲裔总统奥巴马过去八年的执政以及以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人口迅速增加。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导致美国的主要种族矛盾由原来的白人与非洲裔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为今天白人与非洲裔和拉丁裔之间的矛盾。作为第一任非洲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激发了很多美国人对“后种族时代美国”(postracialAmerica)的憧憬。

　　然而，奥巴马上任伊始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茶党运动”。有调查显示，大约30%的美国成年人是茶党支持者，他们大多数是人到中年的白人，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相对较好、宗教信仰保守、政治上明显倾向于共和党。表面上，茶党高举保守主义的大旗，要求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

　　实际上，他们的矛头对准奥巴马，因为他的当选威胁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白人、说英语、出生在美国、信仰基督教，而奥巴马的身份在他们看来远不满足这些条件。

　　一方面，对“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的过分重视、拉丁裔移民的蜂拥而至、same-sexmarriage的日渐合法化等等现象，让他们对自身地位的下降和固有价值观的被侵蚀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奥巴马的当选以及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医疗改革和允许homosexual在军队公开服役)可以说是挑起他们“倒奥”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之，茶党就是美国历史上与白人群体密切相关的反动保守主义(reactionaryconservatism)和“偏执风格”(paranoidstyle)在21世纪的化身。

　　诚然，茶党成员毕竟仅占美国人口的少数，不能代表整个白人群体或者美国社会。然而，民意调查数据以及基于民意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却表明，奥巴马的当选让种族憎恨(racialresentment)成为影响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对奥巴马本人的认知、对其政绩的评价、在医改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国会选举中的投票倾向和党派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从2008年到2012年，种族憎恨对白人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的影响显著增加。结果是讽刺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不但没有让美国迎来“后种族”时代，反而让美国进入了“最种族”(mostracial)的时代。

　　奥巴马只不过是让白人群体恐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拉丁裔人口的激增。美国国会在1965年通过的《移民与归化法》对移民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导致来自拉丁美洲且母语是西班牙语的移民数量激增。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7月的数据，拉丁裔人口已经占美国总人口的17.8%，超过了非洲裔群体(13.4%)，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群。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拉丁裔在2060年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9%，而非拉丁裔白人(也就是欧洲裔白人)将下降到43.6%。也就是说，以拉丁裔和非洲裔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人口将到达56.4%，从而让欧洲裔白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最大的少数群体(minoritymajority)。

　　拉丁裔移民潮的直接后果是美国不少中小学采取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教学，而语言的多元化无疑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而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各个族群在美国信念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如宗教和语言),反对被盎格鲁-新教文化所同化。从多元主义的视角观察，美国不应该是国玺上所说的“合众为一”(outofmany，one)，而应该是“和而不同”(outofone，many)。因此文化多元主义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多白人的反对。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到亨廷顿，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对者认为，双语教育将使得英语不再是美国人的共同语言，而强调各个族群的文化差异将最终导致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

　　除了文化多元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和“政治正确”运动也让白人的威胁感知大大增加。在很多白人眼里，平权运动让他们成了反向歧视(reversediscrimination)的受害者，“政治正确”运动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以民主党为核心的政治精英在过去半个世纪专注于提升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完全忽略了中下层白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事实上，白人内部也存在贫富悬殊，而经济状况恶化(收入减少或者失业)所导致的自杀、吸毒和酗酒等情况在底层白人中间急剧增加。

　　白人的认同危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上得到了最充分体现。从参选开始，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就高调反对非法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并宣称当选后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

　　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在白人中间引起了更多共鸣。2016年3月皮尤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4%的美国人支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墙，但是有43%的白人支持这样做。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有66%的人认为移民是美国面临的“大问题”，是所有被提到的政策议题中比例最高的;79%赞成修墙以防止非法移民;52%认为非法移民不应该合法留在美国。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反奥巴马”烙印.特朗普的各种反奥巴马言论毫无疑问吸引了大批持有种族憎恨的白人支持者。投票结束后的出口民调显示，白人选民占选民总数的71%，而他们中的57%把选票给了特朗普。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当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高达71%。

　　由于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拉丁裔，而奥巴马又是非洲裔，因此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可以说把准了白人认同危机的两大命脉。美国舆论称，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让美国再次变白”(makeAmericawhiteagain),而特朗普甚至被称为美国“第一个白人总统。对2016年总统大选选民投票行为的分析也表明，影响投票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经济状况，而是种族憎恨。特朗普就任以来的言行，尤其是他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乱后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更是让种族问题成为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尖锐话题。甚至有人预言，美国或许将经历一场新的内战。

　　3美国民主的衰败

　　除了白人的认同危机，当今美国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民主的衰朽。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民主就是一人一票通过定期、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最高决策者。然而各种证据表明，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选举并没有让美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美国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美国人民应该最清楚。要了解美国人民是否对美国民主制度满意，民意调查是最好的手段。从1948年开始，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一直在总统大选年和中期选举年(除了2006、2010、2014年的中期选举)进行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民意调查，以了解美国人的选举行为、政治态度、政策偏好、人口特征等等。

　　这个横跨近60年的“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为了解美国人如何评价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最权威的数据。在多年的调查中，调查者把问题分为三组，测量受访者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支持度。第一组的四个问题，涉及是否信任联邦政府、政府是否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美国政府官员是否腐败、政府是否浪费纳税人的钱。综合受访者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就可以得知他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度(图1)。

　　调查结果显示，在三个历史时期，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期，三个时期的最高点分别为1966年的61%，1986年的47%，以及2002年的43%。从2002年开始，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到了2008年只有26%。这么低的比例，在此之前只出现过一次(1994年)。到了2012年，更是只有22%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创有史以来最低。从1966年的历史最高点61%算起，美国人对政府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几乎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

　　第二组的三个问题测量的是政治效能(politicalefficacy)，也就是民众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受访者是否认为“政治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太复杂了”，“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决策没有任何影响”、“政府官员不太在意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想法”。在1986年之前的14次调查中，每次都至少有5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具有政治效能，并且有调查以来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个时期内(1960年的74%)。相比之下，从1986年到2012年的12次调查，只有两次超过了50%，即1992年的51%和2002年的61%。2002年之后，该比例一直下降;到了2012年，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有政治效能，几乎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1994年的33%)。

　　最后一组两个问题测量政府回应性(governmentresponsiveness).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民众的诉求第二个问题是选举在多大程度上让决策者关注民众的诉求。调查结果显示，1966年有创纪录的7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决策反映了民意，而到了1982年,该比例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34%。此后该比例慢慢回升,在2002年达到了71%。但是到了2012年又降低到53%。这个比例表面上看起来不算低，然而在所有20次调查中，政府回应性低于53%只有四次，除了1982年，还有1980年、1984年和1988年，分别为51%、52%和51%。

　　全国选举研究还考察了国会的支持率。国会是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议员来自各个选区，与选民的联系最紧密，因此最能反映民意。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在2002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点64%，此后直线下降，到2008年只有26%，已经低于之前的最低点(1992年的28%)。到了2012年,国会的支持率更是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21%。来自盖洛普的民调数据(基于完全相同的问题)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从1974年到1992年，受访者对国会的支持率在30%左右，此后平稳上升，在“9·11”恐怖袭击后达到了历史最高的84%。从2002年开始，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并在2013年11月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9%。截至2017年11月初，支持率稍微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3%。

　　另外一些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与“全国选举研究”的结果也高度相似。美联社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在2017年2月中旬的一调查显示，只有13%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极其骄傲”。《华盛顿邮报》与马里兰大学在2017年10月初的调查则显示，只有16%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非常骄傲”，而这个比例在1996年是27%。该调查的结果还包括:“强烈认为”(strongly)当前美国政治体制功能正常(functional)的受访者比例是14%，但是“强烈认为”当前美国政治体制运转失调(dysfunctional)的比例高达27%;与1986年的39%相比，现在只有14%的民众认为政客诚实可信;信任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民众比例分别为23%和31%。1995～2014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显示，出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代人有72%认为民主政治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只有30%多认同此观点。

　　美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极其负面的评价只是美国民主衰朽的表现之一。民主不仅仅包括个人自由、法治和选举，还包括社会平等，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大量统计数据明确无误地显示，贫富悬殊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有研究表明，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在2013年排前1%的美国家庭，它们的年平均收入为160多万美元，而处于底层40%的家庭只有2万美元。与此同时，前者的平均家庭净资产高达1800万美元，而后者是负1万美元。数据还显示，最上层的1%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和金融资产分别占全国总额的36.7%和42.8%，而底层80%的家庭只有11.1%和5.3%。

　　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必然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皮尤民意调查中心在2015年12月9日发布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减少》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成年人当中，1971年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口为8000万，而高收入和低收入总数为5160万。也就说是，中产阶级几乎占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的61%。从1971年开始，中等收入人口的比例一直稳步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2.5%)，到了2015年已经低于50%。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1971年占全国总收入的61%,这个比例在2014年已经下降到43%，而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从29%激增到49%。

　　美国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9月发布的《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和贫困报告》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严重衰退没落。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前20%家庭的收入在2015年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51.1%，而在1968年这个比例是42.6%。即使把中产阶级定义为介于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20%之间的群体，那么占人口总数60%的中产阶级在2015年的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45.8%，比1968年的53.2%下降了近8%。

　　如果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那么美国的贫富悬殊就不能归咎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事实并非如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过去100年西方主要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在1810年占全国总财富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45%左右，此后明显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维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年的欧洲，1%的人拥有高达50%以上的财富，并在1910年超过了60%;此后该比例急剧下降，在197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为25%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的35%。也就说是，美国的贫富悬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属例外。

　　除了民意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还表明，普通美国人对政府决策影响甚微，而富人的政策偏好对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有约1/4的篇幅在讨论美国，让美国民主的衰朽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

　　4美国霸权的衰落

　　除了种族和民主,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第三个维度就是全球霸权。美国的全球霸权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其全球霸权的经济基础可以回溯到1872年，当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占全球一半。经济实力第一也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军事强国。2015年美国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相当于排名美国之后的14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在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中处于绝对领袖地位。大多数美国人早已习惯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支持美国继续保持这种地位。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1994～2016年的系列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有90%的美国人认为保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优势是重要的。该委员会2002～2014年的数据还显示，一直有80%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强大的领袖作用(strongleadership)是“可取的”(desirable)。盖洛普的数据则显示，过去20多年平均下来，约有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重要的，而40%左右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重要的。

　　诚然，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综合国力正在经历显著的相对衰落。以经济领域为例，各种预测显示，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有预测数据表明，到2050年经济总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在军事领域，尽管中国的军费开支只有美国的1/3左右，但是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

　　尽管相当多的美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保持世界第一，但是他们已经明显感知到了美国的相对衰落。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受访者在2000年认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第一，但是到了2015年却只有17%的人还这么认为;在2010年有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一，但是在2016年却降到了49%。还有数据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扮演的领袖角色没有10年前那么重要，这一数据是1974年(39%)以来的最高点。

　　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中国的飞速发展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国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减弱，而中国的影响力却在增加。从2002年到2014年，中国的平均影响力从6.8增加到7.4，而美国却从9.1下降到8.6。在被问及10年之后的影响力时，中国从6.8增加到7.6，而美国的影响力只增加了0.2(8到8.2)。

　　美国人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明显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和2016年分别有54%和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更强大;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比美国强大的则分别为45%和38%，而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比中国强大的分别为27%和31%。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30%的美国人在2008年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48%，而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第一的从41%减少到31%;2009～2013年的四次调查中，平均有近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第一军事强国，而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第一军事强国。

　　总之，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信心正在减少。皮尤和盖洛普的数据显示，2002年有3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而让其他国家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个比例此后直线上升,在2013年到达了创纪录的52%。皮尤的调查还显示，2017年有2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好，与2011年相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认为还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好的比例则从8%上升到了1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好感正在减少，反感在增加。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0%的美国人认为世界对美国有反感，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至57%。2003年有67%的美国人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感到满意，而2017年只有32%的人感到满意。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就普通美国人的感知来说，美国的全球霸权正面临严峻挑战。

　　5结束语

　　在2017年2月的一次民调中，有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并且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拉丁裔人口迅速增长是美国失去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原因。他还预测了国家认同危机的后果:“各种势力向核心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挑战，可能促使美国本地白人重新抓起来业已放弃了推翻了的人种和民族属性理念，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的群体”。很多分析人士认为，2016年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反移民、民粹主义和白人本土主义)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

　　亨廷顿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论述有其合理成分，但并不全面。美国的国家认同不仅包括盎格鲁-新教文化，还包括民主政治和全球霸权，并且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也面临严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2016年可以说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一次全民公决。

　　不过，特朗普的胜利并不表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结束。无论是让美国的民主重新焕发生机，抑或是恢复美国人对美国霸权的信心，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除非对现有移民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并从根本上否定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否则美国不可能再次变白。不管怎样,特朗普的当选毫无疑问让更多的美国人思考“我们是谁”。

　　然而，面临认同危机的不仅仅是美国。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国的认同问题是独特的，但存在认同危机的绝非美国”。从英国脱欧到右翼政党在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的兴起，这些现象都可以看成是国家认同危机的一种表现。世界政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核心议题就是“我们是谁”。(注释略;完整标题：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民主、种族和霸权的视角;责编:王文峰)